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隋唐长安城规划主题——皇权永祚的龟鼎之城
我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考古学家、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原理事长、俄罗斯建筑遗产科学院院士杨鸿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17日23时1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杨鸿勋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建筑史学和建筑考古学的研究，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在国际建筑史学界享有盛誉，为中国建筑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长期关心建筑史学后继人才的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海内外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优秀人才；他热爱学会工作，为中国建筑史学分会的创建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有力推动了当代中国建筑史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杨鸿勋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学和建筑考古学的卓越贡献和高尚品格受到国内外建筑史学人的广泛赞誉与敬仰，他的逝世是我国建筑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杨鸿勋，1931年12月生，河北蟸县人。建筑史学家、建筑考古学家、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原理事长、俄罗斯建筑遗产科学院院士。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毕业后组织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学部委员梁思成的助手及以梁思成为主任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秘书；该室改属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后，任园林研究组组长。先生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俄罗斯建筑遗产科学院院士，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营造学社筹备委员会主席。另兼任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同济大学顾问教授、华南理工大学顾问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等。生前曾著《建筑考古学论文集》《中国园林艺术研究——江南园林论》《宫殿考古通论》等，均在国内外获得好评。
小编在写作论文时曾多次参考过先生的书，并购买、阅读过先生的书籍，现发此文纪念之，祝先生走好！
隋唐长安城规划主题——皇权永祚的龟鼎之城
杨鸿勋
引言
唐都长安城是隋都大兴城的延续，隋朝国祚短促，这座划时代的都城作为国祚长久的盛唐都城“长安”而闻名天下。
作为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之后的第二次大统一的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认为北周所沿用的汉长安城破旧，而且地域狭隘，没有发展的余地，又常有渭河洪水的灾害，城市来自地下的生活水源已经发生盐卤，不堪饮用必须另建一座与统一大帝国相称的新都城。隋建国伊始，于隋开皇二年（582）六月，隋文帝杨坚亲自部署勘察选址，在汉长安城东南、现今西安市一带察看形势，同时遵照堪舆“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他在营建都诏书中说：此地“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同，无穷之业在斯”。
