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张燕婴整理：《春在堂尺牍》

《春在堂尺牍》，俞樾著，张燕婴整理，凤凰出版社2020年1月版。

该书为俞樾全集之一种，为《春在堂尺牍》的整理。全书以人名为次序，共收录俞樾函札1444通，是为当今能见到的现存俞樾函札之总集。因整理者对每封信札的相关信息如人物、事 件、写作事件皆考证过，故该书采用依人系年的编排方式，对研究俞樾交游、治学等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参考价值。

前言

凡例

致白曾烜（一通）

致鲍晟（一通）

致北方蒙（十四通）

致卞宝第（一通）

致曹元弼（一通）

致陈方瀛（九通）

致陈汉第（一通）

致陈豪（十通）

致陈夔龙（二通）

致陈鼐（一通）

致陈祖昭（一通）

致程先甲（一通）

致崇厚（一通）

致村山正隆（一通）

致戴启文（二通）

致戴清（一通）

致戴望（十一通）

致戴咸弼（一通）

致戴湘（五通）

致丁立诚（六通）

致丁立诚、丁立中（一通）

致丁日昌（四通）

致杜联（二通）

致杜文澜（四通）

致端方（一通）

致恩寿（三十四通）

致樊氏（一通）

致方濬颐（一通）

致费念慈（十一通）

致冯桂芬（五通）

致冯焌光（一通）

致冯崧生（一通）

致冯一梅（二通）

致冯誉骢（一通）

致傅观海（一通）

致傅云龙（三通）

致高保康（一通）

致高均儒（一通）

致龚照瑗（二通）

致顾成章（一通）

致顾文彬（一通）

致何兆瀛（一通）

致洪尔振（七十通）

致洪子靖（四通）

致胡俊章（三通）

致胡澍（一通）

致胡元鼎（一通）

致黄以周（三通）

致江瀚（三通）

致江清骥（一通）

致蒋光焴（二通）

致蒋清瑞（一通）

致蒋益澧（三通）

致金安清（一通）

致金文潮（一〇二通）

致金吴澜（三十四通）

致金武祥（三通）

致金咏榴（三通）

致景星（一通）

致蒯德模（一通）

致勒方錡（三通）

致雷浚（一通）

致李滨（二通）

致李超琼（八通）

致李慈铭（一通）

致李瀚章（十七通）

致李鸿藻（一通）

致李鸿章（二十二通）

致李桓（八通）

致李嘉乐（一通）

致良揆（一通）

致廖世荫（一通）

致廖寿丰（四通）

致凌霞（二通）

致刘炳照（四通）

致刘秉璋（一通）

致刘恭冕（一通）

致刘汝璆（一通）

致刘瑞芬（二通）

致刘树堂（三通）

致柳商贤（一通）

致陆润庠（一通）

致陆树藩（一通）

致陆心源（五通）

致陆元鼎（二通）

致罗丰禄（一通）

致马新贻（五通）

致毛子云（四十八通）

致冒广生（五通）

致梅启照（三通）

致孟沅（一通）

致缪荃孙（六通）

致聂缉椝（二通）

致潘大人（一通）

致潘衍桐（二通）

致潘曾玮（四通）

致潘祖同（十通）

致潘祖荫（七通）

致潘遵祁（二通）

致彭见贞（三通）

致彭生甫（二通）

致彭玉麟（十四通）

致祁寯藻（三通）

致钱应溥（一通）

致乔松年（一通）

致秦缃业（一通）

致瞿鸿禨（七通）

致如山（一通）

致三多（二通）

致沈秉成（一通）

致沈凤士（一通）

致沈光训（一通）

致沈梦岩（二通）

致沈能虎（一通）

致沈三三（一通）

致沈善登（二通）

致沈树镛（一通）

致沈玉麟（十通）

致盛康（八通）

致盛宣怀（三十三通）

致施则敬（二通）

致寿锡恭（一通）

致崧骏（二通）

致宋仁寿（一通）

致宋恕（五通）

致孙殿龄（八通）

致孙同康（一通）

致孙憙（一通）

致孙衣言（六通）

致孙诒让（一通）

致谭献（二通）

致谭锺麟（一通）

致谈文烜（十一通）

致唐翰题（一通）

致唐树森（八通）

致陶然（一通）

致陶甄（一通）

致童宝善（五通）

致汪丙照（一通）

致汪芙青（七通）

致汪鸣銮（三十通）

致汪曰桢（一通）

致汪宗沂（三通）

致王棻（二通）

致王继香（十通）

致王凯泰（十四通）

致王韬甫（一通）

致王廷鼎（十六通）

致王同（二十九通）

致王同、许祐身、俞祖绥（一通）

致王文韶（一通）

致王修植（一通）

致王豫卿（七通）

致王原让（一通）

致魏锡曾（一通）

致翁同龢（一通）

致邬铨（二通）

致吴昌硕（一通）

致吴承璐（十一通）

致吴承志（一通）

致吴存义（二通）

致吴大澂（二通）

致吴大廷（一通）

致吴康寿（一通）

致吴庆坻（四通）

致吴绍正（三通）

致吴棠（一通）

致吴云（十三通）

致谢增（一通）

致徐琪（一五五通）

致许庚身（二通）

致许国瑞（一通）

致许景澄（一通）

致许引之（三通）

致许应鑅（二通）

致许祐身（二十五通）

致严辰（一通）

致延清（一通）

致杨昌濬（八通）

致杨以贞（一通）

致杨子玉（一通）

致姚文玉（一通）

致易佩绅（二通）

致应宝时（五十通）

致英朴（一通）

