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艳兵 | 卡夫卡与机器时代——《在流放地》解析

作者

兵

艳

曾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主编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外国文学跨学科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西方文学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后现代文学文化研究、卡夫卡研究。代表著作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等7种，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等刊物共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另发表译文及学术随笔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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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卡夫卡生活在一个机器大发明、大运用、大规模机械复制的时代。他对机器非常熟悉, 在劳工工伤保险公司所从事的工作也与机器的安全性能密切相关。他对机器时代的关注与思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中。机器时代首先将人与机器的关系颠倒过来, 随后这种被颠倒的关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最终人更多地成为机器时代的受害者, 而不是受益者。通过对机器的描写, 卡夫卡敏锐地触摸到现代社会的弊端与疾病。

关键词：卡夫卡; 机器; 法

本文原载《国外文学》2012年第3期，未包含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或知网

《在流放地》 (又译作《在流刑营》) 创作于1914年8月4日至18日，适逢卡夫卡与菲莉斯第一次解除婚约不久。卡夫卡起初并不想发表这篇小说，后来在布罗德和出版社的催促下，他才同意将该小说与《判决》、《变形记》合成一集，以《惩罚》为书名出版。不过，实际上这篇小说直到1919年才以单行本出版。1916年10月11日，卡夫卡在给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的信中提到了这篇小说:“为了说明最近的这篇小说，我只补充说一句:并非只有它 (即那个时代) 是苦难的，而毋宁说，我们的普遍时代以及我的特殊时代，同样亦为苦难的，过去和现在都是苦难的，而我的这个特殊时代甚至比普遍时代有着更为持久的苦难。” 如此看来，小说表现的似乎是时代的苦难或人类的苦难，但是，小说同时又透露出许多其他的信息，譬如宗教的、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这不是一篇具体的幻想作品，“小说通过它的写作方法提供的是一种对事实的感觉，你可以自由解释它，自由创作它”。

（卡夫卡，图片源自Yandex）

早在19世纪后期，机器文明的力量和弊端已经越来越引起智识人士的关注和焦虑。英国著名批评家阿诺德认为:“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关于完美是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的理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抵牾……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 20世纪的开头20年，更可以说是一个机器发明和运用日新月异的时代，用本雅明的话说，这是一个“机械复制时代”:“我们技术手段的惊人增长，它们所达到的适用性和精确性，以及它们正在制造出来的理念和习惯使得这一点变得确切无疑:在美的古代工艺之中，一场深刻的变化正日益迫近。” 卡夫卡对此亲眼目睹并深有体会，他在工伤保险公司几乎整天同机器和受伤工人打交道。“多年来，卡夫卡在工学院选修过许多机械课程;小说《在流放地》中有关行刑机的机械图也许应当归因于他的文化视域的扩大。” 1910年卡夫卡为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防止电锯事故的报告》。卡夫卡对电锯上的安全轴作了十分详尽的描述 (附有精确的机械制图八张) ，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

卡夫卡绘制的插图之一

（[日]平野嘉彦：《卡夫卡——身体的位相》，刘文柱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2页）

1912年，卡夫卡认识了菲莉斯，并开始了他们长达五年的恋爱。菲莉斯1919年在柏林的卡尔·林特施特罗姆公司任速记员，1912年后在该公司任口述录音机推销部的负责人。据说卡夫卡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部分地来源于菲莉斯推销的这种机器。机器是卡夫卡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卡夫卡对机器的理解、认识、评价如何?他怎样把握机器的意义和局限?他的作品与机器是否有某种密切的关联?机器时代使卡夫卡的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卡夫卡作品的实质在于:机器、话语和欲望都隶属同一套配置 (assemblage) ，这套配置为小说提供动力和不受限制的对象……他的理想的藏书室只有工程技术和操纵机器方面的书籍，以及一些法学著作。” “这台机器并非完全技术意义上的机器，具体些说，它是一种刑具，而在深层意义上，它是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传统，或者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运转机制的象征。” 显然，从机器时代切入，来理解和分析卡夫卡的这篇小说，或许是一个让人感觉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路径和角度。

