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唐之后的长安与江南
初盛唐时期的大一统，给江南经济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与动力，南方经济有逐渐赶上北方的趋势，国都在经济上更加依赖江南，“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1]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天宝以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2]
﹙一﹚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
安史之乱爆发，国都长安的经济命脉是以江南为核心的江淮大地。安史之乱重创了以长安为核心的中原经济文化核心区，《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八《邦计部·漕运》：“函陕凋残，东周尤甚。”陕西、河南一带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旧唐书·回纥传》曰：“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杜甫有《无家别》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长安城是叛军搜刮财富、破坏文化、残害人才的重点，《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记载：“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叛军在长安城内掠夺财物，“既得长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又令府县推按，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叛军也在长安城内破坏文化，“既克长安，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朝廷利用江南财富平定叛乱，“方今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3]“而唐全得江、准财用，以济中兴。”[4]玄宗在蜀、肃宗在灵武之时，“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亡壅。”[3]也就是沿汉水将江南财富转运到汉中，再由汉中陆运至关中。“第五琦见上于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以助军。”[3]唐肃宗用江南之财壮西北之军，平定了安史之乱。“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江、淮租庸调亦至洋川、汉中。上自散关通表成都，信使骆驿。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3]安史之乱后，长安的经济地位下降，江南的经济地位上升。长安朝廷的日常运转仰仗江南，“军国费用，取资江淮。”[2]随着北方藩镇割剧的猖狂和经济的萧条，长安对江南的依赖与日惧增，“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5]“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6]江南财富是中晚唐长安的生存粮仓。“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7]唐德宗在兵变出奔汉中后，江南与朝廷的联系再次取道汉水，“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遥，骆谷复为盗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遂将夐绝。”[3]兴元元年﹙784﹚五月，“盐铁判官万年王绍以江、淮缯帛来至，”韩滉又运江淮米百艘支援关中李晟大军，“时关中兵荒，米斗值钱五百；及滉至，减五之四。”[3]这也证明江南为主的南国对唐王朝的生存是多么重要。正因为如此，不臣之藩镇駻将常袭扰江南通住长安的漕运通道。德宗贞元二年﹙786﹚三月，李希烈寇襄州、郑州，“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解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由此可见，江南漕粮是长安的生命线，得之则生，失之则危，恰如胡三省所言，“唐都关中，仰给东南之餫。德宗于兵荒之余，其窘乏尤不可言。”[3]在东南经济区中，“浙西赋入尤剧”，[4]浙东、浙西为核心的江南地区，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命运。唐末，朝廷失去了对江南的控制，覆亡的命运随之而至。“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因此，王夫之指出：安史之乱后，朝廷内忧外患，“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之为根本也。”[8]陈寅恪更明确指出：“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9]