致瑛棨（四十三通）

致于鬯（四通）

致俞陛云（四十五通）

致俞波文（二通）

致俞林（三通）

致俞绣孙（十九通）

致俞祖绥（一通）

致袁保恒（一通）

致恽炳孙（五通）

致曾璧光（三通）

致曾国藩（七通）

致曾国荃（一通）

致曾纪泽（四通）

致章梫（二通）

致张楚南（十七通）

致张大昌（一通）

致张缙云（一通）

致张森楷（一通）

致张树声（一通）

致张文虎、唐仁寿（一通）

致张应昌（一通）

致张豫立（一通）

致张之洞（一通）

致赵宽（一通）

致赵烈文（二通）

致赵舒翘（一通）

致郑文焯（二十三通）

致锺文烝（一通）

致周学濬（一通）

致朱澄澜（一通）

致朱福荣（一通）

致朱钦甫（二通）

致朱泰修（二通）

致朱宜振（三通）

致朱振声（一通）

致朱之榛（六十三通）

致竹添光鸿（四通）

致宗源瀚（二通）

不详姓名者（九通）

缺上款者（十一通）

参考文献目录

俞樾是晚清时期“最有声望”[1]的经学家之一，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重建文化秩序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位通儒。《春在堂全书》是他的著作总集。其中有尺牍六卷，收入信札二百馀通，然而这远非俞氏所作书信之全部。

俞樾与曾孙俞平伯合影

近年来，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台湾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杭州岳庙管理处、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外多家典藏单位的俞氏尺牍稿本或原札渐次以各种方式公布[2]，海内外多家拍卖公司的各场次拍卖会上也常有俞札现世[3]。

本人又曾走访国内多家藏有俞札的博物馆观摩展览或藏品，更因种种机缘有幸得见一些私人藏家手中的俞札[4]。今将这些资料搜集起来，辑成此书[5]。

凤凰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曾影印《春在堂全书》，《尺牍》六卷在影印本第五册中，不难获见。故此次整理未沿用刻本《尺牍》的编例。二〇一四年，凤凰出版社曾出版本人整理的《俞樾函札辑证》（收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中）。

该书为简体字版，有考证信札系年或本事的按语。此次整理，沿用此前整理俞札的体例（详参凡例）。

本书辑录的俞樾信札，或铺陈日常行止，或关照文化大业，或探究故实，或切磋学艺，或吟咏赠答，或披露心性，或评骘著述，或臧否人物，从中可以窥见俞氏之学识、品格、胸怀与情趣,亦有助于探究清末政治、社会、经济、学术状况之实态。

人都是社会的人。考察个体人生的状态，对于了解其所生活时代的实态，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俞樾书对联

俞樾的人生，始于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终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九〇七年二月五日），几乎贯穿清末这一中国社会发生最大变局的时期。他身居江浙，曾亲身经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捻军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时事；家人中则有多人受到主要发生在北方的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这些历史事件以及当时的世况民情，都尝在其笔端积为“实录”[6]：如致李鸿章札第四、第五通、致应宝时札第五、第三十九通、致廉翁札等均提及捻军起义；致洪尔振札第十至十三通、致盛宣怀札第二十九通、致汪鸣銮札第十四通、致徐琪多札均作于义和团运动期间，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民生的影响，札中都有细腻的记述。

俞樾是清末传统教育的体验者与实践者。他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取得进士出身，又有近五十年的时间从事教育：这其中既包括他早年为了生计授馆的经历，也包括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起他历主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上海诂经精舍、上海求志书院、归安龙湖书院、德清清溪书院的历程。

