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甘于恩：语言学的新希望——评《中国语言学大辞典》

语言学的新希望

——评《中国语言学大辞典》

甘于恩

作者简介

甘于恩，1959年生。暨南大学语言资源保护暨协同研创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语保工程核心专家组成员、广东省首席专家。学术杂志《南方语言学》主编。

笔者前不久曾在一篇小文章中谈到大陆“从事学术研究困难颇多。献身语言学更意味着物质上得作出一定的牺牲。”这确非虚言。江西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一版），就是一部饱含语言学者汗水与心血的著作。笔者忝列为该辞典的编写人员，对个中的甘苦有深切的感受。1986 年夏季，江西师范大学与江西教育出版社商议出版一部能够比较全面反映中国语言学历史与现状的工具书，并组织一批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为撰稿人员。当时大家走在一起，编纂这样一部大型专科辞典，完全是为了致力于改变中国语言学的落后面貌，对于获取什么样的物质酬劳，并不介怀。许多撰稿人为确保词条精确、科学，多方查探资料，数易其稿，甚至付排后亦不惜改版。主编陈海洋先生因主持这项工程而牺牲了出国进修的机会，副主编邱尚仁、编委苏新春等人亦为此而废寝忘食。经过近三年的艰辛劳作，以及一年多繁复的制版、校对过程，《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终于奉献在读者面前。

实在地说，没有默默耕耘、精诚合作的精神，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部详尽、平实而又颇具份量的语言学工具书。在中国大陆目前滥出辞书的不良风气中，《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无疑以其严谨、负责的态度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初版五千册即订购一空，这在近期不太景气的学术界几乎是个奇迹。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共分十三卷，收录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音学、词汇学·语义学·辞书学、语法学、修辞学、方言学、中国诸民族语言、语言理论·语言新学科、人物、著作、语言学史等十三个类别共八千二百余条词目，正文内附几十幅黑白插图或表格，另有附录及音序索引，总字数达一百五十八万。辞典采用彩色封套，为大三十二开精装本。

与此前出版的同类语言学工具书相比较，《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内容丰富，收录客观。《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撰写人员多系七十年代毕业的语言学研究生，有比较扎实的学术根底，思想活跃，信息灵通，对于不同的学术流派及学术观点，较能宽容及客观对待。因此，整部辞典大体上能够反映出中国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的概貌，不管是学术水平还是信息容量，都超过了国内外同类的工具书。从收录的词条量来看，《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收了八千余条词目，国内目前还没有一部语言学辞典可以达到这一程度，影响较大而又有颇高水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分册》收录近千条的词目，许多内容已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但由于该分册属于百科词典，有些内容无法顾及，除去二百多条语言学理论及国外语言学的词目，真正属于中国语言学的只有七百余条，涵盖面有限。《辞海·语言文字分册》则主要侧重于汉语语言学，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及港台、海外的汉语研究者皆不在论述之列，而且份量较小，不少条目语焉不祥。台湾也曾出过一本由竺家宁、罗肇锦等编写的《语言学辞典》，条目有限，叙述亦不够精细。《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将视野扩及港台及海外，在质和量上使这种状况得到根本的、名符其实的改观。

（甘于恩2008年前往新兴天堂调查方言）

从收录的客观性来看，这部辞典力图“兼收并蓄各家各派、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对于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只是如实反映，而不按编纂者的态度及偏好而有所取舍。在这点上所体现的胆识使得这部辞典具有更多的生气与新意。例如高名凯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的语言理论（尤其是汉语语法理论）在国内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以他的学术地位及影响而言，本应列入大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大百科全书收录当代语言学者的资料较少，也就没有介绍高先生了。《中国语言学大辞典》并不因为高先生的观点备受争议而加以掩饰，或压缩论述的篇幅，编者采用长条介绍了高氏的主要观点及生平，指出高先生“在汉语语法理论和普通语言学方面颇多创见”，同时客观反映了两次因高氏而引发的语言学大讨论（词类问题的讨论、言语有无阶级性的讨论）。另一位甚具活力的年轻语言学家申小龙博士，因倡导文化语言学而产生较大影响，而学界对他的理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编者仍能列“汉语人文性论”、“中国句型文化”、“申小龙”等专条予以介绍。对于某些分歧较大的学术问题，辞典亦不强求定于一，而是选介影响较大的理论，同时提及其他的学说，像编者在介绍“汉语方言的分区”、“粤方言的分区”、“晋语”等条目时，都是这样做的。这种尽量减少编者主观色彩、允许学术分歧的宽容作法，对于让读者认清事实，促进百家争鸣，发展中国语言学，都是有益无害的。

