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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热到冷,产科谋变

剥洋葱 剥洋葱people 2023-06-20

“要让社会形成适合生育的氛围”,黄文政预估,未来出生人口会不断减少,生育率也可能会进一步下降。他认为,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将逐渐影响到各行各业,而医院产科,只是影响抵达的第一站。


2023年5月23日,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仅一人待产。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文丨新京报记者 汪畅‍‍‍‍‍‍‍‍‍‍‍‍‍
实习生丨邹冰倩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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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个下午,记载着产房信息的大屏幕都未曾跳转。


页面仅有一条信息,“2023-5-23,7:00,李某某,床号待2,宫口扩张2,待产”。2023年5月23日17时,黄昏已至。这一天,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科仅有一人待产。


这是一家老牌的二级甲等妇幼保健机构,坐落在一个被老胡同包围着的中式建筑里,产科病房由3个四合院改造而建。这天,产科副主任王霞刚结束一场妇科手术,她穿过空荡荡的大厅和走廊,来到办公室休息片刻。


休息,是她在2016年不敢想的事情。那一年,产科每个月都会迎来200多名新生儿,最多时有280名左右新生儿。她的法定节假日全部在产科度过,加班成了每天的常态。而如今,产科每月只迎来20名左右新生儿。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一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这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不只是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新京报记者联系多家医院产科发现,受生育率下降影响,多地各级医院的产科都在变得安静。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生育率的下降,将逐渐影响到各行各业,而医院产科,只是影响抵达的第一站。



曾经的“一号难求”


产科的床位是渐渐空出来的。


王霞记得,先是大厅里加的六张床被陆续撤走,随后病房由八人间改成两人间。接着,两排病房往往只有一排会被使用。再然后,两人间也开始住不满了,现在产科38张病床空着大半,若是有孕妇前来生产,都能独占一间病房。每月新生儿人数在20人左右,“平均下来,一天不到一人”。


“这是一种断崖式的下跌。”王霞从事妇产科工作21年,自2013年调入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之后,第一次见证分娩量在短期内锐减。高峰期时,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一年的分娩量能达到2000人次左右,到了去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60人次。


那个不舍昼夜的2016年,让王霞至今难忘。2016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掀起一波生育热潮,“一床难求”“建档难”等现象出现。到了政策实施的第十个月,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迎来分娩量最高峰,将近300个婴儿在这里诞生。最忙的一天,王霞收治了7名待产妇,还做了4台剖宫产手术,几乎一整晚未合眼。


那是一个不可回望的生育高峰期。2017年3月11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时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截至2016年12月底,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846万,是2000年以来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较“十二五”期间的年平均水平增加了200万人,妇女总和生育率达到1.7以上。


三甲医院的产科更是一号难求。李家福曾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主任,因纪录片《生门》而被更多人熟知。纪录片中,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产科人来人往,随处有医护人员被叫住,边走边看病人的单子。科室的电话铃随时响起,时时都有待产病人致电询问,医护们接起电话,“没有床了,你懂我意思吗?”“板凳都没有了,走廊都只能坐着。”


到了2016年,忙碌的程度加剧了。每一天,李家福都要在手术和门诊之间流转。病人挂不上号,就直接找上门来加号,为了能看更多病人,他甚至将语速练得越来越快。


在纪录片《生门》里,产科医生李家福非常忙碌,说自己“32号休息”。纪录片截图


就连浙江省某县城二甲医院的产科病房,也开始“一床难求”。护士林芳说,当时产妇来住院,都需要提前预约抢号。病床会优先供给临产症状严重的产妇,如果孕产妇只是出现微微腹痛、宫口未开等轻微症状,便很难在当日入住,她们往往需要在家等待“床位空出”的通知。


然而,从数据上看,“二孩政策”的红利并未持续很久。从2017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数量便逐年递减,直到2022年,出生人口数量跌至956万人。七年内,出生人口骤减46%,出生人口数量首次跌破千万。


王霞就是在那时突然发现,病房空了,病床也陆续撤走。“不只是妇幼保健院这样的基层单位,一些三甲医院的产科也在由热转冷,原来建档很难的一些医院,现在随时可以建档。”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院长韩颖坦言,由于近年来分娩量锐减,造成产房闲置,产科的生存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些年来,各地医院的产科医护都在科室里感受到了生育率的下降。


从前年开始,林芳明显感受到生育人数的下降,“前年分娩700多人,去年只有500多人,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200多人。”林芳表示,她所在的医院是县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分娩量变动不算太大,同县的妇幼保健院去年分娩量减少了整整一半。


