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西安城市生命力的初步解析（2）
三、水：维系西安城市生命的关键所在
2005 年初，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论证和修改，西安市人民政府形成了一份对西安城市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专题报告——《西安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发展报告》，全文虽不到 3 万字，但立意高远，意义重大。这份报告对西安城市发展的定位，归纳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经济的外向度，使之尽显其人文之都、科技之市、现代新城的魅力”这样生动的表述。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采用的题目是“关注城市发展路线图：四化西安将这样打造”，也是抓住了关键所在。我们尤其关注报告中的“美好前景：生态化”部分的阐述。报告拟定的生态化建设的目标为：通过系统持久的建设，使西安生态环境逐步达到自然、清洁、安全、协调、舒适、优美；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0％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大于8 平方米；河流水系污染得到普遍治理；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普遍达标；全市普遍采取节水措施，达到水资源供需基本平衡；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60％以上，工业废水基本全部达标排放，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0％；城市空气质量到 2010 年好于或达到二级标准282 天/年以上；城市噪声达标区覆盖率达到 90％；城市气化率达到 100％；公众对环境的满意率大于90％。
报告整理出来的西安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四大问题，其中前三个都同水资源有关：（1）山地、台塬、丘陵植被破坏严重，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降低；（2）水资源短缺和水资源浪费并存。地下水开发利用过度，地表水开发利用不足；（3）河流水系污染严重。西安境内有较大的河流 40 多条，其中中度至严重污染的超过总数的一半，地下水中度以上污染面积超过 200 平方公里。——我们认为这些分析也是点中了要害，抓住了关键。那么，今日西安城市建设究竟缺不缺水，如果缺水的话，究竟缺少到什么程度？关于水资源统计的这一笔帐，计算和统筹起来的难度，很可能超过对任何其它稀缺或紧缺物品的统计。农业、工业各个行业建设需要水，市民生活需要水，房地产开发景观建造需要水，旅游业发展和世界园艺会举办也需要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历史上一直保留下来的浐灞、泾渭、沣渭汇合处，本来是西安周边的湿地所在，现在也逐渐纳入到各个经济新区的开发计划内了。一个是以河流形式存储的水资源，为西安的需要作为客水被引走，一个是河流岸边的平整土地，为不断扩大的西安城区一一囊括进来，西安周边河流生态的日趋恶化及西安城市向周边的大幅度扩张，均引起广大市民的焦虑和不安。总而言之，今日西安之大，已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作为国都存在的周秦汉唐诸王朝的都城范围，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深度运作，已经将周秦汉唐诸王朝在西安小平原的所有都址用城市联结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了。
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一下 1972 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的重要成果，为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如何协调的问题寻找一些确定性的原则。1972 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举世闻名的《人类环境宣言》，该项宣言申明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在使用地球上不能再生的资源时，必须防范将来把它们耗尽的危险，并且必须确保整个人类能够分享从这样的使用中获得的好处”[13]。其中作为原则之一书写的条款是：“现在已达到历史上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决定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时，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果。由于无知或不关心。我们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无法挽回的损害”[14]。
1992 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诸多文件，第一份文件重申了 1972 年《人类环境宣言》的精神，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及其思想，作为对以前有关环境问题认识的新观念。第三项原则的具体表述是：“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15]；第八项原则的具体表述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使所有人都享有较高的生活素质，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且推行适当的人口政策”[16]。