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西汉长安都城建设的立体化趋向

作为东方大都市，西汉长安的规划与建设出现了新的迹象，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并实现了秦始皇的都市建设设想。阙、台、楼等显著提升高度的宫廷建筑受到重视，反映了对“壮丽”、“重威”的追求，也体现出了新的建筑艺术和建筑美学理念。因“复道”形成的立体交通形式，实现了都市交通的进步。帝陵营建选高敞之地，“诸陵长安”和“长安诸陵”都市圈的形成，又构成另一种立体关系。“上下诸陵”故事反映了对这种高差的历史记忆。“云阳都”与长安的关系又形成另一层次的高下对应结构。长安的北山和南山，被看作利用自然地貌以“表”的形式构成了事实上的北阙和南阙。西汉长安规划者以“崇高”显示皇权地位，以“上下”交错营造都市建筑格局特殊美感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公元前 3 世纪末至公元初年，中国城市史的突出成就表现为西汉长安的规划与建设。作为形成国际影响的东方大都市，西汉长安的都市形制出现了新的迹象。阙、台、楼等显著提升高度的宫廷建筑受到重视，体现出通过“壮丽”形制追求“重威”效应的努力，也体现出了新的建筑艺术和建筑美学理念。因“复道”实现的立体交通，显现出都市交通形式的进步。营建于高敞之地的帝陵和陵邑，因“诸陵长安”、“长安诸陵”和“长安五陵”都市圈的形成，又构成另一种立体关系。“上下诸陵”故事反映了对这种高差的历史记忆。“云阳都”与长安的关系又形成另一层次的高下对应格局。甘泉宫以北的石门可以看作长安都市圈的北阙。这一地标和“表南山以为阙”的所在与长安城区构成的另一等级的立体关系，也是我们在考察西汉长安都城建设的规划思想时不宜忽视的。西汉长安都市建设体现的立体化趋向，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并实现了秦始皇的都市建设理念。其意识背景和文化条件，也值得研究者重视。西汉长安规划者以“崇高”显示皇权地位，以“上下”交错营造都市建筑格局特殊美感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相关现象应当引起建筑史和城市规划史研究者的关注。“重威”、“通天”、“求仙”、“厌胜”等意识背景，则是思想史、观念史考察不宜忽视的对象。

一、阙、台、楼: 宫廷建筑的高程提升

     先秦都市注重通过宫室高台建筑营造君王贵族把握政治权力的气势。西汉长安未央宫据龙首山高地营建，继承了这一传统。宫廷建筑地上结构本身也注重高度追求。例如“阙”的营造就是典型例证。秦孝公和商鞅合作策动变法，重要举措之一即自雍迁都咸阳。《史记》卷5《秦本纪》载: “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张守节《正义》载: “刘伯庄云：‘冀犹记事，阙即象魏也。’”《史记》卷 68《商君列传》也写道: “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冀阙”，是咸阳的标志，也宣示秦文化登上了新的历史阶地［1-2］。

西汉长安都市建设的起始工程也包括“阙”。《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裴骃《集解》: “《关中记》曰: ‘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玄武所谓北阙。’”司马贞《索隐》: “东阙名苍龙，北阙名玄武，无西南二阙者，盖萧何以厌胜之法故不立也。《说文》云‘阙，门观也’。高三十丈。秦家旧处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盖取其便也。”

