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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显飞 胡景谱：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的界定、类型与特征

易显飞 胡景谱 机器人人文 2022-04-22
收录于合集 #技术人文 35个


原文出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19年第11期；《哲学文摘》2020年第1期。


作者 · 简介

易显飞（1974-），男，湖南醴陵人，长沙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博士后，主要从事技术哲学研究。

胡景谱（1994-）男，湖南浏阳人，长沙理工大学2016级科技哲学专业研究生。


摘要：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EET）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对人类的情感进行干预和调节，从而可以达到“增强”的目的，对其界定可以解构为关于情感内涵和范围的界定、关于“治疗”、“预防”、“增强”三者之间界限的划分以及会聚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下EET所包含的核心技术要素。当代新兴EET大致可以划分为医药技术型、基因工程型、纳米技术型、信息技术型、植入技术型、复合控制型等六大类型。与传统情感增强技术相比，当代新兴EET具有“前提的预设性”、“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功能的逾越性”、“工具的植入性”、“技术的会聚性”以及“人的深度科技化”等特征。上述特征的出现，体现了当代新兴EET已经呈现出新的“技术范式”。

关键词：情感增强技术；会聚技术；技术范式

“增强自身”是人类的不懈追求。从“石器时代”的器物制造、工具使用等从外在层面进行生存能力“增强”开始，到饱读诗书、学习理论等内在层面文化知识的“增强”，再到强身健体、养生美容......都是人类在“前技术时代”实现“增强”的传统方式和手段。随着纳米技术、生物医学技术、电子技术、认知技术等新兴“增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相互融合与会聚，传统单一形式的人类增强技术范式逐渐发生了变革，也促成了“后技术时代”的来临。用技术克服人自身的局限或不足，实现人类在身体或精神方面的增强也被赋予了新内涵，此类技术可称之为当代“新兴增强技术”。本文拟就当代新兴增强技术体系中的“情感增强技术”（EET）的界定、类型、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为EET的认识论与价值论问题研究奠定较好的前提性基础。


 一 、 “增强”与“情感增强技术”


