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赏析丨洋能否为中用? 西方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发展的借鉴与反思
以西方为主的国外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学说为中国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基础。因此，如何理性对待西方的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是关乎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学科方向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困惑乃至两难。一方面，过度依赖西方研究框架和理论为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了一定风险;另一方面，在对西方研究保持谨慎态度的同时不能走向封闭乃至仇外的极端，破除“唯西方论”的同时不能走进“中国特殊论”的陷阱。
为此，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研究的青年学者自发于2019年举办了一次“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理论前沿”青年论坛，集中探讨了对西方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发展的借鉴与反思，取得了初步的共识。具体而言，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多尺度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氛围的批判精神、研究视野的国际化和研究规范的严谨性等方面值得中国借鉴;而历史视角缺失、知识生产不平衡、地图空间表达不足、话语分析过多、解决现实问题不足等方面存在局限，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未来发展过程中应加以避免。希望本次讨论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共同推动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发展。
关键词: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尺度;知识生产;空间分析;话语分析
1、引言
中国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一直离不开对国外相关学说的引介。从民国时期对德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翻译介绍，到20世纪80年代末对英美和苏联的学习借鉴，再到近年来对英美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吸收拓展，以西方为主的国外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的概念和理论为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基础。在国内主流表述管控、实用主义导向和“超英赶美”的背景下，介绍英美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还为中国的研究提供了相对更“学术”和“安全”的主题和方向。西方的很多地缘政治理论也对中国政府的外交、军事决策以及人民对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过度依赖西方研究框架和理论的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方面，中国在引介西方理论学说的时候更多是“学生”和“追随者”的角色，这使得中国本土研究在国际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界的原创贡献和引领能力受限。另一方面，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结论因社会环境而异，而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社会结构等都与英美社会存在很大差异，因此照搬西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存在解释力和适用性不足的问题。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关系、中国和平崛起、“走出去”和民族复兴的诉求等，从理论成立条件和成果应用需求两方面都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理论体系的要求。
当然，在对西方研究保持谨慎的同时不能走向封闭乃至仇外的极端，破除“唯西方论”的同时更加不能走进“中国特殊论”的陷阱。正如大卫·哈维2017年在中国演讲时常常反问:“到处有人对我说中国特殊，你们不开汽车吗?没有银行吗?没有酒店吗?它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怎么工作的?”从这个角度看，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不意味着在本土经验主义的胡同里排斥西方的一切。大部分学者认为，本土研究要从西方已有研究中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甚至有人认为，区分中外研究差异并无必要，应遵循西方社会科学普适的学术规范，构建无国界的一般性理论。因此，如何对待西方的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既是关乎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发展路径选择时面临的难解困惑。实际上，如何对待“西方”研究不只是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所面临的问题，近年来在整个人文地理学界乃至社会科学领域都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和深入的讨论。
