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

针对丝绸之路鼎盛时期起点的唐代长安城内是否有作为起点标识性处所的问题，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在丝绸之路起点的唐长安城内，大明宫、西市和开远门，是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城的三大标识；大明宫是唐代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西市是唐代丝绸之路经贸中心和起点，而长安西面的开远门则是唐代丝绸之路行程的起点。

   2013 年2 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以“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的名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提交申遗的文本。2014 年 6 月 22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所以改名，是因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在前期评估时，认为“起始段”的表述存在问题。因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最后审定时改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这可能更符合丝绸之路的历史事实。因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兴盛及鼎盛时期是在中国的西汉和唐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时期，而西汉、唐代的国都在长安，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终点。

作为丝绸之路鼎盛时期起点的唐代长安城内，是否有作为起点标识性的处所？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处所就是唐长安外郭城西边 3 个城门北面的开远门，此地是离开长安城的标志，也是中西方绝大部分通贡使团、胡商及胡人等往来必经的一处标志性建筑。著名的“丝绸之路群雕”，就大致屹立于该地，象征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商队由此处开始出发或返国时的情景。然而至 21 世纪初，由于唐代西市遗址的再次发掘及开发，有学者又提出唐代西市“是隋唐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世界贸易中心”的看法，并得到国际上一些学者的赞同。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曾提出质疑，并与一些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在笔者 2008 年所撰《万国来朝岁五服远朝王》一文提出：“唐代的中外交往和丝绸之路起点和中心在长安。而大明宫则是京师长安内的政治中枢及起点; 西市是中外经济贸易的中心和起点；而长安西面开远门，则是中外交往和丝绸之路行程的起点。”［1］即是说，唐长安城的大明宫、西市和开远门，是唐代丝绸之路起点长安的 3 个重要标识。

一、唐代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大明宫

唐代长安宫城有“三大内”，即大内( 西内) 太极宫殿群、北内( 东内) 大明宫殿群和南内兴庆宫殿群。大明宫初建于唐贞观八年( 634) ，名永安宫，后改为大明宫。龙朔二年( 662) 唐高宗再次大规模扩建，并移居于此。此后，大明宫就成为朝会和接见外国使臣、四夷首领的政治中心。其地据龙首原，宫殿巍峨高耸，四周有宫城墙及门，控制都城制高地段，平面呈南宽北窄的楔形，面积约3.3 ～ 3.7 km²。宫前有五门，中为丹凤门，向北中轴在线，依次为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两殿左邻延英殿，后接太液池; 池左为麟德殿，池北接北边三门中间的玄武门( 图1) 。自 1957 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大明宫先后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收获颇丰。

图 1 西京大明宫图（徐松《唐两京城坊考》）

从贞观八年至乾宁三年( 634～896) ，二百多年间，大明宫成为唐朝历代皇帝处理政务、朝会大典、颁发诏谕及接见外国贡使等的重要场所；其建筑之宏伟、壮丽，布局之严谨、巧妙，在长安宫城中超过太极宫和兴庆宫。而作为唐帝国政治中枢的大明宫诸多政治功能中，皇帝接见、宴请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及国外一些民族首领或使臣，是其中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也是其作为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的重要体现。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民族观，凡是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及国外一些民族、国家，一律视之为臣属于天朝的臣民，称之为“四夷”；其国主、首领或派遣来的使臣至京师，则称之为“朝贡”或“朝献”。这种政治观和制度源于先秦时期的“服事制”，也就是在王畿、诸侯国等华夏族之外，众多的周边民族或国家被名之为“要服”、“荒服”，他们要向华夏天子每岁朝贡，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事实上，凡来朝贡、朝献的民族或国家，大部分的确在政治上是不同程度附属于当时中国封建王朝的，他们的朝贡有政治依附关系的性质。但是，也有一部分是距中国遥远的外国遣使，他们与当时的中国封建王朝并没有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其朝贡实质上属于一种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性质。

唐朝历太宗“贞观之治”和玄宗“开元之治”，国力昌盛，经济繁荣，吸引周边民族及亚洲、欧洲等国纷纷与唐朝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朝贡、朝献即是最正式、最重要的交往之一，也是唐代丝绸之路政治交往的集中体现。《册府元龟》详细记载了各国朝贡的情况。如至京师长安“朝贡”的外国，在今欧洲的有拂菻国（又称“大秦”），即当时欧洲强国东罗马帝国;在今西亚、中亚的波斯萨珊王朝( 今伊朗等地)；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唐代称之为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611 ～ 750）和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750～1258）；在今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诸国，即康国、安国、曹国、米国、石国、何国、火寻国、史国、戊地国，他们多为商业民族，唐代“胡商”多指其国；居于中亚阿姆河南的吐火罗国、挹怛国（即哒）、谢国、帆延国；居于帕米尔高原的大小勃律国、识匿国、俱密国、护密国、骨咄等国，均时有遣使入唐朝贡。