一、机器与人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一位旅行家来到热带地区的一个流放地。流放地司令官邀请旅行家列席对一个罪犯的处决。流放地的前司令官发明了一架行刑机器，这架机器可以在12小时内自动地将犯人触犯的法律刻在他身上，最后处死犯人。执行判决的军官向旅行家解释了这架机器的运转情况。他最后请求旅行家在司令官那里为这架机器说好话，至少不要批评这架机器。旅行家认为这种处决方法是残暴的，他拒绝那样做。于是，军官本人让这架机器来处死自己，不过，这架机器却没有按照规定运转，它在短时间内就将军官刺穿、杀死了。旅行家随即离开了流放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令人振奋的重大新发明:大海轮、无线电、电影院、摩天大楼、汽车、飞机及其背后有关动力机器制造的抽象观念，改变了都市生活，为现代主义提供了动力。” 布拉格是一个较早进入现代化的欧洲城市，该城1891年就有了电车，1895年就有了电话。机器是由人设计和制造的，但反过来机器又束缚人、戕害人，甚至杀死人，这就成了杀人的机器。“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另一方面，个体又从机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人类在机器方面的最高成就和最优秀的杰作之一，就是杀人的机器。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使用了自己的新武器———坦克，便使德军乃至世界大为惊恐。卡夫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两天开始创作这篇小说，1914年8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 战争便是杀人机器的试验和展览，卡夫卡显然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这是一架独特的机器 (德语原文为Apparat，英文翻译为piece of machinery) ，”那军官对旅行家说，同时用几分赞赏的眼光，瞧了瞧那架其实他早已十分熟悉的机器。

（[英] 大卫·赞恩·梅罗伍兹、罗伯特·克拉姆 著：《视读卡夫卡》，孙文龙、田德蓓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小说首先介绍了这架机器与军官之间的亲密关系，接着介绍了旅行家:“旅行家似乎仅仅出于礼貌，才接受了司令官的邀请，来参观一个由于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因而被判处死刑的士兵的处决。” 这里，军官对机器的热情关心与旅行家的漠不关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小说中凸显出来的就是那架行刑的机器。在军官心目中，这台机器是“前任司令官的一项发明”，“已经十全十美了，故他的继任者，即使头脑里装着上千个新的计划，至少在好多年之内也毋需更动一下原来的设施”。“它由三部分组成。随着岁月的流逝，每一个部分都获得了通俗的称呼。底下的部分叫做‘床’，最高的部分叫‘绘图师’，中间能上下移动的悬着部分叫‘耙子’。” 接着军官又详细介绍了机器的工作程序和操作过程:“床的动作是精确地计算好的;也就是说，床的动作必须非常准确地配合耙子的动作。耙子才是执行判决的真正工具。” 而机器的工作程序所依据的是前任司令官亲笔绘制的草图。以往每当处决犯人的时候，整个山谷里人山人海，气势宏伟。社会名流都整齐地坐在机器的周围。接着行刑开始了，“机器运转时听不到任何的噪音”，有些观众甚至闭上眼睛就知道，“现在正义得到了伸张”。

机器给人类带来的便利和效率，卡夫卡是非常熟悉的。他甚至自己也在想象、发明、设计和改进机器。由于经常给菲莉斯写信，甚至发电报，卡夫卡在梦中发明了一种机器:“设计很简单，只需按一下按纽即可，来自柏林的回答马上就会出现在纸带上。” 这应当就是后来的传真机了。但是，当一般人还在一味地欣赏和赞美现代机器时，卡夫卡已经觉察到机器对人的戕害、扭曲和异化。“卡夫卡明白现代机器能造成创伤性事故，这种事故反过来又会产生心理效果。” “卡夫卡并非只考虑劳动条件的异化和机械化等等，这些他早就有十分清楚的了解，他的天才在于他认为男人和女人不光在劳动中，而且在其他活动中，休息的时候，恋爱的时候，抗议的时候，生气的时候，等等，也仍然是这部机器的一部分。” 机器与人的关系的颠倒，卡夫卡早有觉察，并为此忧心忡忡。“即便是带有涡轮机和发电机的发电厂，也是人所制作的一个手段，合乎人所设定的某个目的。” 但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卡夫卡在致菲莉斯的信中多次提到她所在公司生产的留声机，“你们每天生产一千五百台留声机，造成多大的噪音啊!……有段时间，我老在想，如果我们住房附近出现一台留声机，那必是我们的末日。” “我可怜的、最亲爱的人居然写报价信!尽管我不是买主且惧怕口授记录机，却也得到了一封。在我看来，一架机器以其无声然而严肃的要求给劳动者造成的压力比人更强大、更残酷。一个活生生的打字员是那么微不足道，那么易于控制、打发、震慑和责骂，那么轻易就可以向他打听事情，让他赞叹不已，发出命令的人就是主人，然而在口授记录机面前，他却失去了尊严，成了一个必须用头脑操作嗡嗡作响机器的工厂工人。” 