2019年5月11—12日，上海青年城市论坛YUF(第14期)暨“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理论前沿”青年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主要地理学科研教学机构的20余名青年学者参与了此次论坛，并深入交流了对中国政治地理学学科发展、地缘政治理论和微观政治地理学理论的想法。会后，大家深感有必要对西方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的研究议题、方法、范式和应用等进行系统的评判和反思。经过几轮讨论，达成初步共识:对于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既不应盲目崇拜，也不能弃之不顾，而应该取长补短、去伪存真。具体而言，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多尺度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氛围的批判精神、研究视野的国际化和研究概念的严谨性等方面值得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借鉴;而历史视角缺失、知识生产不平衡、地图空间表达不足、话语分析过多、解决现实问题不足等方面存在局限，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应加以避免。本研究汇集了国内从事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年轻学者的最新观点，对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如何合理对待西方研究、如何更好发展自身理论展开初步探索。
2、西方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借鉴
2.1 王丰龙:研究议题的多尺度性
2.2 秦奇: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一百多年来，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化、复合化的态势，其研究材料与数据获取方法多元，分析手段多样，为研究者提供了多样的方法论工具，具有借鉴意义。一方面，西方政治地理研究材料与数据获取方法十分多元。西方政治地理学者非常善于田野调查，通过民族志和问卷等方法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与数据。民族志方法是指研究者深入研究区域，通过与研究对象相处或与关键人物交谈等途径对所观察现象进行记录来获取数据的方法。民族志方法又细分为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小组讨论和口述史等方法。访谈法主要是指研究者对特定人群或关键人物进行深入交流，通常预设访谈提纲;参与式观察是研究者进行体验式观察，撰写观察日志进行记录，作为分析依据;小组讨论是指一群人对同一话题展开讨论，研究者作为小组成员对话题进行引导;口述史方法则是对事件亲历者或目击者进行深度交流，访谈对象广度比访谈法的窄，在交流深度上比访谈法更深入。上述方法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展现了良好的梯度差异，也使得研究者对研究区域和对象产生深入的了解体验，确保研究扎实、结果可信。除此之外，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者还建立了较为详备的数据库。如，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数据库，提供了长时间序列的国家间战争、武装冲突、国家物质实力、常规联盟、领土变化、直接毗邻距离、政府间组织、外交人员、防务合作协议等政治地理数据，得到较好应用;马里兰大学也建立了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涵盖了事件简述、时空、类型等丰富属性信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冲突项目数据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则提供了具有空间坐标的武装冲突数据，得到广泛应用。丰富完备的政治地理数据库为政治地理研究和地缘政治研究的可视化和空间分析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西方政治地理学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分析方法十分多样。定性分析在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受到更普遍的应用，主要是文本分析，包括文档分析、话语分析和可视化文本分析等。文档分析是研究者依据个人的经历和知识储备等背景对研究相关的文字资料(政府档案、媒体资料等)进行解读;话语分析则进一步地探讨文本生产者生产这些文本的原因以及它们生产了什么，没有生产什么，生产过程的社会文化背景等问题;可视化文本分析则强调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照片、影像等可视化资料，主要从生产者、文本内容和消费者三个途径来展开分析。定量分析方法则主要应用在竞选地理、领土边界安全等领域。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被应用在探讨地理资源要素对政治地理行为及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统计学的空间分析，则为政治地理对象的空间可视化、空间特征分析和模型建立与检验提供了基础工具。此外，大数据分析方法在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研究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应用，主要表现在数据融合与信息挖掘、可视化表达以及预测性分析等方面。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西方政治地理研究都十分注重吸收借鉴政治学、国际关系乃至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并常常根据具体分析需求开发原创的、针对性的分析方法。中国政治地理学虽然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基本实现了定性和定量方法并行发展，如话语分析和计量模型等方法的应用等。然而西方在方法论层面仍然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中国学科定位及其对科学主义范式的强调下，对质性分析方法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并促进定性与定量方法彼此取长补短;第二，在数据库建设方面我们学科显得非常薄弱，如何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外交军事事件和行政区划调整等实际问题建立全面、可共享的数据库，服务于学科建设以及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是我们在方法论层面值得借鉴西方的方向。第三，加强对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原创性分析方法的开发，丰富政治地理研究的工具库。2.3 彭飞:研究氛围的批判精神
