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后期陇右失陷与京畿安全危机述略

       1.陇右道境地与交通鸟瞰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依“山河形便”划分疆土，析全国为10道(监察区划)。陇山以西迄于沙州(今甘肃敦煌)为陇右道。此后，又不断向西开拓。贞观四年(630年)，伊州(今新疆哈密)杂胡归化；十四年(640年)平高昌，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十八年(644年)讨焉耆(今新疆焉耆)；二十二年(648)平龟兹(今新疆库车)。至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又招抚于阗以西，波斯(今伊朗)以东的吐火罗、挹怛、罽宾等16国，分置8都督府，76州，110县，126军府，皆隶安西都护府统辖。历30年之经营，唐境西逾葱岭而及于西海(今咸海)之滨，极为辽远。

然而，正是由于西域境地辽阔遥远，诸国、部落分立，时叛时服，唐朝“以夷制夷”的羁縻统治很不稳固。至天宝十载（751年）四月，唐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队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国东南江东尔)相遇激战，遭到惨败。此后,唐朝在西域的势力范围向东收缩到葱岭南北一线。

从地理位置观察，陇右道东迩京畿(关中地区)，西跨葱岭，横向延伸远逾万里，犹如一条伸展出去的臂膀和拳头。从交通地理观察，陇右道南面的青藏高原，巍峨崎岖；北面的蒙古高原，沙漠浩瀚，皆属交通艰难之地。于是，斜贯陇右道的交通大道即“丝绸之路”东段，就以其相对良好的自然生态和通行条件，成为古代（尤其是汉、唐时期）欧亚内大陆东西交往的必经之途。

“丝绸之路”漫长遥远，从长安出发就有南北两途。唐代的“南道”经岐州、秦州、渭州、兰州而至凉州(今甘肃武威)约2000余里;“北道”经邠州、泾州、原州、会州而至凉州凡1790里。由凉州再西行，经“河西走廊”的甘州、肃州、瓜州和沙州后，又分为“天山南路”与“天山北路”，越过葱岭，继续向西远抵地中海东岸。

2.陇右道军事地理分区概况

(1)盛唐四节度使镇防格局玄宗天宝年间，中国强盛，自京城长安西尽唐境12000里，葱岭守捉(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为安西极边之戍。依据自然地理形势，可以沙州(今甘肃敦煌)为界，将陇右道划分为河陇、西域两大区域。在盛唐时期的边疆十大节度使司(军镇)防御体制中，陇右道被划分为4个军事地理单元。以下先列表叙其宏观概况，再分区述其军事攻守之战略方向。

(2)陇右(军镇)地区

陇右军镇统辖地区，大体包括今甘肃的陇南山地、陇中高原和青海湖以东(黄河及其支流大通河、湟水谷地)地区。其所辖的鄯、廓、河、兰、叠、洮、岷7州属“边州”，与吐蕃接界,是边防第一线；秦、渭、成、武、宕5州分别与关内、山南、剑南道接界，处于第二线。

陇右气候早寒，自古不宜蚕桑，农耕之地自然不广。其山区森林密布，原野水草茂盛，是优良的畜牧之地。早在西汉时这里为凉州之地，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称誉。降至隋唐时期，仍是国家“马政”的重要基地。唐前期的监牧之地，除原州(今宁夏固原)属关内道外，秦(今甘肃天水)、渭(今甘肃陇西)、兰(今甘肃兰州) 3州及黄河西九曲、河曲之地，皆在陇右道东部。九曲与河曲为吐谷浑故地，九曲水草甘良；河曲地旷土沃，所产“河曲马”自古有名。

再从经济上着眼，青海湖盆地周围是游牧场所，湖东南的赤岭(今日月山)就是农牧业分界线。河湟谷地海拔2000米左右，是青海地区惟一的宜农区域。从交通上观察，河湟谷地在赤岭东面，地当冲要。自长安西行入陇右通吐蕃之路，从今兰州渡河沿湟水西行，经青海湖东南与河源地区，再折向西南达于逻些(今西藏拉萨)。如太宗朝文成公主入藏、中宗朝金城公主入藏、穆宗长庆三年(821年)大理卿刘元鼎出使会盟，皆取此道。

吐蕃向外开拓的战略方向，首为青海地区，次为西域及川西地区。青海湖盆地与河湟谷地正处在唐蕃边境上的居中位置，因为有黄河自西东流，又有其支流湟水、洮水南北并列，这一地区呈槽形地貌，比唐蕃边境的其它地区更易进出。对吐蕃而言，夺取青海地区，首先具有突破高原出口，增强其防御纵深的功能，并可获得良好的农牧业资源。其次是进而向东,具有威胁唐朝腹心的战略意义；向北具有钳制河西通路并可前往蒙古草原的作用；向西取道祁连山南面的“青海路”可进入西域南疆盆地。