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 1992 年的春天，一群科学知识界的著名人士在海德堡的活动情况，他们面对自然保护主义者和政治生态学者，在里约大会之前采用《致各国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的海德堡呼吁书》的形式，向联合国大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7]，这种声音在维持人类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关系方面被认为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呼吁书》的最后一段文字集中地阐明了这些重要人士的看法，即“威胁我们的地球的最大问题是无知和压制，而不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因为它们的手段是使人类能够由自己并为自己战胜人口过剩、饥饿和大流行病等灾难不可缺少的工具，只要这些手段得到恰当的运用”。学者们的思想已经阐发清楚，并在随即召开的里约文件中有明显的反映，问题是怎样做才叫做“这些手段得到恰当的运用”，这是具体实践中最难的事情——特别是对利润或利益的追求脱离了科学知识界人士的期望的时候，许多忧虑、不满甚至指责都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远在亚太地区的中国西安城市建设之实际，遇到的也多是这样棘手的问题。
到了本世纪初，有位率先提出环境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大概是受到他的同伴论著的启发，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著作中写入了《为人民重新设计城市》一章[18]，在这一章的具体阐述中，他极力摒弃“以汽车为中心无计划延伸的城市”模型，提倡建立“城市铁路和自行车系统”，著作中的重要思想之一是在论述如何“为人民计划城市”。——莱斯特·R·布朗阐述的“为人民计划城市”的思想，值得为大量“城市病”所困扰的人士来学习和体会。
举西安来说，如何获知广大市民的基本意愿，征求到最重要的意见或建议，是有利于规划近期和中远期城市蓝图的关键一着。再者，西安水资源不足已是基本事实，“大水大绿”的期望与这种事实之间的差距该如何协调和处理，有什么条件可以支持西安建设“山水城市”的说法，周秦汉唐和宋元明清哪个时期离我们最近，怎样缅怀前贤和敬仰历史王朝才更加符合实际，能否尽可能减少水面的汇聚，采用多养花养草种树培植绿地的方式，是不是更符合西安的自然条件和长久使命。
四、究竟谁可以决定西安城市的命运
论述至此，还有一个问题萦绕心头，即究竟是谁在决定西安城市的命运？许多人会自然而然地说理所应当地应该是政府，这是具有许多道理和符合以往和现在诸多事实的认识。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还要继续询问和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谁可以决定西安城市的命运？一个城市的居民，从法律角度而言，都是国家的公民。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待，则有市政府管理人员和市民之分。所有居民同住一个城市，有关这所城市的市政条件、福利安排同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利益休戚相关。最为重要的是，涉及到基本生活条件的供水、供电、供气、道路建设等事项，无一不同资源环境要素紧密相连。我们处在一个居民总数在向千万大关靠近的时间段内，每一位市民自然拥有更多的理由关心和过问所居住城市的可持续居住问题。在此，笔者非常愿意回顾一下 1983-1985 年西安市政府领导的那次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和响应的西安环城建设活动，因为那次活动可以称为政府和人民情感交融的蜜月期。据最新研究，从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1781-1786）整修西安城墙后[19]，又是一个二百年左右，又要大力修整破败不堪的西安城墙了[20]。工程准备期间。就成立了省市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在开工典礼上。兼任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名誉主任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讲清楚了这一工程的修建方式和教育作用：
西安市委和市政府决定采取国家投资和多渠道筹集资金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分期实施相结合，专业队伍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我看是正确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依靠群众自己动手谋福利”，不仅可以节约国家投资，而且有利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很好课程，对于锻炼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朝气蓬勃的革命队伍，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21]
许多西安市民，包括在外地外国居住的有古城西安生活经历的人士，从新闻和报纸上获知将要修整西安城墙的消息，都无比激动，热情高涨，许多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到义务劳动的行列中，不少市民也是自愿加入，出工出力，有的干部群众主动捐款，还有人写信为环城园林提出规划构想、提出修复城墙中应重视的抗震问题、桥坝结合问题、环城公路建设问题等。旅居美国科罗拉多的华裔人士龙英写信相告：“我在万里之外的美国看到《人民日报》关于西安市人民动手兴修环城公园的报道，兴奋得不能入睡，当想到古城西安将围上绿色的‘项链’，清澈的河水流绕城周，游人能够在林荫中沿河堤散步，这怎能不使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呢！”[22]当时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古城墙是西安的珍贵文物和重要标志，借助着还保留的时代激情参与其中，形成与政府倡导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号召极为难得的共鸣，完成了一项非历史上历次城墙修缮活动可比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城建维修工程。