在自家的石棉厂里，卡夫卡更是看到了依附在机器上的工人们悲苦、木然的生存状态:

而一旦她们离开机器，她们便相互呼叫，欢笑雀跃，她们又终于变成了充满生气和活力的人。从人性到异化，从自由到奴役，从理性到荒诞，从科学到杀人，现代机械社会从一开始就颠倒了人与机器的关系。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现代官僚体制又进一步稳固和强化了这一颠倒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官僚体制就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卡夫卡对此有着十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现代市民清楚自己是听由一架巨大的官僚机器摆布的，这架机器由权威操纵着，而这个权威即使对于那些执行器官来说也在云里雾里，而对于那些它们要对付的人们来说就更模糊不清了。” 

二、机器与法

法律与机器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法律常常以机器的形式体现出来。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福柯认为，机器保证了肉体政治学的实施，“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在卡夫卡那里，机器与法律和惩罚之间的联系就更为紧密了。“刑罚器具将人和机器结合在一起，一个恐怖的律法经过精密机器由上而下压在人体身上。” “在卡夫卡笔下，这个既具体 (被告分明看到了那个设在‘阁楼’上的法庭) 又遥远 (无人主持审判) 、既腐朽又恐怖的法院乃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律机器的象征。” 卡夫卡对法律和机器的理解与认识恐怕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他从事与劳工工伤保险有关的法律工作，因此他对致使工人伤残的机器是颇为熟悉的。1910年他曾为公司撰写《木工旋转刨床中的事故预防措施》一文，并配有机械插图。

法律到最后是要判决和执行的，判决和执行需要仪式、刑场和刑具，这就必定需要行刑机器。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刑机器就成了法的象征了。“使用绞架和电刑椅的执刑人即便是个人，这时他的行为也已经作为机器的一个环节存在。” 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军官不是行刑者，更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快乐地对牺牲者施行六小时痛苦的折磨，只不过表明了他对行刑机器无限的、心悦诚服的崇拜，机器被他称作正义，并且它实际上就是权力。权力没有限度”。 

卡夫卡在小说中无疑充分地突出和强调了这一点。小说中那位“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的”士兵，“看起来就像一条听话的狗，简直使人以为满可以放他在周围山上乱跑，在临刑前吹个口哨，就能把他叫回来的”。这不免使读者感到惊异:一个如此卑躬屈膝之人如何可能不服从上级呢?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旅行家头脑里面涌出了种种疑问，可是一看到犯人，他只是问道:“他知道自己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说，急于继续做他的解释，但旅行家打断了他:“他不知道对他所作的判决吗?”“不知道，”军官重复道，他停住了片刻，仿佛是要让旅行家进一步说明一下自己的问题，接着又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告诉他，他会从自己的身上得知的。”旅行家不想再问什么了，可是他发觉犯人的目光转向了他，似乎是在问他是否赞同这样荒唐的做法。本来他已经靠在椅背上了，这样一来，他又把身子往前探了探，进一步问道:“但他一定知道自己被判决了吧?”“也不知道，”军官答道，朝旅行家笑了笑，似乎在等他再说一些不可思议的话。“不知道，”旅行家说，一面揩揩前额，“那么他到现在也还不知道他的辩护是否有用了?”“他根本就没有辩护的机会，”军官说道，同时把目光转向一边，免得旅行家听到对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解释觉得不好意思。“可是，他总得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吧，”旅行家说道，而且从椅子中站起身来。

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十分荒谬，而荒谬就是将一切颠倒为它的反面。小说中那架行刑机器成了真正的主角，而其他人物反倒变得无足轻重了。行刑机器代表着执法，在“法律———法规———司法———判决———执法”这一整套司法程序中，前面的过程都被省略，只剩下执行或处决了。司法机构与执法机构的分离被消除了。军官一人集法官与行刑者于一身，前司令官更是身兼数职，“既是士兵、法官，又是设计师、化学家和制图师”。最后，所谓“正义得到了伸张”便彻底地变成非正义的横行了。“对一种如此绝对的正义之颠倒的描绘，莫过于卡夫卡的这篇小说了。卡夫卡的流放地是对流放地的本质的夸张。从祖国被放逐出来，在这里同时也就是被驱逐出法律和正义的领域。”