﹙二﹚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避难港湾
安史之乱期间，两京残破，《旧唐书·郭子仪传》：“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在此背景下，美丽安定的江南成为长安文化精英和“衣冠士庶”南迁的宁静港湾。李白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杜甫在《江南逢李龟年》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旧唐书·权德舆传》记载：“两京蹂街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于江东。”权德舆在《与睦州杜给事书》中说：“今江南多士所凑，埒于上国，力行修词，人人自励。”[2]安史之乱期间，“时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2]“中夏不宁，士子之流，多投江外。”[2]郎士元《盖少府新徐江南尉问风俗》也说：“缘溪花木偏宜远，避地衣冠尽向南。”[10]韩愈《考功员外郎卢君墓志铭》也记载：“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5]文人士子和歌舞艺人南迁之后，多集中在江南的金陵﹙南京市﹚、杭州、苏州、会稽﹙绍兴市﹚等经济文化都会之中。吕温《祭座主故兵部尚书顾公文》也指出：“天宝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嗤炫争驰，声美共寻，损益褒贬，一言千金。”[2]
苏州长期以来是太湖流域的区域中心，是江南东道的首府，被誉为“甲郡标天下”[10]北方南迁士人多集中于此。安史之乱时由北方迁到苏州的梁肃说：苏州治所吴县“当上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由是人俗桀杂，号为难治。”[2]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时苏州人口63万余，依梁肃之言，包括士人在内的外来人口至少有20余万。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也说：“天宝末，安禄山反，多士奔吴为人海。”[10]二者相互印证，说明苏州是长安等北人南迁的中心之一。李唐皇族释齐安，其祖先就是在安史之乱后由长安避地苏州海盐。“释齐安，俗姓李，实唐帝系之英。先人播越，故生于海门郡焉，深避世荣，终秘氏族。”[11]李纾，天宝末为秘书省校书郎，至德元年避地苏州，后与包佶为“文章风韵主盟于世”，并称“包李”。[12]
金陵因其龙盘虎踞的战略地位，也成为北方士大夫寄居的中心之一。《新唐书·韩滉传》记载，唐德宗建中年间，受关中军阀威逼，朝中有迁都金陵的建议，韩滉于金陵筑石头五城，楼雉相望，“置第数十于石头城，穿井皆百尺。”贞元二年进士及第的李棱，“有别业在江宁”，与其父母定居于此。[13]唐末，长安人刘著迁到金陵。韩洄“天宝末，盗陷西京，兄侄七人遭罹不淑茹痛，违难寓于江南，布衣蔬食，不听声乐者，积六七年。”[2]说明安史之乱后长安人口南迁，规模颇大，而其中文人士大夫占有很大比重。
杭州物华天宝，为东南名郡，也是北方北士大夫的移居地之一。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说：“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方隅有事以来，承制权假以相国元公，旬朔之间，生人受赐，由是望甲余州，名士良将递临此部。”[2]安史之乱后，长安等地的“名士良将”多移居杭州，使这里的“兆人户口日益增”，成为南国名郡。
越州﹙今浙江绍兴市﹚位于钱塘江以南，是浙东平原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北方士大夫的主要迁居地之一。安史之乱后，士大夫多南奔越州，“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穆员《鲍防碑》﹚[2]开元年间著名道士吴筠，被玄宗召至京师长安为翰林供奉，“禄山将乱，求还茅山。既而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常于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道遥泉石，人多从之，竟终越中。”吴筠是长安道教文化与江南道教文化传播的纽带。唐朝宗室李聿，玄宗朝官至尚书郎，后来在越州参加鲍防浙东诗会，可能是为了避乱由长安到越州。[2]唐宗室李洧孙在唐末避居上虞、嵊、会稽三县交界山区。[14]包佶在天宝六年进士及第，后避乱至越州，与严维过从甚密，皇甫冉《宿严维宅送包七》：“江湖同避地，分手自依依。尽室今为客，经秋空念归”。[10]包七即包佶，时严维任越州诸暨县尉。
润州﹙治今江苏丹阳﹚、湖州﹙治今江苏湖州巿﹚、宣州﹙治今安徽宣州巿﹚、歙州﹙治今安徽歙县﹚、池州﹙治今安徽贵地市﹚、衢州﹙治今浙江衢州市﹚等江南名城名地，也都是长安及北方文人士子避难的佳地大郡和宝地名城，这里富足而宁静、美丽而崇文、淳朴而好客，自然而然地成为长安等北方士人南迁的乐土。“这些地区位于江南北部、中部，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当然也是文化传统深厚的地区，故而集中了绝大多数的避难士人。”[15]号称江南“四夔”的崔造、韩会、卢东美、张正则就旅居在金陵和宣州一带，《旧唐书·崔造传》：“﹙崔﹚少涉学，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之﹙金陵﹚。”南迁士人们将盛唐长安文化的精华带到了富饶美丽的江南，带动了长安与江南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江南文化与文学的繁荣，加快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
