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故事是江河，历史是海洋，人又是什么？| 随机波动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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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南朝宋代的普通女性，在三十岁的年纪遭逢战乱，丈夫战死，她被掳去陌生的北魏，入宫成为宫女，她不曾想到，自己的余生还那样漫长。她因宫内权力斗争而中途出家为尼，她参与抚育过两代北魏皇帝，因被帝王感念，在死后获得了一个写得很好的墓志。正是这方墓志，让一千五百年后的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她，这个从未在任何史书中出现过的女人，并为她写了一本书，名为《漫长的余生》。这位北魏宫女名叫王钟儿，这位历史学家是北京大学的罗新教授。

这个小人物的故事值得讲述吗？仅靠一篇墓志足以讲述一段历史吗？情感能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吗？关于性别的斗争为何无人书写？罗新老师在这期节目中说，“历史书里的女性占比太低了，就好像社会中没什么女人一样，这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他在《漫长的余生》后记里写，“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

罗新老师在2020年春天终于鼓起勇气动笔写王钟儿的故事，也在那一年夏天开始了指甲缝里天天有泥的园丁生活。相比当时，到疫情持续的第三年，他说自己更乐观了一些。种种际遇让他感到，历史从无序的混乱变成了某种有方向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人正从被动的承受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理解当下的现实帮助我们理解过去，超出自身生命的尺度允许我们重新丈量希望。

冷建国：罗老师这两年过得怎么样？去年在一个新书活动上见过，您说疫情之后整个人特别忙碌，每天都在办公室建花坛、搞研究。

罗新：这两年我的个人生活有很大变化。以前我习惯在家里工作，很少去办公室，2020年夏天学校是空的，有一天我走进校园觉得很吃惊，学校那么安静那么漂亮，我在北大读书工作数十年没想过校园这么美，植物很美，各种动物也很漂亮，草长得很好，比人还高。再加上那个时候家里“人满为患”，大家都在家里上班上学，我觉得办公室很安静，花了很长时间把办公室收拾出来。后来不过瘾，又花了好大精力改造我们办公室的院子，去年春天改造完毕，草坪铲掉，开始种花。今年还不过瘾，又把院子外面一个甬道改造了，现在我被同事称为“园丁”。

毕竟是一个人折腾，不要说经验，力量也不够，但我在YouTube上学到的是，不要当花匠，不要成为职业种花人。职业种花人有一个特点，把什么都种成笔直一片，所以我故意弄得乱七八糟，有点儿自然的感觉。当园丁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伸出手来指甲都是黑黑的，里面是洗不干净的泥巴。

冷建国：您在《漫长的余生》后记里写到，2020年夏天终于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书了。能否先为听众们介绍一下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罗新：从写作的角度，我想写一个人，王钟儿，北魏中期的一位宫女，在南朝刘宋政权的中层官员家庭长大，后来嫁给了一个同等家庭的男性。南北朝时代战争不断，一次重大变故使得她家所在的区域变成了北朝的地盘。估计当时她的丈夫和家人被杀光，她作为女性奴隶被抓到北方，成为宫女，那时她已经30岁了。没有想到的是，她又在北魏皇宫里活了56年，所以我把这本书定名为“漫长的余生”。

历史上这样的人可能有很多，但后人没法知道。凑巧的是，她在皇宫伺候的主人是北魏宣武帝的生母，后来也参与抚养了宣武帝。宣武帝的一大特点是不信任任何人，但他信任这位老保姆。六七十岁的时候，她又参与抚养了孝明帝。这个宫女很奇怪地抚养过两代皇帝，有机会被皇帝所注意、所感恩，因而获得了很隆重的安葬和一个写得很好的墓志，正是这个墓志让我们得以了解她的人生。

在墓志之外的历史资料里，我们看不到她，《魏书》和北朝任何史料里都不会有这个人的影子。一个宫女的故事在正经历史书里是读不到的，所以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就觉得应该给她写一个东西。

