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说大师

——追忆与饶公两代交谊的往事

詹伯慧（暨南大学文学院）

一

不久前到华侨大学文学院为那里的学生做了一场题为“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的讲演，在贾益民校长款待的晚宴上，文学院长王建设教授向贾校长请示有关华大近期要举行“饶宗颐教授与华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一事。刚刚到任不久的贾校长喜形于色，一再强调这是华大举办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学术盛会，一定要把会议组织好，要不辜负饶公关怀华大的殷殷情谊。接着贾校长对着我说：“你跟饶公很熟，请您一定前来与会”。这时我想起几个月前潮州成立“饶宗颐研究所”，聘我担任研究所顾问，请我出席挂牌庆典，我却因事未能到会；而不久前饶公亲来广州为其书法展揭募剪彩，不巧我又不在广州，这两件事使我一直愧疚在心。我想这回华大举行弘扬饶公首创“华学”的盛会，我不能再有过失了，便毫不犹疑地推掉同时举行的另一学术会议，向贾校长和王院长表了态：一定前来参加此次华大舉行的学术盛会。

记得1996年8月，我在潮州参加首届“饶宗颐学术研讨会（国际）”时，曾以“我所认识的饶宗颐教授”为题，略述我和父亲跟宗颐先生两代交往中所留下的一些珍贵回忆。屈指一算，时光又匆匆过去十五年了。当时我在结语中写道：“宗颐先生虽然年近八十，他的学术精力仍然十分旺盛，他的著述仍在不断刊行，他为弘扬和发展华夏文化所作的贡献还在与日俱增。……末了儿，我还要祝福宗颐先生老当益壮，既寿且康！不断为振兴中华文化作出新的贡献！”如今年届九五高龄的饶公，依然是充满学术魅力、既寿且康的国学大师！那次饶学研讨会以来，十五年间他著述不断面世，宏论层出不穷，更兼书画创作不辍，艺术日臻巅峰，两年前学界在敦煌为他祝寿，温总理在北京亲切会见了他，中央党校也专门请他到校举办书画展览，他老人家风尘仆仆，南北奔波，仍精神抖擞，经得起长途跋涉，实在令人钦羡！宁不叫人惊叹不已：此乃神州之幸，国学之幸也！说起这个十五年，倒也十分凑巧，我这个饶公稔熟的晚辈，不知不觉也已年过八十，进入晚年暮境了。饶公比我长十五年，而先父又刚好比饶公长十五年。两个十五年，铸成了两代人经久不衰的情谊，再加上同是潮州“读书人”，同饮潮州韩江水，在昔日的时相过从中，该留下多少共同的脚印，该有过多少值得追忆的往事，多少难以忘怀的经历啊！此刻我来到这个以弘扬饶公“华学”精髓的国际盛会上，面对众多来自海内外的饶学研究者，带来许多潜心研究的宏篇佳作，而我对饶学却一直是仰慕有加而研究不足，自然未敢班门弄斧；但与饶公两代世交，此刻难免浮想联翩，也就借此机会，说点父子两代与饶公相处的陈年旧事，一鳞半爪，或可略窥饶公之超凡睿智与人格魅力于一斑也。

二

饶公生于1917年，这位自幼早慧的“潮州才子”，并没有什么高层次的学历学位，可说是全靠着书香门第，自幼饱读家中藏书而自学成才的。他的父亲饶锷博学多才，工于诗文，尤其擅长修编方志。于整理、研究潮汕文献方面卓著成绩，蜚声遐迩。家藏典籍书画逾十万卷，建有“书斋”名“天啸楼”，其藏书之丰富，实为潮州城内所罕有。饶老先生著有《潮州西湖山志》10卷及《佛国记疏证》（稿）等，并着力主修《潮州志》，未竟而后由其哲嗣宗颐先生于1965年全部完成，凡16卷煌煌巨著。子承父业，继往开来，父子共修潮州志书的业绩，传为文坛佳话。少年时期的饶公，一直生活在这弥漫书香、得天独厚的家庭环境下，跟着父亲终日埋头于浩瀚的卷轴之中，饱览群书，浸淫诗文，废寝忘餐。由于他聪颖过人，凡诗、词、书、画，以至琴艺古乐，从小莫不一试即通，“神童”之誉，由是而生。16岁时宗颐先生就曾以咏优昙花而语惊四座，竞相唱和。18岁那年他就应聘到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史志，《潮州艺文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名作，至此，不到二十岁的宗颐先生，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潮州才子了。家父詹安泰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于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毕业后就回到潮州，进入韩山师范，执教诗、词、曲以及文学史等课程，平日赋诗作墨，跟饶家父子时有酬唱过从，年少翩翩的饶宗颐先生，当年已是我家客厅中的常客；而父亲每上天啸楼饶府去看书论学，也常常把我这四五岁的小孩带在身边，耳濡目染，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也就多少有了“潮州才子”、和“天啸楼”的印象了。