﹙三﹚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
安史之乱后，“多士奔吴为人海”，“天下学士亦奔波”，出现了长安文化精英南迁的壮美气象，“长安路绝鸟飞通，万里孤云西复东。”﹙刘长卿诗﹚明媚而又宁静的江南，文化繁荣，英才辈出，诗坛繁荣，影响长安。如大历时期的刘长卿、戴叔伦、严维、钱起、权德舆、顾况、皎然等，诗才纵横；元和时期的张籍、李绅、孟郊、张志和等，个性鲜明；晚唐的陆龟蒙、贯休、罗隐、杜荀鹤等，开拓创新。因而辛文房称“当时东南多才子”，使东南成为与长安互动密切的一个文学中心、文化中心。
首先，长安与江南的文化差异颇大，相互吸引而共同提高。唐人撰写的《隋书·文学传》，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第一次系统地描写了江南与北方文化与文学的差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南北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的差异，导致南北文学与文化的差异。隋和
初盛唐的北方关陇贵族有着浓厚的南朝化倾向，地域空间上大运河的开凿和文子艺术上宫体诗的盛行都是典型例证。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明确指出：“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太宗转溺南风，南方文彩风流，终于战胜北人之朴厚。”[16]科举制的发展和进士科以诗赋为主的考试内容，为江南文人挺进长安提供了制度保障。“长江之南，世有词人”。才华横溢的江南文人，在唐前期络绎北上，寻找政治出路，为质朴的长安带来许多新鲜色彩，装点了帝国首都的文坛，同时使科举竞技赛更加激烈。[17]中唐以后，江南才子纵横驰骋在长安文坛之上，使长安文坛百花争艳、万紫千红。《旧唐书·贺知章传》：“先是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上京。”江南文人为唐代诗坛增光添彩！实际上，以诗歌创作为长安文坛注入活力的并不止以以诸位，《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包融诗》下注曰：“融与储光義皆延陵人，曲阿有馀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瑀、长洲尉谈戭、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阳集》者。”这些活跃的江南诗人，将长安诗坛装点得五光十色。
其次，中唐之后江南经济与文化并秀，成为长安的文化花园。安史之乱后，以长安为核心的北方士大夫南迁，将盛唐长安文化的精华带到了江南，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10]江南以文化繁荣、人才辈出为傲。皎然在《诗式》卷四中说：“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粱作者。迄今馀波尚寝，后生相效，没溺者多。”元朝人盛如梓在《庶斋老学丛谈》卷中开列了一个更详细的江南诗人名单：“唐诗人江南为多，今列于后：陶翰、许浑、储光義、皇甫冉、皇甫曾、沈颂、沈如筠、殷遥，润州人；三包融、何、佶、戴叔伦，金坛人；陆龟蒙、于公异、丘为、丘丹、顾况、非熊父子、沈传师、诚之父子，苏州人；三罗虬、邺、隐、章孝标、章碣，杭州人；孟郊、钱起、沈亚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频、方干，睦州人；贺德仁、吴融、秦系、严维，越人；张志和，婺人；吴武陵、王贞白，信州人；王昌龄、刘眘虚、陈羽、项斯，江东人；郑谷、王毂，宜春人；张乔、杜荀鹤，池州人；吉中孚，饶州人；刘太真、顾蒙、汪遵，宣州人；任涛、来鹏，豫章人；李群玉，澧人；李涛、胡曾，长沙人。皆有诗名。”可谓群星熣灿，熠熠生辉！
再次，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文化基地与人才摇篮。中晚唐时期，长安文坛的旗手韩愈、白居易和文坛健将权德舆、刘禹锡等，相继旅居江南或出生江南，促进了长安与江南文化的交流，使江南成为长安的文化基地。青春勃发的韩愈曾在江南渡过了五、六年安静的人生时光。大约是从建中二年﹙781﹚到贞元二年﹙786﹚，即韩愈十三岁到十八岁的青年时期，“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韩愈兄长韩会的产业在宣城，为韩愈系统地为学、为文创造了条件，他在此接触到独孤及、梁肃等古文先驱人物。《旧唐书·韩愈传》曰：“大历、贞元之间，文学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粱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一代。”韩愈古文运动的基础奠基于江南。