他的信札中多有相关的教育史料，如致费念慈札第一通、致冯焌光札、致高保康札、致龚照瑗札第一通、致廖寿丰札第二通、致刘树堂札第三通、致孟沅札、致聂缉椝第二通、致瞿鸿禨第五通、致孙衣言札第一通、致陶甄札、致王同诸札、致王豫卿多札、致应宝时多札、致恽炳孙第一通等。

《俞樾函札辑证》

故研究俞樾生平，对于晚清社会生活史、学术史、教育史都是有意义的。

了解一个人的生平行事，最直接的资料，当然是日记。已经刊刻行世的俞樾著述接近五百卷，其中只有一卷是日记：即记载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八日赴闽省亲行程的《闽行日记》一卷（收入《曲园杂纂》卷四十），可知俞氏对日记这类“私著述”的公开，是相当审慎的。

故至今可见完整的日记手稿仅存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年十年间的[7]；另有《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民国间排印本一种，为光绪十八年二月初十日至四月初三日苏沪往返的经历（此种又存抄本一种，与排印本文字小异）。三者所存日数加起来，仍不足其人生的八分之一（俞樾一生共计八十六春秋，三万馀日夜），故仍需要其他相关史料予以补充。

而信札恰恰是一种富有“日录”意味的资料。从《春在堂日记》的记载来看，收写信件本就是俞樾日常行事的重要内容：一天来往三五通信件，是常有之事；一日十来通也不稀罕[8]；有些日子俞氏仅记载下“得某书”“与某书”这样简要的文字，因此信札的内容就对还原俞氏当日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辑录的俞樾手札一千四百多通，其中署有日期者超过半数，可作为与其日记互证或补充其日记缺失部分的直接资料。

俞樾信札

如俞氏日记载，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壬子“与戴子高书”，仅从日记看，难明其详。

本书所辑俞樾致戴望札第十一通则说：

子高老表阮足下：

得十一月十六日书，知所患未全癒，明年拟来吴下就医。而吴下亦无良医，岐黄一道似乎失传。费伯庸辈盛名卓卓，实无所有也。

大著《论语注》，陈意甚高，即以文字论，亦千数百年来无此作矣。日置案头，思有所献替而卒不得，亦见其义也坚确也。吴承志字祁甫，冯一梅字孟香。吴长于小学，冯富于词藻。两君皆可喜，而吴已娶，而冯则今年未之见，闻其馆上海，不知其曾娶不也。

此外殊无佳士，未敢以冰上人自任也。绍莱尚在大名任所，一时未即交卸，然薄宦天厓，亦殊乏味。望其明岁能补一官，未知得否。仆虽托林泉之名，而无闲适之乐。

著述之事，久已辍笔。前寄上《群经平议》，知为胡君乞去，兹再寄奉经、子两《平议》及诗古文词，求收存。此外，《第一楼丛书》尊处计已有也，其《随笔》、《尺牍》等，琐琐不足观，或有便再寄，此时案头适无单行本也。别纸所示，处之最善。

明年酌予紫米之资，亦事也不可少者，毋使作《汉学商兑》者执为口实也。尊三叔母厝处在德清何处？望示知其详。仆明年至德扫墓，或与内人偕，拟至其棺前焚一佰纸钱。外家姊妹，相处多年，至今思之依依也。于此敬问起居，不尽所言。

十二月二日，樾顿首。

再结合俞氏日记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己丑“得戴子高书，子高言：其叔母、仲兰外姊之棺厝于德清铭道基，问蔡氏名亭者可得其处”的后续记载，可知是札即作于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者。

俞氏在札中问候戴望之疾、称赞戴著之优、说明两位门生的婚姻情况（当是戴望有所问询）、长子俞绍莱的任职、胪举自己已有之著述、询问戴望叔母（即俞氏外姊）棺厝所在，内容可谓丰富。