时至今日，与城市同呼吸、共命运的市民阶层，在城市文化的熔铸和熏陶中，已经日渐成熟，环境保护理念也更为深入人心，同过去相比，一句话，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要求更高了。事实上，“人民群众”这种政治意味浓厚的表达，在不少方面已经悄悄让位于更有法律和民主意味的“市民阶层”之表达。市民这一阶层包含着居民身上所有的社会性，包含着在同一城市生活居住的所有人，他们生活中的种种意愿总会找到合适的诉求对象予以表达，这些对象可能是受到市民认可的某某报纸或某某团体，有时也会是某些市民自觉不能放过的机会。许多西安人知道甚至不能忘记，这样的机会在西安公众媒体中已经出现并有过展露。2004 年 12月 18 日那一天，西安的天气是弥漫着浓密气溶胶颗粒的雾蒙蒙冬天景象，一名在“华商网”上开设“新西安论坛”的版主秦透社（网名），在西安的“华商网”等 3 家本地网站先后开展了“2004 年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活动。这一评选活动给网民留出的时间真是不长，刚刚两周，到 2005 年 1 月1日这一天评选就揭晓了，其结果是“西安宝马彩票案影响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西安形象”等十条教训名列其中。这一结果不仅在广大网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还惊动了政府部门。
据报道，评选活动发起后，立即引起了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和市政府有关领导的重视，无论是做出的批示还是在网上的回应，都充分肯定了评选活动的意义。对于评选结果，西安市方面很快召开了专题会议，对评选结果进行了研究讨论，要求相关部门和区县针对网民提出的问题，积极改进工作，寻找差距和不足，并在一周内提出整改措施，而西安公安局交管支队率先在“华商网”上回应“十大教训”，提出整改意见。最后，3 月 4 日那一天，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约请参与评选活动的主要网名代表进行座谈，座谈的话题依然是那么直接而美好——即“西安咋样变得更美好？”
对于此次评选活动，舆论也给予了支持的声音。新年的 1 月 4 日，人民网“强国论坛”首页发布了网评，认为西安的评选活动是“2004 年中国最有价值的一次‘十大’评选”。接着，《瞭望东方周刊》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十大教训评选，网民参政试验”。 1 月 24 日，《西安日报》发表题为《让教训成为推进发展的动力》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十大教训’对全市所有的部门和企业都是一次警醒。”网民就是市民，市民发表的意见就是民意，秦透社（网名）说“‘十大教训评选’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之所以得到政府部门肯定，其意义就在于民意的真实有效表达”，还有人评论说“现在是网民通过网络，以后可能是市民更为直接、广泛地参与，这是一个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一种必然。”
很明显，上述两个实例的实际意义各有不同，广大市民参与的西安环城建设活动，属于“人民城市人民建”的事例，时隔 20 年后一部分市民以网民身份展开的“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活动，属于“人民城市人民管”的事例，只是后者意欲参政的方式和途径都还远远未能达到应有的广度和高度。
我们认为，今日行使行政职权，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西安城市命运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正因为政府担负的职责重大和崇高，任重而道远，才需要一届届政府公职人员殚精竭力，服务市民，着眼长远，传好接力棒。为更好地调动广大市民当家做主、参与城市发展和管理的积极性，政府就必须广开合理渠道（如建立民意调查中心、赋予市民以相当的话语权、举行各种听证会、定期公布市政专项信息），与广大市民相沟通，广泛了解民意，努力形成以关心城市前途为中心的政府—市民新型关系，在全国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城市中做出表率。在这中间，充分展开磋商和论证工作，依据西安城市历史和环境特点形成自身特色，同广大市民一道共同为西安城市的可持续居住走出新路。
一个城市的生命力支撑着一个城市的生命史，相对而言，满足今天的需要和管理好今天的城市也是相对容易的。可是，我们不仅要考虑西安城市发展的今天，还要考虑到明天和将来，考虑到与世界上的雅典、罗马、开罗这些著名古都齐名的西安城市史的长久延续。在中国，西安是数百个城市中一个很特别的代表，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地方，需要整个社会和每一个市民认真地关爱她，保护她，也只有这样做，做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西安才会享有“长安”之福祉。
注释：
[1]《汉书》卷29《食货志》。
[2]可参考王培华《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9 年第3 期。
[3]［日］ 洼添庆文：《魏晋南北朝时期の长安》，东洋文库中国古代地域史研究班编 《水経注疏訳注（渭水篇下）》，东京东洋文库発行 2011 年版，第3-14 页。
[4]1994 年文物出版社第 2 版 《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有一处排印之误，在第 136 页，内容为：901 辛酉 四年 天复元年；902 壬戌 二年；903 癸亥 三年；904 甲子 四年；905 乙丑 唐哀帝李柷 天祐元年二年；906 丙寅 三年；907 丁卯 四年；
误处很明显在 “905 乙丑” 几个字排上一行， 致使天祐二年无对应之纪年。 史料方面有 《旧唐书》 卷 20 下 《哀帝纪》 文字： “天复三年二月， 拜开府仪同三司， 充诸道兵马元帅。 天祐元年八月十二日， 昭宗遇弑” （中华书局1975 年版 ， 第785 页 ）。 天复三年 （903）， 其时辉王李柷受拜新职。 次年为天复四年 （904）， 时在八月十二日， 昭宗被人杀害， 身为昭宗第九子的李柷随即被立为皇太子，在灵柩旁即了皇帝位， 第一个年号定为 “天祐”， 其元年也在 904 年同一年。 又， 万国鼎编、 万斯年和陈梦家补订的 《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书局 1979 年第1 版）， 第41页列表唐昭宣帝 （即唐哀帝 ） 天祐元年在公元 904 年 ，也就是说， 这一年与天复四年为同一年，其排版方式与901 年唐昭宗时的光化四年 、 天复元年一样 ， 要占两行 。正确的排版方式为：904 甲子 四年唐哀帝李柷 天祐元年；905 乙丑 二年；906 丙寅 三年；907 丁卯 四年