二、大胆探索，述、作结合。求新与求实并不矛盾，前面说过，《大辞典》对于中国语言学的过去和现在基本上采取客观介绍的态度，不回避问题和争论，让读者在认识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但这并不妨碍《大辞典》的编者们突出年轻一代学者的理论特色（实际上其中许多编者已是汉学界崭露头角的一代，理论上已有相当的影响）。这在词条的安排上表现得相当明显。

在全书十三卷中，条目最多的是著作卷，共一千一百二十余条；最少的是方言卷，共三百余条。综观全书，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新一代语言学者锐意求新的气息。许多内容在以前同类的工具书中往往语焉不详，甚至完全忽略，而在《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中则能得以充分体现。像“语言理论·语言新学科”一卷的内容，只有少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分册》有所提及，其他大部分内容对于国内读者都是十分陌生的，如“言语信息”、“口哨语”、“鼓点语”、“（语言）自愿融合”、“叫卖语言”、“代码转换”、“语言禁忌”、“Markov过程”以及关于“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人机对话”诸分支学科的条目，的确有点让人目不暇接之感。还有像“词汇学·语义学·辞书学”一卷，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辞书学的基本概念及观点，国内还没有一部辞典这样做过。

立目新只是体现《大辞典》大胆探索的一个方面，该辞典的编者对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信息十分敏感，因而内容上能够摆脱辗转抄袭、陈旧呆板的不良习气。像“中国诸民族语言”一卷中的材料，点面结合，重点突出，既反映传统的研究成果，又尽量使近至成书前的业绩得以体现。再如“修辞学”一卷对“字典辞书语体”、“商业广告语体”、“口头外交语体”、“军事口语语体”等条目的介绍，基本上能言前人所未言，逻辑性强，颇见新意。还有“方言学”一卷，虽然条目较少，但许多材料都是第一次见诸书面或以辞书的形式出现，如对“协和语”、“n化韵”、“专用式”、“窄用式”的介绍，显示出撰稿人很花了一番心力；另外“徽州方言”、“台山话”、“澳门话”、“沙头话”、“石歧话”、“莞城话”、“雅瑶话”诸条都反映出许多十分宝贵的语言（方言）现象，值得引起理论工作者的重视。“语言学史”卷除客观评价美国、苏联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之外，对“当代国外汉语研究”、“当代法国汉语研究”、“国外藏语研究”、“当代港台及国外[汉语]方言研究”都介绍得较为细致。至于“著作”卷则让出一定的篇幅介绍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的研究情况，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语法学史稿》、《汉语语法修辞词典》、《上海市区方言志》、《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古汉语简论》等，对于读者了解语言学界的新动态、新成果，无疑是起了很好的向导作用。

当然，这种述、作结合的编纂手法，在语言学界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实际上《大辞典》“作”与“述”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读者可以通过编者的措辞发现这种差异，而《大辞典》的“作”也仅限于那些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争论较多或悬而未决的问题，编者往往利用“述”来处理。

三、风格统一，体例完整。《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是一部精心编排的工具书，这是编纂工作科学化的结果，主编、编委、撰稿人密切配合，严格按照编写大纲行事，因而行文流畅，风格统一，避免了某些辞典释文不文不白、晦涩难懂的弊病。最突出的一点还是《大辞典》体例完善，条目之间照应得相当严密。

一部有近万词条的工具书，稍不注意，条目之间难免有照应不周之处。但《大辞典》这方面大多符合标准，特别是各卷的相关条目，在行文中皆用*号标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接触的不单是孤立的一个词条，而是有关联的许多词条（实际上是有逻辑内在联系的一类问题）。等义的词条，采用“即……”的释义方式，既确保条目的周详全面，又避免了无谓的赘述。