冷建国：我看书时最大的感受是，关于主角王钟儿的叙事一直在延宕，读者被诱惑着往下读，而她迟迟没有现身，尤其是在前半部分，每一节的叙事似乎都在铺垫、在蓄势，只等王钟儿的命运面纱被揭开。而实际上，她的墓志铭所揭示的内容又是非常有限的，您是如何处理这种减速的、蓄势不发的、将人物藏于幕后的写法的？会担心主角王钟儿的现身过晚或者内容过少，影响到整体叙事的效果吗？

罗新：对，这是最大的困难。我自己的兴趣当然是真正表现这个人，但我对她也不了解，因为没有任何细节材料。比如我们不知道她是否生过孩子，就算生过孩子肯定也被杀死或抓起来了，总之是因为某种原因死掉了；如果是男孩的话，理论上他会成为一个太监；如果是女儿的话，应该也做了宫女……这些其实是我所关心的细节，但全部缺失，这是很大的遗憾。可是她又的确参与了那么长时间、那么重大的历史，所以我从一开始写就想着，千万不要把她弄丢了。

就像我们述说当前自己所身处的时代，也很容易把自己说丢一样，因为这个时代的事情比我们自己热闹多了。我希望不要把王钟儿说丢了，这一点很难，我不认为我能做得很好，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但我为了把这个人物抓住，宁可牺牲掉别的内容，比如孝文帝的部分，生怕喧宾夺主，把我们的主角淹没。

冷建国：您长期研究南北朝这个阶段的历史，也读到过很多的墓志铭，很多小人物以这种方式在你眼前现身，为什么会抓住王钟儿不放，就像后记中所说的，“无法挣脱这个故事的吸引”？

罗新：我在写作之前最大的兴趣是关注一个女性。当然墓志铭会呈现好多不同的人在你面前，但最特别的都是女性。其他那些人和故事往往是常见传世文献也会提到的，尤其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他们的书写非常多，但女性在传统文献里很少出现。

历史上是常见的状况是女性人口略少于男性人口，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底层女性更少，越往上层，女性占比就越接近男性，自古以来全人类都是如此。但你如果拿一本历史书来看，把书中所有人名列出来，就会发现男女根本不成比例，历史书里的女性占比太低了，男性是绝对的优势，就好像社会中没什么女人一样，这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墓志就不一样，如果我们把所有中古墓志——包括南北朝和隋唐——都拿出来看，当然还是男性多一些，但女性是很接近的。也就是说，墓志所反映出的更接近于真实社会的状态。这也意味着，墓志这种材料还没有被纳入到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述里去，一旦纳入进去，这些女性形象都会消失。所以，墓志的可贵一面就呈现出来了。

有一些写得很好的墓志令我感到震撼，我想，一定要为这些女性写点什么。如果只为她们写故事，就不像一个历史学的工作，写成一个文献似的东西让大家读，也没有什么意思，我这几年都在解决这个问题。

张之琪：您的后记也谈到如何为这些女性写东西以及应该写什么。您说，因为“现代史学最鲜明的特征是解释性和分析性，不是单纯讲故事，更不是一味发感慨”。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我们上一次聊天时提到的究竟是面对公众写作还是面对同行写作的问题，既希望公众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文本，又希望同行觉得它有价值的历史研究。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您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答案吗？

罗新：我想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平衡，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凡有点职业荣誉感，就不会放弃为同行写作、只当成畅销读物来写，但有时候只写成论文式的，我也的确不甘心。有些材料也的确不适合当作论文来写，比如王钟儿的墓志，材料是这样的，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写。

我现在也不知道要如何把握这种平衡，只能说在写的时候尽量想着对不熟悉这些背景和材料的读者友好一些，同时我也希望同行们读了这个东西不会对我产生轻蔑之心。我不认为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仍然在困惑当中，今后的写作也还会如此。

傅适野：我看《漫长的余生》的感受是，罗老师写出了很多人物内心的斗争，比如一个人如何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我不知道主流历史学界怎样研究这一部分，怎样还原一个人，阐释其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这本书是围绕王钟儿的墓志展开的，但墓志又是别人为她撰写的，在没有她自己的口述和经历的情况下，您要怎样去还原，或者您是否尝试要还原或者理解她的内心世界？