达拉特旗人民医院位于鄂尔多斯市,是一家旗县的三级综合医院,产科主任许永霞则见证医院分娩量从2016年的3000多人次降到了去年的1000多人次。



压力重重的基层医院


然而直到现在,想要挂李家福的号,依然是一件难事。


对于这家知名的现代化综合三级甲等医院而言,产科的生存还不成问题。那个“32号休息”的李家福,依然忙得不可开交。很多外地孕产妇慕名而来,从周一到周四,李家福的时间都被门诊占满了。有时候加号的人多了,晚上八九点钟还看不完。周五则主要排了手术,闲暇时间还得查房、讲课、下乡诊治和开会。通常情况下,李家福只有等到晚上十点半之后,才能休息片刻,他感叹自己已经忙得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李家福透露,从数据上来看,去年中南医院的产科分娩量比前年还增加了10%,这种现象被他称之为大医院的“虹吸效应”——当各类医院的产科床位都变得宽松,人们更愿意选择三甲类综合医院进行分娩。


许永霞也发现,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他们都愿意去更好的医院。由于她所在的医院的地理位置与包头市非常近,开车只要半个小时,相比这家旗县级的医院,当地人往往更愿意选择包头市中心医院的产科。


寒意悄悄地先抵达了基层,2023年5月7日,浙江省苍南县中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则公告。公告称,根据医院学科发展规划,经研究决定,即日起开始暂停产科助产服务(产科门诊照常开放)。


2023年5月8日,苍南县中医院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暂停产科助产服务的公告。网络截图


分娩量下降,产科的绩效也随之降低,一些产科医护的工资受到了波及。32岁的李雪竹是福建一家省直医院的助产士。2021年,李雪竹入职医院没多久,工资就开始缩水。入职时承诺的工资是每个月一万元,实际每个月到手却只有八千元。


就在这两年,产科的人才开始难以留住。李雪竹说,她有两个同事已经辞职了,一个去了私人医院做临床护理,另一个选择了考编。在达拉特旗人民医院的产科,也有两三名较为年长、体力较弱的医护离开了科室。许永霞介绍,今年春节后,产科刚调出去的一个副主任医师,去了体检科。由于去体检的人流量往往相对稳定,调离之后,同事的平均奖金还从每月四千元升到了六千元。2021年是林芳进入医院工作的第七年,她也选择退出了产房,转而去医院的门诊开展工作,目前负责给孕妇产检和盆底修复。


“产科大夫是要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作为妇幼保健院的院长,韩颖对此担忧已久——随着分娩量下降,产科医护难以在大量的实践中成长,基层医院将更难培养和留住产科人才。事实上,人才难留已经是他们院当前面对的压力之一,她透露,有职工好不容易在大医院做完了规范化培训,刚准备正式来院上班,就有了想要往大医院跳槽的计划或意愿。


妇幼保健院还有另一层压力,即医院经济运营的压力。韩颖表示,妇幼保健院有一部分是自负盈亏的,产科分娩量下降,意味着营收正在缩减。


2017年,国家卫计委印发《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规范》,全面推行妊娠风险五色管理,按照不同的健康标准,孕妇被划分为“五色”进行管理。按照文件要求,除“绿色”低风险人群外,均应建议孕产妇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接受孕产期保健和住院分娩,二级医院无法收治“橙色”及以上风险的孕产妇,这在无形之中让更多孕产妇流向三甲医院。


与此同时,我国高危产妇的比重整体日渐上升。王霞发现,早年间产妇可能大多在二十多岁,而如今三四十岁的产妇比比皆是,这样的年纪在医学上被认为是高龄产妇,相较而言有一定的妊娠风险。这在数据上有所体现,2016年,国家卫计委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以高危产妇人数与活产数之比来计算,从1996年的7.3%到2016年的24.7%,20年间增长到原先的3倍多。


高危产妇比重增多,也意味着产科对于人才的要求变得更高了。


相较基层医院难以留人,大医院的名医则更显抢手。李家福年过六十之后,更加成了一个“香饽饽”,大大小小的医院有不少朝他抛去橄榄枝,有的医院以更高的薪酬作为诱惑,但综合考虑之后,李家福仍然决定留在原单位。



产科探索转型之路


由于分娩量锐减,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在韩颖的指引下开始“微转型”,产科医护开始转型至妇科、儿科等科室,现在王霞等人除了固定的产科值班工作之外,大多数时间都在妇科忙碌。“产科生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韩颖说,随着出生人口数量下滑,基层单位的产科面对服务对象数量大幅减少的情况,有了转型的需求。


据多家媒体报道,山东济宁、贵州毕节、四川乐山、广东茂名等地妇幼保健院均已开始探索“医育结合”的托育服务新模式。


佛山、苏州等地多家医院还开设了产后专业月子服务。2023年5月24日,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公众号发文介绍,医院配备专业的母婴护理中心,产妇完成分娩后,可以与孩子一同入住院内的母婴护理中心,实现分娩、月子无缝对接。


林芳所在的县级二甲医院,自2016年便开设VIP单间订房,同时还与母婴公司合作,提供了配套的月嫂服务,未来还将提供“导乐服务”,为孕妇做分娩前的心理疏导,减少她们对分娩的恐惧。


作为东城区政府为辖区内孕产妇托底的单位,韩颖说,无论转型与否,产科始终是不可抛弃的。


当下,她们只能提供更加精细化的产科服务,让产妇以更好的状态平稳完成孕期的整个过程。除了产房的相关诊疗之外,他们还在生育咨询门诊下了功夫,包括提供免费的婚前体检等优生优育保障服务,还有了专门针对产妇的营养门诊,分娩后也有对产妇的心理筛查服务。这为东城妇幼吸引来了一些“老客户”,一些产妇生二胎时,便直接来了这里。