权德舆祖籍天水略阳，但生于江南润州，其父权皋博学多才，卓尔不群，与江南才子名宦李华、颜真卿交往甚深，权德舆在江南渡过了成长为学的青少年时期，为日后的仕宦与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刘禹锡占籍洛阳，但生长于江南的嘉兴，早岁即结交、师事江南著名文士，与权德舆、诗僧皎然、灵澈等人都有密切的交往，为其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条件。白居易一生与江南有着十分密切而重要的关系：少年旅居吴越，得到了江南美景与人文精神的熏陶；青年宣州乡试，为宣歙池观察使崔衍贡举，实现人生大跨越；晚年刺守杭州、苏州，诗歌创作进入又一兴盛期。[15]白居易的人生轨迹与辉煋成就，有着浓墨重彩的江南文化烙印。中晚唐，江南人才主宰长安文坛。《郡斋读书志》卷一八评权德舆说：“其文雅正赡缛，当时公卿功德卓异者，皆所铭记，虽动止无外饰，其蕴藉风流，自然可慕。贞元、元和间，为缙绅羽仪。”当中原陷入战火中时，韩愈、白居易、权德舆、刘禹锡等人，是江南地区成长起来的文化精英，他们后来科举及第，仕宦长安，成为当时文宗或駻将，使江南成为长安文化的人才摇篮。最后，“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江南的诗酒文会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嘉年华会。安史之乱后江南成为两京之外的文化中心，南北方文人士大夫风云际会，徜徉在优美的江南山水之间，频繁而广泛地开展诗酒文会。“壶觞须就陶彭泽，风俗犹传晋永和”；[10]“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10]“骋望傲千古，当歌遗四愁”；“赏是文辞会，欢同癸丑年”。这种模仿兰亭宴集的风流雅致，以文化交流与诗歌创作为内容，推动了江南文化与文学的繁荣。大历年间规模盛大的浙东湖州诗会，是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与皎然等文友组织发起的，是长安与江南文士的嘉年华，前后共有一百多人参加，影响甚广。诗会盟主颜真卿，长安人，开元二十二年进士及第。安史乱起，坚守平原，誓死抗敌，朝野敬仰，居功至伟。他博学多才，诗文俱佳，书法精绝，敦厚颜体，筋肉丰满，盛唐代表，当之无愧！任湖州刺史后，一方面组织文士编修类书《韵海镜源》，一方面举办诗酒文会，成为沟通长安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灵魂人物，加快了江南文化的发展。北方南来文士是诗会的重要力量，是所谓“北客来江外，秋山到越中”，“故交多此见，清兴复能同”，词人、北客、故交都来到了江南，为诗酒文会带来了厚重的北方文化；江南本土文人则是诗会另外一大主力，为诗酒文会注入了清新的江南文化，越州严维、湖州皎然，是中唐江南本土诗人的领袖，是诗会的东道主，是沟通南北文化、南北诗坛的桥梁与纽带。[15]诗酒文会是南北文化荟萃的嘉年华会。对祖居地的留恋敌不过对战乱的恐惧，就像对富庶安定生活的热爱远不及对显赫名位的追求，唐代文人在“长安”与江南之间，终于因为时间的作用，而在公元 9 世纪末有了了断。这个代言人就是韦应物的四世孙韦庄。他的《菩萨蛮》写道：“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位“长安”少年在“春水碧于水，画船听雨眠”的江南，虽然也像当年的李白、杜甫那样魅惑于江南女人的“白”，却早没了他们的倨傲，堆满心头的是终老斯土的祈愿。韦庄若是王维的后人，唐代文人的这个关于江南的情结会演绎得更完美些。生于“南国”的红豆，不单是“此物最相思”，更荷载着一个民族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的美丽愿望。
结语
总之，中晚唐时期长安与江南的经济文化互动更加密切，大唐长安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全赖江南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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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发表于《长安历史文化研究》第7辑，作者：梁中效，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武功人。现任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陕西省历史学会理事、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市科委咨询专家、汉中市社科联副主席、汉中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汉中市钱币学会副会长、汉中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在《中国史研究》《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参编著作5部；主持完成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项；3次做客中央电视台，讲解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原创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违者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