唐朝前期的国防经略重心，首先在北方和西域，其次为辽东。而经营西域，也有赖于河西道路的畅通。早在高宗末年，唐蕃对峙的阵线就以洮州(今甘肃临潭)到鄯州(今青海乐都)为界。中宗至玄宗时，吐蕃与唐朝反复争夺黄河九曲与河湟地区。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吐蕃夺取了交通要冲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县哈城东石城山),是其攻唐的最高潮。至天宝六载(747年)，猛将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河湟形势焕然转变。八载(749年)，唐军攻拔石堡城；十二载(753年)，攻拔洪济、大莫门等城，悉收河西九曲部落；次年又于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2郡及神策军；十四载(755年)正月，迎苏毗(吐蕃强部)王子来降。至此，唐军在陇右道可谓皆致克捷，基本控制了陇右的战局形势。

(3)河西走廊的交通战略地位

河西走廊(甘肃走廊)因在黄河之西而得名，自乌鞘岭向西北延伸，长约1000余公里，南北宽约数十至百余公里，大部分为祁连山麓倾斜平原，地势平坦，日照充足。其间的50余条大小河流，全部源出祁连山地，汇合为石羊河、黑水和疏勒河三大水系。祁连山地以2000米高差下临河西走廊，屏障天成；走廊北侧的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总称北山)海拔多在1500- 2500米，地形起伏平缓，趋于准平原化。河西走廊的绿洲面积较大。沙漠分布于绿洲之间，面积不大，其边缘水分条件较好，植物比较丰富。在武威至张掖间，因南北山体接近，中间绵延着焉支山(大黄山)，为山丹河(黑河支流)与石羊河的分水岭。这里年降水量约300毫米，天然植被为温带荒漠草原和干草原，水草丰美，宜于畜牧，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牧场。

虽然河西走廊南北皆有天然屏障，但其东西两端的石羊河与黑河——弱水,皆北流进入或纵贯内蒙古阿拉善高原，遂成为古代漠北骑马民族进出河西的通路，也是北方草原民族经河湟一带南下发展的转折点。对中原王朝而言，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段捷径，是其联系与经略西域的交通“瓶颈”，势在必争必固。

在唐前期，河西走廊的畅通，事关西北边防大计和对西方的贸易交往等。而走廊南北两侧的突厥或吐蕃势力一旦控制了走廊地区，就拦腰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并可据而东进，威胁关中(京畿)；或向西进攻，控制西域地区。案：走廊东西狭长，又受到南北两面的“骑寇”威胁，只有机动性高的骑兵才能够镇防控制，这也就是河西军镇骑兵力量最强的原因。

(4)西域(天山南北)控制权的战略意义

天山山脉横贯中国新疆中部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全境，全长2500公里，宽250- 300公里。新疆中部的天山是塔里木和准噶尔两大盆地的分界；山上多冰川，是两侧河流的主要水源。天山高峻积雪，其南、北面的自然条件明显不同。山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唐称图伦碛)南北边缘的交通线上，分布着一块块依靠高山融雪滋润的绿州，农牧兼宜，很早就有居民生息。山北是广阔的沙漠草原，历来是游牧部族活动的区域。

在唐朝前期，争夺西域地区控制权(军事霸权)的政治势力有西突厥汗国、唐朝和吐蕃王国。对唐朝而言，控制住天山南北，就能屏障河西，南拒吐蕃，北制突厥，确保“丝绸之路”畅通，从而保障关中京都之安全。唐朝在西域负责镇抚的军政机构，先后有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设于西州的安西都护府(后移治龟兹)；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设置焉耆、龟兹、疏勒(今新疆喀什)和于阗(今新疆和田)为安西四镇，镇抚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以南沙碛边缘的绿洲地区；武周长安二年(702年)设于庭州的北庭都护府，分统天山以北的羁縻府州；至玄宗初年，又置安西、北庭两节度使司。从“安西四镇”的五置五废过程(648—805)中，不难看出三方势力角逐的激烈程度，同时也说明西域控制权的政治意义重于经济意义。

唐代人士对西域与河陇的国防安全战略地位之认识，可举武则天时左史崔融持议反对捐弃“安西四镇”例，其略云:“……今若拔之，是弃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四镇无守，则胡兵必临西域；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且莫贺延碛延袤二千里，中间水草不生，若北有强寇，则汉兵难度碛北，伊、西、安西、北庭诸蕃无救。碛南有沙、瓜、甘、肃四州，并以南山为限。山南吐蕃知汉兵不得度碛，必逾南山分路而下。吐蕃与突厥通结，相合而前，则凉州以西势必危矣。”

