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3万湘军血战46天，奇迹般地击败太平军，敲响了太平天国最后的丧钟。这46天，犹如他自己所言：“警报纷来，如在惊涛骇浪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80万太平军“轻易”地输掉了这场大决战呢？真的是曾国藩用兵如神吗？当我们走进这段历史，会发现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3万湘军，对战80万太平军，这绝对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对决，哪怕战神来了也不行。太平军60万，乃至80万的说法，数据来源于王安定的《湘军记》。这是战后曾国荃授意手下撰写，以褒扬湘军，为曾氏歌功颂德为目的，所作的一部史书。在这里，作者为了夸大湘军的战绩，特意虚高了太平军的战力。笔者翻阅了大量史料，从曾国荃的《致郭昆焘书》来看，其评估太平军兵马“实满二十万”。加上曾国藩在《汇报军情请调多隆阿军回皖折》写道：“李秀成率十余皖贼更番猛扑雨花台营盘，李侍贤率部三、四万由浙江赴援金陵。”两者在20万上达成了高度一致，所以大部分学者认为，20万才是太平军的真实数量。无论是《湘军志》的”国荃以三万人居围中” ，还是《湘军记》的“国荃兵不满三万”，都记载了曾国荃之兵维持在3万左右。但其实，这里所述的3万，仅仅指的是曾国荃之兵，并不包括前来支援雨花台的援军。把“彭玉麟、杨岳斌水师，皆阻隔不相闻”独立于“国荃兵不满三万”之后，使读者错意了湘军的整体兵量。笔者翻阅大量史料，找到了多份军情奏折，关于当时清廷的兵力数据显示为：虽然双方兵数上有较大调整，但5万湘军对阵20万太平军，仍可称得上一场“不可能胜利”的大战。为何李秀成手握重兵，却在没达成任何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就轻易败退天京？先从具体原因来看，战后李秀成对雨花台一战的辩解是：“节节严营,濠深垒坚,木桥叠叠层层,亦是甲兵之利,营规分明,亦因八月而来,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按照大多学者的分析，这段话表面上有可取之处，实际上只是李秀成的托词。第一点，曾国荃由于轻敌,没遵守曾国藩合围天京的战略计划，最终使湘军沦为了一支孤军。第二点，大战开始后，湘军遭瘟疫侵染，病故之兵超过三成，能御敌作战的仅一万人左右，且该瘟疫只是单方面侵染湘军，并无在太平军中传播。第三点，早在进驻雨花台前，缺饷问题便一直困扰着曾国荃。军中甚至出现了官兵哗变，士兵持刀索饷的闹剧。第四点，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时，后路尚未布置妥当。之后又因瘟疫肆虐，后路守军一片狼藉，难以自保。第五点，曾国荃的5万湘军中，有8000余名是新招募的勇夫。在未完成系统性的军事训练前，这批勇夫的战斗力是不强的。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尽管湘军深沟高垒，但只要集中火力强攻，照样不堪一击。我们看下1863年天京的《领发物单》，在这里面记录了给纱、绿洋布、白洋布、棉絮、棉袄等多种衣料物资。另外，李秀成是从苏浙撤军，按当时苏浙的物质条件，李秀成军也不应存在缺冬衣的可能性。所以未带冬衣，仅仅是指“未携带”，而不是“未制作”。吊诡的是，在雨花台战后的第六天，李秀成就派出一支“不下五六万”的大军，冒雪远征。即便李秀成军中真的缺乏冬衣，也完全可以要求天京支援冬衣。贯穿整场雨花台战役（1862年10月13日——11月26日），天京并不存在乏粮的隐患。《太平天国典志通考》中曾经写道：“皖省上游军事虽节节失败，惟苏浙与天京各方面粮食尚丰。”到了1863年10月，湘军才基本断绝了太平军的水路粮道。不过这时饥饿的主要对象是百姓，军中粮食尚能应付，李秀成也直言：“城内官兵幸可足食”。回到雨花台战役中，即便李秀成军中乏粮，也完全能依靠天京的粮食接济全军。既然粮食与冬衣并非造成此战失利的元凶，这就不得不把焦点重新着眼于李秀成身上。由于战略上的分歧，李秀成一心经营苏、浙，对上游的防卫漫不经心。太平军首领洪秀全曾为解安庆之围，作出了西征的战略部署。然而李秀成因贪攻上海，延误了发起时间。之后李秀成径直撤回至赣、浙，竟不发一兵一卒前往助战，坐视安庆陷落敌手。毫不夸张地说，从太平军的战前准备开始，雨花台大败的结局就已早早写就。李秀成从6月19日起开始撤军，愣是在10月13日才抵达战场，硬生生拖延了3个多月。当时李秀成面对的境况是，西线有曾国荃对战，东线有左宗棠、李鸿章牵制。一边是不得不救援的天京，一边是战事陷入焦灼的苏浙，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李秀成被湘军两头牵制。“忠酋之党伪听王败于上海四江口，全股就歼，苏昆腹地空虚，初四分贼六、七万人回顾老巢，初五又破贼垒多座，忠酋即回苏。”简单概括就是：一旦东线有难，李秀成便不顾大局，调兵东返。相比于湘军的多路援军，李秀成这一错误决策，致使军心动摇，锐气尽失。兵力上足以碾压湘军的太平军，本该集中有生力量，一举歼灭湘军。然而李秀成错误估算了湘军的实力，表示“其军常胜，其势甚伟，不欲与战。”除了刚抵达战场那几日猛扑湘军，之后便鲜少发起大规模冲锋。当后来下令进攻时，太平军士卒多有畏惧之色，竟上演了一出“不敢进，只在长壕外扬旗呐喊”的奇观。长时间空耗兵力而不能胜，僵持日久，太平军士衰而力竭。曾国荃下达“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的指示，全军出壕反扑。所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在诸多失误下，雨花台一战以湘军的获胜而告终。拿包村之战举例，这场战斗的打响，暴露了太平军的三大致命弊端——军纪败坏，战力低下，战略缺失。