《三辅黄图》卷 2 又可见所谓“长乐宫东阙”，建章宫则有“建章凤阙”，亦称“凤凰阙”、“别凤阙”、“折风阙”、“嶕峣阙”。《太平御览》卷 179 引《关中记》:“建章宫圆阙临北道，阙临北道，凤在上，故号曰‘凤阙’也。阊阖门内东出有‘折风阙’，一名‘别风’。”可见阙往往立于宫门，临于大道。《文选》卷 1 班固《西都赋》有“树中天之华阙”句，又写道: “设壁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爵。内则别风之嶕峣，眇丽巧而耸擢。”“神明欝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廽帯于棼楣。”“攀井干而未半，目钩转而意迷。舍棂槛而郄倚，若颠坠而复稽。”张衡《文选》卷2《西京赋》: “表峣阙于阊阖”，“圜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又赞美宫廷门阙“阊阖之内，别风嶕峣”，“干去雾而上达，状亭亭以苕苕”。阙前广场形成公共空间，屡有聚众甚多史例。高阙俯瞰平场，实现了皇家宫廷“壮丽”、“重威”的效能。所谓“状亭亭以苕苕”、“眇丽巧而耸擢”，通过“树中天”、“竦以造天”这种高程追求的营造实践，也体现出了新的建筑艺术和建筑美学的理念。

班固《西都赋》关于宫殿建筑，说到“崇台”，又言: “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轶埃堨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李善注: “言承露之高也。《汉书》曰: 孝武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其实，原始记载见于《史记》。《史记》卷 28《封禅书》: “……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史记》卷 30《平准书》: “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所谓“天子感之”者，也就是“高”即“壮”“丽”的理念占了上风。《汉书》卷 25 上《郊祀志上》: “其后又作柏梁、铜柱、承露僊人掌之属矣。”颜师古注引苏林曰: “僊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颜师古说: “《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僊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盖张衡《西京赋》所云‘立修茎之僊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

《史记》卷 28《封禅书》记载“柏梁台灾”事件。“勇之乃曰: ‘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建章宫“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凤阙“高二十余丈”，“渐台高二十余丈”，“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可知“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的“大”或突出体现为“高”的追求。

关于汉宫建筑高程的记载未必完全可信，然而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当时宫廷营造的参考。“承露”“仙掌”“高二十丈”，建章宫东凤阙“高二十余丈”，或说“高三十五丈”，未央宫东阙、北阙“高三十丈”，“渐台高二十余丈”，“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都达到惊人高度。以西汉尺度大致每尺23.1厘米计［3］，二十丈，相当于46.20米; 三十丈，相当于69.30米; 三十五丈，相当于 80.85 米; 五十丈，相当于115.50米。以当时的建筑技术考虑，“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之说，看来其真实性是可疑的。但是西汉长安建筑追求超前之高度的风习，是确定的历史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城市史和中国古代建筑史历程中，是划时代的历史进步。

二、长安立体交通

    与“宫室之修”，“高数十丈”的情形相对应，有特殊的交通结构以为配合。宫殿区“阁道”、“复道”的普及，最为引人注目。这种先进的交通道路形式，在秦代宫廷建筑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已经见诸史籍。但是其早期形式，可能战国时已经出现。然而现在可以明确，“阁道”、“复道”在西汉长安城市交通结构中，得到了更高程度的普及。

班固《西都赋》写道: “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修除飞阁。”李善注: “辇路，辇道也。《上林赋》曰: ‘辇道纚属’。如淳曰: ‘辇道，阁道也。’司马彪《上林赋》注曰: ‘除，楼陛也。’”《西都赋》关于长安宫殿区的交通形式，强调了这种交通形式的作用:“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连外属。”李善注: “薛综《西京赋》注曰: ‘隥，阁道也。’”所谓“凌”，所谓“超”，均是以立体方式实现了跨越式连接。

西汉长安“桂宫周匝十里，内有复道，横北渡，西至神明台”。“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汉哀帝祖母傅太后居北宫，“从复道朝夕至帝所”，由于往来方便，以致经常干扰最高行政事务，“使上不得直道行”。《史记》卷 55《留侯世家》裴骃《集解》引如淳曰: “上下有道，故谓之复道。”看来，复道是类似陆上高架桥式的空中道路［4］。

