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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双亲,眼泪永远都是流在故事的结尾

空间作者 二湘的九维空间 2021-11-04


图源网络

我的双亲
文/杨进涛

一晃母亲离开人世已经36年了,父亲也走了28年。


母亲离开人世的时候大哥结婚不到两年,二哥还是懵懂少年,我那年12岁。


母亲病了很久,后来才确诊为癌症。母亲从发病到离开人世都是父亲在护理。


很小的时候我就隐约知道,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自己也说过,因为成分的原因,受了不少苦,吃了不少亏。并告诉我,他求学的经历非常艰辛。


父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四类分子”的划分,父亲这一代人有着深刻记忆。“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父亲的兄弟姐妹被划分为地主分子。


当时,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以后,政治身份就是阶级敌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要剥夺公民权的,还要接受管制或者改造。尤其是接受教育权的剥夺,使父亲这一代人入学十分困难。父亲能够坚持走求学的路,自然受了很多委屈。直到我读小学时,如果要填成分,父亲都是填“贫农”,可想而知,“四类分子”的划分是足以让人刻苦铭心的恐惧。后来听一些老人说,那时,“四类分子”都会千方百计地争取摘帽,甚至泯灭良心。回想起来,父亲把我的成分填“贫农”,应该就是父亲备尝艰难后的畏惧。父亲也经历过大饥荒,算是命运多舛的一生。


一九五五年父亲毕业于省属农业学校。从学成毕业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仅仅度过了四十年的时间。这四十年,父亲一直在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工作,并取得了成就。



父亲一生以发展生漆为主,曾多次获得国家、省(部)及州、县的奖励。



在工作中,父亲坚持理论研究,曾在国家、省部级专业杂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参与编写了由全国供销合作社主编的《漆树与生漆》一书,个人著有《坝漆》一书。



因为工作的努力,一九八三年,父亲被推荐为湖北省鄂西州首届政协委员,在当时,他已是为数不多的高级农艺师。


我们三兄弟都怕父亲,管教也特别的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父亲还是很有亲和力的。所谓的严,无非希望我们都有好的生活习惯。


父亲的规矩特别多,比如:不准顶嘴,不管对错;碗里的饭必须吃干净;夹菜不准选;吃饭不能有声音等等。印象特别深的是,家里如果去了客人,我们小孩是不能上桌吃饭的,不仅我们如此,母亲也如此。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的前十年一直在我母亲的娘家居住。因为舅舅的性格特别好强,导致关系很不融洽。不得已,父母才搬回父亲的老家。那时大哥已经记事,二哥也能走路了,三兄弟只有我出生在祖籍地。


最初,母亲和我们都生活在农村,父亲因为工作在县城,所以,很少回家。每次父亲回家我们即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父亲会带水果糖回家,那时的水果糖很珍贵。


我们家当时叫“半边户”,什么叫半边户?就是一个人在工作,一个人在农村。那时的半边户多数是男的在外面工作,所以,多数半边户又是缺粮户。什么是缺粮户?就是用自己所得的工分在集体分配到手的粮食不够吃。怎么办?要么找生产队借,要么用钱补。那年代钱是很少的,所以只有找生产队借。印象中,生产队队长很有权,他说借就借,他说不借谁也不敢借。我们家一直都是缺粮户,应该没少得到队长的关照,庆幸的是父亲在外面工作,多少有点面子,不然借粮食可能也有困难。


母亲的布鞋做得很合脚。母亲健在的时候我们基本不买鞋子,都是穿母亲一针一线做的布鞋。母亲白天办庄稼,晚上做布鞋,在我的记忆里,这一规律,母亲从未改变。


大概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的老家就落实了包产到户。


母亲是一个特别好强的人,生怕自己的庄稼比别人差,每天起早贪黑,特别能吃苦。记得包产到户后的第一年,我家就收了二十四挑湿谷子,当时可高兴了,还养了一头大肥猪。


其实在包产到户以前,我们家也养猪,不同的是年关宰杀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简单自己找人杀,而是由专门的屠宰人员杀。因为,那个年代是要给食品站缴一半猪肉的。


