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流行歌曲系指用粤语演唱的流行曲。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粤语流行曲指有史以来的粤语流行曲（包括粤剧名曲、粤语小曲等），狭义则指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香港经济腾飞而出现的“粤语流行音乐”，如莲花乐队主音歌手许冠杰，温拿乐队等。

一般认为，粤语流行曲源头为1950年代初期，但确切来源仍莫衷一是。惟初期的粤语流行曲脱胎自粤曲中的小曲，乃不争的事实。小曲是传统粤剧的过场谱子，除原有的广东谱子外，大量套用易於上口及流行的国语时代曲、欧西流行曲以至外省民歌，填上粤语曲词，以粤曲的唱腔及配乐出现。
　　1950年代前的香港社会结构大致可分三为阶层：上层是英国殖民政府高官、外资商行高层与一小撮华人商办与富商；中产阶层只占少数；下层是佣工、文员和体力劳动者。各阶层的交往与流动不多，泾渭分明。但1949年大量移民涌入香港，香港人口激增到250万人，是战前的四倍多。新移民之中，除了少数的资本商家和专业人士外，绝大部份都是操粤语的广东农村居民，在1950年初期，真正流行的音乐是粤曲。
　　从粤剧滋生出纯演唱的粤曲歌坛，将全出粤剧化整为零，在民间流传，一般歌坛附设在茶楼之内，供人品茶听曲，消费尚算普及，平民可以负担，在五十年代初，十分兴旺。

至1960年代，香港粤语电影流行，不少香港电影更流行东南亚等地，谭炳文、邓寄尘和郑君绵等当时的电影演员均曾推出唱片。当时粤语流行音乐只是粤语电影的附属品，未能独当一面成为艺人发展的事业。而且一般香港粤语片中粤剧风格的唱腔亦不易受年轻人的喜欢，被认为是陈旧和市井的，好像“庙街王子”尹光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时的大部份年轻人还是依旧偏好英文歌曲和国语歌曲。1960年代后期，来自新加坡的郑锦昌和丽莎打开香港市场，当时的郑锦昌有“粤曲王子”之称、而丽莎被称为“粤曲王后”。他们的经典名曲包括《新禅院钟声》、《唐山大兄》、《相思泪》等，可是仍未令粤语流行音乐走出低下阶层音乐的形象。其他当时的主要电影演员如陈宝珠、胡枫、吕奇、萧芳芳等也有不少歌曲作品，主要是电影插曲。

早期的粤语时代曲，有两极化的填词现象：一部份像粤曲一样，用较严谨的书面语甚至文言文写作歌词。这一类比较文雅的歌曲至今仍为人熟悉的，有《天涯孤客》、《啼笑姻缘》与《一水隔天涯》等等；另一类就是人们所说的“鬼马歌”，以香港地道的广州话口语填词，歌唱的内容就如同口语一般直白。因内容幽默灰谐，描写一般市民大众的经历和感受，所以得到草根阶层的共鸣，故有这个名称。例如：《半斤八两》、《打雀英雄传》。

随著粤语流行曲逐渐脱离“时代曲”的框架，新一代填词人（如黄霑、郑国江、卢国沾等等），凭着他们的文学素养，在流行曲的歌词上，作出史无前例的改革：摒弃传统的“粤曲风格”，将歌词写得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同时开拓新的题材，撰写非情歌，将“粤语流行曲”的热潮推上高峰，并使流行曲歌词升格到艺术层次。例如郑国江所填写的《故乡的雨》。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由李泰祥作曲，女作家三毛写词，齐豫演唱的《橄榄树》带起台湾的“校园民歌”风靡港台两地，同时带动香港“城市民歌”的兴起，引发了香港电台主办的“香港城市民歌创作大赛”，产生了《问》（区桂芬、叶源春主唱）、《昨夜渡轮上》（李炳文主唱）等的民歌，可说是粤语流行曲发展史上的一段“小插曲”。在“城市民歌”热潮退却后，唯一能继续立足乐坛幕前的只余林志美一人。对大部份香港人而言，提起香港的城市民歌，可能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区瑞强，他是香港“城市民歌界”中最有知名度和代表性的歌手之一。

1980年代不仅是粤语流行曲百花齐放的日子，亦是香港乐坛的全盛时期，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纵然不谙粤语，亦会听粤语流行曲，甚至跟着唱。

张国荣、徐小凤、谭咏麟和梅艳芳雄霸1980年代的乐坛，是这个时代的乐坛巨星，四人不但开演唱会次数/场数极多，更是票房保证，皆因各人歌艺出众而且形象和台风都受观众和歌迷欢迎，可谓声色艺俱全。

其他歌手如林子祥、陈百强、钟镇涛和关正杰以至在1980年代尾至19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叶蒨文、彭羚、林忆莲、关淑怡、陈慧娴、Beyond、达明一派及草蜢都在乐坛大放异彩。在同一时期亦有音乐实力强劲的新人譬如张学友、吕方等活跃于香港粤语歌坛。