《鹤园藏札·俞樾卷》

而一些未署日期的信札中也往往有可资利用的时间信息，如：

樾于三月八日还吴下寓庐，顷又买舟至浙，开诂经之课。（致卞宝第）

十月下旬，曾寄一笺，布陈近状，未知已达左右否？腊鼓声中，又交六九。（致崇厚）

四月十一日接正月二日书……今年二月十三日曾致一函，未知收到否。（致戴望札第二通）

自正月廿一日如沪、二月十三日还苏以至于今，无须臾之暇……仆寓苏平顺，已于二月廿日开课。（致戴望札第六通）

仆于九月初携老妻至湖上小楼，倚槛坐对，全湖晴好雨奇，随时领略……前日乘篮舆至天竺、灵隐礼佛……是日为月尽日，香客稀少，游屐亦罕。（致杜文澜札第一通）

二月七日曾布一笺，未知已达典签否？（致蒋益澧札第三通）

樾自十月下旬买棹武林，住补帆署中旬有五日。适琴西同年主讲杭州之紫阳，不期而遇，彼此欢然，一时遂有“两紫阳”之目。（致李鸿章札第二通）

九月廿六日得六月四日书，雅意拳拳，读之增感。七月廿七日曾肃寸笺，奉贺金瓯枚卜之喜，托禹生中丞作寄书邮，未知已达典签否？（致李鸿章札第八通）

今年八月又值老母九十正寿，以在国恤之中，乃借七月十二万寿蟒服之期称觞一日，虽止一日排当，颇费兼旬料理，故久而不及函也。金风玉露，按候而来，杖履清娱，定如所颂。弟因奉母寓吴，故湖上之游未能尽兴，春初小住，只奉陪退省庵主一入山探九溪十八涧之胜而已，秋间必当再往。（致李桓第四通）

二月之末曾寄一书，未知到否？弟于三月二十日自杭还苏。（致俞林札第一通）

以上仅列举有明确时日信息的俞札十通，这些内容对于丰富俞樾生平细节的描述同样具有补充作用。

俞樾致费念慈信札

本书辑录的俞札，收信人计有二百二十多位，或是家人亲戚，或是业师门生，既有科举同年，亦见乡党官长。

在通讯不便的年代，鱼雁往还本就是俞樾与他们最重要的交往方式之一：从本书的整理实践看，有些人与俞樾从未见过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有相当热络的书信往来[9]。

即使是那些仅记录了馈赠（致恩寿、汪鸣銮诸札）、请托（致盛宣怀、朱之榛诸札）、庆吊（致金文潮第五十一通、致毛子云第一通、致小楼札等）等生活琐事的函札，亦无不真实反映俞樾日常生活的面相，也都是研究俞氏生平与交往情况的珍贵资料。

信札“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文章与风月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10]。

俞樾写给其挚爱亲朋的信札，常常流露出深沉的关爱与无尽的思念（详见与夫人姚文玉札、与亲家翁彭玉麟札、与次女婿许祐身札、与次女俞绣孙札、与独孙俞陛云札等）。

俞樾与孙子俞陛云、曾孙俞平伯合影

如果说上述感情尚属人之常情的话，下面这几通手札中所反映的思想内涵与感情特质，则需要通过考察俞樾的人生经历方可更好地予以把握。

咸丰七年（一八五七），俞樾在河南学政任上。因出题不慎，为御史曹登庸参劾，罢职[11]。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五月，俞樾作《曲园自述诗》一百九十九首，其一曰：“命宫磨蝎待如何，唤醒东坡春梦婆。已到神山仍引去，蓬莱亦是有风波。”小注曰：“丁巳秋，因人言免官，即移寓挑经教胡同度岁。”对罢官之事讳莫如深。

又一首曰：“岳色河声无古今，使臣仗节遍登临。力除萧艾求兰蕙，此事当年过用心。”小注曰：“丙辰二月，始出棚考试。学使之职，当以求才为主，而以防弊为宾，果拔得一二真才，便为无忝厥职，小有冒滥，无伤也。余当年转以防弊为主，此乃少年用意未当，奉职不称，正以此也。”将自己早年罢官之由归为防弊过度[12]。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八月，弟子徐琪拜广东学政之命，致信俞樾请教施政之方。俞樾在复信中写到：

粵东材薮，亦弊薮，尤人人畏之。兄谓，弊亦防其在我者而已，如幕友、家丁，皆在我之人也，关防宜密，稽察宜周，听言宜慎，家丁尤宜少用，少一人自可少一弊矣。

至于代枪顶替，乃在人之弊也。我场规严肃，彼自无所施其技，即察出一二，亦不必严办，盖严办而求其净绝根株，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徒使其人播散蜚语坏我清名而已。（第三十通）

札中俞樾提示徐琪取士需要防弊，但因从自己身边着手，精选幕友、家丁，严控关防，严格考纪；至于考生的作弊行为则不必严办。

《春在堂全书》

特别是札中还有“如兄者，但可借鉴以为覆辙之車，非可倚重以为识途之马也。既承问及，辄贡其愚”，结合俞樾罢官的经历来看，他显然是以自身所遭遇移作徐琪居官的借鉴。

事实上俞樾的内心并不以出仕为重，他早年的创作就时时流露出归隐山林的愿望：

人生束发事名利，何异牛马居阑牢。即使百龄守簪笏，未若半席分渔樵。题诗并与山灵约，他年筑屋名云巢。（《春在堂诗编》卷一《七里泷》）

世间名利豈不好，一骨投地万犬䶗。不如归扫子斗室，左右图史如排衙。他人入室诧不识，但见束束签紅牙……

鄙人十夜九此梦，所苦有愿囊无鎈。独坐千山万山里，不觉心绪纷如麻。安得一稜两稜地，去与邻父同耕穀（右旁换做“加”）。他年有田不归隐，请即此歌盟以豭。（《春在堂诗编》卷二《丁未秋周云笈下第归，寄诗慰之》）