汉文帝行中渭桥，曾有人从桥下走出，惊乘舆马。王莽时灞桥失火被焚毁，据说火灾起因是桥下所寄居的贫民取暖用火不慎。看来，秦汉桥梁建筑已包括平阔滩地长长的引桥，复道之出现，无异于引桥在陆上的延长。有的学者称这种建筑形式为“飞桥”或“天桥”，显然注意到这种复道设计的最初起由是受到桥梁建筑的启发，而秦始皇“为复道，自阿房渡渭”，西汉桂宫“复道横北渡”的文字记载，“渡”字的使用可以证实这一推论。

《史记》卷 99《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到汉惠帝在长安城中筑作复道的经过: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 ‘陛下何自筑复道? 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 ‘急坏之。’叔孙生曰: ‘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这一段复道，用于“东朝长乐宫”，可避免“数跸烦人”，不再动辄清道戒严，影响交通，显然是一种立体交叉形式。讨论秦汉时代的复道，不可不注意到这种早期立体交叉道路在交通史上体现了重要发明的意义。

西汉中晚期奢侈之风盛起，豪门权贵争相仿效宫廷生活，霍禹“盛饰祠堂，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王凤“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门洞高廊阁道，连属弥望”。“复道”逐渐成为宫廷之外相当普及的建筑形式。江苏徐州汉画象石有表现人似乎循屋顶行走于两座楼阁之间的画面［5］，大概可以说明“复道”的形制。《淮南子·本经》批评当时世风，说到“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鸡楼井干”，“魏阙之高，上际青云; 大厦曾加，拟于昆仑，修为墙垣，甬道相连。”“栈道”、“甬道”，高诱注皆以为“复道”［6］。“甬道”一般为两边有壁的夹道，或以此以为高注误，其实有“甬道”形式的“复道”，如 1969 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陶楼四隅角楼以及门楼之间凌空相通的“复道”，两边就有障墙，以保证在地面弓弩射程内行者的安全［7］。这种建筑形式，或称“飞桥”、“天桥”，提供了“复道”的实体模型。所谓“复道”，或说“高廊阁道”、“延楼栈道”的兴起，也是“上际青云”、“拟于昆仑”疯狂追逐“高”“大”侈靡的都市建筑风尚的表现之一。但是这种建筑形式，确实促成了长安城市格局的立体化，显示出超越简单平面形式之单调陈旧传统的新风格。

三、“诸陵长安”的立体组合与“上下诸陵”故事

     以稍微宽广的空间视角考察西汉长安建设的立体化趋向，可以关注诸陵邑与长安城的立体关联。

杨宽讨论西汉长安城市布局时曾经说道: “西汉长安城内，宫室、宗庙和官署占全城面积三分之二以上。”“规模巨大的皇宫、宗庙、官署、附属机构以及达官贵人、诸侯王、列侯、郡主的邸第，占据了长安城的绝大部分。”［8］他还指出:“西汉陵邑应看作构成汉长安城的要素之一。”［9-10］长安的都市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助诸陵邑的作用得到了补充。

西汉王朝在帝陵附近设置陵邑的制度，使官僚豪富迁居于此，每个陵邑大约聚居 5 千户到 1 万多户，不仅用这种形式保卫和供奉陵园，还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陵邑直属位列九卿的太常管辖。于是，从高祖长陵起，到昭帝平陵止，形成了若干个直辖于中央的异常繁荣的准都市。这些陵邑，实际上也可以看作长安的卫星城，或亦可看作“大长安”的有机构成［11］。“诸陵”与“长安”合为一体，史籍因此称“长安诸陵”、“诸陵长安”、“长安五陵”。