盛唐时期，吐蕃先是与天山北面的突骑施部联结，同唐朝进行了多次较量。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秋，唐军深入中亚碎叶、拔汗那、怛逻斯等地，扫荡突骑施余部，威震西陲。由这场胜利所恢复的羁縻统治，一直维持到天宝十年(751年)的怛逻斯之战前。不过，大食并未在战后乘胜东进。天宝年间，唐蕃争战又转移到了葱岭南部。早在开元后期，唐朝在这里的羁縻府州已为吐蕃所控制，安西军先后三次攻伐小勃律，皆无功而返。此后，历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于天宝六载(747年)破小勃律、八载(749年)破萨毗和播仙、九载(754年)破朅师和石国及突骑施，封常清于十二载(753年)破大勃律、十三载(754年)破播仙，唐朝在西域地区对吐蕃的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

3.盛唐时期北方边疆的国防战略格局

盛唐时期，镇防边疆的十道节度、经略使司总计管兵49万人，战马8万余匹。而陇右道四节度使管内共有兵19.2万人，战马3. 77万匹，占边防总兵力的39%，战马的47%。此外，还有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獠，有兵3. 09万人，战马2000匹)和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有兵6. 47万人，战马1. 33万匹)在防御空间上，分别担负着侧翼陇右、河西军镇的任务。

唐德宗朝宰相杜佑指出：“开元二十年(732年)以后，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二统”即指“西方二师”（陇右、河西)与“东北三师”（范阳、平卢、河东)，是盛唐时两个最强的边防军集团。从整个北方边疆的国防形势来看，虽然呈现为东西两面防御态势，但战略重心显然是在陇右道。具体言之，西南是以陇右、剑南两军镇抗御吐蕃，而以陇右军镇为主。西北是以河西军镇为总部，安西、北庭为其向西伸出的南北两翼，南御吐蕃,北拒突厥；为了统一部署和行动，朝廷命令常先敕示河西节度使，足见其地位高于安西、北庭。

盛唐时侵寇陇右道的外敌，南有吐蕃，北有后突厥和突骑施等。自从唐蕃交兵之后，双方的争战主要集中在4个地区：一是吐谷浑故地(即青海地区)，二是西域“安西四镇”，三是河、陇之地，四是南诏。从双方争战的总体时空过程来看，吐蕃处于主动进攻态势，唐朝处于抗击守御地位。

当唐高宗、武后时期(650-705年)，吐蕃新主年幼，把持大论(相)职务的禄东赞家族执掌朝政，积极向外扩张。咸亨元年(670年)薛仁贵以10万兵力败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仪凤三年(678年)李敬玄等以18万兵力败于青海以及两次放弃安西四镇，迫使唐朝认识到“吐患为患”的严重性。此时，吐蕃国力尚非全盛，但羽翼已丰，姿态强悍，与唐朝长期争衡的军事局势业已奠定。而唐朝设置边疆节度使就始于陇右道。

从古至今，国际政治中的主动权，总是以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为后盾。玄宗朝是李唐国力鼎盛时期，这无疑会对陇右道的战事产生重大影响。天宝末年，唐军在西域地区取得的全面胜利，在河、陇地区的争战克捷，已见上文所述。然而未几，安禄山称作，尽征河陇、朔方劲兵入援赴难，遂致陇右局势急转直下，全面恶化。

       1.安史乱起，西师东调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于范阳(今北京西南)揭旗反叛，举国震惊。而中原内地却是军备驰废，无堪战之师可用。于是，朝廷先紧急命将分赴洛阳、河东地区，招募军队，组织抵抗；又“于京城召募，号天武军，其众十万。”十二月，诏令“其河西、陇右、朔方除先发蕃汉将士及守军郡(州)城堡之外，自余马步军将兵健等一切并赴行营，各委节度使统领，仍限今月二十日齐到。”

有关唐朝从陇右道诸军镇征调兵力平叛的情况，见于史载者有：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以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奴剌、契苾、处密、吐谷浑等十三部落蕃兵及汉兵21.8万人(包括在京城招募的约10万人)镇守潼关。肃宗至德元载(756年)七月, “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灵州)”；“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肃宗又欲借外夷之兵以张军势，遣使于回纥以请兵；“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十二月，于阗王(尉迟)胜闻安禄山反，……自将兵五千入援。”至德二载(757年)二月，肃宗“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兵。”直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年)，还有“镇西节度使马璘将精骑千余自河西入赴难。”“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中央朝廷从陇右道征调军队的准确数量和战斗序列，已难以具知，但被紧急征调的兵力，无疑是边军中的精锐劲旅，而留守之兵单弱，遂使吐蕃军队得以乘虚进攻，不断蚕食唐朝的边防军城(军、守捉、镇、戍)和边州土地。