关于饶公和我父亲的交情，从以上的记忆中，可以知道早在“弱冠”以前，这位潮州才子就已经和家父有了交往，在我父亲的脑海里，早就对年轻多才的饶宗颐怀有深深赞赏之情了。现在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大厅的墙上挂有我父亲和饶公的肖像，同样作为在韩师呆过的前辈名人。由于家父跟饶公关系密切，而饶公又比我父亲小十五岁，因而常常有人误以为年轻时的饶公是我父亲的学生。我在许多场合都郑重说明：这完全是误会！饶公进入韩山师范，第一次踏上讲堂给学生讲课，的确是我父亲推荐的。但他们绝对不可能是师生的关系！当时我父亲因为生病需要一段时间休养，韩师校长要他找位代课教师，我父亲就坚决推荐了这位二十岁左右的潮州才子。果然不负所托，年纪轻轻的饶宗颐先生出色地顶替了我父亲所授的课程，深得学生的欢迎，可称得上是一鸣惊人！这说明年轻的宗颐老师完全不愧为学养深厚，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好老师。而我父亲当年敢于不问学历资历地大力推荐，也凸显了那时韩师领导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用人观。无独有偶，后来我父亲被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以名士身份聘到中大接替岭南词学名家陈洵讲授诗学词学，从一个地区师范学校的教师一跃而为国立大学的教授，不也正是不拘一格、唯贤是用人才观的体现吗！我父亲不可能是饶公的师辈，但对这位才学非凡的年轻英才，倒是时刻深怀爱才之心，一有机会就想要推荐他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术机构，好让他充分發揮才华。为此，在我父亲接到聘书即将前往已经因抗日战争内迁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时，又想起要推荐宗颐先生也来中山大学任教，并且已跟宗颐先生坦言他的想法。无奈烽火连天，时局动荡，父亲先行单身赴任，饶公入滇的计划终究没能实现，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父亲入滇后不久，宗颐先生进入了另一个地方——香港，开始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

提起饶公和香港结缘的事，实在有点偶然，这里不妨就我所知再补说几句：原来在我父亲应聘前往云南中山大学履新之际，广州已经沦陷，必须绕道才能入滇，我母亲当时怀抱不到两岁的妹妹，不便跟随前往。后来得知宗颐先生有意应我父亲之邀入滇，便和他相约一道从家乡绕道惠州到香港，再从香港经安南（今越南）取道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昆明。没料到路上宗颐先生有点不适，到香港后留下来被香港文化界所聘用，便中止了入滇之行，我母亲只好独自带着我两岁的妹妹辗转到达云南。而宗颐先生则因此而开始和香港结了缘。虽然后来他曾回内地先后任教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广东文理学院及汕头南华学院等院校，但到了1948年，也就回香港定居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他一直以香港同胞的身份，驰骋文坛教坛，从事他不断攀升的学术事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业绩，铸就起一生的辉煌。宗颐先生第一次踏入讲堂和第一次进入香港，都与我父亲有点关系，在茫茫人海中，这“缘分”二字往往对人生的取向发挥着神秘的作用，此刻追忆往事，重温早年父亲与宗颐先生的深厚情谊，缅怀命途坎坷、含恨九泉的先人，宁不令人唏嘘无已！