《汉书》卷 8《宣帝纪》记述汉宣帝领导资质之形成的特殊路径: “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鬪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颜师古注: “‘诸陵’皆据高敞地为之，县即在其侧。帝每周游往来诸陵县，去则上，来则下，故言‘上下诸陵’。”班固《西都赋》说到诸陵邑形势:“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三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四方精英，五都货殖，都聚萃于诸陵邑。实际上“五陵”“近县”，也成为强化“上都”威势，令“万国”仰望的文明胜地。这里广聚天下“英俊”，集会州郡“豪杰”，又能够较为显著地打破传统的地域文化界域，能够毫无成见地吸取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营养，于是文化的积累和文化的创获也有突出的成效。分析西汉人才的地理分布，可知五陵荟萃英俊之士的说法，的确是历史的真实。这一地区因此在实际上获得文化领导的地位。张衡《西京赋》所谓“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恶成创痿”，又说明这里甚至成为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影响的舆论中心。所谓“上下诸陵”，体现出“诸陵”与“长安”之间的立体关系。所谓“去则上，来则下”情形的体现，又见于汉文帝故事。

四、关于“云阳都”

      《汉书》卷 6《武帝纪》记载: “( 元封二年) 六月，诏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上帝博临，不异下房，赐朕弘休。其赦天下，赐云阳都百户牛酒。’”这里出现了“云阳都”。对于“云阳都”，颜师古注: “晋灼曰: ‘云阳、甘泉，黄帝以来祭天圆丘处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宫观，故称都也。’师古曰:‘此说非也。都谓县之所居在宫侧者耳。赐不遍其境内，故指称其都，非谓天子之都也。若以有宫观称都，则非止云阳矣。’”其实，可能晋灼的说法是正确的。王先谦《汉书补注》认为: “《礼乐志》载歌云:‘玄气之精，回复此都。’即谓云阳为都也。颜谓专指居在宫侧者，无据。”

《汉书》卷 22《礼乐志》也有很可能言及“云阳都”的文字: “歌云: ‘玄气之精，回复此都。’”颜师古注其实也以为“此都”就是“云阳之都”: “言天气之精，回旋反复于此云阳之都，谓甘泉也。”陈直《汉书新证》写道: “西汉未央、长乐二宫规模阔大之外，则数甘泉宫。甘泉在云阳，比其它县为重要，故称以‘云阳都’。”居延汉简10.27 及 5.10关于改火的文书中，可见“别火官先夏至一日，以除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字样，也说明云阳是仅次于长安，有时可以与长安并列的政治中心。班固《西都赋》言长安形势，说到“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所谓“陪以甘泉”，似可理解为云阳甘泉当时据有后世称为“陪都”之地位的暗示。

《史记》卷 28《封禅书》说，“柏梁台灾”事件发生后，汉武帝曾经以甘泉作为行政中心。亦可以理解为给予“甘泉”以“都”的地位。“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 ‘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关于所谓“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张守节《正义》: “顾胤云: ‘柏梁被烧，故受记故之物于甘泉也。’颜师古曰: ‘受郡国计簿也。’”行政典礼在这里举行，又有“诸侯邸”设置，可知“云阳”“甘泉”确实在当时曾经具有“都”的地位。

“云阳都”地方是秦与西汉两代长期经营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宫殿区，据司马相如《上林赋》，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多处宫殿建筑即所谓“离宫别馆”依“山”“谷”地形修造，自身也形成了呈立体态势相互连属，彼此映带的格局。《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载《甘泉赋》:“离宫般以相烛兮，封峦石关施靡虖延属。”颜师古注: “般，连貌也。烛，照也。……施靡，相及貌。属，连也。”

云阳甘泉宫在海拔 400 米左右的汉长安城北面，中心位置大约海拔1 000米。也属于甘泉宫遗址范围内的黄花山则海拔1 808． 9米。在“长安、云阳”构成的可以称作“大长安”的都城结构中，南北高程差异明显。正因为如此，汉武帝在这里设置了皇家祭祀中心，并以为避暑胜地经常居留。由此体会汉武帝关于“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诏文所谓“上帝博临，不异下房”之“上”与“下”，也可以对长安都市圈的构成有立体化的理解。

五、甘泉“石阙”与“表南山之颠以为阙”