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在自身演进过程中，批判精神对学科的规制与破局起到了秉要执本的作用，并助推其重组与质变。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敢于对学科理论建构基础进行“破”与“立”。以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为例，西方地缘政治学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政治意识形态、人文社会观念等因素，被冠以流血论的标签，学科发展在很长时间处于一种被刻意主观隐藏的游离状态。奥特瓦塞尔等学者基于实践性考量，对经典地缘理论的科学性、假说性、理念性进行了批判分解，从本体论、认识论等学科的哲学基石入手，扭转了地缘政治行为与实践的诠释过程，使得地缘政治研究重新回归至政治地理研究的“台面”上来。同样，在哈特向衷情于功能主义使得政治地理分析缺失连贯性之后，泰勒及阿格纽等学者打破固有的方法论与认知主义，吸纳其他社会科学分析范式对政治地理单元进行重构，从而遏制了停滞摇摆的研究状况。在不断批判、反证既往理论的过程中，西方政治地理学突破了以国家为核心分析单元的研究范式，逐渐发展了选举地理、地方政治、行政区划、从属关系等中微观尺度的政治地理研究，增进了学科的内生发展潜力。其次，多元与多本位的演进响应。在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中，不同研究者对同一对象的不断批判叠加，多元的认知视角、不同本位主体的相互碰撞与交流，涌现了大批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以“小国”能源地缘政治研究为例，不同学术背景、政治立场的学者集体的不断推陈出新，对“小国”能源政治问题进行多层次反复解译，揭示了“小国”所经历的“依附者”-“独立者”-“枢纽位置”-“积极参与者”的认知定位过程。多本位演进还体现在深刻批判国家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传统思维上，国家不再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唯一参与者，诸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其他多元主体的影响力逐渐提升，催生了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日益关注伦理判断、文化差异、社会公平正义、人类福祉等多样化的议题。最后，批判性思维是西方政治地理学不断发展的精神内核。政治地理学由于涉及各种权力关系，存在极权主义的危险和霸权主义话语等局限，甚至有可能为了维护某些主体利益而忽略另一些主体。因此，有必要通过批判和反思避免上述危险，增加话语的多元性和对不同利益主体的关怀。例如大卫·哈维等学者对嵌入地理环境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对其下辖人群进行剥削的异化权力进行批判。另外，西方政治地理研究十分注重概念的准确性、逻辑的紧凑性和对理论的提炼。比如对尺度、领域、边界、身份等概念，西方政治地理都有比较严密的界定与诠释话语。中国地缘政治的发展应更多借鉴西方的批判精神，一方面通过对学科基础理论和研究对象的批判性反思，不断扩展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包容度和多样性，涵盖社会公平、性别平等、消除南北差异等议题;另一方面通过反思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相关概念和权力话语，澄清含糊不清的概念界定，排除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危险、冒进或不公正的价值取向。2.4 宋涛:研究规范的严谨性
西方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中十分强调研究的规范性，重视研究概念界定的严密性、研究问题的原创性和理论体系的系统性。首先，很多西方政治地理研究对尺度、领域等看似浅显易懂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推敲和精准的界定，确保学科的概念体系根基牢固，不同研究之间在交流时大体基于相同的概念理解。其次，西方政治地理研究十分重视研究问题的原创性，几乎每篇文章都会明确声明自身对已有研究的拓展突破之处，基本会避免一些徒有形式却无新意的重复性研究。最后，西方政治地理学十分注重特定现象背后的普遍意义和理论机制，在提出研究假设或分析框架前会综合借鉴大量已有相关研究，在构建自身理论体系时也会系统借鉴各学科的相关论述，力争理论的逻辑推演过程严谨、基础扎实。中国政治地理学可以借鉴西方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式。首先，重视创新、探求真理，坚持独立科学精神，做好基础研究，探索地缘政治科学问题和地缘政治发展规律。其次，无论知识生产还是指导实践，中国政治地理学均应建立在科学规范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之上。中国政治地理学可以从以下两种研究范式切入。一种是引进-消化-吸收-应用-创新的实用研究模式，另一种则是现实-假设-检证-理论的科学研究模式。但无论是哪种范式，都需要对现象和规律进行提炼和理论概括，基于严密的概念界定和充分的实证证据，不能因为是中国人、对中国事务感同身受，就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无需规范的调查和证据就能提出更可靠的理论和观点。最后，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理论建构过程中注重对其他(子)学科理论的系统集成和借鉴。例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诸多非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尺度上的社会、经济、文化要素对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境外甚至是境内的活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中国政治地理学在发展心脏地带等传统理论之外，还应融合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和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前沿理论，向批判地缘政治、地方政治、环境政治、尺度政治等更多领域、多尺度的领域扩展研究，形成系统的政治地理学理论体系。2.5 王雨:研究视野的国际化