（甘于恩教授）

香港《书海》第17期曾经载文认为，衡量一部工具书的优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是否做到标准化，体例是否完善。从这点出发，我们也可以发现《大辞典》有很好的表现：前面“凡例”写明编写原则和辞典体例；其后是“分类词目表”，条目各从其类，一目了然；在“正文”之后，有几个“附录”：一、中国语言学记事（等于一篇简要的中国语言学史），二、中国少数民族用语简表，三、汉语拼音方案，四、国际音标表；最后是“词目音序索引”，掌握汉语拼音的读者可以按音序查检（以非汉字的符号开头的词条则列入“其他”一栏，如“r声类”），免却了查“分类词目表”时需前后翻检所造成的不便。从整体上看，《大辞典》提供了关于中国语言学较为完整的信息，条理清晰，用起来颇为方便。

有人曾这样说过，词典编纂是一门产生遗憾的学问。对于《中国语言学大辞典》而言，亦是如此。由于该书成于众手，难免有疏漏及不足之处。这里提出几点，供将来《大辞典》修订时参考。

首先，《大辞典》的作者皆系大陆的语言学者，对于港台语言学资讯的了解，可能尚欠周全，因此，反映在《大辞典》中，时有顾此失彼的现象。例如，《普通话》（已停刊）和《中国语文通讯》是两本在香港和大陆都有一定影响的语文杂志，分别由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较之“语言学史”卷中介绍的其他某些杂志，无论是办刊时间，或是专业水准，都不见得有不及之处。在“人物”卷方面，编者介绍了香港许多知名的语言学者，但对于在应用语言学领域颇有成就的邹家彦先生，却未能予以立目。还有，台湾的《重编国语辞典》在海外、港台有较大影响，“著作”卷亦未能加以介绍。这些都是这部辞典令人遗憾的地方。

其次，对于全书各卷条目的处理，还有考虑不周之处。例如，按照该辞典的立目标准，“沈开木”（语法学）和“黎运汉”（修辞学）都应收入。在“语言理论·语言新学科”一卷，有许多内容可考虑增加，譬如“词库”、“词表”、“汉语自动分词”、“主题词”、“关键词”等。在“词汇学·语义学·辞书学”一卷，可补充“中国辞典学研究”一条。可惜上述条目都未见收录。再如，“文字学”卷收入“异体字”一条，其相对的词条却以“正字”的形式出现，这在辞典学上称为相关条目处理失当，应该改为“正体字”（“正确的用字”等义则另立“正字”一条）。另外，“正体字”在台湾被称为“标准字”，这一概念亦应得到反映。

再次，从体例上看，《大辞典》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例如，前面的“分类词目表”长达一百余页，没有附上要目，八千多个条目一溜子排下去，读者查阅起来，确实有点费时。建议在“分类词目表”的下面，加上各卷的起迄页码，即：

文字学………（1－72）

音韵学………（73－171）

………………

改动虽小，却给读者带来不少方便。“附录”中的“中国语言学记事”，年份字体与内容字体相同，亦无空行间隔，有欠醒目，说明编者对文字细节的编排，海缺乏经验。此外，希望出版社最好将辞典改为十六开本（同时考虑扩充有关内容），现在的大三十二开本，字体很小，有些地方印得不太清晰，特别是“修辞学”卷中有关中国诸民族与修辞的内容，标音模糊不清，看起来十分吃力。开本改大，肯定有助于改善这种状况，虽然成本及售价相应提高，但对于质量有保证的好书，相信读者还是愿意买的。

（语言资源保护暨协同研创中心揭牌仪式，2016）

最后，辞典有几处错印或漏印。希望再版时能加以更正。页1028“有些文章也涉及了客家话的分析及内部的异同”，其中“分析”应为“分布”。页778“张日昇”一条，其中“中文系和翻译系”应为“中文及翻译系”。“词目音序索引”遗漏“莞城话”，应予补正。页1026“吴语研究首次学术会议”与页1060“吴语研究学术会议”系同一个会议，称说应该一致。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微瑕，《中国语言学大辞典》仍不失为一部值得向读者推荐的优秀工具书。正如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所说，辞典的编者们代表了中国语言学的新希望。笔者和其他读者一样，衷心希望中国的语言学界将有更多的精彩之作问世。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通讯》15期，1991年7月）

编按：

带着热情
我要找理想
理想是和平

寻梦而去
   哪怕走崎岖险径

特别说明：

本期编辑：李思华、王艳

本期审读：郑凯泽、王艳

责任总编：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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