罗新：面对史料更丰富的时代和人物，这样做不是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许多很好的、特别是国外的历史人物写作，因为材料足够，书信、日记和对话可能都保留下来了。可是在宋代之前，中国的历史人物都不大可能有这么多细致的材料。

强行去写是不对的，没有材料就不能写，这是我一贯的对职业的忠诚。对历史学来说，没有材料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你提出一个再美妙的问题，没有材料的话也无法去说它。我们写作的时候要明确说出来哪些是猜测，不能不猜，因为空白太多了。历史归根结底不是追求所谓真相，而在追求一种叙述。你要把这个叙述说好，而叙述本身不能有太多断环，这个时候猜测是难免的。但在猜的时候要说清楚这是猜测，这也是历史学家的职业能力之一，而且你不能够猜完又猜，不能在猜的基础上继续猜下去。历史研究不可避免猜测，但猜测本身有境界差异，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学养和知人论事的高度的，我有很多前辈和同辈做到了。

张之琪：猜测跟解释之间有区别吗？

罗新：猜测是解释的一部分。

张之琪：我们最开始以为《漫长的余生》关注的只是一位女性的一生，可对我来说，这本书写的是一群女性的故事，包括与王钟儿同为宫女的女性，也包括更上层的、参与到权力最核心的争斗中的女性，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皇宫范围内的女性的群像。

在《宫女人生》一章里，您谈到，罪人家庭女性“没奚官”时常是母女同行，入宫之后宫女之间也会结成“同火人”，是一种金兰之契。这似乎勾勒出北魏宫廷下层女性社群的一种图景，既有有血缘关系的母女、姑侄，也有没有血缘关系的同辈女性。由于特殊的身份，她们的人生没有遵循结婚生子的主流路径，而是在一个女性共同体中长期生活，罗新老师可以展开讲讲这一部分吗？

罗新：写这一部分是想把王钟儿的生活世界展现出来，或者说通过把这些人放入我的观察范围内，去看到王钟儿的生活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材料当然还是很不够，很难得的是有这么一批宫女墓志，那么我就尽量提取这些材料，我不想把每一个人单独来写，但会提取信息以营造那样一个世界，让我们看到北魏皇宫里宫女的生活。

每一个人都可以再做深入细致的挖掘，比如她们是几岁进宫的、在里边过的什么日子；宫女们从小就是要干活的，同时还要受教育，那她们一般到了几岁开始读书；受教育之后，她们后来就成为管理者，有些就做到二品，死之后追赠一级变成一品，这样的人一般就可以拥有墓志了。这样一批墓志埋葬的地点接近，年头也差不多，应该是用国家经费来做墓志和进行安葬的，我怀疑写墓志的人本身也是一位宫女，从文字和书法来看都像是固定几个人做的事情。

我在书中没有多写的是，宫女跟宦官的生活方式不太一样。我们以为宫女是一群美女，那是现代人的胡思乱想，是电视剧和小说造成的误解。历史中的宫女绝对不是依靠色相去服务的，她们非常依靠专业技术，无论是做饭还是纺织。因此我们会注意到，有地位的宫女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她们有经验和人脉。我们时时刻刻要记住，过去是今天很难理解的一种等级制社会，有些人天生就比另外一个人低得多。

冷建国：和底层宫女相对，权力顶层的皇后或皇太后捆缚于十分可怕的政治制度之中，同时也会对这些制度加以利用，达到影响朝政的目的。贯穿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制度便是北魏的“子贵母死”，这是为避免有皇帝生母身份的皇太后分享权力而形成的一种残酷传统。北朝史的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子贵母死”制度，对此也衍生了很多关于野蛮/文明、制度/传统的讨论。罗老师能在节目中展开讲讲您的看法吗？