2.边防空虚，陇右失陷

陇右道边境线曲折漫长，居贞观十道之最，正处于吐蕃和突厥骑兵乘高而下，相互连手的交接地带，其军事地理形势，犹如“单臂搏四手”，左右招架，武力不雄则难以言胜。由于“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致使唐朝国家武装力量“外重内轻”布局的潜在危险,演成现实。于是，非“西师东调”无以救急；而陇右失陷便是其“连锁反应”之恶果。以下综合史载和晚近学者研究，将陇右道诸州陷于吐蕃的时间顺序，列为简表，以便观览。

从上表可以看出，吐蕃攻陷河湟以东诸州的时间，正当唐朝倾国力敉平安史之乱的八年(755- 763年)。吐蕃唾手而取唐土者，正由于哥舒翰所统之“西方二师”在至德元载(756年)六月的灵宝西原之战中，失败溃散，不复可用。而吐蕃攻陷河陇、西域的时间，持续了近40年。由此可见，吐蕃的攻唐战略，正是重点突破陇右河湟，遮断河西，孤立西域，进而东向直指唐朝京城长安。

唐朝国力鼎盛时期是在玄宗朝(712—755年)，吐蕃兵势锐盛是弃松德赞在位时期(755-797年)，两大军政强权力量盛衰转换的历史巧遇，就在安史之乱爆发的这一年错臂而过。李唐帝国政治强权的倾斜转衰，遂使吐蕃王国获得了求之不得的扩张契机。对于唐朝来说，安史之乱是一场由地方节度使(野心家和分裂割据势力)利用国家边防军队发动的针对中央政府的军事反叛，其直接影响就是引起了国家整体边防格局的急剧变化，从而导致了深刻的国家边防安全危机，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迫在眉睫，旷日持久的京城安全危机。

       1.关中暴露，京城危迫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穷途自缢，传首京师，安史之乱宣告平定。唐朝甫得喘息，而吐蕃已逼近关中。是年七月，吐蕃大军入陇州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南重岗之上)，下陇山，“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九月，泾州(今甘肃泾川)刺史高晖降敌并为之乡导。十月六日，吐蕃前锋骑兵进至咸阳渭河便桥(今陕西咸阳南)。七日，代宗仓猝离京东走，出潼关奔陕州(今河南陕县)避难。九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并留居半月，大肆抄掠而后西撤，屯兵于原(今宁夏固原)、会(今甘肃靖远)、成(今甘肃西和西北)、渭(今甘肃陇西) 4州之境[37]。京城失陷，国威沦丧，这是唐蕃交战以来唐朝最大的一次失败，也是唐朝对外战争史上所仅有。

虽然吐蕃退军于陇山以西，但其陵逼关中的态势已成定局。唐关内道的军防战略重心被迫由阴山方面转到了关中西面。而当时唐朝的主力军队尚在河南、河东与河北道，京畿兵力极为空虚。于是，当皇驾东幸陕州期间，便有朝臣奏议迁都洛阳，以避吐蕃兵锋。代宗也一度犹豫难决。但洛阳地区已历遭兵劫，残毁严重，况且又靠近河北——那里的安史旧将大多因归降而获赦，并继续留任诸州节度使职务，朝廷岂能密迩动乱之地和反复之臣！而反对迁都的朝臣，是以收复京城、位高权重的三朝元老郭子仪为首。十二月底，代宗西返长安，迁都之议告寝。终代宗一朝(762—779年)，吐蕃对关内道的侵扰连年不断，六盘山——陇山以东和关中西北部沦为战场，京城戒严司空惯见，君臣旰食，难有宁岁。从大历九年(774年)夏天调集23万兵力分驻岐、陇、邠、泾、原州和鄜坊等地，以备吐蕃，就可看出当时京畿危机的严重程度。

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蕃于陇右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议定疆界，“今国家(唐)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今甘肃平凉西北泾河峡谷)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西至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这样，吐蕃不仅切断了由关中通往河陇、西域的道路，而且占据着关内道原州，能够“养马蔚茹川(今宁夏清水河)，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遂致关中西部汘河(今千河,渭河北支流)与渭水交汇之北的凤翔府(今陕西凤翔)，成为唐朝重兵防守的“国之西门”，由于烽警频仍，经常昼闭城门。