自拋簪笏奉潘舆，又见春风到敝庐。牲醴不丰因岁俭，光阴最好是家居。（《春在堂诗编》卷三《除夕口占》）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之业[13]。“立德”实难，而俞氏又不以出仕为意，则能夠使其“不朽”的亦唯有著述一途。

《笃斋藏俞樾手迹三种》

事实上，俞樾自幼即对著述之事非常在意[14]，六十岁已有将著述“藏之名山”的规划与举措[15]，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又曾请人凿造“书藏”（详参本书中辑录的致毛子云札第二十至三十五通）。

因为有着强烈的以著述传世的意识，俞樾的著作常常随作随刻，如致陈方瀛第一通称“今年又刻《曲园杂纂》五十卷……弟今年新刻《游艺录》六卷”，致丁立诚札第一通有云“拙作《销寒吟》，已刻入第十七卷诗”，致恩寿札第二十八通称“近作又刻成十叶（廿九至三八）”，致傅云龙第一通称“日前恽太夫人曾以《落叶》诗索和……因索观者众，遂付剞劂，以代胥钞”，致金吴澜札第二十三通称“又有《题故人孙莲叔剪烛谈诗图》一诗……弟拟假尊处活版排印一百纸分布同人”，致徐琪札第一三七通有“去年诗尚未刻成，今年诗亦循去年之例络续付刻”，致朱之榛札第四十通称“今作一诗声明之……又近作二首……此三诗皆用钢版摹印，但不甚清晰耳”等等。

俞樾致冯桂芬信札

且因为对自身著述的自信，俞樾又常常将新刻成的著述馈赠友人，如致陈鼐札称“拙著各种，年前又刻成三十九卷，并前所刻，共一百二十六卷，兹一并寄呈是正”，致戴望札第七通中说“闰月之朔曾寄一书并《诸子平议》之已刻者”，致孙憙札中说“外附去《春在堂全书》二部，一以奉赠，一请留存九峰书院中，妄借名山，希图不朽”，致张之洞札曰“拙著已刻者，一百四十二卷，此后有便，拟寄呈一二部，即求存贮书院中，虽不足质院中高材诸生，亦古人藏名山、传其人之意也”。

这样的内容在本书所辑函札中甚夥，读者自可留意。

著述一方面可以扬名，另一方面也可能致祸，俞樾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提到：

回忆庚科覆试，曾以“花落春仍在”一句仰蒙奖借，期望甚殷。迄今思之，蓬山乍到，风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谶矣。而比年撰述，已及八十卷，虽名山坛坫，万不敢望，然穷愁笔墨，倘有一字流传，或亦可言“春在”乎？

虽然“花落春仍在”是俞樾成名的基础（其著述总名亦为《春在堂全书》），但“花落”之词，终非春风得意中人所宜有[16]，无怪俞樾以之为谶语。“花落”一词仅仅使俞樾禄命不佳，尚不致送命。

《春在堂全书》

前面提及的导致俞樾罢官之事，实际上也是文字惹的祸。所以俞樾后半生的写作是非常谨慎的[17]，他在考据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最高，当与考据学问远祸的性质[18]不无关系。

除了考据经书的名著《群经平议》之外，俞樾的说经之书还有光绪十三年撰成的《茶香室经说》十六卷[19]和光绪二十年的《经课续编》八卷[20]。认同自己经师身份的俞氏，对两书中的说解颇为自许，故常常持以赠人：

附去拙刻《经说》，与贤乔梓共质之。（致金文潮第二十一通）

所刻《经说》十六卷，记已奉览矣。（致缪荃孙第三通）

附去近刻《经说》十六卷，聊酬雅意，兼求是正。（致孙同康）

冬寒杜门，仍以书籍自遣而已。偶解得《论语》“有妇人焉”及“瓜祭”两条，自谓发千古所未发，附闻，一噱。（致李超琼第三通）

鄙人新刻《经课续编》四卷，印钉甫成，谨寄呈一部，以备启发。（致金文潮第九十九通）

又《经课续编》第四卷，皆说经之作，近时所吐弃者。然“有妇人焉解”一首，自谓极确，并以呈教。（致缪荃孙第四通）

又《经课续编》第五卷亦于年下刻成，一并附呈。（致王同第十五通）

《经课续编》

以上各札分别作于光绪十四年、光绪十六年[21]、光绪十七年[22]、光绪二十年[23]、光绪二十一年、光绪二十二年[24]和光绪二十二年，可知俞樾持续推广自己的说经之作。

