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詹伯慧：我的语言学之路（上）
詹
伯
慧
专访 | 詹伯慧：我的语言学之路（上）
詹伯慧教授访谈录音记录稿*
受 访 者：詹伯慧教授
访 谈 者：张 宜
整理／注释：张 宜
地 点：暨南大学第二文科楼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詹伯慧教授办公室
时 间：2015年2月11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下午14：20-18：00
*本记录稿经詹伯慧教授审阅认可。
詹伯慧先生题写的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书法
张宜：今天是2015年2月11日，我现在是在暨南大学第二文科楼汉语方言研究中心詹伯慧教授的办公室。詹老师您好！我今天访谈您的主题是汉语方言学。首先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样走上语言学研究道路的？您为什么要从事语言学的研究？
詹伯慧教授：我是1953年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的。这个语言学系是王力先生创办的，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语言学系。在毕业之前，我已经对语言学有一点兴趣，有一点接触。（张宜：那您报考大学时就已经决定报考语言学系了？）嗯，我报考大学时第一志愿就报考了语言学系。我报考大学时是1949年，入学考试时广州还没有解放。西南联大回迁北方的时候是1945年，王力先生路过广州，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就要把他留下来。我看我班同学唐作藩也和你谈过这个事情。（张宜：唐老师和我谈过这个事情，他提过您。）我和他（唐作藩）是同班同学。当时王先生提出一个条件，留在中山大学可以，但是要办一个语言学系，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语言学系。校长答应了。就这样王先生留在中山大学，当了文学院的院长，同时就办了语言学系。这个时候我的父亲是中大中文系的教授，他和王先生也很熟。（张宜：哦！是詹安泰先生吧。）对，他们都很熟，所以我也经常接触到语言学系里面有关的教授啊、老师啊。1949年解放前夕我高中毕业。当时报考大学不像现在这样统考，而是一个大学一个大学（自主）招生。中山大学招生时，我就想了一下，我父亲是搞文学的，因为中山大学有个语言学系，我也多少了解了一些语言学的东西。就想要考一个不能在家里学的，必须进大学里才能系统学到的（专业）。我父亲搞的古典文学我也有点兴趣，但是我想我要读语言学系。因为我了解到语言学要搞语言调查、语言分析、多少带有一点技术性的东西，跟文学不完全一样。我父亲也没有给我提什么意见，他尊重我的意愿。我就这样报考了语言学系。再说，我本身的兴趣也与我的家庭有关。你知道广东的方言是比较复杂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粤语，我们粤东地区主要是闽语和客语，我们的闽语跟福建的闽语是一个系统的。我们家在潮州，潮州话是闽语的一支嘛。客家话在广东的东北。我们家在潮州的饶平县，挨到福建，在与福建交界的地方。我们的县大部分地方靠海，在南边与福建接壤。现在的潮州市、汕头市都是讲潮州话的，就是闽语；但是饶平另外有四分之一的地方在北边山区，靠近客家话的梅州地区，所以那个地方是说客家话的。我的家乡新丰就是闽语和客语交界的地方。开始出现饶平客家话了，饶平县属于潮州府。
以前的中山大学叫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又叫广东大学，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曾经在这儿当过系主任。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为了纪念他才改为中山大学。我父亲就是从广东高师毕业的。毕业后回老家饶平，到潮州府。潮州府很有名，当年韩愈被贬潮州刺史，大力发展教育，造福潮州，千古流芳。潮州一向都是文化发达的国家级文化名城，潮州府城里有个师范学校，也就是现在韩山师范学院的前身，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父亲大学毕业就到这个师范教书。我母亲是他的学生。她是潮州市郊枫溪人。枫溪是中国著名的瓷都。我父亲在潮州教书，我母亲在潮州读书。父母亲结婚后，生下我，我是老大。所以我是在潮州出生的。潮州不是讲客家话的。所以我从小和父母亲讲潮州话。和父亲也能说些家乡的客家话。这样我就能说潮州闽语饶平客语两种方言，两种话都是我的母语。
詹伯慧与恩师王力先生合影
张宜：这应该是家庭对您的影响吧。