隋文帝杨坚命左仆射高颎为总裁、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主持规划设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义等指挥监督建设施。由于宇文恺幼时就跟随在北魏和北周担任重臣的父亲宇文贵，住在洛阳和邺南城；及长，对洛阳和邺南城的城市和宫殿都有所了解。而高颍、刘龙、高龙义等又都是北齐的宗室或遗臣，即所有参与领导和主持大兴规划建设工作的这几个人，都是熟悉北魏、北齐都城与宫殿制度的。所以在大兴规划中，对北魏洛阳与北齐邺南城有所借鉴，是必然的。陈寅恪说得对：“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隋代大兴城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此乃文化染习及师承问题”。（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二)礼义附：都城建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伟大的唐长安，是隋朝伟大的建筑家宇文恺的作品。作为建筑师，他在体现“业主”皇帝意图的前提下，有着巨大的发挥创造。隋大兴城规划的指导思想，首先是与地理形势相融合的规划——赋予地理形势六坡以“六爻”的寓意。再就是作为统一帝国的都城，必须按照儒家“从周”的原则，以《周礼·考工记》形制为基础，根据当时的条件有选择地采取以宫城为主体，加以变通。保持“面朝”——中央衙署位于宫城之南；“左祖右社”——在宫城前面的皇城内，左前方布置供奉祖宗的太庙，在右前方并列社稷二坛，祭祀土地神祇的太（大）社在东、祭祀五谷神祇的太稷在西，皆北向的变通处理。“旁三门”——在郭城东、西、南三面各设三门；街道“九经”——设置纵向大道九条等。大兴规划既有原则，又灵活变通，宫城不按照周王宫设在城中南部，而是按照建设地段的地理形势，宫城与皇城安排在最高的北部。宫城背靠龙首原禁苑，利于安全防卫。在建筑艺术上，居高临下俯视全城的气势，以及高高在上“北阙连天顶”、“参差宫殿接云平”的宏伟宫殿群，构成了城市天际线的巅峰——更能体现出皇权至上的威慑感。
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这里，我想谈一点很少为人们提到的中轴线问题以及城市平面“九、五”数字和“龟鼎”的内涵。
规划融入民俗人文思想——以杨兴村门定位宫城广阳门，也就是城市的中轴线。
宇文恺规划大兴城，是综合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统一考虑的。不但利用地形、地势安排都城的功能，同时融入《周易》的哲理。并且，隋文帝极其重视的吉利地名和民间传说，也被组织到都城规划布局当中，甚至成为大兴城中轴线的定位基准。（在理）
杨兴村门定位中轴线：
《太平广记·西京记》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指大槐树）今见在。初，周代僧枨言多验。时村人于此树下集，枨来逐之曰：‘此天子坐处，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迁都意”。“杨兴村”的名称对于隋文帝杨坚来说，是“杨氏兴旺”的吉兆；何况还有周代僧人预言这里是天子驻地的传说。所以隋文帝定都在这里，而且借“兴”的村名，宫城就叫“大兴宫”，正殿就叫“大兴殿”，京城就叫“大兴城”。宇文恺确定大兴城的中轴线——也就是宫城的中轴线，就是以杨兴村村门作为定位的基准。宫城正面的大门——广阳门（唐改承天门）就安排在杨兴村村门的位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唐兴村隋曰‘杨兴村’，唐时改之”；《太平广记》记载“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看来，大兴宫群臣等候上朝待漏（指封建时代大臣在五更前到朝房等待上朝的时刻。漏：铜壶滴漏，古代计时器，此处代指时间）的朝堂，大概在承天门口附近。从规划定位讲，宇文恺应该是以杨兴村门前的旁边，宇文恺在规划中予以保留，到唐朝时期一直存在。这棵古树的保留，不但有历史文化的内涵，而且有生态景观的意义，中国古代这种不仅因地制宜，而且融合自然于人居环境，并尊重生态和历史文化的规划理念，是非常可贵的。
意识形态的中轴不是几何中轴：
以杨兴村口为准，定宫城与皇城的中轴子午线，直抵南山群峰沟谷之间，其相对的一个，命名“子午谷”。
宫城的中轴子午线，也就是皇城以及整个城市的中轴线。但是这条中轴线并非严格的几何中轴，它根据礼制思想的内涵，有所调整。田野考古探查结果，得知隋宫城广阳门不居中，而是偏西百余米。广阳门距东宫墙约1480米，距西宫墙约1350.60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考古记略[J]考名1963年第11期。报道了朱雀门距东、西皇城墙的距离，也就是隋宫城广阳门距东西宫墙的距离），这一直不为人们所理解，这么大的差距，绝非施工的误差。
可以做如下验证：
广阳门中轴距大兴宫西墙为642.50米，距东墙也应相等，则大兴宫东西宽度为642.50米的两倍——1285米。实测宫城总宽为2820.30米，则掖庭宫宽度为总宽减去大兴宫宽，即702.50米。宫城宽减去大兴宫和掖庭宫宽度，就是东宫的宽度——832.80米。（杨鸿勋.关于唐长安东宫范围问题的研讨.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就知道东宫比掖庭宽出约130.30米。上面谈到广阳门距东、西宫墙的距离，二者之差为129.40米，与130.30米相差无几，这只是测量的误差。从两方面核对的结果，可以确认宫城中轴线偏西130米左右。
中轴线偏西，是由于大兴宫左右的东宫和掖庭宫在制度上不能等宽掖庭低于太子东宫，而造成的。认识这个问题，要从施工程序入手。隋建设大兴都城，是先建宫城，后建皇城，再建郭城。