2.党项东徙，京畿扰攘

唐朝初年，党项、羌散处今川西、甘南和青海湖东南一带，以畜牧为生业，其部落大多役属于吐谷浑汗国。贞观九年(635年)，唐朝征服吐谷浑，党项部落亦相继来降，唐朝开置羁縻府州以处之。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大破吐谷浑余部，党项诸部或臣或徙。内徙党项部落大多先进入陇右北部，再东越六盘山进入关内道中、北部。这里多是地旷人稀，自然条件又适宜畜牧，遂成为党项的落居之地。

在安史叛乱之前,唐朝河西、陇右与朔方军镇的边兵，皆在原地驻防，所以，东徙关内道的党项部落，基本处于“可控”状态。但安史叛乱之后，形势剧变，因缘吐蕃乘虚侵蚕陇右并进逼关中，唐朝对党项等部族再一次东徙，已经“失控”。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党项寇扰邠(今陕西彬县)、宁(今甘肃宁县)等州。到上元元年(760年)，在关中西部陇(今陕西陇县)、泾(今甘肃泾县)等州的党项、吐谷浑部落约有十余万众，东逼京畿，朝廷震动。二年(761年)二月，党项、突厥奴剌部寇宝鸡，焚大散关，陷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杀刺史萧栧。宝应元年(762年)，党项寇京畿奉天(今乾县)、同官(今铜川)、华原(今耀县)。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攻入长安城，就多得力于党项、吐谷浑与回纥等部的胁从。次年九月，党项又受唐朝叛臣仆固怀恩诱使，与吐蕃、回纥等一起侵寇关中。永泰元年(765年)二月，党项寇富平(今县)，焚烧唐中宗定陵；九月，再次追随仆固怀恩进逼长安的党项，掠白水(今县)，寇蒲城(今县)，东趋同州(今大荔)，焚掠官廨民居。

从肃宗至德到代宗永泰元年(756—765年)，党项诸部动态可分两类：一是在陇右者向东迁徙寇掠；二是原在关内泾、陇、庆、灵、夏诸州者，向东、向南寇掠。这两类寇掠几乎遍及包括京畿在内的关内道南部诸州之地，还有山南西道的凤、兴、梁州等地。由于唐朝西师东调，关中兵力虚弱，遂使吐蕃得以利诱胁迫党项、奴剌、吐谷浑、回纥等部，趁火打劫；复有唐朝叛将仆固怀恩引诱敌寇入侵，致使唐朝的京畿安全危机“雪上加霜”。

3.陇右失陷的间接影响

(1)监牧丧失，“马政”剧衰

恩格斯曾经指出：“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在东方各国，经常起主要作用的是非正规的轻骑兵；……任何军队如果没有一支能骑善战的骑兵，就不能指望作战胜利。”相对于步兵而言，骑兵的战术优势表现为轻捷快速，居高临下，冲击力强，突阵威猛。其战略优势表现为机动性强，利在集团野战或远程奔袭。强大的骑兵集团更是地区乃至国际“陆权”的军事王牌。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发展骑兵的物质基础是充足而优良的马匹。《新唐书·兵志》记唐前期“马政”云：“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又云“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此谓安史叛军之骑兵强悍也。在唐朝前期，大将统兵2万人“行军” (出征野战)的战斗编成中，“战兵”居全军的70%，“马军” (骑兵)又居“战兵”的28.6%，比例最高。

唐前期的监牧分布以陇右道最广，关内道次之，河东道再次之。陇右监牧主要分布在地处洮水和渭水流域的兰、渭、秦州以及河西九曲。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吐蕃厚贿鄯州都督杨矩，请赐河西九曲为金城公主汤沐邑，许之。吐蕃得其地后，置洪济、大莫门等城，顿兵畜牧，与唐朝廓州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县西)接境。至开元二年(714年)八月,吐蕃出动10万大军侵寇河、兰、洮、渭诸州，抢掠唐朝监牧马匹。杨矩因此悔惧而自杀。直到天宝十二载(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才攻拔洪济、大莫门等城，悉收河西九曲之地。此时，上距其地沦失已经过去43年，而后不到2年时间便爆发了安史之乱。

唐前期的“马政”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太宗贞观至高宗麟德间(627-665年)为兴盛期，西北地区56监养马达70. 6万匹。可谓前超秦汉，后无比肩。高宗乾封至睿宗景云间(666-711年)为暂衰期，开元元年(713年)诸监仅存牧马24万匹,其主要原因就是遭受后突厥和吐蕃侵扰抢掠，玄宗朝(712- 755年)为复兴期，开元十三年(725年)增至43万匹；天宝十三载(754年)马数为32. 57万匹。然而,这一复兴期却被“安史之乱”爆发所打断。随着陇右失陷，唐朝“马政”急剧衰落，从此一蹶不振。