詹伯慧教授：对。家庭的影响。天生就是说两种方言。所以我从小就对语言有点兴趣。而我的家乡刚好又是两种语言分界的地方。饶平的新丰镇上就通行两种语言，往北是客家话，往南是潮州话。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本来父亲在韩山师范教了十多年。他搞诗词研究，也创作，跟当时国内一些名家，像夏承焘等词学名家都有来往酬唱。也在词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到了1938年，日本占领广州，当时国内一些有名的大学为避战火都往内地迁。比如，北方的几个大学往云南迁，设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在广州沦陷前夕也搬到云南去了。1938年当时在中山大学教（诗）词的岭南词派名家叫陈洵的他不去云南了，中山大学很着急，很想另找个诗词名家。想来想去就想到我父亲，把我父亲从韩山师范以“名士”的身份请到当时已经搬迁到了云南的中山大学来。（笑）现在这样的事情不大可能，韩山师范的教师怎么能一跃而为中山大学的教授呢！当时中大的文学院院长是吴康，搞哲学的，很有名。是他当机立断，以名士的身份把我父亲从潮州的韩山师范请到中山大学来当教授。这样不拘一格，把我父亲聘为教授。我想现在是不可能的。
与父亲詹安泰合影
抗战期间，就在中大想聘父亲入滇之际，我们家乡也有人要我父亲去重庆从政。重庆当 时是（国民党的）首都嘛。但我祖父反对，说我父亲一直做学问，搞诗词。如果走那条路（从政）的话，那就是到政府里去（当官）了。我祖父是行医的，是当地有名气的老中医。我父亲再三犹豫，最后还是决定到中山大学教书。所以他一辈子就在两个学校，大学毕业时来到现在潮州的韩师，一呆超过十年，然后就到中山大学，1938年以后，直到1967年辞世，近三十年，可谓从一而终啊。抗战时期，交通不方便，不像现在，飞机啊，高铁啊。广州沦陷之后，要到云南去，我们在潮州，在粤东，必须先沿着还没有沦陷的地区，沿海，从惠州那边到香港。到香港之后再坐船到越南。越南当时叫安南，到安南之后再从安南坐滇越铁路火车进入云南，才能到昆明那边去。
我们潮州有个著名的才子叫饶宗颐。他比我父亲小十五岁，饶家在潮州是很有名的，有很大的书斋，藏书楼。饶宗颐的父亲饶锷主修潮州府志，又组织诗社，以诗聚友。我父亲跟饶宗颐的父亲有些诗词酬唱来往,早就知道饶宗颐少年时就在家庭影响下饱读诗书，才华出众。有一年在韩山师范，我父亲生病了，大概需要休养一段时间，起码要几个月吧。学校跟我父亲说你能不能推荐个人代你的课。我父亲稍加思索就推荐了饶宗颐。饶宗颐当时大概只有二十岁左右，也没有什么学历，（笑）结果一鸣惊人。我父亲当时教的有诗词曲赋什么的，饶宗颐都能一一胜任。后来人们才知道我们和饶家的这段关系。我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讲我们家两代人的交往，就是从这里说起的。有人说饶先生是我父亲的学生，我说不是，绝对不是。但是他第一次上讲台确实是我父亲推荐的，他不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是潮州才子，独一无二的才子，从小受家庭熏陶，自学成才，我们两家可算是世交了。
与饶宗颐教授在香港合照（1989）
为什么要讲这段？因为当时我父亲从家里到云南中山大学任教，叫做单身赴任，自己先去云南履新啊。自己一个人去报到、上课。当时他就跟饶先生说他有意在日后将饶先生推荐到中山大学去。我下面老二是个妹妹，当时很小，才一岁多，太小了。只好我父亲一个人先去。他和饶先生约好了第二年什么时候来云南，跟我母亲一起去。路上辗转困难，不大安全，我母亲也得有人陪。结果第二年饶宗颐先生就跟我母亲一起从潮州出发去云南，当时因为战乱，广州已沦陷，他们从惠州辗转到了香港，不巧路上饶先生身体不好、生了病，结果就留在了香港，不能和我母亲一起入滇，从此饶宗颐先生就跟香港结了缘，成为香港人了。他是1917年出生的，今年下半年就要庆祝他虚岁百年华诞了！（笑）饶先生后来学问越做越大，又兼工书法绘画等艺术，就成为当今誉满全球、学艺双全的国学大师了。人们可能不大了解，他就是这样跟香港结了缘的。
话说回来，我母亲知道饶先生不能一起入滇，只好自己带着我的不到两岁的妹妹，从香港出发，辗转经过越南进入云南去找我父亲。我当时给留在家乡。我已七八岁了，就留在家里读小学。母亲和妹妹先是辗转到了昆明，然后再到中山大学当时的所在地云南澄江。结果就这样我妹妹跟着妈妈，我就留在家乡，留在潮州。