关于“增强”的理解，首先要通过对“治疗”和“增强”，“健康”和“疾病”这两对范畴进行把握[1]。对于“正常”与“疾病”这对概念的界定是把握“增强”概念的关键一步。所谓“医疗化”本身就是一个范围概念，并且在通常意义上这个范围还是动态的，因而“疾病”的概念也不总是一成不变。例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疾病”，甚至至今仍有一些“治疗”措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犯罪”也被认为是一种遗传性疾病；而今有人又质疑“侏儒”只是人类多样性的表征？对“增强”的诸多伦理讨论是基于对“治疗”和“增强”概念的对比而言的。然而，医师的角色定位在过去几十年里由患者的治疗者转变为通过预防措施保证健康的推动者，“治疗”和“增强”两者的概念也需要进行修正，以适应广泛的预防措施的发展。所谓使风险低于平均或“正常”人群水平则被视为处于预防和增强的界限上，干预措施从而可以看作是存在于“治疗--预防--增强”范围之内，虽然三个类别之间的界限仍然存在争论，并可能会随着干预措施的具体类别而有所不同[2]。
基于当代神经生物学和药理学的“神经增强”，通常是指为了改善大脑功能而对人类进行干预，这些干预已经超过了维持或者修复身体健康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增强的对象应当是相较于疾病患者而言的健康个体，对于增强对象的评判基于一个“健康”的前提假设，而这种健康个体有赖于一套评定标准，而这种标准在时空上都具有动态属性，一方面在空间上存在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在时间上也不总是绝对的、客观的和一成不变的[3]。
一般的增强或特殊形式的增强可以根据目前“允许的增强”进行分析判断。人类增强的基本形式有“物理性增强”和“精神性增强”（认知、情感、道德），关于这些形式的具体手段，运用当代增强技术，在没有任何先验的道德区别之下，是可以实现的。有些增强手段对人的“本体论”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从自然属性而言，人类增强的目的不是所谓的创造新事物，而是要使人成为人最充分展现的“理性的动物”[4]。人类“增强”暗含着关于人与技术之间的某种关系问题：“增强”旨在利用技术创造更好的人类，它的目的不是“治疗”，更不是使人类恢复到“正常”状态，而是要创造出“比正常情况下更好”的人类[5]。
对“增强的情感”进行定义是困难的，人类已有知识关于情感及其结构和功能是有限的，也缺乏一种关于情感的共识。人们能从一件具体事件中描述一种确切的情感状态比如说嫉妒情绪，但是却难以给情感一个抽象概括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情感的认识存在一定的任意性和偶然性。有学者声称诸如恐惧、愤怒、喜悦、厌恶、羞愧、内疚等情绪都是“离散”的，而种类可以是个性化的，它们的定义属性仅仅是通过在语言使用者任意约定的美德和缺乏情感特定的配置，而可测量的情感反应和情感发生的具体原因在他们看来是“内在机理”，情感不是个性化的性质[6]。因此，现阶段的“情感增强”更多指代的是躯体性反映的“情绪”增强，由于在选择增强某种情感时，对于正面积极情感的选择无疑是权重较大的，因此多数时候“情绪”倾向于等同于“感觉良好”或“快乐”，但有时也指更广泛的情绪状态或情绪反应[7]。
有学者更倾向于使用“情绪增强”概念，认为情绪增强是指运用生物医学技术手段，将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失望、痛苦、忧郁、害羞转化为积极的如自信、乐观、快乐、开朗等，实现“感觉更美好”(feel better than well)的心理状态[8]。本文所指的“情感增强”有更为宽泛的意义，它既包括对人的特定情绪状态的增强，例如使抑郁焦虑的人变得快乐开朗起来，也包括对某种感觉的增强，可以是通过技术的介入使得两个原本没有任何感情的人产生“爱”的情感，也可以是通过技术手段使人的某种感情消失和弱化，这种“消失”和“弱化”也是另外一种“增强”[9]。
“情感增强技术”（Emotional Enhancement Technology，简称EET）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美国商务部技术管理局(DOC)、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纳米科学工程与技术分会(NSTC -NSEC)在华盛顿联合发起的有科学家、政府官员、产业界技术领袖等参加的圆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到了会聚技术，认为这种技术具有“增强人类情感交流与社会效能”的潜力[10]。在2006年举办的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上，牛津大学博士、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马修·廖（Matthew Liao）教授的学术报告《情感药物诱发中的问题》、乔治城大学的卡罗尔·泰勒（Carol Taylor）教授的学术报告《情态的药物增强》中正式提出了“情感增强技术”，并对它的社会争议与人文风险进行了思考[11]。
在国内，最早引入“情感增强”概念的是邱仁宗教授。他将人类能力的“增强(Enhancement)问题”大致分为认知、情态、运动中的体能和延长生命等四个方面。之后，费多益教授指出，克服自身局限，拓宽能力的强度和广度，改造机体增强自身是人类诞生以来的不懈追求。随着高新技术的日益发展，曾经的许多“幻想”也逐渐变为现实，特别是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科学等的发展，人类增强逐渐从最初的恢复受损的功能到实现对某些正常能力的超越，甚至企图超越生物界限，改变人类的能力(物种典型)，从而增加人类身体及其能力的新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再满足于外在物理性增强，而逐渐利用神经科学等原理窥探人类的精神世界，以致出现了认知、情感、道德等增强技术，而其中又属意在摆脱情感困扰、营造愉悦的心境的“情感增强”最为前沿且备受争议[12]。

 二、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的基本类型

随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融合，人类增强自身的能力得到根本性提升，出现了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人的情感状态是基于一定的生物学和基因学基础的，因而“人类增强技术”体系中的情感增强技术与生命科学结合最为紧密，其中又以生殖、遗传和神经科学技术等形式为主导。可以说，这种技术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许多新兴的生物技术所推动的，从胚胎选择到植入前诊断，再到用于生殖和治疗目的的克隆技术，到神经植入物以及改变情绪和增强记忆的精神药物都是如此[13]。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可分为医药技术型、基因工程型、纳米技术型、信息技术型、植入技术型、复合控制型等类型。这些技术类型随着NBIC会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技术“升级”和“反转”的趋势，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后技术时代”[14]。