笔者使用的 《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为文物出版社 1994 年第2 版 （2001年 10 月第 7 次印刷）， 有鉴于该书 “出版说明” 里有编者的一段话， 即 “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1973年第一版， 今经第二次修订， 错误遗漏之处， 请读者批评指正” （落款为 1993 年 10 月）， 故在此特别予以指出，以便于使用。
[5]《旧唐书》 卷 20 上 《昭宗纪》。
[6]［美］崔瑞德主编 《剑桥中国隋唐 史 （589-9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774 页。 文中引文出自该书第 10 章， 作者为罗伯特·萨默斯 （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助理教授）。
[7]《旧五代史》 卷 150 《郡县志》。
[8] 包茂宏：《建国后西安水问题的形成及其初步解决》， 王利华主编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 年版 ， 第259-276 页 。
[9]陕西柞水牛背梁森林公园宣传片《牛背梁——秦岭国家森林公园》解说词，见陕西柞水牛背梁森林公园网站视频材料。 如果说秦岭山脉在蓝田东侧向北伸出了骊山支脉，在蓝田西侧分布了白鹿、少陵、神禾诸原，形成了一个可供城市据以兴起的怀抱，当更为准确。
[10]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编 《西安市地理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88 页。[11][法]克洛德·阿莱格尔：《城市生态，乡村生态》， 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第 116 页。
[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编 《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控制》 第4 篇，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2-234 页。
[13][14]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文件：《人类环境宣言》，中国环境报社编译 《迈向 21 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 附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8、157 页。
[15][16]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中国环境报社编译 《迈向21 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 》 附件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 第 29、30页 。
[17]这份由 425 位科学知识界人士签名的 《致各国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的海德堡呼吁书》， 形成于 1992 年 4 月14日， 是写给当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又称 “全球高峰” 会议） 的，全文刊克洛德·阿莱格尔、 陈亚东译 《城市生态， 乡村生态》，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 第145-146 页 。
[18]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 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 林自新、 戢守志等译， 东方出版社2003 年版。
[19]史红帅：《清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西安城墙维修工程考——基于奏折档案的探讨》，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 年第 1 期。
[20]西安市城墙管理所、 莲湖区 “三整顿” 办公室：《关于西安城墙被破坏情况的调查 》（1980 年 7 月 25日）， 刊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环城建设资料汇编》 第1 辑，1984 年，第 20-21 页。
[21]马文瑞：《群策群力，为把西安建设成美丽整洁的文明城市而奋斗》，《西安晚报》 1983 年 4 月 1 日。
[22]《龙英的信》， 刊安环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环城建设资料汇编 》 第 1 辑，1984 年，第 178 页。
该文发表于《江汉论坛》2012年第1期，作者：侯甬坚，陕西扶风人。现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理论、过去环境复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主编，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历史地理》刊物编委、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理事、西安市历史地理学会副会长等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参与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2项，目前正从事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历史环境演变的研究工作，欲以挖掘和释放历史文献记录在阐发科学问题上所特有的作用和潜在意义。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其它类文章20余篇。转载请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违者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