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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庆瘦弱不已,皮肤黝黑,看起来不修边幅,那是遭受过重大苦难后的模样。
与他形影不离的除了那件旧旧的古老中山服,还有一个褪色的破布袋,里面装着他授课需要的标本与书,那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形象。何家庆,总是身穿一件破旧的蓝色涤卡中山服,时刻提醒着他是个有故事的老人。何家庆的父亲推着一车煤在晚上送货,路像是结绳记事的麻索,艰难地蜿蜒在山谷之间。天黑路滑,人与车都摔了出去,手指被车重重地压到,血流不止,当场断裂。强忍着巨疼,老父亲还是坚持单手推着板车送完了货,拿着刚刚赚到的钱,去扯了一块深蓝色的布,给儿子何家庆做了一件中山装。何家庆穿着那件父亲送的衣服,凭着一副血肉之躯,独自走进大别山,流浪3万多公里,无数次的死里逃生,只为切身实地地帮助千千万万的农民,靠种植魔芋改变贫苦命运。几十年过去了,何家庆父亲为其做的蓝色涤卡中山装,已经破旧发白,他还是穿在身上,对于家人给他买的新衣服,他无动于衷。他说“如果扔掉了这件衣服,等于扔掉了对父亲的感情,我怎会为迎合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我心里面的东西。”何家庆身上那件洗到发白的蓝色涤卡中山装,昭示着他内心深刻的信念。
何家庆皮肤黝黑,瘦弱不已,头发总是乱糟糟的,看起来不修边幅,像个“怪人”,其实那是无数个日夜被风霜与黑暗锤打后的模样。
那一个瘦小的身影从远处看去,渺小而悲壮,让人不忍卒看。因幼时贫寒的经历,他对底层农民的贫穷有着深沉的挂念。1949年生人的何家庆,来自安徽安庆市一个贫苦家庭,一家八口靠父亲拉板车送货维持生计,收入微薄,他太懂挨饿是什么感受。饥饿与贫穷,侵蚀着何家庆的少年时期,同时也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最为幸运的是他有一位好父亲,不管家里多么拮据,都不曾放弃让儿子读书。何家庆也有幸结识了一群有爱朴实的乡民与同学,有一个老账单,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字,都是他少年时期接受过的各种馈赠,他可谓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何家庆将这些善意全部记在心中,也继续吃苦耐劳地读书,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1976年,在安徽大学毕业的何家庆留校任教,跟着导师研究中草药,从事植物分类学和药用植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8.65元,刚够养活一家人。别人在忙着写论文、评职称,想着怎么赚更多的钱改善生活,何家庆却剑走偏锋。出身贫寒的他,非常清楚饿肚子是什么感觉,那种深刻的感受让何家庆决心要为人民做些实事,让老百姓吃饱饭。那几年,何家庆为考察大别山一点点准备着,最重要的莫过于攒钱,上万元的考察资金,对每个月收入十几块钱的他来说,是遥远而渺茫的。何家庆省吃俭用,结婚是人生大事,他与妻子商量简单吃了顿饭就算结了婚,七年下来,他好不容易才攒了3000多块。80多岁年迈的父亲没有反对儿子的这个想法,反而很是支持,不辞奔波送来4000块钱,那是老人家一辈子的积蓄,里面全是皱皱巴巴的1毛、1块的零钱。看着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与那一袋子发皱的钱,何家庆泪流满面。
父子二人,都是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人,他们一生为钱而纠结,却位卑未敢忘忧国。1984年3月20日,何家庆终于走上考察大别山的路,带着一个本子一支笔、照相机和攒的钱,他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狂风暴雨。他的足迹踏遍大别山的鄂豫皖3省19个县,徒步走了12684公里。大别山处处险恶,当地人都不敢前去探索,何家庆遭受了从未经历过的磨难,悬崖、洪水……黑夜里,野狼对他虎视眈眈,山蚂蝗让他的腿溃烂流脓。有次,他攀登陡峭的大别山主峰,脚不小心一滑,瞬间跪在悬崖边上,膝盖已经血肉模糊,他两只手紧紧抠住石缝。在生死时刻,一位路过的猎人将他救了下来,何家庆万分感激。在实地考察路上,他已无数次死里逃生,而那些换来的考察资料将在日后发挥无比巨大的作用。他成为最熟悉大别山这片土地的人,采集了植物标本3117种,近万份,用生命为后来的“星火计划”提供第一手资料。从大别山回来后的何家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那是风餐露宿,遭受过大自然苦难后的样子。