然而当光绪十八年，时任广东学政的弟子徐琪想要谋刻《经说》一书时，俞樾却劝阻道：

初拟缩刻拙著《茶香室经说》分贻士子，今则改缩刻为翻刻，此意良是。袖珍之本，非使者所宜持赠也。惟兄则又有一说：学使者当堂给发，必须官样文章，近时有奉发之世祖御制《劝善要言》。若以此等书给发多士，庶几正大得体，人无异言；若私家著述，大非所宜。

拙著《茶香室经说》成书较后，王逸吾学使纂《皇清经解续编》不及著录，得老弟为我张之，大妙。然不过携数十部于行箧中，考试经古，遇有佳士，以此赠之，或可示以途畛，濬其心源，此则于理可行，于事亦或有益。

若人人给以一函，则徒费纸札之资，而适以启揣摩迎合之私，且或以成口舌异同之辨，万万不可也。兄意如此，幸老弟从之。（致徐琪第三十三通）

《茶香室经说》

札中力阻徐琪缩刻袖珍本的《经说》，认为袖珍本不是学政所宜持赠者；至于翻刻书，则当以“官样文章”（如世祖御制《劝善要言》之类）为首选，而《经说》这样的“私家著述”，赠与个别喜好经书古文的士子即可，实无需广为散播，以免招致“口舌异同之辨”。

综合以上诸札观之，对于文名之传或不传，其中的尺度当如何，俞樾显然有著细心的揣摩，这恐怕也是罢官一事的“遗产”。

本书所辑俞札，颇多此类透露其委曲心绪之作，需要细细体味。

论清代学术者，咸以考据为大宗，以高邮王氏为巨擘，俞樾则是继王氏父子而起为清代考据学之殿军者，尝被陈寅恪先生称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25]。

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宗法王氏之《经义述闻》《读书杂志》，被梁启超评价为“乃应用王家的方法，补其所未及……足以上配石臞”[26]。

《群经平议》

然两《平议》分别刻成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与同治九年，时俞樾仅五十岁，其后三十馀年的考证成就则无法从两书中考见；而俞樾尝自言“学问无穷，盖棺乃定，必欲毫发无憾，诚恐毕生无此一日”（致戴望札第二通），因此要全面考察俞氏考据学问的成就，就需要参看更多的资料。

本书所辑录之信札，可考证出时间者晚至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十一月初九日（致延清），时距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俞樾之卒仅月馀，故其中颇有一些内容可作为其考据之学的延伸或补充。

如《群经平议》卷十四“堂修二七”条考证《周礼•考工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之说，俞樾认为《隋书·宇文恺传》所引《记》文作“堂脩七”，可知“隋时古本并作堂脩七”；而郑玄“所据之本亦当如是”，证据是郑注“令堂修十四步”及“令堂如上制”均为设测之辞；后人不解郑注假设之意，以致“改经从注，贻误千古”。因此《考工记》原文当以作“堂修七”为是。

而俞樾在致黄以周札第二通中又说，得见以周之父黄式三“《明堂步筵考》，亦以‘二’为衍文”，引为同道；至于以周“《经礼通诂》……谓‘二’非衍文，止据郑注及马宫说，则仍未足以破之”。原因在于，一则郑注为“假令之词”，“拙著《世室考》已及之矣”；二则对以周所据马总说予以详考，指出马总说中疑有阙文，且以周人明堂为二百十六尺，与《周礼•考工记》中周人明堂九筵之数不合，未可引以为证。

《诸子平议》

据此札，不仅可见俞氏经学考据在《群经平议》之后更有进阶，亦知其学术之精进与师友间的切磋砥砾关系紧密。

又如《诸子平议》卷六“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条曰：

樾谨按，此本作“楚生鹿一而当八万”，言一鹿直八万泉也，传写者误移“当”字于“一而”之上，义不可通。又按，下文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当八万泉，则金一斤直泉一万六千，盖金一两而泉一千也。《汉书·食货志》曰“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是春秋时金价贵于汉也。

在此则考证中，俞樾对先秦、汉代的金价均有考察，并得出春秋时金价贵于汉代的结论。

《俞樾函札辑补》

而俞樾致勒方錡札第一通曰：

昨席上谈及古时金价，因记忆不真，故未详述。归而考之《汉食货志》，曰“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是金一两直钱六百二十五也。按《管子·轻重戊》篇“桓公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一而当八万”。