尽管政治地理学主流理论和方法几乎都源于西方学者对欧美社会的研究，但西方政治地理学者的视野却并不完全局限于欧美社会。换言之，虽然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特定时代和情境约束下的特殊性，但西方政治地理学者却并不满足于在本土经验主义的胡同里排斥世界。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旗舰期刊《Political Geography》曾在编辑的卷首语中写到，“自创刊以来，Political Geography一直强调学科广度、多元地理空间和语言多样性对期刊的意义，并寻求将英美以外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加入期刊”。O’Tuathail1996年也曾说，“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目标是记录和解释地缘权力中心的形态，并探索这样的权力结构如何重塑和重新想象全球空间”。这种对学科、空间和语言的包容性，以及对全球事务的重视，形成了超越国家和意识形态边界的国际对话平台，也为中国学者开展更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思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因社会环境而异，国际情境下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等都与欧美社会存在很大不同，这恰恰是中国学者的机遇。正如吉登斯所说，社会科学的发展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结果。中国社会近40年来的急速变迁，为政治地理学的知识进步和理论输出提供了土壤。尤其是，近14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历程不仅嵌入在数千年历史孕育的复杂社会、政治背景之中，也与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国际发展潮流息息相关。因此，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研究具备凝练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学理论的条件，也具有与国际政治地理学理论对话的潜力。在本土化的规范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兼具国际化视野，有助于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学术成果对话的学科体系，从而形成知识的输出，为全世界政治地理学发展做出理论贡献。3、西方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反思
3.1 胡志丁:历史视角缺失
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由于其研究对象性质的原因使其具有典型的历史性。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政治区域和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政治组成要素都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其内容，并改变其形式。也正是这种历史性或时代性不断地丰富了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内容。自1897年拉采尔出版《政治地理学》和1899年契伦创造“地缘政治”一词以来，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发展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中间有起有伏。但是在过去40多年中，西方(尤其是英美)政治地理学已被公认是地理学中最积极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已完全脱离了“一潭死水”的刻板印象。西方地缘政治学也在此发展过程中，诞生了新古典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流行地缘政治学和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学等众多流派。
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明显缺乏历史视角。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地缘政治学被认为与纳粹国策制定、宣传和侵略战争等有关，其声誉在二战之后一落千丈，西方政治地理学也由此开始走向“去政治化”的道路。其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革命思潮席卷各大主要学科，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也未幸免，过于强调定量方法构建而使其失去历史性。第三，受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使得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大量借鉴哲学和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加大了关于地理想象的研究，进而探讨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而批判地缘政治学以及随后发展出的流行地缘政治都是这一思潮的产物。第四，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高级政治开始让位于低级政治，政治被弱化，而经济、文化等被抬升。
缺乏历史视角的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是其缺乏政治的最直接表现，而缺乏“政治”的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只会失去生命力和影响力。虽然对相关学科的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研究的与时俱进特性，但是不可否认历史视角的缺乏将导致其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典地缘政治等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之所以至今仍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因此，中国的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研究须重新将政治和地理知识融入到其分析对象中，以政治和地理知识为纽带重新使其展现历史。3.2 安宁:知识生产不平衡