他面黄肌瘦,愈发消瘦,那副大眼镜的边框用竹签支撑着,才得以继续使用。他根本顾及不上,回到大学校园后,何家庆带着学生开始对上千种植物进行研究筛选,一刻不停歇。他说:“魔芋适合于山区阴凉潮湿的土壤生长,栽种技术含量低,山区农民学得快、用得上;并且产量高,一亩地产量高的可以收获八九千公斤,收入够供一个大学生上学,有利于穷困地区人民尽快脱贫。”何家庆用全部精力对魔芋进行研究,写文章、到各个地方讲解魔芋开发技术,鼓励贫困地区栽培魔芋,努力脱贫。农民们犹豫不决,毕竟本就贫穷,如果试验失败了,根本没法活下去。为了打消农民们的顾虑,何家庆二话不说,自己掏钱进行试验,从湖北引导种子,无数个日日夜夜,田地成为他每天必去的地方。500亩魔芋全部丰收,最高产量7000公斤,收益超过400万。何家庆喜极而泣,他马不停蹄地撰写了18万字的《魔芋栽培技术》一书,被誉为“魔芋大王”,这在国内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魔芋的书,他迫不及待地将这些科技知识传给贫困山区的芋农。1990年,他到安徽省绩溪县担任县科技副县长,挂职850天,何家庆有700天是在这个贫苦的村里度过的,不坐车,坚持步行,他与村民们一起下地,一起吃住。在绩溪遭遇洪灾那年,何家庆整整一个月都泡在水里指挥救灾,中途晕倒过几次,这让他染上了血吸虫病,终生未愈。他说:“对于贫困山区人民生活,我有一份责任,虽没有力挽巨浪之臂,却有一颗火热的心。”分别那天,当地乡亲们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焦裕禄式的县长”。
在大学校园里教书的何家庆,无比清楚地知道就算魔芋有很高的价值,但是无人普及,还是没有办法帮助农民们脱贫。何家庆心里,总是放不下那群在大山里闭塞生活的农民,他觉得自己可以带着多年来默默储备的知识,再次走进山区,为农民们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与服务,让他们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十几年前的大别山之行,带给何家庆身体不可修复的伤害,他必须要在身体尚可时,再次出走。1998年2月10日的清晨,在大学待了几年的何家庆,又要踏上苦行僧式的生活。他留下一封信,揣着攒了十年的27720块钱,还有学校介绍信、一张刊登国家“八七”扶贫计划贫穷县名单的光明日报,那封信的内容这样写道:“何禾吾儿,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家了,带了一只不太听得见清晰的耳朵和病痛离开了你和妈妈,
此次之行,我思索良久,准备十余年,中国西部的贫困情况比东部、大别山区更糟糕,我知道此行意味着什么,倘若不幸,这封信就算是我对你的最后交代。”
49岁的何家庆背起行囊,悄悄告别了妻女,孤身一人开始了西行。何家庆独自流浪了三万多公里,曾在贵州遭遇泥石流,被毒蛇咬伤,大腿溃烂浮肿,他用刀片划开自己被咬伤的血口,吮吸毒液,拖着万分疼痛的残腿,继续赶路。荒郊野岭,他饿到就要死去,只能向老伯讨几口猪食维持生命,睡在猪圈。夜里躺在黑暗中,何家庆看得见茅草缝隙中的星星,听着远处竹林里凄凄的叫声,他感觉那是有某种生命在安慰他,不禁泪流满面。走投无路时,他放下知识分子的尊严,做了两个月的乞丐,才没饿死在路上,他曾低微到在一家面食店门口乞讨食物:“行行好,桌上那碗吃剩的面汤给我喝了吧。”在云南大理,人们见他衣衫褴褛,头发胡须又乱又长,将他视为流浪汉送到了收容所,在那里,何家庆被拳打脚踢,受尽凌辱。有村民见他生病,将他背回到自己家中进行照料,为了让他快点好起来,宰了养了多年的老母鸡为其补身体。在重庆阳县青华乡,何家庆给村民们上课,通常是从白天上到晚上,村民们爱戴他,病好之后,大家自制了担架,不管何老师的反对,硬是将他抬着、背着送出了大山。何家庆多次险些丧命,堪称九死一生,为了活下去他靠乞讨为生,只为传授山民魔芋栽培,付出的代价是回到合肥后,他瘦到了只有40公斤,各种疾病缠身。
1999年12月28日,50岁的何家庆带着伤痛与充实的成果活着回来了,归来后的他,面容愈发消瘦,拥有了许多白发,眼窝深陷,而那双眼睛清澈干净,温和地看着这个世界,做什么事情都带着一股韧劲。女儿何禾那天,见到一个又黑又瘦的身影站在家门口,头发与胡子特别长,肩上背着一担标本,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父亲何家庆。