由于行刑过程就是通过行刑机器将犯人触犯的法律刻在他身上的过程，因此，处决就是被书写。所谓判决，“只不过是用耙子把犯人触犯的诫条写在犯人的身上”。“在这当儿，被耙子刺伤的部位贴在棉花上，由于棉花是特制的，马上就止住血，并为进一步加深刺文作好准备。” 这里，“刺伤”的德文是“wundbeschriebene”，这是卡夫卡自创的一个奇特的复合词。在德语中有一个人们熟悉的谐音复合词“wundgeriebene”，意思是“身体的某个部位被摩擦 (gerieben) 而受伤 (wund) ”。卡夫卡将这个词后半部分替换成一个读音近似的词“beschrieben”，该词的意思是“被刻画”、“被书写”。卡夫卡“通过把‘被伤害’ (wund) 和‘被书写’ (beschrieben) 复合成一个词，以图实现‘判决’和‘刑罚’的同时性”。卡夫卡这里的别出心裁还同《圣经》有关:“耶和华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 (《耶利米书》) 不过，这是我们稍后将讨论的问题。

（《视读卡夫卡》，第77页）

法律观念和内容的变化与机器的发明紧密关联。譬如，就砍掉犯人头颅来说，“为了达到完善的方法，必须依赖固定的机械手段———因为其力量和效果是能够确定的……制造这种准确无误的机械是十分容易的事情”。然而，“在几十年间，对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性烙印、示众和暴尸等现象消失了，将肉体作为刑罚主要对象的现象消失了。” 行刑机器是流放地前任司令官的杰作，是流放地的陈旧法律观的象征。在旧的法律机器面前，“案件的审理无疑是不公正的，对犯人的处决无疑是残忍的”。法律不再为人服务，反而主宰了人的命运。小说末尾对军官的处决意味着这种法律观的最后一个拥护者自取灭亡。随着他的死亡，这架机器也自行瓦解成一堆碎片。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反常的法规最终都将自我废除?

那位军官是一位狂热的迷信者，他对于行刑机器的迷信使他对其他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他总以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以至于他根本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其他任何一种观点进行比较，更不会丝毫地怀疑自己的观点。他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和正义，所有其他人都应该追随和拥护他所掌握的“真理和正义”，而一旦人们不再相信和追随他时，他就只能自取灭亡了。他死的时候面容一如从前:“他禁闭着双唇，睁大眼睛，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目光镇定而自信，那根大铁钉的针尖则穿透了他的前额。” 卡夫卡在这里是在嘲讽那些集权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狂热迷信吗?

三、机器与神

1916年7月28日，卡夫卡在给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的信中写道:“现在将题为《惩罚》的这几篇小说 (《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 发表是否有好处。如果您认为，即使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有较大的作品为后继，还是这么做好，那么我也完全相信您那肯定比我强的眼光。” 这段话似乎说明了小说与“罪与惩罚”之间的关联，预示了小说与宗教或隐或现的联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地球是块流放地，我们都被判有罪。” 这样看来，卡夫卡笔下的“流放地”就是对人类原罪处境的隐喻。卡夫卡有关宗教的原罪意识由来已久，并且非常强烈。卡夫卡说:“有时候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懂得原罪。” “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可追溯至远古的原罪。” “原罪，即人类早先犯下的罪孽，就是人类自己提出并且又不愿放弃的指责，指责在他们身上犯的错误，犯下了原罪。” “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种毫无根据的负罪感更牢靠地粘附在我的灵魂里，正因为它没有真实的理由，所以悔恨也好，弥补也好，都无法消除这种负罪感……” 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一再强调这一点，并非没有道理。布罗德说:“应该将卡夫卡归入‘危机神学’的行列，这个神学的倾向性是:在上帝和人之间，在人与通过人的力量产生的善举之间，横亘着一条永远不可能弥合的鸿沟。” 而卡夫卡所从事的保险业也有点宗教的味道:“保险事务类同于原始部落的宗教，这些部落以为通过形形色色的法术便可以挡开灾祸。”