2023年3月,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助产士正为待产中的产妇梳理头发。受访者供图

由于高危产妇比重增多,达拉特旗人民医院则在孕期管理上下了功夫。许永霞介绍,产科特意对高危孕产妇建立专门档案,盯住她们定期检查,并做相关记录,若是孕产妇没有及时复诊,则会打电话追踪,或是通过社区街道对该孕产妇进行复诊的催促,平时医院也会从孕期营养等方面对她们积极干预。


为了吸引更多孕产妇,她和同事的身影还频频出现在孕产妇课堂。现在,许永霞的一项工作就是走进各家单位,为女职工讲解妇科和产科的专业知识,以此增加大家对达拉特旗人民医院产科的信任和认可度。


三甲医院的产科也在提高核心竞争力。这两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面对孕产妇,格外重视多学科会诊。李家福说,随着合并症产妇增多,如今医院开始多专家、多学科合作,不再让产科医生孤军奋战。前不久,一位心脏病合并症的产妇住院时,就有心脏内科、心脏外科、麻醉科、产科的医生合作对其进行治疗。


对于产科医护的培训也在增多。以往,每个季度或者半年举行一次集中培训会,现在李雪竹每个月最少得参加一次。在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每位职工也都有培训机会,若是产科主任参加了学习,回到院里之后,还得将知识传递给科室其他人。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家福从业40余年,在产科迎来了无数新生儿,也见证了无数孕产妇的无奈。“她们是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这是非常累的,这种长期以来的社会文化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


中国人口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指出,当前生育的机会成本大幅提升。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职场女性数量不断增多。女性面临着兼顾平衡工作、家庭的巨大挑战,生育意味着女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孩子身上,会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个人提升造成一定的阻碍,这对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产科由热到冷背后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适婚适育年龄段的女性数量在减少,潜在妈妈的数量变少了。二是平均每个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在减少。


2021年,我国开始开放三孩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子女。然而上述产科医护人员均认为,未来生育率并不乐观,下降的趋势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


要化解产科当前的困境,关键还在于提升生育率。


孙伟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2022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她围绕三孩生育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彼时,她已经走访上海、山东等地,对城市和乡镇家庭均进行了相关调研,发现大家的生育意愿并未高涨,原因就在于育儿可能和他们的事业、生活产生巨大冲突。


她认为,要让大家想生育、敢生育,就应该出台一系列具体的配套措施。孙伟当时撰写了三份建议,包括推进生育保险制度立法,将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人群纳入生育保险范畴;优化生育假政策,提倡男女共担育儿责任;依托社区,构建“家庭—社区—机构”一体化的育儿服务体系等。


2023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科迎来第一个兔年宝宝。受访者供图

“要让社会形成适合生育的氛围”,黄文政预估,未来出生人口会不断减少,生育率也可能会进一步下降。他认为,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将逐渐影响到各行各业,而医院产科,只是影响抵达的第一站。“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提升生育率”,黄文政说,所有行业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生产力中最基本的要素——人。


他认为,首先要认识到当前生育率问题的严重性,其次要加大政策力度,从宏观政策角度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并通过公益广告宣传等渠道在全社会广为传播。比如对孕检、产检和托育等服务进行普惠式发展,若是能免费则更好。对于生育孩子的家庭,国家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让生育三孩的家庭养得起孩子,至少在未来五年、十年的时间内没有后顾之忧。


翟振武也观察到育儿成本的问题,“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程度加深,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他研究发现,从孩子小学至高中,除校内教育支出,学区房、择校费、补习班已然成为最大的教育支出。翟振武认为,除经济支出外,孩子教育过程中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更令家长们筋疲力尽。


自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为了鼓励生育,地方政府陆续出台育儿补贴类型的政策。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成为国内首个用现金补贴二、三孩生育家庭的城市。2022年3月底前,第一笔育儿补贴金兑现,共计95万元,涉及攀枝花全市650个家庭。2022年11月,陕西省宁陕市成为首个覆盖所有生育家庭的地方,该市向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分别一次性给予2000元、3000元、5000元的生育补助。


但黄文政觉得这还不够,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应该落实到生活里的点点滴滴。黄文政说,就好比二孩、三孩家庭接送孩子上下学不方便的问题,“能不能在公共交通方面予以方便呢?”比如每家两三个孩子乘坐公共交通,只需支付一个孩子的乘车费用,又或者让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能够优先入学,解决父母往返多地接送的问题。


而产科始终是迎接新生命的第一站。从业四十余年,李家福仍然喜欢新生命诞生的那一刻。他喜欢用武汉方言将新生儿称之为“毛毛”,“以前有‘毛毛’诞生,我们科室都是欢天喜地一起庆祝。”他依然会留在这里,为更多人打开“生门”。


(林芳、李雪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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