经历了九死一生后,何家庆仍然不后悔:“我是人民教师,当为人民服务。”各大媒体记者开始对何家庆西行的事迹进行报道,原本默默无名的他,就这样成为了被大众知晓的“名人”。他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依然粗茶淡饭、清心寡欲。在安徽大学的校园里,大家看到的还是那个穿着洗到发白中山服的何老师,带着自己的饭盒在食堂打饭,吃午饭很少超过3块钱,一顿三餐总是离不开馒头和稀饭。与他形影不离的除了那件旧旧的中山服,还有一个褪色的破布袋,里面装着他授课需要的标本与书,那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自己从不舍得花钱的何家庆,却自费4万元申请了8个专利,又自费7万元出版了图书《中国外来植物》,为了这本书,他跑遍国内外多座城市,拍下3000多种外来植物的图片。去国外考察,最贵的是机票,其实这所有的开销都可以报销,但每次去之前,何家庆都提前想好住哪个小旅馆,吃什么最便宜。那几年,何家庆没有报销过一分钱,他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国家奖励他10万元奖金改善生活,他转身又把钱全部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女童读书。其实何家庆很需要这10万元钱,他可以在合肥买下一个很宽敞的新房子,他与家人一直挤在一间只有35平米的小屋子里,其中大半个屋子装的都是植物标本与书。在门的后面,挂着两件崭新的衣服,这是十几年前何家庆的妻子买给他的,但他一次都没有穿过,因为穿着不方便他工作。几年后,学校给分了房子,植物标本从房间被搬离时,恰逢下大雨,何家庆站在雨中失魂落魄,哭了很久。
这样的教授,在当下物欲横流的时代,确实是不合群的。平常看似默不作声的何家庆,在课堂上经常却大胆指出当代中国教育界行政化严重,形式主义作假等尖锐矛盾问题,也遭到某些人的误解和孤立。“我既不是凯旋的将军,也不是披挂上阵的战士,而是一头疲惫不堪的役牛,亟待这冬闲静养生息,为了下一个春季的劳作。”何家庆始终关心的农民们,在种植了新植物资源后,贫穷闭塞不再是无法摆脱的宿命。一位安徽潜山的村民还记得,那是2015年,何家庆穿得非常朴素,走在田地里,村民看他的着装以为同是种植户,到自己地里来看一看,学习技术。没成想,站在他面前的是何家庆教授,村民感到惊喜万分:“这么大的教授,有几个能到咱庄稼地里来,亲力亲为地给你做技术指导,想都不敢想。”潜山市地处大别山山区,曾是我国最贫困地区之一,也是何家庆青春挥洒的地方,那是1984年,他的第一次出走。何家庆用生命与青春所发现研究出的技术,他全部无偿地教给种植户,除了免费培训,还每家每户上门指导。
有位种植户说:“有时候跑到中午,我们感觉身体受不了,让何老师去吃饭,他都坚持要干完活再讲。”在大家的印象中,这个身材瘦小的老头儿像是有着用不完的劲,谁也不会预知到他会倒在扶贫调研的途中,随后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在医院最后的日子里,何家庆愈发消瘦,他忍受着身体疾病上的痛苦,依然坚持将自己这些年的调研结果记录传递出去。去世前一天,他戴上大眼镜,打开电脑,坐在病床上写文章。那天晚上,何家庆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在记挂着栝(gua)楼的事情,“不知道今年栝楼收成怎么样,村民能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贫穷与孤独终生与他为伴,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
他的生命永远终结在了70岁这年,何家庆老人穿着那件父亲当年送他的蓝色涤卡中山装,那件衣服上布满了斑驳的补丁,是苦难与信念的寄托。临终前,何家庆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贫困山区的儿童,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捐献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因为癌细胞快速扩散,眼角膜是他唯一可以捐献的地方。医生将何家庆的眼角膜取出后,感慨道:“从未见过哪位70岁高龄的老人,能有这样清澈的眼角膜。”“我走了
我还活着
朽而沃若
似一粒种子破胸
比一滴水珠畅想
泥土里聚集力量
空气中尚存清氧
谁怂恿我努力而为
谁把控我生命续延
我走了
无须作祭奠
无须泪挂腮两旁
无须那一纸挂墙告悼文
请忘掉我吧
泥巴或白雪
一切都回归土地
我从这土地生长。”
几天后,在安徽潜山梅城镇河湾村,一百多亩的栝楼熟透了,进入采摘期,这是在何家庆的指导下,种植的早熟品种,一位村民说:“本想在这个时间栝楼成熟了,想请何教授来尝一下这个瓜子的味道,可是很遗憾,他走了。”放眼望去,金黄色的栝楼堆放在一起,落满整个村庄,也落满命运的故土。
部分参考资料来源:
1、何家庆《我的1998:何家庆西行日记》
2、央视【24小时】:《布艺教授何家庆》
图片来源:网络、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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