代宗大历九年(774年)，“中兴名将”郭子仪奏论西北边防，痛陈曰:“开元、天宝中,(朔方)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吐蕃)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正是因为骑兵软弱，在西抗吐蕃的百余年对峙中，唐军只能是“以步抗骑”，据城守险，使用有限的精骑实施战术反击和奇袭，而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

(2)羁縻府州与“蕃兵”损失

唐朝前期，从东北到西南的边疆地带漫长而广阔，分布着数以百计的羁縻府州。“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据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户部计帐,内地正州有328,边疆羁縻府州超过800。这些羁縻府州基本是以部落为单位归附(或内迁)于唐朝的，是国家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羁縻府州对唐朝的政治义务之一就是听从军事征调，平时守边，战时出征。这是唐朝“以夷制夷”边政策略的具体表现。其军事征调对象一般限于边地都督府、都护府直接控制下的羁縻部落。由于内附的诸蕃部落基本都是游牧族类，其部落兵皆为弓马娴熟的骑士，所以就成为唐前期边疆战争中不容晛晛的精锐力量。

王永兴先生指出：唐朝前期，在北方边疆地区有大量的“城傍子弟”，即兵牧合一的部落兵。唐朝将保持其部落组织的内徙蕃族置于军镇城傍，平时轻税银羊等物，战时令其自备鞍马从行。“城傍”是对定额边兵的一种补充，由于其部落组织与骑射之强，在战时便成为唐兵中最善战者，是开疆拓土战役中的重要生力军。唐前期从东北至西北的诸节度之军，就是由节度使制、城傍制和长任兵制三者结合的君主直辖之中央兵。

在唐前期，“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属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下文仅举隶属陇右道的羁縻府州部落兵参战事例。

契苾何力,其先为铁勒别部酋长,贞观六年(632年)率其部落6000余家诣沙州内附，唐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间，为贺兰州；何力至京，授左领军将军。先后参加过贞观九年(635年)讨伐吐谷浑之役、十四年(640年)讨平高昌之役、二十年(640年)北击薛延陀汗国之役、二十二年(647年)冬天的征讨龟兹之役、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七月的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之役。

陇右道东部的秦、成、岷、渭、兰、河州有从降户中选出的高丽兵和羌兵。盛唐名将高仙芝就是高丽人。河西节度使所辖的赤水军“在凉州城内，管兵三万三千，马万三千匹。军之大者，莫如赤水，幅员五千一百八十里，前拒吐蕃，北临突厥者也。”在组成赤水军的4个部落中，回纥最为强大,故赤水军使由回纥酋长独解支担任。“独解支卒,子伏帝匐立,为河西经略副使兼赤水军使”,至开元七年(719年)七月卒。再加上以吐谷浑降部组成的豆卢军(在沙州城内,管兵4300人,战马600匹)、墨离军(在瓜州，管兵5000人，战马400匹)，可见河西节度之军是以“蕃兵”为主体的。

前文已述,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从河陇、西域征调的军队中,包括有大量的蕃兵。

马驰先生总结唐朝重用蕃兵的原因,一是继承秦汉魏晋以来民族大融合的成果;二是府兵不堪“行军”攻战，而蕃兵蕃将“勇决习战”；三是入唐蕃将拥有雄厚的社会基础。

概括游牧族类在军事上的特征,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干燥高寒的自然风土中锻炼出顽健的体质，在游牧与射猎生业中养成尚武好战，以劫掠为能事的传统习俗；二是拥有优良充足的马匹，为强大剽悍的骑兵提供了可靠保证；三是军行无辎重，乘虚扰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使中原王朝疲于防卫，耗于边备；四是兵牧合一，高度军事化的奴隶制政权机制，有利于军事动员，计集兵力，随时转入战争(进攻)状态。是故西汉时匈奴人众不过汉一大郡,而其控弦数十万之侵掠,未曾暂宁；而吐蕃人众不敌关中十余州之地，但以“令峻而众心齐一，马多而竞逐莫及”，成为唐朝的百年大敌。自从唐高宗后期漠北后突厥汗国复兴，继之以东北两蕃(奚、契丹)反叛，尤其是安史之乱后陇右之地沦失，唐朝边疆地区的羁縻府州损失大半，边界亦随之大幅度内缩，既使唐朝损失了一大批战斗力精劲且无需开支军费的部落骑兵，又迫使唐朝必须从内地征召更多的兵员来应付边境战事。于是，养兵多而不精造成的军费开支剧增，便成为长期困扰中央朝廷的一大难题。