父亲执教中山大学，凡三十载，战乱中多次随校播迁，最终病逝中大康乐园，可谓从一而终。生前与饶公虽无缘同居一城，共处一校，然音讯常通，酬唱不辍。堪称莫逆之交。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饶公任教广西“无锡国专”期间，两度进入大瑶山，赋诗结集为《瑶山诗草》，家父闻讯喜亟，即赋古诗一首作为题辞，后为饶公录入《选堂詩詞集》中。

三

1949年中秋前后，先父惦记着香江的文坛故旧，曾赴港短暂探访，与时在港大执教的饶公及多位诗坛友朋相聚，尽享酬唱之乐，数日后家父北返羊城，广州随即解放，遽料此后港穗两地咫尺天涯，家父与饶公，虽仍时刻萦怀，唯囿于时势，音讯渐疏，到了1958年家父罹难，被错划为”右派“，丧失自由，知己如饶公者，亦不得不断绝来往，此后便失去联系。“文革”期间，先父因癌魔缠身，药石罔效，含恨辞世，从此与饶公再会无期！而先父与饶公的深交情谊，也就落到我这下一代人的身上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终于有机会直接接触饶公，建立起从先父那里传承下来的深厚情谊，这确是我这辈子的一大幸事。饶公十分牵挂父亲辞世后家母及弟妹们的生活，对家父遗稿的搜集和去向尤耿耿在怀。其时我在武汉大学任教，恰好1979年冬，他应邀访问湖北博物馆鉴赏出土文物，一到武汉就和我取得联系，专程到武大来看我，见面之下，亲如家人，令我十分感动。先父和饶公结下的深情厚谊，终于由我承傳下來了。那天我陪饶公游览东湖，一同追忆先人往事。他听我诉说先父三十年来风风雨雨的坎坷人生、在深为叹惜之余，始终把话题落到如何搜集、整理先父诗词遗稿遗墨，设法梓印刊行这一“慎终追远”的大事上。他一再叮嘱我要想尽办法做好这件事，表示他将竭力玉成。他说：“我一到武汉就急着要找到你，是想和你商量这件事”，并强调说：“祝南先生的遗稿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是宝贵的财富，一定要想尽办法刊行问世。”又说：“诗词稿本以影印祝南先生原手书刊行为宜。”“有困难我一定竭力帮助。”说来也真有缘分，就在饶公访问武汉的第二年春天，我受教育部推荐应聘出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席两年，而这年初夏，饶公也应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之邀，到日本访问讲学四个月，关于先父诗词遗作连同手稿遗墨影印刊行一事，我们终于能够在日本进一步策划落实了，真是天助我也！我按照饶公的主意，出国时先把先父手写的诗词遗稿带到东京，再由我送到京都给他，由他负责张罗梓印。饶公把它带回香港后，果然不出两年，就由他出面商得到热心刊行岭南文献的何耀光先生鼎力支持，作为何氏《至乐楼丛书》第25种，以典雅的线装影印形式，将《鹪鹩巢诗》和《无庵词》合刊印行。先父遗作蒙饶公奔波鼎力，终得面世，深深寄托着饶公对先父的怀念之情，令我辈感銘无已；此举亦尽显饶公尊贤崇文的高风亮节，令学界赞赏不绝，诚如香港作家联谊会创会会长曾敏之先生在纪念先父的《感旧见遗篇》中所言：“很感激饶宗颐教授为我送来《鹪鹩巢诗》及《无庵词》合集。这是中山大学詹安泰教授的遗作，几经波折终能付梓问世，这真是文苑中值得一记的美事。……饶教授学贯古今，也是诗词能手，崇尚道义，引詹老为乡贤，遂毅然承担擘划出版詹老著作之责，曾几何时，詹老之诗词就能以装帧精美、影印其手迹问世了。”（见《詹安泰紀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之风吹遍祖国大地，随着我国学术事业大振兴，传统文化大弘扬时代的到来，饶公博大精深的学问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赞赏，他频频接受邀请，传业播道，学术交流。大江南北，都留下了饶公的足迹，各地学府及文物单位都以能够迎接饶公到访为荣。国务院也聘他担任古籍整理的顾问。国学大师的桂冠，已经自然而然地戴到饶公的头上了。“南饶北季”的说法也在国学界广为传播。饶公名气越来越大，但他始终谦逊待人，一再表示不能称他为大师。而对于我们这些熟悉的晚辈，他始终热情亲切，关爱有加。自从1980年在日本多次见面以后，他不仅着力张罗出版我父亲的遗作，也十分关注我在学术事业上的发展。1981年初我从东京大学回国度假，临走前不久接到香港大学中文系單周尭先生一封信，说是饶宗颐先生要他写的，信中说港大中文系想请我趁回国之便，到港大中文系做一次学术讲演。后来我就在假毕返回东京途中到港大做客。主持我的讲演会的是马蒙系主任，正好那天港大欢送马教授荣休，我的讲演会是马教授退休前最后一次主持中文系的学术讲演会了。从那以后，我和港大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港大中文系的老师也跟我日渐熟悉，迄今三十年间，我不止一次受聘客座教席，又和系里的同行学者有过不少学术上的合作，也常常出席港大主办的学术会议，我和当年给我写信，如今也已年过花甲的前系主任單周尭教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我和他谈起三十年前饶公要他写信到东大给我的事，他还记忆犹新呢！我想，当年若没有饶公的关心牵线，我又怎么可能在三十年前就和港大结下不解之缘呢！