小说所谓“犯罪”的士兵并没有什么犯罪的事实，但他的罪行又是不可质疑的，因为那位同时作为法官和行刑官的军官说:“我裁决时所依据的原则是:罪责总是用不着怀疑的。” 毋庸质疑的、没有证据的、无须辩护的罪行就是人类的原罪，面对上帝，人人难免有罪。使徒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

（《视读卡夫卡》，第74页）

如果以上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小说中的行刑机器就成了宗教的律法，而给机器发出指令的图纸就成了犹太人的律法书了。犹太人的律法书收藏在犹太教会堂的约柜里，卡夫卡对犹太教虽然比较隔膜，缺乏热情，但对犹太教会堂里的约柜却印象深刻，不能忘怀。在他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回忆了孩提时代他去犹太教堂的情形:“在无数个小时中我不停地打呵欠打瞌睡……我能够从他们所提供的一点小小的消遣中寻找快乐，譬如打开约柜，这总使我想起游艺射击棚，在那里你如果射中了牛眼睛，一扇小门就会打开，所不同的是，那里出来的总是一些有趣的东西，而这里出现的却永远是一些无头的木偶……” 卡夫卡从约柜联想到游艺射击棚，想到自动的机械运动，想到奇迹的出现，这些联想使他远离了宗教信仰的虔诚和热忱。

卡夫卡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宗教日渐衰微的时代，“在西方，现代历史———所谓现代历史，我们是指从中世纪末叶起直到现在为止的这一漫长时期———的中心事实，毫无疑问是宗教的衰微。” 卡夫卡在小说中对此表现出他的关切、焦虑甚至怀疑都是不难理解的。“卡夫卡的主要意思是:在接受机器的福音时不应再压制异议:它是残酷的;会犯错误;维持它得付出代价;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它;它的发明者也死了。人们大都认为，关于他还会来的虔诚的传说是可笑的。‘我的路和你们的不一样，我的思想和你们的也不一样，’基督说。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巴尔特一样，对衰弱的宗教感到害怕，想全力表现它的严厉，它对肉体的排斥，以及它的非理性，它的不可思议和不确定。” 在卡夫卡看来，宗教就像那架行刑机器一样，当你相信它时它便运转正常，符合常理;当你不再相信它时它就脱离常轨，变得不可思议、无从把握了。

（《视读卡夫卡》，第81页）

当然，小说中行刑机器与宗教的关联还不止这些，“《在流放地》可以看作是和《圣经》中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相关联，是能够激发人们思想的片段，其中死刑执行机所起的作用也就是钉死耶稣的十字架的作用。” 十字架原为罗马奴隶制时代的一种刑具，基督徒把它看作受难或死亡的象征。

行刑机器意味着受难和死亡，这一点虽然卡夫卡没有从宗教上加以理解和接受，但他无疑将创作当成了他的宗教，他在创作中体验到了受难和死亡。在小说中犯人的罪行被行刑机器刻在脊背上，本雅明说:“这就是承受着罪行的脊背，而卡夫卡的背上也一直承受着它。” 但他所承受的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他的创作，以及他为了创作而不得不选择的那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机器时代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改变了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式。德勒兹认为，可以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都视为一部“文学机器、写作机器或表达机器”。卡夫卡显然是一个非常敏感而警觉的作家，当许多人还在一味地庆幸机器的神奇和效益时，他已经意识到了机器的弊端和危险，并开始思考处于机器时代的人如何摆脱机器的束缚和奴役这一严峻的问题。“技术设备的服务中所包含的对人类的奴役，并不会由该设备主动解除，而只有在人性的结构组织充分地使自己适应这种由第二次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新型创造力之后才可能被消除。” 机器时代首先将人与机器的关系颠倒过来，随后这种被颠倒的关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看来，这种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暴行。它经常地向他们展示犯罪，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 卡夫卡的这个杰出的短篇对机器与人的关系的描写是独特而寓意深刻的。“这篇小说的构造原则就是由意义向荒谬的倒转，直到这种荒谬最后扬弃自身。” 意义倒转为荒诞，荒诞扬弃之后便又有了意义。卡夫卡的小说总是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呈现出意义，一旦任何人试图一劳永逸地把握卡夫卡小说的意义，这种意义立刻又发生了倒转，再一次走向荒诞。

推文文字编辑：宴安

图片编排：王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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