       1.东师西调，增置军镇

吐蕃大军遮断陇右,东越六盘山，入侵关内道的方向路线,一是自原州循泾水两岸趋东南,进而从庆州(今甘肃庆阳)、宁州(今甘肃宁县)东越子午岭扰掠鄜(今陕西富县)、坊(今陕西黄陵)两州;二是自陇州沿汘河、渭河向东;三是北上侵扰灵州;四是从原、灵州之间向东侵扰白于山之外的盐(今陕西定边)、夏(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银(今陕西横山县东党岔镇)、麟(今陕西神木北)等州。

为了阻遏吐蕃大军的汹汹攻势，保守住国家社稷和祖宗陵寝，唐朝又被迫“东师西调”，构建新的防御阵线。于是，便有京西、京北诸军镇的相继设立和调整。其概况见下表。

在唐后期京西、京北诸军镇中，凤翔、泾原、邠宁、灵盐四镇位于西抗吐蕃的“前锋线”上，属于主力大镇；子午岭以东的鄜坊、夏绥两镇处在“后卫线”上,是阻挡吐蕃大军和党项势力迂回关中的屏障；黄河以北的振武、天德两镇处于备御回纥的“侧边线上”，与河东镇(今山西太原)一起继续发挥着盛唐以来阴山防线的军事功能。

“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京西、京北诸军镇的防御战线,北起灵盐,南接剑南,曲折绵延3000余里。每年的京西北“防秋”，需要调集大量军队，耗费巨额开支。如大历九年(774年)夏，调集23万兵力分驻岐、陇、邠、泾、原州和鄜坊等地，以备吐蕃。

陈寅恪先生云：“自安史乱后，吐蕃盗据河湟以来，迄于宪宗元和之世，长安君臣虽有收复失地之计图，而边镇将领终无经略旧疆之志意。”大师所论切要。然所以有此60余年(755—820年)疲于应付之困顿局势者，非独人谋不臧有以致之。案李唐帝国在边圉收缩，京畿暴露的同时，又遭受“马政”衰落，骑兵软弱之困厄；再加陷入西抗吐蕃侵扰，东讨藩镇抗命的两面作战局面之中，左右掣肘，国力损耗，财政匮乏，旷日迁延而难以自拔，帝国雄风无由再振。而其时能以京西北诸镇阻遏戎寇，关中免沦左衽，已是勉为其难矣。

2.强制迁置党项部落

从肃宗至德到代宗永泰元年(756- 765年),党项诸部动态可分两类:一是在陇右者向东迁徙寇掠；二是原在关内泾、陇、庆、灵、夏诸州者，向东、向南寇掠。这两类寇掠几乎遍及包括京畿在内的关内道南部诸州之地，还有山南西道的凤、兴、梁州等地。由于唐朝西师东调,关中兵力虚弱,遂使吐蕃得以利诱胁迫党项、奴剌、吐谷浑、回纥等部，趁火打劫；复有唐朝叛将仆固怀恩引诱敌寇入侵，致使唐朝的京畿安全危机“雪上加霜”。下文简述唐朝应对党项等族寇掠的军防措置。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六月，分朔方军置邠、宁、泾、原、庆等九州节度使。上元元年(760年)正月，党项进逼京畿，又分邠宁节度使置鄜坊丹延节度使(又称渭北节度使)，以郭子仪领两道节度使，但人留京师，借其威名以镇摄党项。

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十月，在击退仆固怀恩第二次引诱吐蕃、回纥、党项、吐谷浑、奴剌等部族联兵大举入扰京畿之后，唐朝获得暂时的喘息之机。于是,决定对“时或侵叛”的党项诸部,进行重新安置。鉴于吐蕃大军向东越过六盘山—陇山之后，与散处在关中以北庆、盐、灵、夏州境内的党项、吐谷浑诸部地缘滨近,得以威胁利诱，授之官告，与之联姻，使为侦道，相与声援勾结，侵扰抄掠的情状，代宗采纳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离沮”策略。其具体措置如下：