以规划图确定的皇城为郭城的1/9，宫城为皇城的1/5；每城图形都是内涵鼎足的矩形。先以宫城落实到杨兴村，宫门广阳门重合杨兴村门；宫城左右再建东宫和掖庭—定位偏西约130米的中轴线。然后建南面皇城，再建外围郭城，一直都是这条偏西的中轴线了。
一、体现“九五之尊”思想的规划数据
大兴规划同时存在儿与五的倍数：郭城是皇城的九倍，皇城是宫城（大兴宫）的五倍，以体现“九五之尊”。大兴城的总体规划，是在一个内涵鼎足的横长矩形内，取九宫格的一份；将这一份仍然内涵鼎足的横长矩形竖摆在总体的北边中间作为皇城；皇城内的后部居中竖摆内涵鼎足的大兴宫；其左设太子东宫，其右设掖庭宫；东宫略宽于掖庭，以体现太子的尊贵地位。沿皇城中轴线开路，直抵南城墙，设都城的正门——太阳门（明德门）；在相对皇城东、西墙外侧，开路直通南墙太阳门左右，各设一门——启夏门与安化门，形成南城墙的“三门”（《考工记》所谓“旁三门”——四旁各三门。在皇城前设横街，延至东、西城墙，分别设春明门与金光门——作为东、西城墙的中间城门；于其左右各开一门——通化门与延兴门，形成东、西城墙各“三门”之制，仅在偏西端开有禁苑的南门—光化门，可能还有宫城西邻的华林门（唐改称“芳林门”），形式上似乎是都城的北门。
《长安志》引《隋三礼图》说，大兴城里坊的布置数目，是暗含月份和四季等涵义：宫城与皇城东西两侧各个十二“里”，是象征十二个月；皇城之南竖向四排“里”，是象征四季；四排的九列，象征《周礼》王城九逵之制。
郭城总体，除去皇城，用街道划分为网格。在网格中筑围墙，形成里坊和市。
二、内涵“定鼎”思想的几何图形
2009年初，我作为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为了奖掖年轻人业务上进，曾发起“中国建筑史学全国青年学者优秀学术论文”的评奖活动。王树声的论文《隋唐长安城规划手法探析》提出唐长安（隋大兴）的宫城、皇城和郭城的矩形中都内涵等边三角形的规律性（图1、图2。我认为这一发现是对研究现状的一个突破，遂推荐作为“优秀论文一等奖”的第一名，得到通过。（王树声.隋唐长安城规划手法探析.杨鸿主编.建筑历史与理论第十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王树声曾就发现唐安城内涵三角形问题请教规划专家吴良镛教授，得到认可，但未能答复其涵义。王树声就等边三角形有何意义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解答：等边三角形的涵义是“鼎足”。
大兴郭城为内涵等边三角形的横长形；皇城是内涵等边三角形的竖长矩形；宫城（大兴宫）也是内涵等边三角形的竖长矩形。等边三角形为鼎足的几何图形，以其纳入规划，借以表达“定鼎”的思想。中国自从第一王朝“夏祷九鼎”以来，“鼎”已成为政权的象征。夺取政权谓之“问鼎”，而将建国谓之“定鼎”。同样是宇文恺规划的隋东都洛阳，其中轴南端的郭城正门，就称做“定鼎门”。
三、城市中轴前端埋置石龟寓意“龟鼎”—“皇权永祚”
大兴城中轴线南端明德门的中间门道以南4.50米处遗存石雕乌龟一件，它被埋置在废弃水渠口部的填土之中。石龟长1.03米、宽0.65米、高0.33米，造型与龟跌碑座相同，只是没有立碑的槽卯，显然是独立使用的专门雕刻。（石龟造型极其质朴，现在没有隋朝石龟的参照，尚难断代。已知唐朝石龟，例如2004年西安市莲湖路曾出土《大唐重修内侍省碑记》的唐掖庭宫门前一带，出土了一个石碑的龟座，即所谓的“赑屃”（或名“霸下”），但此件不是龙头，造型很像明德门出土的石龟，只是有立碑的大卯口。唐朝石龟碑座外，独立的石龟雕刻，有初唐李寿（神通）墓出土的雕工精致、背刻墓志的石龟，其造型与明德门前出土的石龟类似。这个初唐石龟应该是隋高级工匠所作。看来，这件石很可能是朝遗物。）石龟被压在唐代路土之下，位置正在明德门南北中轴线上，石龟下垫有砖基础，并有开元铜钱，证明是蓄意安置的。考古地层揭示，石龟是水渠废弃后安置的。石龟头部向南，前高后低，亦即头部一端上翘，与唐代路面略平，以致头顶被当时车马行人践踏所磨损。田野工作人员断为唐朝遗物。
明德门隋时又称“太阳门”，是大兴城中轴干道——朱雀门大街，最南端的标志，大兴城的正面大门。它坐落在“九五”的南坡下，由于地势低洼。每逢雨季连续降雨，地面泄洪由南而北，致使明德门前一带常遭水淹。严重时，位于高地的明德门里也有积水。例如“元和八年（813）六月庚壬，京师大水，风雨毁屋扬瓦，人多压死者；水积于城南，深数丈余，入明德门犹渐车辐。”（《唐会要》卷四四，“杂灾变”）由于明德门外的水患，迫使对城门前这段的渠道的排水功能予以改进。
根据遗迹现象得知：隋建城时，城壕宽9米，明德门前一段为便于架桥而减至3米；门前的城壕距门3米多，东西直线走向。推测唐时鉴于排水不利，而将门前的这段城壕改道，向南湾出并加宽，而将原来城壕填埋。城壕改道南湾位置，原来有隋时埋置的石龟，唐改道时将石龟移至填埋的城壕处，所以发掘石龟位于唐地层（图3）。这里埋石龟，或被解释为是镇水厌胜，其实镇水常用牛，而不是龟。
从门前的隋城壕与两侧值房相叠压可知，隋时此处无值房，这东西两座值房为唐建，隋值房情况不明。唐改造的明德门前一带，不仅因展宽城壕改善了排水，且由于城壕南移，也扩大了门前场地。使得长安东、西城来往出入城门时，避免两次过桥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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