      要理解西汉时代长安都城立体化建设规划者的设计思想，或许还应当与长安周边自然地理条件及地貌形势相关照。

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关于大山崇峨的描写:“崇山巃嵷，崔巍嵯峨，深林巨木，崭岩嵾嵯，九嵏、嶻嶭，南山峨峨。岩陁甗锜，嶊崣崛崎。”“九嵏”“南山”一北一南，是以长安为中心的。班固《西都赋》也说长安形势，指出南北方向都有形势“崇”“冠”的高山: “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

与“南山”形势形成对应关系的长安以北的“高山”，据《艺文类聚》卷 62 引刘歆《甘泉宫赋》的记述，曾经被汉帝国最高执政者以为帝居，“为居”“为宫”，内心看作具有神圣意义的所在: “回天门而鳯举，蹑黄帝之明庭。冠高山而为居，乘昆仑而为宫。按轩辕之旧处，居北辰之闳中。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峦为之东序，缘石阙之天梯。”

所谓“天门”、“石阙”，应当就是甘泉宫向北扼守直道通路的石门。石门在今陕西旬邑境内。石门山海拔1 855米，南坡稍缓，临北则山势峻拔、崴嵬陡立。《元和郡县图志》卷 3《关内道三》“宁州三水县”条: “石门山在三水县东五十里，峯岩相对，望之似门。”明赵廷瑞修《陕西通志》卷 2《土地二·山川上》“邠州淳化县”条: “石门山在县北六十里，两山壁立如门。”沈青峰撰雍正《陕西通志》卷 13《山川六·邠州·三水县》又写道: “石门山一名石阙，在县东六十里，相传为秦太子扶苏赐死处。碑刻剥落不可考。”《三水县志》记载: “石门，在汉名石阙，高峻插天，对峙如门。汉武时于此立关。”扬雄《甘泉赋》: “离宫般以相烛兮，封峦石关施靡虖延属。”汉时称作“石阙”的石门，当时已经是属于甘泉宫殿区的重要名胜，也可以看作规模宏大的“前熛阙而后应门”，“闶阆阆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的甘泉宫的北阙。《三辅黄图》卷 5 引《云阳宫记》说甘泉宫形势: “宫东北有石门山，冈峦纠纷，干霄秀出，有石岩容数百人，上起甘泉观。”而“阙，观也”，石门即石阙。石阙，《史记》卷 117《司马相如列传》载《上林赋》及《汉书》卷 87 上《扬雄传上》载《甘泉赋》作“石关”。《汉鼓吹铙歌十八曲·上之回》: “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氏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也称“甘泉宫”近旁的这处特殊地形构成为“石关”。

经“石关”可以北行。又司马相如《上林赋》有“道尽涂殚，回车而还。招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闇乎反乡，蹷石关，历封峦”文句。下文又说到“过鹊，望露寒”。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 “皆甘泉宫左右观名也。”《汉书》卷 87 上《扬雄传上》: “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涯、旁皇、储胥、弩阹，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玮。”扬雄《甘泉赋》也有语意相近的内容: “于是事毕功弘，回车而归，度三峦兮偈棠梨”，“天阃决兮地垠开。”

石门，以其天然神造之雄峻地势，被看做“天阃”之“决”、“地垠”之“开”，即被作为甘泉宫的北阙，又被作为秦直道最南端的雄关。经石门北上，可以行直道而“疾驱驰”，“率乎直指”，通于北边。