我于1982年从日本讲学归来，翌年从武汉大学南调广州暨南大学，此后常有机会见到饶公，或在香港及海外和他一起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或他应邀来穗参加学术活动，只要有机会，我总要和他相聚一下，他在香港跑马地那满屋是书的寓所我也多次登门造访过。1985年我当暨大复办后的首任文学院长时，就想到要聘饶公做我们的顾问，他一口答应了，学校给他发的聘书就是我送到他跑马地的家中给他颁发的。九十年代以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有一个工作室，我也曾有机会在那儿做客好几个月，期间只要是他来到工作室，我就总爱去敲门和他聊聊。不论在什么地方，饶公只要是见到我，除了问起我的工作外，也总要问起我母亲及家人的生活近况，尽管父亲早已作古，父亲和饶公共同铸成的深厚情谊依然在我们后一代中得到延续，跟饶公在一起，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切和温暖。

2002年是我父亲诞生一百周年，中山大学筹划举行纪念活动，请一些海内外词学名家，开一个以我父亲词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我向饶公报告此事，他十分赞同，表示一定支持，一定到会。后来我又约同曾宪通兄和中大的系主任唐钰明教授在香港登门拜访潮州同乡总会的陈伟南会长，请他支持办好纪念我父亲百年诞辰的活动。伟南先生一听说是纪念詹安泰，二话没说马上表示大力支持。他说“祝南先生是我在韩师时的老师，我一定要参加。”说罢当场答应资助十万元港币。结果我们就用这十万元做了三件事：一是请香港翰墨轩许礼平先生以影印手迹的形式制作一本完整而精致的《詹安泰詩詞集》，二是请暨大出版社重印业已绝版的先父遗著《屈原》及《离骚笺疏》两书，合成一本《屈原与离骚》。上述两本书共花八万元。都赶在纪念会前完成，在会上赠送与会嘉宾了。三是把剩下的两万元用作补贴会议的开支。结果这个会议开得十分成功，饶公和陈伟南先生专程前来与会，气氛十分热烈。我母亲也从医院坐轮椅前来和大家见面。她跟饶公亲切叙谈忆旧。重温当年潮州、韩师的旧谊。悠悠岁月，念及作古先人，难免感慨万千！