关系社会一直存在,那时,如果与食品站的工作人员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就上缴饿边,否则就要上缴饱边。饱边、饿边的区别,就是屠夫在背脊开边的时候,不从中间开,而是偏向一边,这样饱边就要多几斤肉,那么,少的那边就是饿边,多的那边就是饱边。当时,老家食品站有个工作人员和母亲一样姓,我们一直喊他舅舅,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所以,我们每年都是饿边上缴食品站。真得感谢舅舅,毕竟在那个年代吃肉是非常奢侈的。


我小时候很讨人嫌,身体也不好,身体不好到一点冷水都不能碰,碰了绝对发高烧,并且几天不退。我在七岁以前经常输液,那时叫打吊针。那年代输液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只有大病或者重病才输液。其实,在当时使用肌肉注射的人都是很少的。一般的病医生最多开点安乃近,ABC之类的药就完事。


我记得我用药最多的是青霉素和链霉素,医生说这药用多了容易耳聋,还可导致反应迟钝。父母因此特别担心,本身物质就匮乏,还常常给我开小灶。


小时候的我很喜欢和别人说话,父母极少阻止。不知道是不是父母害怕我耳聋和担心因为听力的障碍导致反应迟钝,从而用这种方式对我进行刻意的训练?我不确定有,但我不排除无。


其实,我小时候经常发高烧,甚至几天不退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半夜发病,而且只要发高烧就昏迷不醒。在那通信和交通都不发达的年代,父亲和母亲受尽了折磨。


那时的乡医院医疗水平也是有限的。乡医院对我的病根本就没有办法,即使半夜去乡医院也只是图个安慰而已。


父亲很少在家,半夜去乡医院一般都是大哥陪母亲去。大哥说,母亲有很多次都是抱着我坐在医院的梯步上等天亮。因为要等天亮邮局开门后才能给父亲打电话。


告知父亲后,去县医院还要等班车,那时,一天只有两班。我们老家距县城三十多公里,班车要开一个半小时。所以,不管多重的病,到县医院也得中午。庆幸的是,那时乡卫生院有个魏医生我们很熟,只要我去医院,魏医生在家,就是半夜他也会起来坐诊,当然,这与父亲在外面工作有关。别说,那时的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很有脸面的。这一生,我虽然九岁以后就没有见过魏医生,但我一直对他记忆犹新,并深表感谢。


父亲的工作性质需要经常下乡,一般我病重了母亲都会给父亲的单位打电话,由单位再转告父亲。我在想,如果那时母亲有十块钱,可能就不会给父亲打电话,以免影响父亲的工作。其实,打电话的主要原因,就是告诉父亲准备钱给我看病。大哥说,在一个冬季,我病重进城后,由于交通不方便,父亲比我们后到,母亲抱着我和大哥就在医院门口等父亲,当他们看见父亲在货车的车厢里站着,头发都已结冰,下车都没有知觉时,大哥说,他们哭了。是啊!为了我的存在,父母付出了太多!可惜,苍天没有给我报答双亲的机会。


没过几年,国家出了一个政策,就是像父亲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给家属农转非。就这样,我们除了大哥超龄以外,其余都变成了非农业户口。后来,我和二哥进城读书了,母亲也安排了工作。


母亲只工作了两年,就检查出了癌症。母亲的病显然来得早了一些,从检查到离开她的亲人仅仅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母亲走那年,我刚好读初中,当二哥去学校接我回家时,至今记得我并不悲伤。走进家门,即使看见眼前被白布遮挡着的母亲,也只有对鬼神的畏惧,一点也没有往后缺失母亲的担忧和痛楚。现在想起那时的自己,是不能用年少无知来解释的,而是真正的冥顽不灵。如今,我为当时年少无知的自己痛心疾首。


一个完整的家,因为母亲的病故变得支离破碎。一段时间父亲很烦躁,脾气特凶。后来父亲在别人的劝说下,决定续弦。


我不想评论最初的继母,因为与人真诚的人从不计较委屈,与人虚假的人心里只有自私。只是觉得,继母好一点无非我们生活快乐一点,即使不好,无非也只是让我们看淡了一些事情,学会了保护自己。