罗新：北魏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制度或传统。从北魏的第一代皇帝开始，他在晚年要把立为继承人的皇子的生母杀掉，这让皇子很不高兴，做父亲的一生气，皇子被吓跑了。不久，另一个皇子递进为继承人，他自己的妈妈也即将被杀，为了救下母亲，他索性先把自己的父亲杀掉了。他当了一段时间皇帝，之前逃跑的那个皇子又回来了，把皇位夺了回来，但他到了晚年又在重复“子贵母死”这个事儿。

有人把北魏的这一传统与汉武帝晚年把汉昭帝生母杀掉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好像是从汉代获得的某种历史智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北魏皇帝们汉语都说不好，汉代的故事他怎么知道，这都是后来的学者们加进去的解释。

我的老师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解释。他认为，拓跋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男性的可汗家庭和女性的妻母家庭的干预问题，可汗能够成功全是仰仗妈妈家庭厉害，一代一代都是如此，这导致可汗系统极端不稳定，因为可汗的外祖父和舅舅一边拥有很大势力。所以道武帝——北魏第一个皇帝——在晚年时决定改变这个情况，他认为，如果妈妈不在了，舅舅和外公就没有机会掌权了，以此排除其他贵族家庭对可汗家庭皇权的干预，所以就有了“子贵母死”的制度。在历史结构意义上，田余庆先生的这一解释是比此前所有解释更具深度的。

这种做法后来之所以能成为所谓的制度传统，是因为一直有人在利用它，有些时候明明一个人都已经当上了皇帝，比如文成帝，还是有人要把他的妈妈杀死。尤其是宫廷中掌权的女性比如皇后、太后这种角色，通过杀死孩子的生母，她把皇子变成自己的孩子，之后他当上皇帝，她就因抚养过他而手握大权，这一点最集中体现于冯太后身上。

张之琪：我觉得“子贵母死”其实就是“杀母夺子”，罗老师在书中也讲到，当另一个女性把孩子夺过来，还是要努力跟他建立感情，建立一种替代性的母子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名义上的，也是情感上的。这似乎说明，在一个父权社会当中，母子关系或者说女性付出的照护或情感劳动，成为了女性参与政治的一个前提条件——她只有通过成为母亲，无论是有血缘关系的母亲，还是作为照料者的母亲，才能获得权力。

您好像很直接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处于权力中心的一代代女性，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得和运作手中的权力的。掌权的女性和整个父权制度之间也存在一种张力，她既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与其内在又完全不相容。

罗新：这些女性夺了别人的孩子，和他建立起母子关系，是期待着他将来做皇帝之后把她变成真正有权力的人。这些女性又不只是为了自己，她们还是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兄弟父亲，为了维持巨大的家族势力。

因此，如果皇帝的表现让她感到有疑惑，她就要及时干掉他，再换一个皇子，孝文帝和冯太后之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冯太后有一段时期想杀掉孝文帝，又不好直接杀，就在冬天把他搁在房间里冻着，希望他生个大病就死掉了。但这中间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孩子是你养大的，你们是有感情的，而其他孩子不是你养大的，换一个皇子跟你之间没感情，还得杀。所以冯太后很犹豫，后来就放手了。但孝文帝对她表现出了绝对的孝顺和忠诚，甚至比自己亲生母亲还要重要，即便是在冯太后去世后，他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孝文帝不是傻瓜，他生活在巨大的心理阴影中，但又必须表现出自己道德的完美，对养活自己的人表现出极强的道德感。

孝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没有一种动物在幼时不对母亲好，没有任何一个文化不强调母子之爱，但在中国，它发展成为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以法律、政治、国家制度来强化的东西，这些小皇帝比如孝文帝也都被框在其中，伪装出孝的样子来。

冷建国：提到孝文帝，我在看书的时候也生出另一个疑惑。您在几个章节里写了他跟大冯的情感关系变化，大冯先是把孝文帝从妹妹小冯的身边抢回来，并设计杀害了妹妹，两个人一度如胶似漆，后来又因政治阴谋与他疏远，两个人的下场都很凄凉悲惨。我想到前段时间读到《天女临凡》，作者也提到，皇帝的生活既公开又私密，他有神权的色彩，而性生活又是受到朝中大臣甚至天下万民审视的，他自己内心可能也有很难为外人道的深情时刻。