在今南亚地区的印度，唐代以前分裂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国，后中天竺并其余四国。但不久又分裂。五国先后均有遣使入唐者。印度南的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及印度北边的罽宾国（今克什米尔），西边的尼婆罗国（今尼泊尔）等，也都不时遣使入唐朝贡。在今东南亚地区，唐代称为“南海”的诸国，见于记载的朝贡情况，有邻近唐安南都护府的林邑国（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真腊国（今柬埔寨等地），诃陵国（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堕和罗国（在今缅甸那沙林至泰国湄南河下游），盘盘国（今泰国万伦湾），骠国（今缅甸北部），陁洹国（今马来半岛北部），丹丹国（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参半国（今老挝西北）等［2］。

此外，在唐朝东面的日本及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与唐朝关系更为密切。其中，日本遣唐使和新罗遣使次数最多。以上大致是属于中外关系范畴的外国朝贡情况，还有被唐朝同样视为“四夷”或荒服的周边民族或政权，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范畴，如东北的靺鞨、契丹、奚、霫、失韦、渤海；北方的铁勒诸族，东、西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沙陀等; 西北方的西域高昌、龟兹、焉耆、疏勒、于阗，以及吐谷浑、党项等；西南方的吐蕃、南诏等国。他们在唐代统称为西域胡人或“蕃”，蕃主或其派遣使者赴京师长安朝贡，史籍记载颇多，不一一例举。

唐朝沿以前历代传统朝贡体制，设有专门接待朝贡蕃主、使臣的机构——鸿胪寺及尚书省礼部下属之“主客郎中”，并制定了有关朝贡的一系列制度，以及主要国使、蕃主住鸿胪客馆后，怎样迎劳、宴请、接受表彰等礼仪。然而，其中最重要、最隆重的仪式，是唐朝皇帝亲自接见和宴请朝贡使臣、蕃主，这是集中体现唐帝国与朝贡诸国或民族政治关系的象征仪式。这种仪式进行的场所，即是大明宫内的主殿含元殿，它与殿外的丹凤门一道为举行“外朝”的地方。每岁至元正、冬至，皇帝举行大朝会，各国使臣、蕃王也齐集含元殿，朝觐天子，盛况空前。唐朝诗人张莒《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大历十三年吏部试）诗云：“万国来朝岁，千年觐圣君。”诗人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诗亦云：“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大诗人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亦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所谓“万国”是形容朝贡各国数量之多，朝贡蕃主及使臣规定“服其国服”，故有“万国衣冠”之说；冕旒，即皇帝所戴冠冕，此处指唐天子。正、冬含元殿大朝会，有诸蕃国各献方物，“列为庭实”；往往还举行宴会，伴以乐舞百戏。郑锡撰《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云：“开彤庭执玉帛者万国，发金奏韵箫韶而九成。祥风应律，庆云夹日，华夷会同，车书混一。”

除大明宫含元殿外，皇帝有时也在大明宫宣政殿、麟德殿、紫宸殿、延英殿等处接见或宴请朝贡诸国使臣、蕃王。如贞观二十年( 646) ，唐太宗在大明宫芳兰殿（紫兰殿）宴请回纥等铁勒诸部首领；至德元年( 756) ，肃宗于宣政殿接见回纥叶护等；贞元十年( 794) 三月，德宗于麟德殿接见南诏使，“赐赉甚厚”。唐代尚宫宋若宪《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诗云：“端拱承休命，时清荷圣皇。四聪闻受谏，五服远朝王。”诗人卢纶《奉和圣制麟德殿宴百僚》诗也有：“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之句。

最后，还值得提及的是，大明宫内宣政殿前还设置了门下省、中书省和御史台等机构。在中书省属下设有“四方馆”，通事舍人主之，掌职是接待四方使客。御史台也不时审理在长安居住胡人及其它民族的案件。即是说，大明宫内有些机构也有接待和管理外国和周边民族一些事务的职能。

唐代外国及周边诸民族政权至唐京师长安的朝贡、朝献，主要是一种政治关系的体现，同时，也具有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性质和意义［1］。

总之，大明宫作为唐代的政治中枢，由皇帝亲自接见、宴请朝贡诸国使臣、蕃主的大朝会隆重仪式，表明了大明宫在有唐一代中外和与周边民族政治关系中最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也即是最能体现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的地位和作用。