从科学研究的规范来讲，知识生产本身不具有区域偏见。然而，在既有文献中，我们发现地缘知识的生产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对西方政治地理旗舰杂志《Political Geog-raphy》近十年的载文梳理显示，地缘知识生产具有非常明显的“南北”差异，即以英美为代表的“地球北部”研究机构主导着全球地缘知识的生产。从更长的时间序列来看，过去几十年里其它的主流政治地理学英文期刊(如《Geopolitics》和《Antipode》等)对政治地理的关注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诚然，这样的知识生产区域差异与知识生产的主流语言(即英语)及生产机构所在的区位(英美主导的出版机构)有一定关系。但与此同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受到生产者主体性的影响这一内在因素也不可忽视。虽然西方学者提倡多元开放的交流精神，但在学术上不认可“地球南部”欠发达国家和区域研究的现象经常发生，在强调情景化的同时却忽视了其他研究者成长与建构理论的背景，陷入了“西方精英主义”桎梏当中。殖民主义历史所导致的区域不平衡发展以及冷战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对垒更是加剧了西方学者在地缘研究上的先验偏见，从而更加加剧了其在地缘研究中的“选择性失明”和话语霸权，导致掌握主流话语的评阅人往往对来自“地球南部”的知识生产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如对地球南部国家政权的批判等。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无疑是西方国家“东方主义”思维在学术界的延伸。尽管一些西方政治地理学者(如以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后殖民主义地缘政治、次阶地缘政治(sub-alterngeopolitics)等为主的地缘政治学说)对此也进行了反思。但是，这样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这里对西方学术霸权的批判并非是要求非西方研究者获得和西方学者同等的知识生产机会。考虑语言和出版机构区位等因素的影响，这样的诉求不太可能实现。当然，这样的批判也并非要求对非西方政治地理现象的解释提出“例外主义”，对非西方政治地理现象的解释一定要赋予“非西方”的标签。随着全球化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各个领域的深入，区域间的异质性逐渐削弱，同质化的解释变量越来越多。然而，普适性的理论解释框架并不意味着异质性的不存在。如何规避地缘知识生产过程中主体性的影响，将非主流研究区域的特殊语境拿出来讨论显得尤为必要。这一方面要求非西方的学者努力适应西方主流的政治地理研究范式和学术话语，借鉴它们优秀的学术传统(如非国家中心论、多元多尺度研究主体论以及批判思维等)，同时摈弃国际知识生产中的例外主义和精英主义，将非西方“知识”面向西方听众讲好、讲透、讲懂，搭建起与国际接轨的政治地理研究范式，致力于国际政治地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地缘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影响反映了当下政治地理研究的现实生态，因此改善地缘知识生产的不平衡性其实还需从全球各区域的协调发展中寻求实践助力，这样有助于迫使西方学者更加自觉地换个角度看世界，并加强不同区域文明之间的学术交流，自觉改善国际思想交流的氛围。对于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来说，改善全球地缘知识生产不平衡责任重大，却责无旁贷。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影响力与日俱增，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一带一路”愿景的提出以及中非高峰论坛的日常化等。中国在实践领域率先发力，践行了“地球南部”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其背后蕴含着有别于西方却又可以相互借鉴的政治地理理论，如包容性全球化概念的提出等。这些实践和理论不仅为“地球南部”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经验，而且为建立起指导“地球南部”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核心框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理论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下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最应该为改善全球地缘知识生产不平衡走在最前线。3.3 何光强:地图空间表达不足
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作为地缘政治分析的重要空间表达方式，地图(尤其政治地图)是开展地缘政治空间分析与话语分析的重要工具。自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产生以来，伴随着全球地缘形势变迁、格局重组、观念流变、理论演进和制图学发展，地图在西方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尤为特殊的重要角色。这不仅体现在地图综合中，也渗透于地图的各要素中。受启于悠久的数理制图传统和近现代地理学的形成发展，西方古典地缘政治研究长期以来就有着良好的制图习惯，开展地缘政治分析时注重对传统地图(尤其地图投影)下几何空间/单元的整体性、关系性和结构化认知;而古典地缘政治学的这一共同特征却为后现代主义者所反对，该思潮影响下的批判性地缘政治研究常回避地图的使用，更加注重地图背后的话语分析，强调地图解构下的地缘政治话语叙事与批判。这一反地图立场可追溯到古典地缘政治学，尤其麦金德用地图来为英帝国的帝国主义“地理绘图”世界、“书写领土”的议程。二战期间地图服务德国纳粹扭曲宣传的不光彩经历更加剧了后来批判性地缘政治对地图空间表达的排斥。因此，“反地图”立场折射出批判性地缘政治学激进反帝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化的研究表征。总的来说，地图在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中的空间性和话语化并存，与地图相关的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的地缘政治学理探索尚待推进。而且，地图在地缘政治上的空间分析应用受到了来自传统数理制图话语霸权的“科学性”非议。在当代制图技术革新加速(以电子、网络、智能地图为代表)和批判性地缘政治“反地图”的双重冲击下，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中的传统地图空间表达分析呈现出一定程度弱化，既影响了空间思维条件下以地缘理论创新和空间观念表达为代表的地缘知识生产，又制约了地缘政治实践的总体谋划与具体展开。作为空间分析与话语分析的复合载体，地图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到底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解释变量角色?