抗战时期，潮州也告急，但是我的老家饶平上饶地区在潮州北部山区，日本人打到潮州、汕头等沿海地区，却没有打到我老家，我外公外婆为避战乱就把家搬到了饶平。我就跟着他们在老家饶平读小学。那个地方是客家地区，小朋友说的都是客家话。本来此前我在潮州时是不大说客家话的，尽管我父亲是客家人。我孩提时期基本上说的是潮州话，说闽语。现在客家话和潮州话都是我的母语了，我的语言环境就是这样。后来随着战事的变化，四十年代初，中山大学又继续搬迁，搬回到广东粤北的坪石，就是广东跟湖南交界的地方。坐粤汉铁路的火车，坪石一过就是湖南了。当时广东省的省会就在韶关。坪石是韶关以北乐昌县的一个镇。搬回来粤北以后，中山大学一个大学就给分成了好几个地方。医学院在乐昌，文学院在坪石。抗战时期广东坪石的地位有点像广西的桂林，很多文化机构文化人纷纷聚居到坪石来。中大文学院就汇集了不少文化名人，像洪琛、马思聪等都在中大任教，陈寅恪也到坪石来演讲过。那时著名的民间文学家、散文家钟敬文先生也是中大的教授，跟我们家是老相识，跟我爸爸是好朋友。我读中学时就知道钟伯伯是散文名家，又是研究民间文学的大学者。记得1982年我从日本讲学回来时到北师大拜访过钟伯伯，当时他还在当系主任。知道我从日本讲学回来，就要我给北师大中文系师生做个报告。那时候出国的人很少，我是第一个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的中国学者，一去就是两年，1980年去的。1982年回来。
在东京大学（1980-1982）
张宜：詹老师，那什么人、什么事儿或者哪一本书，对您从事语言学研究起作用？
詹伯慧教授：刚才说到中山大学搬回来坪石了，我父母亲也跟着中大从云南搬回坪石来了。因为是在广东，局势也安定一点了，我父亲就回老家饶平把我接过来。坪石是个小镇，中山大学校本部就在坪石镇上，其他学院就分布在附近各个地方。（张宜：您当时和父母分别了多长时间啊？有几年了吧。）这时我在老家已经读过四年级，就要读五年级了。五年级六年级这两年很关键，我来到坪石跟在父母亲身边。我读的这个学校叫汉德小学，设在广同会馆，就是广州同乡会办的小学。会馆像个祠堂。我五年级六年级两年都是在那里念的。老师是用广州话粤语教的。这样子到小学毕业时我的粤语也就相当可以了。当时中山大学里有很多说粤语的教授，像中文系的岑麒祥教授，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讲粤语。自从在坪石读小学之后，我日常生活中就开始兼用三种方言（粤、闽、客）进行交际了。你可以看看不久前出版的写我的那本书，我的老同学周耀文写的一篇文章，刊在“专论专访”部分，他说我能说三种方言。（说着，詹老师和我一起查找目录。题目叫《能讲三种纯正的汉语方言的詹伯慧教授》）
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个关系，我从小，到小学毕业以后，读中学以前，就已经可以经常使用三种方言进行交际了。话又说回来，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读语言学系，搞语言学，（实际上）我是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方言。后来又有机会经常能接触到像王力先生这样的语言学专家。当时我就想我得学一门呆在家里光靠自己自学不行、学不了的学问。（笑）
（就这样）大学放榜时我是语言学系考第一名的啊！当时中山大学九月份发榜，录取我到中大语言学系，但10月14日广州到19月14日才解放。由于不是统考，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各自招生的，中山大学放榜也是在九月把各个系录取的名单张贴出来。十月份一解放，我们还没入学，就担心共产党的新中国会不会不承认中大的录取结果。我的同学唐作藩啊、饶秉才啊，他们早在1948年已经在中山大学读了一年了。也担心解放后不承认他们，解放时就都回家去了。到了1949年11月，中山大学要开学了，新招的学生要来报到，以前的学生回家去了的也都通知他们回来注册继续学业。这样一来唐作藩他们早一年入学的才回来跟我们一起读了。（张宜：哦！你们是这样成为同学的，实际上他要比您长一年。）我们这一届可说是共产党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从头到尾这四年都是在新中国读的。到1953年毕业时我们班上就只有七个人。现在中山大学校庆，我这个老中大校友没有人通知我，因为现在中大中文系的人已经大都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语言学系，他们只知道有中文系了。我们1953年毕业，语言学系这个系只办到1954年，中央进行局部院系调整，为了要集中培养语言学专业的人才，1954年就把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一股脑儿合并到北大去了。合拼后北大中文系里设立了一个汉语专业，是由北大、燕京、清华的语言学方面的师资，加上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师生等一起组成的。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北大汉语专业的师资力量显得特别强，没有哪个大学可以比拟。当年（1954）中央一声令下，中大语言学系系主任王力教授就带着全系师生浩浩荡荡坐上火车北上去了，唐作藩是系里唯一的助教，他就跟着调入北大，此后一直跟在王力教授身边，从事汉语史古汉语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1953年毕业时我被国家统一分配到武汉大学,前年（2013）是我从教60年：30年武汉大学，30年暨南大学。从1953到1983，从1983到2013，非常完整的60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与中大语言学系老师同学