他们所唱的歌曲很多都是改编自日本歌曲。好像张国荣的《不羁的风》（大泽誉志幸《La Vie En Rose》）、《Monica》（吉川晃司《モニカ》）、《H2O》（泽田研二《TOKIO》），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改编自玉置浩二的《ワイソレドの心》），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原曲桑田佳佑《真夏の果实》）、《还是觉得你最好》（米米CLUB的《爱してる》），梅艳芳的《梦伴》改编自近藤真彦的《大将》，而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更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及Blue Jeans的《无聊时候》同时改编自近藤真彦的《夕烧けの歌》、罗文的《好歌献给你》来自西城秀树的《フル一•スカイ•フル一》，吕方的《回来吧》（德永英明的《风のエオリア》），徐小凤《喜气洋洋》（五轮真弓《恋爱ともだち》）、薰妮《故乡的雨》（渥美二郎 《北国の春》）。

1990年代，张学友、刘德华、黎明和郭富城被传媒封为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支配香港乐坛，并垄断四大电子传媒音乐颁奖典礼的奖项。虽然张学友凭著出众的歌艺而雄霸整个乐坛，并成为了1990年代的乐坛巨星，但乐坛已开始出现吹捧偶像而不重实力的现象，整个粤语歌坛的一线歌手亦被认为只有张学友一人是以实力为主发展的歌手。另外，虽然王菲和郑秀文在1990年代中期成为乐坛天后，但声势不及“四大天王”，香港乐坛开始变成由男歌手主导，直至2000年之后为止。

“四大天王”时期至黎明和张学友先后宣布不领取乐坛奖项后逐渐没落。“四大天王”时期之后，重偶像轻实力的现象在1990年代末期愈来愈明显，加上唱片公司和电子传媒只重市场和包装而不重视音乐创作，导致音乐界人才青黄不接。

1995年以及1996年张学友分别取得世界音乐颁奖典礼的亚洲最杰出歌手以及最受欢迎华人歌手大奖（只在此两年设置），另香港粤语流行音乐歌手攀上巅峰，他亦发行了高销量的几张国语以及粤语唱片，令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取得了另一个高峰。在这个时期，张学友成为香港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统领香港流行音乐的四大天王之首。

K歌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音乐文化之一。自从香港盗版音乐充斥市面起，香港乐坛开始低迷，至使唱片公司收入大减。因而，唱片公司与卡拉OK集团合作，推出独家试唱歌曲，乐迷可在卡拉OK盒子观看新歌的音乐影带或试唱该歌，以图吸引卡拉OK盒子的生意，及令香港乐迷重新注意本地乐坛。唱片公司为迎合普通人的口味，一般会要求音乐人在作曲时采用较简单的音乐和重覆易记的歌词，令乐迷较易掌握该歌曲。而大部份歌曲以情歌为主并开始公式化，由于要迎合市场需要，慢慢降低歌曲素质和大幅收窄音乐人的创作空间。结果久而久之，香港乐迷开始对“K歌”生厌，不愿再浪费金钱购买本地唱片，唱片公司却又未有迎合这个市场趋势去提升歌曲质素，结果导致香港乐坛持续低迷，恶性循环下，不单无法走出香港市场，削弱了在全球华人社区的影响力，甚至连本地市场也失守。

粤语歌曲的创作离不开粤语的特点。但是，从学术角度来说，各地粤语的特点差别不小，不过，粤语流行曲采用的语言，基本上是广州话，这是由广州话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所决定的。

粤语的语音特点是声母较为简单，而韵母则相对复杂，保留了古-m；-p、-t、-k韵尾；声调有9个，分别是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中入、阳入。语义变调比较丰富，如广州话的高平（如“蚊”）和中升（如“链”）变调，四邑话的低平（如“蔗”）和低升变调，在交际中起到重要的辨义作用。词汇特点是：在常用词汇中，家多称为“屋企”（语源为“屋下”），什么说成“乜”或“乜嘢”，视觉动词多为“睇”，宰杀称为“劏”，拿多说为“攞”或“拧”，判断动词多为“系”，家禽类的性别语素后置，公鸡说成“鸡公”，母鸡说成“鸡乸”。

在语言文化上，避讳与讨彩（使用好意味的词语）现象比较突出，涉及不吉利的事物或现象时，会使用同义词或反义词来替代，如“猪红”指“猪血”，“凤爪”指“鸡脚”，“猪膶”或“猪湿”指“猪肝”，“竹升面”的“竹升”指“竹杠”（与“竹降”同音），“吉屋”指“空屋”（粤语与“凶屋”同音）。在日常生活中，意头好的食材很受欢迎，如“生菜”（谐音“生财”）、“蚝豉”（谐音“好事”）、“发菜”（谐音“发财”）等。

语法特点是，量+名结构具有指示的功能，例如“件衫唔贵_{这/那件衣服不贵}”、“支笔借俾我_{这/那支笔借给我}”、“啲嘢唔见晒_{这/那些东西都不见了}”，至于是近指还是远指，一般靠说话时的语境区分。体貌范畴较为丰富，通常有进行体、完成体、经历体、持续体、回复体等，其中进行体、持续体和回复体比较特别，表示行为或现象正在进行的助词用“紧”，如“我宜家食紧饭_{我现在正在吃饭}”、“出便落紧雨_{外面正在下雨}”；表示行为或现象正在持续的动词用“住”，如“你只手攞住乜嘢？_{你手上拿着什么？}”；表示行为动作回复的助词一般用“翻”，如“佢做翻先前嗰啲嘢_{他重新做起以前的那份工作}”、“叹翻下冷气_{享受享受空调}”。

这些语言特点，在粤语流行曲中皆有所反映，尤其是口语性强的粤语歌曲，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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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董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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