去年年底，潮州市政府和韩山师院隆重举行“紀念詹安泰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嘉宾汇集潮州古城，饶公闻讯十分高兴，立即挥毫写了“博学于文”的贺词，派人送到会场，表达了他对自己的深交、“岭南词宗”的敬仰和怀念之情。在那次一百多位海内外学者云集的盛会上，不少人把詹公和饶公并提，认为要建设好国家级潮州文化名城，就得在大力传承和弘扬潮州文化先辈饶公、詹公等的优良学风上多下功夫。会议期间还专门组织大家访问饶平新丰詹氏故居的土楼，又在潮州市内参观了五年前建成的、旨在全面展示饶公学艺双全业绩的“饶宗颐学术倌”，它和此前建立的香港大学同名学术馆是各呈异彩的两个姐妹馆，但潮州馆作为潮州文化名城的一张靓丽名片，它的规模较大，影响无疑也更为突出。

近两三年，我这个退下来的“文人”，在朋友们的怂恿和鼓励下，也拿起早已搁下的毛笔来写写字，把这作为一种自得其乐的消闲玩意儿，并借此寄托我对书道名家已故父亲的永远怀念。每当挥毫之际，小时候父亲教我临摹魏碑，在他写字时让我一边替他磨墨牵纸，一边细细欣赏书法的情景一幕幕呈现脑际，让我沉浸在童年的快乐回忆之中，我从未想过要把我写的字展示人前，倒是想写完送给亲朋好友看看，让他们也感受到我的自得之乐。没有想到，几位热心书画艺术的朋友，在我有了一定积累之后，竟提出要把我的书法“作品”挂到广东画院的展览厅上展览，这叫我受宠若惊！更让我意外的是，画院的朋友还找到了饶公，告诉他要为我办书法展的事。饶公脑子一动，竟然给我写了个题词“文士情怀——詹伯慧书法展”，令我感动莫名！仔细寻味饶公这四字题词的含义，我才依稀领悟到，这可不仅仅是给我这个世交晚辈饱含深情的勉励之词，而是饶公对当前的书道“行情”有他的一些思考，是不是借此题词鼓励有更多整天埋在书堆里做学问的“文人”也来参与弘扬传统书法艺术的实践，也来通过书道舒遣情怀呢？由此我更想到，大师的学问无时不在，片言只语，字字珠玑，都值得我们珍惜啊！

四

上面略述了饶公和我们父子两代交往的一些记忆，下面再补充说点我个人亲历其境的、足以折射出饶公在海外有巨大影响的事情。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有机会先后受邀到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其中日本、法国、新加坡和美国都是饶公停留时间较长的国家。恰好我也有幸到过这几个国家讲学，在日本和法国，都曾接触到一些熟悉饶公的学者，谈及一些有关饶公的话题，不妨略举一二，以印证饶公的博学多才和蜚声寰宇。

前面谈过，1980年春我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饶公在我到后不久就来到京都大学，住在清水茂教授按照饶公的意愿给他安排的一座庙宇——三缘寺内。那可是一个清幽洁净，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六月初我到那里去看他，把他时刻惦记着的先父诗词遗稿交给了他。在谈及为什么不住宾馆酒店而偏爱住进庙宇来时，他谈了许多关于民族化和现代化的见解，对我很有启发和教育，让我久久难以忘怀。饶公说：“你看这三缘寺多好！我们中国能有这样可供读书做学问的庙宇吗？”接着又举了好多身边的例子，赞赏日本在保护历史文物方面，在民族化和现代化的结合方面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还给我引述了一位日本朋友给他说过的一段话：“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一修马路就想到要拆城墙？”这真是对我们当年搞城市建设一针见血的批评！饶公生平乐水乐山，云游四海，此番在日期间，遍游关东关西，饱览山川秀色，从九州到东京，一路所见所闻，辄以诗纪胜，以诗咏史，以诗抒怀，给日本学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接触过的日本汉学家，都对饶公的才华四溢赞叹不已。九州大学原文学院长冈村繁教授，汉学造诣很深，又写得一手好字，近期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全集，就是这么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三十年前那次饶公访日之行，冈村教授陪他漫游九州，饶公诗兴大发，日赋新作，令冈村教授叹服不止。而饶公则笑着直白：“此行每日赋诗，当作日记。”那年六月，饶公回港前北游到了东京，日本书道家们为他举办了规格极高的个人书法展览，请他做书法艺术讲座，新闻媒体纷纷采访，可谓轰动书坛。就在那次访问期间，和日本权威的书画出版机构“二玄社”达成协议，他的《敦煌书法丛刊》29卷由二玄社开始陆续刊行。而此时我也利用难得机会，作为东道约请日本一些鼎鼎大名的汉学家，在一家中国餐馆宴请饶公，一些久闻大名而尚未识荆的汉学家都应约而来，欢声笑语，饮宴畅叙，气氛十分热烈。席间饶公向与会学者分发他来日后一路创作的《九州诗稿》复印件，大家都惊叹饶公之“下笔成诗”，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在饶公的诗作中，常常出现日本文坛典故，一些鲜为人知的日本史料，也跃然纸上，实在叫人拍案叫绝！这次历时两个多小时中日学者欢聚的动人场面，久久刻印在我的脑海中，如今想起，仍历历在目。它是我在日本讲学两年间最有意义的一次聚会，也是我这晚辈承传父志，和饶公交往中最难忘怀的一幕。饶公逗留东京期间，在繁忙酬酢之余，还偷闲挤出一个夜晚来到我在东京的客居寓所。我特意煮了潮州白粥款待他，他对久违的家乡“白糜“情有独钟，连声叫好，说难得有机会来你家洗洗肠胃。三十年前在东京寓所让饶公吃”白糜“的事，也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可算是我们两代交谊中一段小小的插曲。