在当前学界地图空间表达不足的研究背景下，如何协调好地图在地缘政治研究中的这两大分析功能?具体在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研究中，有学者曾认为:就像大陆漂移理论，地缘政治理论基本上也是制图的，地图在地缘政治理论的发现、合成和优化推广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那地图(尤其地图投影)是如何推动相关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建构和逻辑关系组构的，在理论的空间表达建构同时又是如何实现话语重构的?明确地图在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研究中的双重分析意义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空间机理与逻辑内核，深化对地缘政治理论空间话语的反思与批判，为创新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话语体系提供新的空间指引。对整个政治地理学来说，深挖地图的地缘政治学理价值(尤其空间表达)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空间与权力关系的实质，从地图分析视角推动中外地缘政治研究对话和多尺度政治地理空间实践的发展。3.4 马腾:空间分析逐渐被话语分析取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地缘政治研究呈现出“批判地缘政治”转向，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日渐衰弱。批判地缘政治学说致力于解构各种类型的地理话语叙事(如新闻、电视节目、演讲、杂志、广播、电视、电影、漫画以及电子游戏等)与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重点讨论文本背后的话语权力关系、各种媒体产品制作产生与受众消费、不同群体跨界流行性差异等，关注微观的“小”问题和对现象的批判性解读，而对宏观的政治地理问题和现实活动中的空间规律关注不足。这导致地缘研究中的“地理性”与“空间性”不足:尽管西方政治地理研究始终注重地理背景的影响，并对政治科学简单将地理等同于模型中的空间效应等做法进行了猛烈批判，但是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西方政治地理研究越来越偏向文化人类学研究，更多依赖新闻等表达材料、更多关注头脑中的“地理”和“建构的空间”，而对野外地理考察和对现实地理背景影响的分析有所忽视。在西方地缘政治研究中主流的空间分析方向发文量不断下降、日渐式微，正如上文所述这一现象也突出表现在地图的使用不断下降，传统的空间分析式微而话语分析日盛。然而，正如西方学者卡普兰(Kaplan)所述，地理空间“宁死不屈”的存在着。一方面，在新一轮的地缘研究热潮中地理维度的重要性事实上是得以强化而非弱化，空间仍是军事、经济、文化等发展的核心载体，关键战略支点空间在全球视角下反而受到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诚然由于缺乏对地理空间特征的深入思考，地缘政治研究的重点目前仍集中在政治现象的分布上而缺乏对国际关系空间演进机制的探究，但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交往必然以一定的空间为背景舞台，因此正是地理空间构成了国际关系存在和演进的基础。另一方面，虽然话语分析更加偏向学理辨析，使地缘政治研究回归学术，但更容易导致地缘政治在政策可操作性、理论的实用意义和与国际政治的现实贴合性上均有所下降，削弱地缘政治在国家决策层面的影响力，如果仅关注批判地缘政治的研究范式(包括研究者自身的角色定位、研究对象的“去古典化”、忽视空间分析以及对话语的重视等)似乎导致了起源于西方学术界的批判地缘政治学说在解释当代地缘政治现实(尤其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博弈)的过程中显得非常无力。因此中国地缘研究借鉴西方理论同时要吸取中国智慧与实践经验，一定要符合当前和平崛起这一关键历史阶段，其中地缘空间分析及其演进机制研究十分必要。3.5 熊琛然:解决现实问题不足
地缘政治学自其诞生之际就主张介入国家政策的现实事务，因而导致了学界的特别关注和极大的争论。然而，这种学理致用的特点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纳粹利用并发展成为领土扩张的理论工具，对地缘政治学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内外学界和社会对于地缘政治的污名化虽有所淡化，但是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的敏感性仍长期影响着外界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在现实地缘关系的处理中，“地缘政治色彩”常常成为了政治行为体间互相猜忌和攻讦的理由。因此，在国内地缘政治研究中，历史上纳粹德国地缘政治学污名化、国际上的话语围堵与国内的话语回避共同影响到了地缘政治研究的实际解释力和理论与应用可操作性。这种学理致用困境呼唤着中国本位和世界担当的地缘政治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势在必行。中国地理学者对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学相关问题研究需要超越引介、综述不同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学派，从西方学者在诸如国家权力增长的空间效应是冲突还是合作、国家中心主义是否被放弃等核心问题的相互批判中走出来，聚焦批评性地探讨、反思和解构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范式的议题，积极探索和建构在现实地缘格局和地缘环境变化新形势下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担当的地缘政治理论和实证研究。如何从批判和解构西方地缘政治理论范式的主导中走向中国特色和世界担当，落脚点可以归结为如何解决理论与现实联系的问题，即如何在当前“形势促学科”的发展背景下走出“任务带学科”的发展路子。在深化地缘环境、地缘关系等领域研究的同时，亟需加强理论研究。从学理高度和深度揭示诸如当前大国间地缘关系复杂变化的深层机理，提供理论上有关不可观察事物的知识。对现象和规律进行提炼和理论概括，增强对地缘政治现象和本质的解释能力，致力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地缘政治现实问题，服务于国家发展和学科发展。4、结论与讨论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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