《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说到秦始皇时代的宫廷建设规划: “先作前殿阿房，……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南山之颠”被认定为南“阙”。这一城市规划理念在汉代得以继承。典型的例证是《汉书》卷 99 上《王莽传上》: “( 元始四年) 其秋，( 王) 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由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颜师古注引张晏曰: “时年十四，始有妇人之道也。子，水; 午，火也。水以天一为牡，火以地二为牝，故火为水妃，今通子午以协之。”颜师古说: “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子午岭’，计南北直相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颜师古将“子午岭”和“子午道”并说，又将直道所循子午岭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计南北直相当”者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即所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确实，秦直道循子午岭北行，而“直”正是“子午”的快读合音，由杜陵南行直通梁、汉的子午道也有类似的情形。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县一·万年》写道:“福水，即交水也。《水经注》曰: ‘上承樊川、御宿诸水，出县南山石壁谷( 今案: 亦作石鳖谷，今称石砭峪。) ，南三十里与直谷( 今案: 今子午谷。) 水合，亦曰子午谷水。’”又《长安志》卷一二《县二·长安》: “豹林谷( 今案: 今称抱龙峪) 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来会，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东来会( 今案: “自东来会”疑当作“自西来会”) 。自此以下亦谓之子午谷水。”“直谷”应当也是“子午谷”的快读合音。另外，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汉魏子午道秦岭南段又曾经沿池河南下汉江川道。“池”或为“直”之音转。也就是说，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经被称作“直河”［12］。《水经注·沔水》即称“直水”，相近又有“直谷”、“直城”。

这样，“表南山之颠以为阙”者，与秦直道的石门，即亦可以看作甘泉宫“北山”之“阙”者，形成了南北对应的关系。

班固在《西都赋》中，评述长安“睎秦领，睋北阜”的胜状。也指出一南一北两座山岭，成为长安立体景观的重要构成要素。

六、西汉长安都城建设立体化的历史文化条件

     不仅“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体现出秦汉都城规划的继承关系，《史记》卷 8《高祖本纪》关于萧何营造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张守节《正义》: “《括地志》云: ‘未央宫在雍州长安县西北十里长安故城中。’颜师古云: ‘未央殿虽南向，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交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按: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指出了汉长安城建设与秦都咸阳的关系以及汉人“象秦”的思路。又如《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大治宫室，曾“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又“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西汉长安“复道”等立体交通形式的建设，应当也继承了秦代的设计思想和营造技术。要透彻地理解并完整地说明西汉长安都城建设的立体化倾向，有必要了解秦都城规划理念对西汉的影响。

西汉长安都城建设立体化表现之突出迹象，即对高度的追求，无疑应有建筑技术条件以为保障。然而这种追求的意识背景，尤其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这种建设理念首先的出发点，或是“重威”。据《史记》卷 8《高祖本纪》，萧何言“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汉书》卷 1 下《高帝纪下》的记载是“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后代学者有对这种“壮丽”对于“重威”之作用的分析，或言“壮丽”可以“示尊”、“表德”，其实与“重威”亦多关联。另一重要动机是“通天”。云阳“通天台”命名，可以直接体现这一理念。“通天台即黄帝以来祭天圜丘之处”之说值得重视。《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人主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与天意相通，对于当时的执政者是重要的。

另一相关的意识基点是“求仙”。《史记》卷 12《孝武本纪》: “……又作栢梁、铜柱、承露僊人掌之属矣。”裴骃《集解》:“苏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也。’”司马贞《索隐》:“《三辅故事》云: ……建章宫承露盘高三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故《张衡赋》曰:‘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是也。”《三国志》卷 21《魏书·王粲传》:“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用以“厌胜”，也是营造超高建筑的目的之一。柏梁台灾后，“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的说法为汉武帝信从，所谓“大”，是往往亦体现为“高”的。元人舒頔《绩溪县上梁文( 辛亥八月十日庚寅) 》:“完矣美矣，非壮丽无以敌山川之胜。”这应是另一形式的“厌胜”思路。都市建设的立体化的实现，因高度追求而实现。这种意识也许还有我们尚未可全面理解的深层涵义。汉镜铭文“登高明望四海”，体现“高”或“高明”与“四海”“天下”的关系，显然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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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限于篇幅，注释从略。该文原发表于《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

作者简介

王子今，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著有：《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交通史稿》《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等。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