法国是饶公学术生涯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地方。他跟法国有着较深的学术情结。法国学术界对饶公的学问也最为赏识。特别是关于敦煌学的研究，饶公的成就很多都是在法国实现的。饶公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把视线射向法国一些相关的学术机构，如法国远东学院、、法国科学中心和法国国立图书馆等，他多次前往法国从事研究，利用法国一些研究机构珍藏的大量文物文献，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探索。他的研究得到了法国的高度评价，早在1862年，就获得了法国儒莲汉学奖。七十年代他和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合作研究敦煌写本，出版了集敦煌写本词曲大成的《敦煌曲》一书。197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又再赴巴黎，在法国高等研究院担任客座教授一年，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90年5－6月，我应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之聘前往巴黎讲学，我所接触到的法国汉学界人士，几乎没有谁不熟知这位常到法国的饶宗颐教授的。一次我经法国朋友预约，到国立图书馆去参观，作为来自中国的学者，我被特别优待，允许进入馆内阅看该馆珍藏的敦煌写本资料。该馆写本部东方组的学者向我说明这些写本都是珍品，一般读者是不能阅看的。接着就向我介绍说：“香港的饶宗颐教授曾到这里仔细翻阅有关的写本资料。他在敦煌学上的研究成果，得益于我们这里所藏资料，实在不少。他是我们非常敬佩的一位学者。”当我提到我跟饶教授十分熟悉时，这位管理写本部的学者更滔滔不绝地向我忆述起当年饶教授在这里做研究的情景来。这不禁使我想起饶公曾经好几次跟我谈起他到欧洲几家大图书馆大博物馆了解所藏中国珍贵文物及文献资料的情况，也提到他在巴黎临摹敦煌写本的情况，此刻我又想起1991年我和他一同出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时，他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正是《敦煌研究业绩小结及其发展方向》。我在巴黎短短一个月里，耳闻目睹使我深深感到饶公在法国有很大的影响，他为发展我国敦煌学所做的贡献，正是他赢得国际汉学界崇高声望的重要因素，人们尊称饶公为国际汉学大师，真可谓实至名归。

五

以上仅就记忆所及，拉拉杂杂谈了我和父亲跟饶公的两代情谊，以及我在和海内外学者接触中耳闻目睹所感受到饶公的巨大影响和伟大魅力。如今以饶宗颐命名的星星正在太空不停运行，我们祝福地球上的饶宗颐大师既寿且康。他不仅是感动香港的国学大师，也是感动全世界的汉学大师！

（2011－12－1 于广州暨南园）

本文转自公众号【麓园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