此八万，盖以钱计，言一鹿直八万钱也。下文云“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是其证也。又下文云“管子告楚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

以上文证之，则黄金五斤直钱八万，每金一斤直钱一万六千，盖金一两而钱一千也，视汉时金价较贵矣。昔人未见及此，拙箸《诸子平议》始及之。

又，古书言黄金，每以金计，高诱注《战国齐策》曰“二十两为一金”，此说是也。赵岐注《孟子·公孙丑》篇曰“古者以一镒为一金”，而注《梁惠王》篇曰“二十两为镒”，则一镒为一金，仍是二十两为一金耳。汉儒说镒皆与赵氏同，惟《文选注》有“一镒二十四两”之说，恐误衍“四”字，不足为据。

据俞樾致吴存义札第二通可知，《诸子平议》之《管子平议》六卷，同治五年秋冬之前已成稿；而致勒氏之札的写作时间，据《春在堂日记》，当在同治八年初。

俞樾书对联

以此札与前引《平议》中的考证相比，除有关先秦时金价的计算过程更为具体外，还增加了高诱注《战国策》及赵岐注《孟子》中的两条资料，明汉以前常以“金”或“镒”为金之单位，汉以后则以“斤”为金之单位[27]。

而据札中首言“昨席上谈及古时金价，因记忆不真，故未详述。归而考之《汉食货志》”云云，益知俞氏于友朋间日常言谈之审慎，以及对学问考据之勤谨。

而从本书所收入的信札来看，考证应该是俞樾笔端的习惯，大到朝廷封典（如致李鸿章札第十八通考证“紫韁”）、行政规划（致柳商贤札考证“镇”之建制沿革），小到杂草闲花（如致王廷鼎第十六通考证“骨牌草”、以及由浙江巡抚刘树堂馈赠琼花一事所引发的考证之作《琼英小录》一卷[28]），都可以是他考证的对象。这也是他终成一代考据大家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著述体现的是学术思索之结果，而其生成过程，如无各类佐证资料，则很难予以追溯[29]。信札中则有不少内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著作的过程。

如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俞樾受岸田吟香之托编纂日本国诗作选集，次年《东瀛诗选》四十四卷成书。

在编纂初期，俞樾对该书的编纂体例作过如下说明：

《东瀛诗选》

弟意，选诗当以人分，不以体分，每人选古今体诗若干首，其人以时代先后为次，幸有和汉年契一册，尚可稽考，不致顛倒后先。但见在批阅未周，不知各集中均有年号可考否。至其人名下，例应备载爵里，然恐不尽有徵，至其字某甫，必不可缺。乃如物君茂卿，为贵国中卓然有名者，弟亦曾见其著作，而其字则在集已无可考矣。

至于圈点评语，皆古书所无。中华自前明以来盛行时文，遂以房书体例变古书面目，为识者所嗤，愚意似可不必。不如每人之下就其全集中或评论其生平，或摘录其未选之佳句，使读者因一斑而得窥全豹，且于论世知人不为无补。兹姑借物君茂卿一人，先撰数语，以见体例，别纸录呈。乞转寄吟香先生定之。

此札主要内容曾刻入《春在堂尺牍》卷六，题为“与日本国僧小雨上人”，而原札中划线的文字则为刻本所无，可知原札的内容比刻本要丰富不少。

    据本札，可知俞樾首先确定该书“当以人分”，“其人以时代先后为次”（并知其手边有《和汉年契》一书可供查考日中两国年表的对照关系）；入选人物当有简介，包括字号、爵里等内容。书中不必有“点圈评语”，但可以在简介中评论其生平或摘录未能入选的佳句，以合“知人论世”之旨。

为明其体例，还特意撰写了物茂卿小传，供岸田氏确定。

《俞樾手札》

相信本书的资料，对于深化研究俞樾学术成就及其进阶，能夠提供更多的资料。

俞樾生活之世先后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兵燹战乱，使传统藏书业受到破坏，大量图书典籍毀于其间，以至于战争之后，夙称中国文化重镇的江浙地区，“士子虽欲讲求，无书可读，而坊肆寥寥，断简残编，难资考究，无以嘉惠士林”[30]。

同治兴复后，在清政府亟需重建文化秩序的大背景下，各省纷纷设立官办书局。其中，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设立的浙江官书局，在晚清官书局中占据重要一席。

俞樾自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至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主诂经精舍讲席的同时，兼任浙江官书局总办一职[31]，负责书局的全面事务[32]。