如今唐代大明宫遗址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陕西省自 20 世纪90 年代末探索和实施大遗址保护管理的新思路，即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与当地城行基本建设、与当地环境改善的 4 个结合；并制定了大明宫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新的理念运作模式; 在大明宫遗址上建立了“大明宫遗址公园”。在 2014 年 6 月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其中陕西省的 7 处遗产中就有“唐大明宫遗址”，说明陕西省大遗址保护的新理念和实践得到了国际认可。

二、唐代丝绸之路经贸中心和起点—西市

大唐西市，原系隋代大兴城“利人市”，唐朝建立后，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利人市改名为“西市”，仍占两坊之地，位于长安城宫城西南，属长安县，与“东市”（属万年县) 相对( 图2) 。唐龙朔之后，西市繁华超过东市，故又有“金市”之称。关于大唐西市的研究及考古发掘报告等论著甚多，下面仅从丝绸之路中西方经济贸易的角度，对西市的地位和作用作论述。

    第一，大唐西市除集中一批唐朝商人之外，主要从西域( 狭义西域，指今新疆地区)、中亚昭武九姓诸国、波斯、南亚及北方突厥、回纥( 回鹘) 诸地区的商人（唐代泛称为“胡商”）或歌舞伎人等，经丝绸之路辗转到京师长安（除朝贡使团由官方接待之外），大都聚居生活并从事各种行业贸易之地。宋敏求《长安志》卷 8《唐京城二》记：“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民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 4《西京》亦记: “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资治通鉴》卷 232，唐贞元三年七月条曾记：“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仅有田宅者四千人，无田宅者，或居西市一般胡商、胡人当数量更多，他们又称为“西市胡”。

从文献所记，西市内与东市一样，至少市内货财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内有波斯邸、胡姬酒肆、衣肆、鞧辔行、秤行、窦家店、张家楼（食店）、麸行、绢行、卖饮子家（药店）、卖卜、锦行里、西市北店、肉行、鱼肆、柜坊( 为商人存放钱财) 、凶肄、寄附( 当铺) 、帛肆［3］，以及宴席、举贷( 放高利贷) 等等。唐代笔记小说、诗词中，也多记有西市胡人、胡伎和胡商的故事和事迹。如西市商人窦乂常周济西市胡人米亮，因米亮回报，得为巨富的故事。又如落魄无业的杜子春，遇长安老道士，道士约其到“西市波斯邸”，取三百万钱与之的故事。另有唐代琵琶高手康昆仑在东、西市祈雨，与西市斗声乐，败于西市一女郎（实为僧人段善本）之下，遂拜其师的故事。贞观中，有“西市胡”入盗金城坊被获事。唐代大诗人李白《少年行三首》中有“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中，也有“西市鬻金珠”之句等。

从西市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发掘的十字街、圆形建筑、暗排水道、砖瓦等建筑及材料; 出土的三彩胡人头、玻璃器原料、佛龛、佛像座、陶瓷器、铜秤、铜尺、开元通宝钱币、石狮、骨器、水晶等，反映出西市当时商贸繁华景象，与文献记载大致是吻合的。

仅从上述的部分历史事实可知，有唐一代，西市为京师长安，乃至于全国中西贸易的中心，聚居的胡人、胡商不远万里于此居住、生活、贸易，往返于丝绸之路上，获利无数。这正是大唐西市作为丝绸之路经贸中心和起点的集中体现。

第二，西市交通便利，邻近坊里有诸多胡寺，为西市胡商宗教活动场所。大唐西市位于长安城西外郭三城门附近，与通往西域道路较近。永安渠经市之东，连通漕渠、渭水，水路便利，又解决了西市用水问题。西市北邻的醴泉坊，据徐松撰《两京城坊考》卷 4《西京》醴泉坊条记“十字街之东，旧波斯胡寺”下注:“仪凤二年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西门之南，祆祠”；还有妙胜尼寺、救度寺（佛寺）［3］。醴泉坊东邻布政坊，据上引《两京城坊考》卷 4《西京》布政坊条记“西南隅，胡祆祠”下原注“武德四年立，西域胡祆，神佛经所谓摩酰首罗也。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程鸿诏《校补记》又记：有“波斯胡寺”下注记：“本在礼泉坊，景龙中移此坊西南隅。”中亚胡商或波斯商胡大多信仰祆教，又名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因西市留居大量胡人、胡商，他们需要进行自己的宗教生活，故邻近坊里有祆祠、胡寺，且唐朝沿北周以来惯例，于胡人聚居之地设立“萨保府”之类的机构对之进行管理［4］。

交通的便利及邻近坊里胡商宗教活动场所，即是保证西市工商业繁荣的条件，也是体现西市为西方胡商至长安城起居与西返，往来贸易的标识之一。

第三，大唐西市内，设有西市局（隶太府寺）、市署（市令署）、平准局”、常平仓、市库［5］等管理西市的机构。

市署，据《唐六典》卷20《太府寺两京诸市署》记: “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秤、斗）平市，……以三贾（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 均市。……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可见市署对市的管理是严格有序的。