1861年9月，包立身组建“东安义军”，杀太平军乡官，力求脱离太平天国的统治。这是一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落，为何敢与太平军争短长？“今粤匪号称长毛者（太平军蔑称）恣意焚掠，痡毒疮赤。所扰之境，胔骼膏刃，墟村荡烟，妇女被淫，老弱填壑，惨酷之状，直使天地变色。”一支治军不严的军队，自然不可能在雨花台战役中发挥出应有的水平。1861年12月至1862年7月27日，太平军与包村进行了6次激战，其中前5次皆太平军大败。太平军不断上调兵力，从千余人一度上升至万余人，但太平军非但不能克敌，还损失了数万兵马。包村的负隅顽抗激怒了太平军，于是第6次，五王联合统领10余万太平军围剿包村。纵览整体战局，太平军前后共投入了20万左右的精锐，历经8个月，激战6轮，才征服了包村的数千名乡勇。因此雨花台一战，尽管太平军人数遥遥领先，但论综合战力未必能超过湘军。盛巽昌先生曾评价: “为了征服一个小小的包村，竟调动了十几万精锐，足见太平天国诸王们全凭头脑发热，意气用事，实在没有一点儿战略思想。”事实上确实如此，当时围攻包村的太平军中，甚至流传着“甘弃南京而破包村”的说法。而破村后，太平军消极地对待战后成果，完全弃之不顾。这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的一个核心缺陷：从头至尾没有制定一份长远的战略规划，没有一个彻底推翻清政府，武装夺取政权的顶层战略设计。这些草莽英雄，为了泄愤而攻克包村，从而付出了难以挽回的代价——在浙江前线吃紧时，十万兵马俱萃于包村。这加速了雨花台战役的到来，致使天京的守军战前准备不充分，必须依靠十三王李秀成的救驾。作为近现代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可谓成也农民，败也农民。论雨花台突围失败的根本原因，源自其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一方面，洪秀全去知识化的行为，使太平军缺乏杰出的领袖来领导。李秀成曾在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的十大失误，其中之一就是“误国不用贤才“。这与洪秀全早年屡试不第有关，使之登上历史舞台后产生报复心理。1853年9月 ,湖南奇才左宗棠向洪秀全献安国之策。1861年，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容闳前往天京访问，向洪秀全提出七项新政的改革建议。这些颇有见地的提议，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洪秀全的拒绝。这种漠视贤能的做法，不但令后期的太平天国陷入将才匮乏的窘境，还进一步导致了人才外流。另一方面，太平军爆发了信仰危机，削减了军队的战斗力。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团体，宗教是其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柱。比如起草《十款天条》充当军纪，把战争的胜败与上帝的意志牢牢结合。这样的后果在于：一旦军中的信仰发生动摇，势必会沉重打击统治集团的统治力。造成太平军信仰危机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天京事变，二是流民过多涌入。起初，心怀异志的东王杨秀清经常性“假托天父”，打压各王，甚至当众杖责天王洪秀全。这激化了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从而引发统治集团自相残杀。最终以天王洪秀全为核心构成的六王集团，仅剩洪秀全一王。这次事变造成的具体损失，不仅使统治集团分崩离析，还令2万多太平军惨死。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撼动了以宗教凝聚军心的政治方针。之后的太平军“人心冷淡、锐气减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针对流民，成分混杂的流民不断投靠太平军，使其劣根性开始广泛渗透太平军。与之相对比的是，曾国藩格外强调湘军的出身，主张“选儒生，领山农”的标准建军。这使得因兵灾无家可归的流民大多流向了门槛较低的太平军。这些人内，存在不少以谋求个人发展为目的的投机分子。拿《江南铁泪图》的其中一张插画来说，画面中的太平军站在乡官局门口，对进贡乡民拱手相迎。然而拱手代表的是儒家文化的礼制，一向被太平军视为妖礼。这些不受宗教管束的流民，不断稀释着太平军的精神驱动力。体现在军事上，就是在110起降将事例中，就有71起因贪图富贵乞降的投敌将领。而对于土生土长的太平军，直到战至最后一刻，仍保持着绝对的纪律和忠心。诚如简又文先生所论：“据纪录所载，原有两广之教徒，几全体殉国（或有例外之人，然皆非重要分子）在历史上亦可云奇迹矣 。”流民的大量涌入，致使以神权为核心的统治体系随着信仰的崩塌而逐步瓦解，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综上可知，在其阶级的局限性下，雨花台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极其浓重的一笔。当我们如今透过泛黄的故纸堆，去追溯和翻找那段故事，总有一些感慨和喟叹。“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当笔者打下这段文字，只为了纪念那个逐渐远去的烽火岁月。｜2.8亿中国老人的现实困惑：年纪大了，就不能拥有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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