张宜：您在暨南大学从事语言学研究，尤其是方言学的研究，您是怎样处理教学和科研关系的？您还有很多行政职务，您又是怎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呢？
詹伯慧教授：（笑）那是后来的事啦！你的采访一下子跳到80年代来了！你（的问题）实在跳得太远了！我大学读书读了4年，大学从教60多年，我们这些当年攻读语言学系的人，现在说来都是所谓科班出身的，我们那时系里的课程全部都是语言学方面的，没有文学方面的。现在看来有点太偏。王力先生开两门课，一门是中国现代语法，一门是中国语法理论，就讲他早年那四本大书。《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他的《现代汉语语法》就用《红楼梦》做例子。语法理论讲的都是现代西方的语言理论。当年我们也学传统的中国语文学，有一门课是中国语文概论，讲音韵啊训诂啊这类基本的东西，严学宭先生教。还有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课，高华年先生教。他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他和罗常培先生等一样都是早年搞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此外，还有一门汉语方言课，当年是张为纲先生教，这些事情我估计你访问唐老师的时候，他也都会同你讲。我们当年上的这些课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当年系里还开设一门选修课，班上其他同学没有选，我选了，这门课就是世界语：Esperanto波兰的柴门霍夫发明的，岑麒祥教授教。教了半年，我是拿了学分的。当年我们一入学，正赶上搞新文字运动，搞文字改革，我很有兴趣。我对拼音很有兴趣。当时还没有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是用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吴玉章、瞿秋白他们搞的。我们系成立了一个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协会，我是积极分子。我们出墙报啊、写稿子等，搞得很得劲。顺带说一下，我们语言学系当年上的都是语言学的课，没有文学的课。分得很细。文字学大家商承祚先生就教我们文字学的课。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还得做语言调查，实习，我和唐作藩一个组。当时严学宭教授调到中南民族学院当副院长，在武汉。王力先生就和他联系，推荐几个学生去做语言调查，去实习。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多，让我们去做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实习。所以，我们就到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去。我们分三个组，我和唐作藩一个组。每组调查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我们调查完了之后要整理出来。
张宜：您还记不记得您做的是哪种语言？
詹伯慧教授：你可以看刚才说的那本书，里面有唐作藩老师写的《<田野春秋>序言》。里面提到了我们一起调查的是广西的仫佬族语言。
王力先生当年的愿景就是要创办语言学系，要培养一批真正能从事语言研究工作和语言实际工作的人。能够调查语言，分析整理语言。毕业时要写毕业论文，王力先生就问我，你对拼音、对文字改革不是很有兴趣吗？于是，我就用汉字改革为题做论文。王力先生把他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写过汉字改革的论著拿给我看，很多人没有看过。后来，我就在王力先生的指导下写汉字改革的毕业论文。毕业后，王力先生觉得我的方言基础比较好，家庭环境也比较好，希望我能在方言研究上多下点功夫。他1954年去北大，1953年我就毕业分到武汉大学去了。你是不是访谈过郭锡良啊？我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时，他还没有毕业。当时他四年级。我1953年去的，当助教。他54年毕业的。他年纪比我大。他见到我常说：你去武汉大学时，我还没有毕业呢！他1954年毕业以后去了北大跟王先生读古汉语研究生。唐作藩则是中大毕业后跟着王力先生去了北大，一直跟在他的身边，做了他的助教。唐作藩最了解王先生，王先生的业务包括汉语史在内的学术衣钵都让他继承了。