一些女性与皇上的亲密关系，既可能是深爱的，也有可能充满阴谋，其中当然有家族力量、制度惯性的左右，但历史学家会如何把握其中所谓“爱”或情感的部分？这种亲密关系是可以研究把握的吗？

罗新：这是无法触及的部分，只能根据材料来说，再多说就很危险。具体到孝文帝和大冯的故事，我觉得本质上是一种反抗。对孝文帝来说，他和小冯的婚事是冯太后安排的，所以他选择用自己和大冯的关系，推翻原来冯太后的安排，这反映了一种很深的叛逆。他知道自己不能够脱离冯家，他的皇后只能姓冯。这种反叛的必要和大冯本身可能特有的素质结合在一起，成就了这段感情。

张之琪：情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对象吗？

罗新：几乎不能。我想，现在什么都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但在历史资料有限的状况下，好像又是没法做的。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做导演，前几天很严肃地问我，他想拍竹林七贤，他们一定得有自己的爱情或其他东西，但为什么一点资料都没有？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最深的冲动，不就是关于权力、名望、性爱这些东西的吗？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一部分呢？没办法，没有材料你就是看不到，但不等于他没有。

张之琪：在研究过程中，历史学家会跟他的研究对象在多大程度上共情？共情重要吗？

罗新：所谓共情，就是想着他也是个人，在同样的情境下，我们的反应是一样的。这一部分当然重要，但通常不在写作当中呈现出来，而要掩藏起来。这其实正是思考的基础，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理解一个历史人物呢。反而是面对那些我完全无法理解的人时，要把这种不能理解写出来，因为一定是有某个细节我们还不知道。

冷建国：除了宫闱之内，书中频繁出现的另一个地点是佛寺。根据墓志，王钟儿即慈庆出家后就留在了内寺，后来又因病移居昭仪寺。在北朝，佛教一方面为权力提供规驯工具，另一方面一些僧尼又反过来借助自己的宗教权力对政治施加影响。您也提到，佛教为中古女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更多的自由，好像为之提供了些许与社会道德律法解绑的机会。在您看来，女性为何对新宗教更为敏感和积极？宗教对弱者的强大吸引是否正是其作为规驯工具的原因之一？

罗新：现在很多宗教史研究者会首先想到宗教作为归训工具的一面，但这一面其实是在很长的历史中逐渐显现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和宗教权力之间有一个竞争，在中国毫无疑问是国家权力占据优势的。但在某一个时刻，比如《漫长的余生》所涉及的魏晋南北朝，两者之间还在竞争，竞争还没有清晰的结果，国家权力有时会做出巨大的让步。

国家当然会采取激烈手段，比如我们历史上有四次法难，其中两次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我们不能只看到法难里佛教徒倒霉的一面，还要看到之所以发生法难，是说明这个时期的宗教力量很大，而国家权力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国家在秦汉时代不可能遭遇任何竞争对手，只有这种成系统成理论的新宗教，特别是佛教和道教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对权力结构、等级结构形成了巨大冲击。等级社会里有贱民庶民，而在佛陀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这种带有强烈开放性的宗教毫无疑问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解放，甚至包括皇帝在内。

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过去最受压迫的、根本没有任何自由空间的人获得最大的解放，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对底层社会的吸引力那么大，如果在性别意义上讲，那就是女性。这在世界宗教史上几乎是一个共通现象——当一个宗教刚刚兴起时，女性是最为敏感的，因为她受到的挤压往往最多，一但出现缝隙就会立刻抓住。

张之琪：我之前读田晓菲的《神游》，书中提到一个观点，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游历范围极大扩展，南北之间的走动和通商都很发达，女性在此时的活动空间也大大超过了前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们皈依佛教之后，不再被完全囿于家庭环境之中，可以以更自由的身份出门。罗老师在这本书里也提到，出家的贵族女性可以自由出入宫门内外，对女性来说好像也获得了一个新的生活空间。