（一）医药技术型情感增强
医药技术型情感增强是指基于精神药理学基础，利用药物来改变人脑的状态或情态的技术。这里的药物是指影响生物学功能的化学物质(不同于提供营养或水的物质)，它们可来自自然界（如植物），也可来自实验室。情感增强的药物是作用于精神并且是非医学治疗用途的药物，例如，原本人们利用“百忧解”(Prozac)来治疗焦虑，用“利他林”(Ritalin)来治疗多动症，用“莫达非尼”(Provigil)治疗嗜眠症，但随着医学目的的转移，这些药物逐渐被使用到非医学目的，越来越多的“正常人”也试图通过服用这些药物来增强情态、增强注意力、延长觉醒状态。再如使用受体阻滞剂等药物来减轻焦虑和麻木痛苦记忆，使用伟哥作为性欲性能促进剂。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药理学情感增强也将被期待，比如Aricept被认为是增强语言和视觉情景记忆的药物，Ampakines类化合物可以增强注意力和警觉性，促进学习和记忆等[15]。

（二）基因工程型情感增强
基因工程型情感增强技术是试图通过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实现对人类情感人为控制的遗传干预型增强技术。即利用植入前遗传诊断，在8个细胞阶段将早期胚胎取出，经检查后将含控制不合意的基因的胚胎舍弃或进行修饰，甚至将来还可能将合意性状的基因剪切进去。目前可用的遗传修饰方法包括后代的性别选择，以及排除某些遗传疾病的后代——要么通过产前筛查、选择性流产；要么通过体外受精、着床前遗传诊断和胚胎选择。例如精子捐献者的选择，有时也能允许选择其他性状的后代。但目前的基因转移技术已经产生了肌肉量增加、寿命延长的生物体，以及试图增强对癌症、艾滋病等疾病的抵抗力甚至免疫力。未来的科技将会让父母影响他们孩子的许多其他特征，比如头发的颜色、眼睛的颜色、肤色、身高、体重、面部结构、运动能力，甚至智商、个性和其他心理特征和人类情感[16]。此类技术也具备实现“情感增强”的潜力，科学家们也试图通过找到控制人类各种情感诸如喜怒哀乐等的遗传序列，从而可以利用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或者神经科学技术人为地选择意向性情感的遗传，或者通过转基因技术增强人类情感调节能力。

（三）纳米技术型情感增强
纳米技术型情感增强是指利用小于100纳米的材料，对身体当中影响情感表达的任何物理缺陷的分析和修复的增强技术。利用纳米技术进行情感增强被认为是现阶段最前沿的技术类型，被人们寄予厚望。与重组DNA一样，放射性和氯氟烃的纳米材料具有革命性的潜力，用纳米装置即微型化分子机器可以摧毁肿瘤或重建细胞壁[17]。基于“增强”目的的考虑，为了让“正常物种”更好地运行，如果用基于纳米技术的人造肌肉来帮助那些患有脊髓灰质炎的人，那么纳米管的人造肌肉将构成一种治疗，而以纳米技术为基础的基因转移则被用来改善记忆或力量，而以纳米技术为基础的基因转移将构成一种“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纳米技术的人类增强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物种，如果这种增强充分改变了某些个体的遗传密码的话[18]。事实上，由于所有重要的生物分子和系统的结构，如蛋白质和酶、DNA和RNA，都具有纳米级的维度，纳米技术可能能够提供对身体任何物理缺陷的分析和修复，最终的结果是所有痛苦、疾病和衰老的终结。例如，目前研究开发的“纳米机器人”，可以在循环系统中穿行，监控个体的总体健康状况，识别并最终在症状出现之前预防疾病，这一结果将超越“预防医学”，达到所谓的“发明医学”阶段。在大脑中分布的“纳米机器人”也具有增强个体心理的功能，可见，纳米技术有望使身体的力量、情绪的表达以及情感调节能力达到新的水平[19]。

（四）信息技术型情感增强
信息技术型情感增强是一种以提高或扩展人类特质为目的的非治疗性干预性聚合技术[20]，它在国际间的流行和应用程度仅次于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例如，Ray Kurzweil曾建议人们可以把自己“上传”到数字领域，一方面可以通过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扩展人类的思维，使人的记忆与认知功能得到“扩展”；另一方面，上传到数字领域的“人”应用到社交网站上，就像信件、电话、移动电话和其他通讯技术一样，它们将我们的能力从面对面的交流扩展到遥远的互动空间，它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视为一个网络，通过扩大可能接触的数量和频率，实现人类相关社会技术实践从属能力的“扩展”或“增强”。除去人作为“情感增强客体”的情况，信息技术在机器情感增强中也展现出卓越的能力。信息科学技术领域的工作者的研究已经开始从孤立的符号系统（即传统型AI）向拓展心智、认知与环境互动学习的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转型，在米兰国际会展周当中展示的智能机器人也一定程度表现出从环境中学习的能力，甚至显示出“情感”迹象。