我们当年毕业的七个人中，大都被认为是可以直接上讲台的。因为我们几个的基础、底子比较好。我在武汉大学，唐作藩在北大，还有许绍早在吉林大学（当年叫东北人民大学）都是一到校就准备上讲台的。许绍早最勤奋，可惜英年早逝！唐作藩不是曾经说过嘛：最用功的是许绍早。（张宜：他说最聪明的是您！）我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但是许绍早确实是最用功的一个。王先生去北大，开始设计汉语史的课程。北大是领头羊，很多我们语言学的课程几乎开始都在北大开出来。王先生搞汉语史，他就想到许绍早有这个基础，他就和学校提，学校第二年就把许调来北大跟他进修。许跟唐作藩一起协助王先生编《汉语史稿》，这在该书的后记里有记载。
因为袁家骅先生他们搞方言，1954年北大第一次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王先生想到我了，1955年他就推荐我来北大跟袁家骅先生进修，跟着他听课、帮忙辅导，接着又跟他一起编写《汉语方言概要》。那本书50万字，我编写了三分之一，南方的闽语粤语部分是我写的。（张宜：是袁老师主编的，其中有三分之一部分的闽粤方言是您写的。） 你注意到了没有，那本书的署名是这样写的：袁家骅等著，袁先生在前言里面写了（分工）。袁先生是江浙地区人，他吴语当然很好。他留学英国，原来是教英语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才从英国回来的。后来才专门搞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当时北大的研究生很少，就是像我这样的进修生也不多。他了解到我是潮州人，我的闽南话行，粤语也行。他就让我来跟他进修。他上课讲到粤语，就叫我站起来，让我发粤语的音。和我一起听课、后来又一起协助袁先生编《汉语方言概要》的王福堂是吴语区的。石安石是四川人，北方话区的。袁先生就是充分调动学生的资源，利用我们对这些方言的熟悉，让我们边学边干，在他的指导下和他一起编写《汉语方言概要》。
我在袁先生那里进修了不到一年，国家有个大的语言调查工程：全国范围内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为全国少数民族设立几个工作队，赴实地进行全面调查。袁先生是壮语的专家，负责广西和海南岛的壮侗语，作为第一工作队，由他担任队长。他想到我，想到我会闽语，因为他的第一工作队调查地区包括海南岛的黎语。袁先生让严学宭先生和王均先生负责第一工作队的海南分队，把我和我的同班老同学欧阳觉亚调去。欧阳觉亚在民族语言所工作，是我们调查黎语的主将，他太太是壮族的。打那次调查以后，他们一竿子插到底，每年都要去海南研究黎语，早就是我国权威的黎语专家了。那次我跟欧阳同在海南分队。我不是民族学院的人，（调查工作）民族学院是主体。我是武汉大学助教在北京大学进修、借调来参加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的人，我很庆幸有机会跟着工作队到了海南岛调查黎语。当时袁先生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调查黎语中的闽语借词。他说黎语里的借词肯定不会借北方话，肯定是借当地海南闽语。海南岛汉语方言属于闽语，跟福建潮州是一个大方言区。你有个任务，就是要特别留意海南黎语里的闽语借词。他说你要把你的方言的作用发挥出来。这期间我同时调查了一些海南岛的汉语方言。回京后袁先生曾推荐我在北大的《语言学论丛》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揭示一个“方言岛’的文章《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当时我随黎语调查队路过海南岛现在叫三亚的地区，当时叫崖县，我发现在崖城镇上有两种特别的方言，跟当地的海南闽语不一样。一种叫军话，一种叫迈话。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军话，听起来有点像北方话。我就匆匆忙忙把随身带上的一千多张卡片将这两种话的音记下来。前几年我的学生去那里调查军话，听说当年帮我记音的那个人还在，也该是八十以上的人了（笑）他当年是镇上的文书，还记得我当年记他的音的事儿呢！我22岁大学毕业，那时是25岁。至于迈话，印象中就像广东粤语，军话就像北方话。所以这两种方言都是方言岛。半年后我就回北京了。欧阳觉亚他们一直在那里。我在那里时也参加了由欧阳他们主持编写的《海南黎语调查报告》，我们当时还想替黎族创造拼音文字呢！回到北京后，我帮助袁先生继续编写《汉语方言概要》。所以我在北大从1955年秋一直呆到1958年春，整整呆了两年半。现在读一个研究生也就这么长时间吧。