罗新：我觉得今后的研究者要注意到，为什么我们在今天会认为佛教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为什么我们会说它变成了规训工具或一些邪恶价值的帮凶。

在南北朝时期，一些僧人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很大挑战，挑战正来自于女性，来自女尼，来自他们的女性同行。这些女性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受过很好的佛教教育、讲经很好，可能她的信众更多、香火更旺、地位更高，财富往她那边流动，这些僧人于是依仗权利去官府诬陷这些女人，说她们不正经什么的，斗争就出现了。在这种斗争里，倒霉的是女性，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唐代。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读到中国学者注意过这些材料，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我认为不是大家读不懂这个问题，而是人们没有想过，这是一个性别斗争，是男性寻找机会重新夺回女性正在崛起的优势。他们利用的什么呢？他们利用的是传统，是他们自己本来憎恨的传统，他们利用的是男权、是政治权利、是他们本来要斗争的权利，当他们受到挑战，便又拿出贞节孝道这套观念去攻击女性。

冷建国：您有试着把当下生活的一些感受写进这本跟历史有关的书里吗？

罗新：我想，我所有的理解能力都来自当下，只是我不能够直接这样写。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经常会有人说，学历史的人更理解现实，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观察了现实，理解了现实，我们才开始理解过去。

我当然相信有一些天才研究者不必出门就什么都懂，但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要观察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观察的越多，理解的越多，你对历史理解得就越深。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关于饿死人的问题，我以前以为没有吃的才会饿死人，到今年才理解并非如此。

傅适野：罗新老师在这本书的最后说，“历史和故事不同：故事有主人公，有开始，有结束，历史没有。故事是江河，有源头有终端。历史是海洋，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我读到这里感到一些唏嘘，变化是可能在将来出现的。

罗新：这几年对我来说出现了好多变化，外部的变化是改当业余园丁，内心的变化主要是我终于把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凝聚到了一个点上。对于一个职业学者来说，平时的思考是很散的，遇到什么想什么，到了一定年龄，你会越来越希望自己所有想过的问题能够用一个东西去解释，这个解释最终不一定能成为一本书或成形的理论，但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我很感谢这几年的各种机缘，让我开始想“人”是怎么回事。

其中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我们希望去叙述的历史，它是不是有一定的方向？未来会不会往那个方向变，向着你想要的方向变呢？我觉得会的，历史是有方向的。过去我们说历史没有方向、没有速度、没有节奏，一切都是chaos，我们只不过是在里边寻找一个叙述的线索，讲出一个自己想讲的故事来。但我现在认为，历史是有变化方向的——不只是在这个地方，也在其他地方，在所有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万三千年以来的过程当中。

过去的人是历史的被动承受者，是一个数字，而今天有越来越多作为个体的人，能够参与到真正的历史当中。人如何变成具体的人、真正的人、完整的人呢？在几千年来的时间里我们看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参与历史的人越来越多，追求平等，反对不平等，所有的斗争都在围绕这个展开。你不觉得吗？在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和创造者。

到第三年，我毫无疑问比第一年时乐观，至少我终于理解了这些道理，我想清楚了这些问题，所以我开始对未来有各种设想。我觉得自己对过去有了解释，从前我把它们看作混乱的、随机的、偶然的，但现在我觉得那些都是有意思的事情。

悲观就是力量，只有有远见的人才会悲观。当你觉得没用的时候，才是开始有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原来它跟你有关、跟你的态度有关、跟你的立场有关，或者原来你是拥有这些东西的。

当然我要抱歉地说，对于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说，这个时间的尺度很大。既然我想的是“人”的问题，就不是想我自己的问题。我的生命那么短，可是人类的生命很长，我的生命只是大家众多生命中间的一部分。历史呈现出的是超越个体生命的尺度，你的思考一定不是以个体生命为基本单位的。人类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死，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类别不会。人类是通过文化创造传承自己的，你可以没有孩子、没有后代，但是你的生命仍有巨大意义，因为你创造了文化，你的文化成为未来文化的一部分。

《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罗新 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