《古书疑义举例五种》

而本书所辑信札中就颇有涉及浙局刻书之事者，如：

前得书局同人书，知《周官》业已告成，想今年《七经》可毕矣。金陵拟接刊《三国志》，苏局谋开雕《明史》。吾浙《七经》毕工后，未知刊刻何书，已有定见否？或与金陵、吴门合成全史，或竟将《十三经注疏》刊行，经经纬史，各成巨观，洵士林之幸也。（致李瀚章第一通）

见在议刻《续三通》，因原书尚须钞补，未遽开雕，似宜先以他书一二种参之。鄙意，朱竹垞先生《经义考》，实为六艺之钤键，唐宋以来说经诸家于此可得其梗概……此本浙中乡先辈之书，理宜于浙局重刊，未始非经学之一助……

当时议并刻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因循未果。此书久佚，国朝从《永乐大典》录出，其敘述宋高宗一朝之事，实与《长编》相续，宋室南渡，事在临安，南宋之史书，即西浙之掌故，此亦宜在浙局刊行者也。浙局所刻子书，外间颇称善本……

窃谓，诸子之中，其有益民生日用者莫切于医家，宋元后，诸家师心自用，变更古义，立说愈多，流弊愈甚，宜多刻古本医书，如《难经》《甲乙经》《巢氏诸病源候论》《圣济总录》等书，俾学者得以略闻周秦以上之绪言，推求黄炎以来之遗法，或有一二名医出于世间，于圣朝中和位育之功，未始无小补也。至集部……

有王君文诰者，曾注《苏东坡先生诗集》，远出旧注之上，不特诗中故实略无遗漏，且于坡公一生事迹考訂详明，卷首载《年谱》数卷，几于为坡公作日记者。樾幼时读其书，深为叹服，今原版已毁，印本无存，似宜访求其书而重刻之，不特读苏集者为之一快，且使王君毕世苦心不致泯灭，亦盛德事也。（致刘秉璋）

《说文五翼》一书，未知上虞广文如何申复？闻蔡臞客言，此书都门有刊版，未知曾见否？然外间流播绝少，卷帙幸而不多，或发书局刻行，以广其传，未始不可。（致瞿鸿禨第三通）

承属访求子书善本，以备续刻。伏念《四库全书》子部，首列儒家《孔子家语》外，有宋薛据之《孔子集语》，今湖北已刊行矣。惟薛氏之书止有二卷，本朝孙渊如先生又续辑至十七卷之多，古书中所载孔子之言，无句不搜，一一注明出处，视薛氏之书，奚啻倍蓰，允宜刊刻，以广其传。

又按，《四库全书》中，子书莫古于《黄帝内经》，而外间所有，不过马元台注本，于古义未通，故于经旨多谬。此书以王冰注为最古，而宋林亿、孙奇、高保衡等校正者为最善，鄂局未刻……

若刊刻此书，使群士得以研求医理，或可出一二名医，补敝扶偏，销除疹癘，亦调燮之一助乎。兵家之书，首推《孙子》，鄂局虽刻之，而未刻其注。此书有魏武以下十家注，似宜刻之，以补鄂局所未及……（致杨昌濬札第五通）

上引俞氏诸札中均有向浙中当事者推荐宜刻之书的内容。

《春在堂词录》

而《春在堂词录》卷二《玉京谣》“生就蟫鱼命”一阕小序则曰：“中兴以来，东南大吏各开书局，刊刻书籍，余参预其间。”可知俞氏于清末刻书事业之贡献并不仅限于浙江一局。

如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时任浙江巡抚的李瀚章首倡四书局合刻《二十四史》之议，俞樾则多方斡旋，分别联络两江总督马新贻、江苏巡抚丁日昌、湖广总督李鸿章等人，往来函商，终于玉成此事。详细情节可参看本书所辑俞氏致以上诸位手札；此外致其兄俞林札第一通、致曾国藩第七通亦言及此事，可以参看。

俞樾还曾建议丁日昌于江苏书局刊刻陈鹤《明纪》六十卷（致丁日昌札第二通）、补刻王昶《金石萃编》（致丁日昌札第三通），建议方濬颐在四川刻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致方濬颐札），这些都是他推动晚清刻书事业的明证。

俞樾致金文潮信札

至于刻书过程中精选底本、搜集校本、选任校勘人员等具体工作的细节，亦可于本书所辑函札中获知一二，读者可自留意。

虽然本书所辑录的函札，未必能展现俞樾一生所作之万一，上面的分析，亦未必能说明其函札价值之万一；仍希望读者能暂时拋却爱好宏大叙事的眼光，可以通过本书所辑录的俞札，探寻其经学研究、文学创作、思想发展的脉络，感触其心灵之律动与身世之浮沉，捕捉到发生在俞氏身边的历史真实或高光时刻，并进而探寻有关晚清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学术史的些许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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