其一，将灵、盐、庆、夏州的党项静边州、乐容州、芳池州、相兴州、安定州、安化州等迁往银州之北、夏州以东——黄土高原西北角的麟、胜州境内安置。其二，将庆州境内的党项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氏部(原“雪山党项”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属静边州都督府的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部一并迁往绥、延州安置。即迁往今陕西北部的白于山(东西走向)、子午岭(南北走向)以东靠近黄河地区。其三，以宁朔州吐谷浑部落居夏州之西，使党项与吐蕃相隔离。案：夏州之西即旧宥州之地，东邻夏州北部与麟、胜州相望。其四，以朔方军将路嗣恭出镇灵州，恢复军府，抚辑诸蕃部落。其五，在庆、盐州境内有原“雪山党项”破丑氏族3、野利氏族5、把利氏族1，自安史乱后与吐蕃姻援相结，扰掠京畿凡10年，将其部落迁于延、绥州安置后，又置行庆州，以将作少监梁进用为庆州刺史、押党项部落使，严密巡逻侦察，断绝其与吐蕃往来勾结之道。其六，遣使招慰党项诸部。“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拔朝光等5刺史入朝，厚赐赉，使还绥其部。”于原静边、芳池、相兴3州都督府置都督、长史；另置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7州都督府。

案：永泰元年(765年)对党项部落的强制性迁徙，是一步“胜棋”——代宗大历十年(755)以后，吐蕃一再从安乐州(今宁夏中宁东南)向东攻击盐、夏方向,从庆州(今甘肃庆阳)东越子午岭攻击鄜、坊两州，企图再与党项诸部“联兵”，向南迂回关中。但却始终没能冲垮唐军的横山防线和子午岭防线。当然，这与唐朝在京西北、京北地区增设军镇，部署重兵，是分不开的。

    在古代中原统一王朝时期，首先要保持农耕地区的稳定，这是国家安全的根基；其次要保守半农半牧地区，获得边疆安全的缓冲地带并畜养马匹以装备骑兵。进而再能控制游牧地区，便是中原王朝强盛的顶峰。而唐朝前期就曾达此顶峰，以泱泱帝国姿态独步亚洲大陆百有余年。隋唐时代的半农半牧地区，从东北到西南呈半月形，地域相当广大。唐前期众多的羁縻府州就散布于其间。盛唐边疆诸道节度使(大军区)正是布列在半农半牧地带上。陇右道属半农半牧地带，是保守京城安全的战略屏障。

唐前期开疆拓土，于高宗中叶达于极盛。但也从此陷入了三面被敌的形势之中：西御吐蕃，北防后突厥，东北临制“两蕃”(奚、契丹)。从其时的疆域空间和军事力量来看，唐朝并不具备将敌对诸蕃征服吞并的“超级国力”。而游牧军事政权雄强之后向外扩张抢掠，降附的羁縻部落在做大之后走向叛离，乃是一种客观地缘政治趋势。于是，唐朝的边疆军政体制，便发生了从大都护府羁縻控制到节度使分区镇防的演变，御敌于国门之外。

唐朝定都长安，国家政治中心稍偏西北，是故唐前期大耗国力经营西域，保守河陇，以固关中本位。安史之乱后唐蕃在京西北和剑南西川的军事对峙，就是这种地缘战略格局的进一步演变。而吐蕃作为唐朝劲敌，其国祚几与唐朝相始终。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孔多，吐蕃侵攻威迫为其重要一端。唐蕃战争自高宗显庆(656—661年)以后吐蕃攻击青海吐谷浑开始，到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克复西州(今新疆吐鲁番)等地，绵延200余年。其间又可以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东越六盘山侵逼关中(京畿)为时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双方攻守争战的地区，前期主要是在河陇与西域；后期在六盘山以东、剑南西部、河西与西域。从整个战争历程来看，吐蕃属于主动进攻，而唐朝处于守御态势。

安史之乱是一场划时代的政治事件。李唐帝国从此由盛转衰，雄强不再，亚洲大陆的强权政治走向式微，政治地理格局随之大变。这场内部动乱历经8年(755—763年)，既转变了唐朝的军事抗御对象，又严重斫戕了国家元气，遂使吐蕃向唐朝发起的顽强挑战，历经130余年之后，终于在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以攻陷西州，完全占据陇右道而获得巨大胜利。而唐朝以陇右道沦失的惨重代价，只换得了对安史叛乱的表面性平定。从此以降，规复失地，重整陇右山河的计图，长期徘徊在陇山以东。

直到唐武宗朝以后，吐蕃王国由于朝廷内讧、河陇地区将领混战，再加上自然灾害和民众起义，走向分裂破败，唐朝才得以渐次恢复河湟失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春，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原州七关来降；大中五年(851年)十月，沙州民众首领张义潮遣使奉献河陇十州图籍归国；懿宗咸通二年(861年)，张义潮克复凉州；咸通七年(866年)，又克复西州、北庭等地，吐蕃占据陇右之时代于此告终。然而，李唐王朝也已进入风雨飘摇的衰落末世，运祚不长了。

特别说明：限于篇幅，注释从略。该文原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原创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违者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