《唐六典》卷 20《平准署》( 平准局) 条也记: “平准署，令二人，从七品下”，“平准令，掌供官市易之事( 即官府平准物价，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则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 。丞为之贰。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货。其没官物，亦如之”。

常平仓，据《旧唐书》卷 4《高宗纪上》记: 永徽六年( 655 年) 八月己酉，“先是大雨，道路不通，京师米价暴贵，出仓粟粜之，京师东西二市置常平仓”。即是说，永徽六年八月开始在西市设立“常平仓”，此仓是为了平抑京师粮价而设立的仓贮。

又 1970 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窖藏金银器中，有十二块墨书“东市库”字迹的银饼，有学者认为，此应为唐东市所设库房名，西市当亦有“西市库”，两库银饼可能即平准之物，或官营邸店之税钱，最后易为银，铸成银饼［5］。

唐朝对西市严格有序的管理，不仅是西市商贸长期繁荣的保证，而且也是西市作为丝绸之路经贸中心和起点的重要表征之一。

大唐西市遗址的保护与开发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建立及再现唐西市风貌和丝绸之路总体规划的实施，举行各种学术及丝绸之路相关活动等等，使大唐西市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唐代丝绸之路行程的起点—开远门

开远门，原为隋大兴城外郭西面北门，名安远门。唐改为开远门。唐长安城西外郭城有三门：“北开远门，中金光门，南延平门。”开远门东正对着宫城的西门安福门，向东南约两坊之地即西市; 宫城内上至帝王，下至一般官史、使臣，西市的胡商，均由此门向西走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至河西、西域，再经胡商辗转将丝绸等商品销往中亚、南亚、欧洲等地（图 3）。

    开远门作为丝绸之路行程最主要的标志，是立于门前的路标——“万里堠”。唐代大诗人元稹《西凉伎》诗，有“开远门前万里堠”之句。堠，即中国古代

作为记载里程的标志。宋代钱易撰《南部新书》己集有一则记载：“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 即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 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一作“戎”）人不为万里之行”［6］。此所谓的“万里堠”，应是开远门为西行起点之明证。

从长安城出发西行的驿站来看，西行起点，即丝绸之路干线起点的两个驿站，正好在开远门东、西两侧: 东侧驿站为西“都亭驿”（另有东都亭驿，在曲江池之北），在长安城内，程大昌《雍录》卷 8 记此驿“在朱雀街西，近鸿胪寺”。又《资治通鉴》卷 260 唐乾宁二年( 895) 胡注：“都亭驿在朱雀门外西街含光门北来第二坊”。两说大致相近。此驿多为百官西行第一个大驿站。玄奘西行求法返长安城至此驿时，朝廷“列众礼谒”。

出开远门西则第一驿站为“临皋驿”，关于此驿位置学者研究甚多，如严耕望考证此驿“在京师长安城西墙北来第一门开远门外约十里，盖滨临谓水，当中渭处……以其为京师西出主干驿道之第一驿”［7］。又李健超引新出土的《大唐朝议郎行内侍省宫闱局丞上柱国公士杜君墓志并序》，内记墓主于“开元七年岁次庚申，于京城西开远门外七里临皋驿前，予修砖堂塔一所”; 考证临皋驿在开远门外(西) 七里［8］。此说是。开远门内外两个西行的驿站，也证明开远门为西行丝绸之路行程之起点。

开远门遗址在今西安大土门村，村中房屋毗连，占压遗址，至今未钻探和发掘。

四、结   语

总之，笔者以为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只有长安城一处，长安城内大明宫、西市和开远门应称作丝绸之路起点的三大“标识”更为妥当。

参考文献:

［1］周伟洲.万国来朝岁 五服远朝王［J］.中国文化遗产，2009( 4) : 56-61．

［2］周伟洲.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J］.中国史研究，2002( 3) : 59-73．

［3］徐松.增订唐两京城坊考［M］.李健超，增订.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

［4］荣新江.唐研究:第 4 卷［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周伟洲.汉唐气象:长安遗珍与汉唐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钱易.南部新书［M］.黄寿成，总校.北 京:中 华 书局，2006．

［7］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

［8］李健超.唐长安临皋驿［J］.考古与文物，1984( 3) :91-92．

   特别说明：限于篇幅，注释从略。该文原发表于《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

作者简介

周伟洲，男，广东开平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南凉与西秦》《唐代党项》《西北民族史研究》《长安与南海诸国》《早期党项史研究》《藏史论考》《西域史地论集》《西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等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