（五）植入技术型情感增强
植入技术型情感增强是指通过植入体内芯片、电子系统或“人--计算机”相互作用来改变精神或身体功能的增强技术。多年前曾出现在科幻小说和电影当中芯片植入技术，已经在现实科技领域取得了惊人的进展，这种在人体植入芯片，使得中枢神经系统直接连接到机器上的技术被称为“脑机接口”(brain machine interface, BMI)或“脑机融合感知技术”[21]。如今BMIs已经成功应用于帕金森综合征和抑郁症的临床治疗，而这种通过神经控制实现的医疗手段也被科学家们对情感增强的实现寄予厚望[22]。随着探索与人体接触的新方法的研究的不断深入，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植入人体的应用也日益普及，如耳蜗植入设备、深层大脑刺激器（DBS）、视网膜植入等感觉修复技术已经司空见惯。对于人体感官功能的修复无疑会增强人类情感的获取能力。尽管人类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发展进展缓慢，但是诸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融合，可能会增加这种人类ICT植入设备的应用和普及。而这种使用集成的传感器来估计人体需求、获取生物数据，使得内部记录与外部射频通信联系起来，从而及时准确地调整性能的电池驱动设备成为植入式医疗设备（IMDs）。支撑IMDs的基本技术如机器计算和数据分析技术、无线电技术、外部计算设备实时通信技术等外围功能的持续增长，使得植入性设备具备能够处理越来越复杂情况的能力。这些植入性医疗技术持续治疗人体缺陷和改善人类潜能的同时，它对正常人拥有“超越人类通常拥有的能力”也产生了巨大的诱惑。这些变化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变，它们推动了文化和社会范式的变革，并进一步赋予人们寻求新体验和使用新服务的能力。

（六）复合控制型情感增强
复合控制型情感增强主要是指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等四个领域融合或集成，从而产生难以估量的效能，极大提高人类生存发展的能力。利用会聚技术实现情感增强的典例是通过大脑与人工设备之间的直接联系，进而使人与机器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人机交互性控制技术。与前面几种类型不同的是，此类型的情感增强是多种技术的复合，因而它们比单一情感增强技术更容易融入人体。事实上，它们涉及到将人类转化为“半机械人”或“网络生物”。当然，治疗大脑植入——例如，将电极植入大脑，接收大脑信号并将其传送到电脑，并接收计算机信号——已经将人类(例如癫痫和盲人，以及帕金森症患者)变成了“半机械人”。甚至还有耳蜗植入物、人造心脏和假肢等设备，所有这些治疗设备都被证明是有用的。对于那些“被锁住”的人来说，除了眨眼之外，他们没有办法与外界交流。但是在未来，人们预计这类技术会将人脑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会极大地增强人类的认知能力和调节自身情感控制的能力。如果给大脑提供了快速的记忆、无限的计算能力和即时的交流能力，我们将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创造”人类[23]。