我在北大进修的两年半是我语言学基础全面夯实的时期。有听课,有实践。在北大，听周祖谟先生、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岑麒祥先生、高名凯先生、袁家骅先生、林焘先生等人的课。现在看来，当时这些课都是语言学科具有开创性的课程。1955年10月在北京西苑大旅社，就是北京动物园斜对面，连续开了三个语言学界的重要会议：先是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下来是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最后是民族语文工作会议。那时我在北大当进修教师，王力先生给我们安排去听会。推广普通话嘛，语言规范化嘛，有机会听到郭沫若、陈毅、吴玉章、王力、罗常培、吕叔湘、丁声树等等党政领导和学界名家在会上做的报告。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很幸福。这些经历对我们年青人来说都是打基础，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国家几十年来重大的语文举措，我们都有所了解。那系列会议以后，就有了汉语拼音方案，有了汉字简化字方案，有了规范化的政策。我们都是从一开始就接触到了。我自己觉得，如果说我进入语言学系读书，是老师和家庭的双重影响，老师的培养，那么在北大这两年进修就是我打下业务基础的重要阶段。此后，无论是搞方言还是搞少数民族语言，或是从事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应用的工作，都有了从事专业研究的一点“小本钱”。
1958年以后我回到武汉大学，学校就要我搞方言。我开始走遍湖北的山山水水（笑），做调查，现在叫做田野工作。1959年，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每省要编一个方言概况。李荣先生主持的，轰轰烈烈地。各大学语文系科的师生此前参加方言的普查，普查之后要编写方言地区学习普通话手册，然后就要总结各省方言普查的成果,编写各省的方言概况。湖北的方言概况就由武汉的几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大、武汉师院等凑了三四个人，由我牵头在省里的一个招待所里日夜苦干，赶在国庆节前编了出来，编出来后是由我们自己油印的，油印本现在还在，一直没能修订出版。和我合作的华中师大刘兴策老师是个热心人。2011年我80岁时他还特地赶来广州出席聚会。他说他退休了，但是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事。油印资料在华中师范学院，现在成了孤本，人家都还在用。1958年我从北京回武汉后就一直做方言工作。六十年代年我到过浠水，就是闻一多的家乡。浠水方言跟武汉话是很不一样的。我有一年整个暑假都呆在那儿。和那儿博物馆的馆长王祖佑老先生合作。如今他可能早已去世了。我去那里调查浠水方言，他很热心。那个博物馆像个庙一样的，我就在“庙”里搁了一个铺，白天向他调查记录语料，晚上就睡在那儿。调查的材料一直没有发表。80年代初，我到日本讲学，和日本中国语学会会长波多野太郎教授谈起此事，他就把我这份浠水方言的材料推荐给日本龙溪书舍出版了。回国后湖北的朋友问我要此书，可惜印数少，我再也要不到了。后来听说，连出版此书的书店也已不存在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武大期间，除了调查省内各地方言外，也陆续写过一些有关的文章。例如鄂东广济方言和鄂南蒲圻话，我都写过文章发表。
1958年进北大进修的这两年多，打下业务基础以后，我就一直以方言为研究工作的主攻方向。除了方言工作，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语言应用。语言应用方面实际上也占了我整个学术生涯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其中特别突出的就是大型辞书的编撰。
文化大革命这段就略开了吧！
《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 汉语方言卷》在暨南大学文学院举行挂牌仪式（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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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版|锁艳芳
本期审读|黄丽霞
责任编辑|老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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