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袖读史人生与历史情怀 ​

毛泽东：“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毛泽东嗜书如命，史书为最。早在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因此“劝大家读历史”，并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正是在对历史典籍充分研读之后，他得出了历史演进的规律，“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后，毛泽东更是以史为伴，且终其一生。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他是名副其实的读史大家。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史，还号召和带领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学习和研读历史。延安时期，面对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他提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毛泽东把读史、鉴史作为领导干部提高思想认识和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曾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口气看完了吴晗主编的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并建议我们买一套，浏览一下。之后，我照办了。读后感到很通俗、很生动、很受教益”。

周恩来：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周恩来读史、鉴史同学习、工作可谓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早在童蒙时代，他就阅读了四大名著、《说岳全传》、《镜花缘》等传统经典；上小学时，课余时常爱读《离骚》、《史记》、《汉书》等书籍；到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涉猎西方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的经典著作。

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以历史作为革命武器，领导文化界开展斗争。皖南事变后，沉闷的政治空气压得许多人透不过气来。周恩来鼓励大家多搞历史研究，他说：“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周恩来的话使很多人豁然开朗。许多重要史学著作，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便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写作或完成的。

周恩来的读史状态同样令人颇多感慨。1973年3月26日，他在送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说：“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而两周之前的3月10日他刚刚写了治病请假报告。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鉴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看出周恩来以历史先贤为标尺，提升和磨炼自身修养的不倦追求和人生境界。

刘少奇：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

刘少奇幼年时代就酷爱读古书，小小年纪就成了家乡宁乡炭子冲附近有学问之人。因在家中排行第九，同学和乡人送他一个雅号“刘九书柜”。20岁准备考大学时，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等。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习历史，他的书架上除了马列著作外，基本上都是文史古书。1951年秋天，刘少奇积劳成疾，毛泽东让他到杭州休假一个月。动身时，他把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塞进了行李包。几大本《中国通史》读完了，刘少奇的假期也结束了。

刘少奇多次号召党员干部要知史、懂史，认为加强历史修养是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前提。1948年12月14日，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说，要想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要学习历史，“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不研究历史“就理论不起来”；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西方历史，不懂得西方历史，就是“跛足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懂得历史”，“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少年时期的邓小平在家乡广安的10年读书生活，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从此，一生对文史典籍兴趣浓厚。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领导渡江战役，渡江前让部队在巢湖昼夜进行演习，他说这么做是鉴于三国时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这个亏。新中国成立后，1961年1月5日，邓小平谈到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问题时借古喻今地指出：“稳定起来，对平叛也有好处。我最近看了《资治通鉴》，历史上遭到严重破坏后，真正搞起来两年就恢复了，瞎指挥破坏也快。”

阅读文史古书，是邓小平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69年离开北京到江西，他的主要行李就是装满了书的几个大木箱子，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历史、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1970年的一天，身在江西一隅的邓小平看到报纸上登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批古典名著的消息时，他立即找江西省委有关人士代购这批书籍。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很多青年人不了解历史，就容易受蒙蔽，盲目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由此，邓小平郑重强调“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