三、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的基本特征

可见，情感增强技术就是使人类机体情态功能或情感调节能力超出其正常范围，从而使人类的情感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具有全新能力的一种技术手段[24]。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情感增强技术，它们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前提的预设性特征。每一种特定的技术都会有其功能界限，由于“增强”这一目的本身就存在界限问题，它与“从失常到恢复常态”的治疗过程有本质的区别，而它与“防止从常态变为失常”的预防过程则有重叠的部分。例如按照人正常的生理规律和机体新陈代谢的过程，如果没有外在干预将会逐渐失去常态，在此时通过技术手段保持常态的过程可以称之为“预防”；而使之在常态基础之上有所提升的过程便是“增强”，其中的“横向”增强还包括拓展原来没有的功能。人类情感增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前提，即必须以健康人的正常心理功能和情感状态为比较标准，以此作为预设的前提，划出一条界限，在此基础上实现情感增强者便认为是得到了“逾越的能力”。
（二）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特征。与传统增强技术相比，当代“情感增强技术”在风险产生的机制和水平上有了根本性变化，其本质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不确定性风险显著增加，伴随着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的叠加，使得当代“情感增强技术”具有了新的特征，其高度不确定性主要由不可预测性、超常规性、不可感知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等构成。对现代技术风险的掌控和防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类技术的发展水平，而当代“情感增强技术”体系中的各类技术目前并未表现出一种完全成熟的状态。例如对纳米微粒的穿透性毒副作用以及基因编辑的遗传表达等都存在巨大的未知性，并且由于潜伏期较长，显现存在较大的滞后性，特别是涉及代际遗传的性状表达，甚至可能产生超时空的影响。而通过信息技术、控制技术、植入技术等对人类情感进行增强，人为地改变了人的组织结构，使“人体”变为“人-机结合体”，继而使得风险局部或间歇性不受人的掌控，突发性状况的频度和广度也会随之增加，甚至超出常规范围。
（三）功能的逾越性特征。功能的逾越性特征是基于现代技术自主增长和技术跃迁等特性，其更新不再是同一类型的数量或效率变化，而是处于一种非连续的跃迁式的变换模式，是从一种界别向另一种界别跃迁的过程。如同药物技术型情感增强不再是通过变换传统膳食补充剂或药物的剂量来进行调节，而是变革为纳米材料的药物手段；又如同传统手段改变外部环境来实现情感增强直接进阶到干预人种结构的植入性技术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意向性也在发生逾越，人类情感增强不再局限于情感治疗，是一种逾越治疗的功能性增强。治疗的目的在于治理情感或精神性疾病，而增强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体某项情感功能，使其超出人体正常功能水平，或者为人体增添新功能。
（四）工具的植入性特征。工具的植入性特征是从现代技术的人工性和自动性角度出发，通过破除自然的壁垒，创造一种新的技术环境。即使技术在使用之初是基于技术主体的意志和效率的选择，但是技术在更迭的过程当中却渐渐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技术对环境的慢慢侵入，人在技术环境中将逐渐失去选择的“自由”，只能接受技术带来的一切。新兴情感增强与人体的内置工具密切相关，即人类情感增强使用的药物、机械器件等工具，是直接植入人体内的，成为人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工具性植入，一方面使得人种个体结构发生改变，人体固有功能得以全新提高；另一方面使得持续产生作用的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人”，而是新技术环境下的“人-机共生体”或者通过直接干预基因结构及其功能表达的“新个体”[25]，人类对于后续情感增强的选择将变成一种“自动性”的不完全受人控制的技术活动。由此可见，通过音乐欣赏、品读名著、亲子游戏等，显然不属于当代新兴情感增强的范畴，因而也不是当前有关人类情感增强伦理讨论所关注的对象。
（五）技术的“会聚性”特征。技术的会聚是情感增强技术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一环，是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与传统情感增强技术划界的标志。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种类繁多，但总体上无非归结于纳米技术、生命科学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等四个领域及其任意两两融合、三种会聚或者四者集成。技术由“外部性”到“内部性”的转向是技术会聚性的标志性特征，会聚技术直接作用于人本身——通过提升增强人类的体力、认知、道德、情感等方式来提升人类适应和改变环境的能力，区别于仅仅追求创造工具、改善外部环境、改进工艺工序以“延长”人类的有形“器官”的传统技术，因此被归结为“内部性技术”的范畴。可见，作为“内部性技术”的会聚技术，通过融合、会聚、集成多种样式的增强技术实现了人本身“全面增强”的目的。
（六）人的深度科技化特征。现代技术对人本身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深度变革，不再是“单向度”地作为人改造外在世界的手段，反而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人自身，不仅仅是异化了“世界”，也异化了“人”，人因为新兴技术呈现出“深度科技化”特质[26]。人及其组成的人类文明的承受力开始发生改变，人类的“终极”问题变成了现实的追问，而现代技术创新的“速度”和“限度”都成为当代人类的关键性选择。当代“情感增强技术”起初是将技术作为一种实现某种情感增强的体验式服务，但现实中却是技术反过来阻碍了人的情感表达的多样性，这种技术对人的情感状态的深度介入，消除了“自然潜力”的形式，添加了新的人性的“外商”，导致人的情感沦为技术的“附庸”。
基于上述基本特征，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或已实现对传统情感增强的“范式”变革，传统情感增强技术总体上属于“外部性技术”，它们以间接的外在的方式作用于人类，即通过改善人类的生产工具或生活环境转而作用于人类。而以会聚技术为代表的当代“新兴情感增强技术”彻底地改变了技术作用于人类的传统方式，它以技术的会聚为基础，以预设界限为前提，以工具性植入为手段实现了技术的“跃迁”，同时又以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人的情感的深度科技化为代价，建构了一种新型情感增强技术范式。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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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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