她借着父亲的资历,得到了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以后,离开了父亲。在当时,拥有一个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是让人羡慕的。父亲非常后悔,因此埋下了病根。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善待,我认为是对生命的尊重。


因为家庭的经历和不幸,让后来的我特别小心谨慎,并坚持换位思考,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坎坷,或许是善意的,让你失去一些,自然也会让你得到一些。


父亲第一次续弦是失败的,在这里我很感谢我后来的继母。她一直陪着父亲走到生命的尽头,并对父亲精心呵护。真的,非常感谢。


父亲和后来的继母仅仅生活了八个月时间就确诊为癌症。原本以为父亲可以过上几年家庭温馨的好日子,可,事与愿违。这应该是父亲和我们共同的遗憾。


父亲在弥留之际,继母说一直喊着我的名字。那时的联系方式和当年母亲联系父亲的方式一样,个人是没有通信设备的,不同的是每个单位都有了电话,不用再去邮局。


我是父亲离开人世的头一天上午接到继母告知父亲病危的电话。接到电话我刚从湖南回到单位所在地,当时的交通条件虽然与七十年代有所改变,但是,要想用最短的时间赶到二百多公里以外的州城医院,显然是可望不可即的事。当时,公路还是没有硬化的土路,除了跑不快的班车别无选择。急,无济于事。


我赶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已是黄昏。病床上瘦骨嶙峋的父亲因为我的前往,可以看出父亲踏实了很多。一会要打针,一会要喝水,一会要上厕所,视乎他是有意留给我对他最后尽孝的机会,当然,我是很乐意的。


癌症间歇性的剧烈疼痛足以让人对死亡都不畏惧。所以,多数癌症病人最后都得靠注射杜冷丁或类似的药止痛。那天,父亲很痛,我给父亲打针,当我推药时发现药水往另一个针眼冒出时,我再也掩饰不住父亲被病痛折磨的悲伤,坐在病床边,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没一会,父亲要喝水。当我俯身扶他时,几乎不能言语的父亲,看着我艰难地摇着头,意思是他动不了。我一时想不到办法让父亲喝水,心痛中,也只有无奈地看着病床上骨瘦如柴的父亲,这时,我看见父亲的手在微微地移动,并用手指着输液管,眼睛也看着输液管。原来,父亲是在告诉我他用输液管吸。慌忙中,我快速找医生要了一根输液管并剪短,然后,倒好水,输液管的一头放在杯里,一头放在父亲的嘴里,父亲艰难地吸着水。此时,父亲也用痛苦、悲哀的微笑看着我,我的心好痛好痛……。


那夜,我陪着父亲,没有交流。


也就是这夜后的凌晨5点03分,父亲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这天是2月26日,此时,只有我和继母。这时,父亲退休还不到三个月,我还没有成家。


对于生命的停止,哭泣是苍白无力的,眼泪也只能代表心痛的滋味。


父亲停止呼吸以后,在他的眼角我清晰地看见了父亲的眼泪。生活中的父亲,再苦再累再委屈,我都未曾见过父亲的眼泪。或许,眼泪永远都是流在故事的结尾,流在无法挽回甚至绝望的瞬间。因为,这时才觉遗憾,才觉惋惜,也才能真正体会牵挂的绝情。


父亲是火化的,整容后的父亲显得略胖一些。推进火化炉的瞬间,那种天塌的感觉,我真的好孤单好迷茫,隐约感觉到失去父亲的我就要迷失人生方向。


父亲的灵堂很简单,但别人对父亲的评价却很高。我记得一个县委领导这样说:”可惜他一肚子的知识,组织想用他的时候成分不好,可以用的时候年龄大了”。是啊!父亲的知识、人品,很多很多都是我们三兄弟无人能及的。


父亲的离开,让我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父亲的骨灰也只有一直存放在继母的家里。


几年以后,我成了家。并把父亲的骨灰挨着妈妈的坟墓埋葬。


现在每次去父母的墓地,脑海中都会呈现他们活着时的样子……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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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进涛,长期用文字记录生活,自居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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