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未来》：高房价时代的“吉普赛人”群像

From 杨文理抛开书本 2019-03-30

抛开书本

书本剧场，声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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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未来》

高房价时代的“吉普赛人”群像

作者：杨文理

扑街写手、油腻中年男

吉普赛人，是世人对罗姆人的讹称。但罗姆人普遍不喜这一称呼，认为它具有歧视意味。而将那些自幼跟随父母来到大城市打工，却至今未能在当地买房落户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称为“吉普赛人”，并非笔者对他们心存歧视之念，而是就本文而言，“吉普赛人”一词相较“罗姆人”更为大众所熟知，也更易于说明其困境。

吉普赛人是一支源于印度北部的民族，公元11世纪左右逐渐向西迁徙，于15世纪抵达西欧。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的吉普赛人饱受欧洲各国的歧视与迫害。他们不被所在国承认为本国居民，只能从事一些当地人不愿从事的“低贱”工作，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世易时移，今日的欧洲各国虽不再像从前那样用官方力量迫害吉普赛人，却也从未对他们正眼相看。直至今日，依旧有相当数量的吉普赛人只能屈身于贫民窟、棚户区，与外界少有交流。以至于很多人仅把这一民族当成是名著中的文学形象，而非近在咫尺的活生生的人。

如果我们将前文所说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吉普赛人进行简单的类比，不难发现其相似之处：他们都有回不去的故乡，自幼生活于他乡，却又得不到正式居民的身份。他们从事着城市居民不愿从事而又是城市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工作，却又常常遭人轻视、歧视乃至无视。

感谢李睿珺导演，用《路过未来》这部电影，将这一群体的现实困境展示于我们眼前，使我们不至于忘记他们的存在。

笔者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接触过许许多多的“吉普赛人”。他们自幼随父母来到大城市讨生活，甚至很多人就是出生于城市，但因为微薄的收入和高企的房价，他们至今未能在城市中买房落户，自然也就无法享受城市中优质的教育资源。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学历层次不高，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较低、没什么劳动保障、经济附加值很低的工作，一遇到经济形势风吹草动或产业升级，他们就很容易失业。影片的女主人公杨耀婷，便是此类“吉普赛人”的典型。如果她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学历层次与专业技能，我想她也不至于一直待在如“富士康”一般的电子厂打工，而无其他工作可做。还有一些人，则和男主人公李新民一般，为了挣钱走在了法律的灰色地带，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踏上了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而与经济困境相伴的，是心灵上的孤独与疏离。影片中杨家姊妹闲暇时总是端着的手机便是很好的例证。妹妹耀男在深圳出生、长大，在深圳读书，但在制度上她却只是生活于深圳的外来人口。影片没有正面告诉我们她在深圳有没有朋友，但日常生活中惯常的沉默与总是捧在手里的手机以及戴着的耳机却在暗示她内心的孤独以及与社会的疏离。学校并非纯白无瑕的天堂，学生也非圣洁可爱的天使。家庭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学生的学习成绩、生活习惯、容貌身材，甚至于稍有不同的口音，都会让学生们自发地组成一个又一个小团体，形成一条又一条复杂的鄙视链。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最容易成为小团体排挤的对象、鄙视链的最末端。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能像耀男一般，躲进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寻求心灵的宽慰。在几乎人人都是低头族的智能手机时代，如耀男一般的城市居民子女似乎也并不鲜见。但根据笔者的观察，相较于家境良好的城市居民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更易于迷恋各种“直播”、“抖音”，大概便缘于此吧！

同妹妹耀男相比，姐姐耀婷身为一个成年人，似乎并没有那么沉溺于网络。但她的心事只能通过微信与人分享，同样表现了她内心的孤独。而她始终不愿意与男主人公互加好友，只通过“打招呼”的方式聊天，表明她抗拒交友，害怕有人走进她的生活，这比妹妹耀男更鲜明地表现出了她的疏离感。

既然城市并非伊甸，那为什么不回乡村呢？遗憾的是，“吉普赛人”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家乡。

影片中女主人公一家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但最终妹妹宁可退学也要回深圳，年迈多病的父母被迫到建筑工地打工，都告诉我们，他们的回乡彻底失败了。

多年的城市生活，早已让“吉普赛人”与乡村生活格格不入。

导演在影片中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杨家人回乡后所遇到的困难：恶劣的自然环境、匮乏的物质资源、陌生的村庄、破败的老屋、素昧平生的亲戚、费解的方言、无法要回来的土地、种地手艺的生疏……但这些困难只是表象，真正让“吉普赛人”无法回归乡村的，是乡村——尤其是落后乡村——所奉行的生存规则与城市有着极大的不同。

城市居，大不易。但大城市的生活再怎么不尽如人意，它依旧是一个法制的文明社会。而中国的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至今还保留着很多蛮荒的传统习俗。

对此，我们或许能从影片中的几个小细节略窥一二。

女主人公的妹妹名叫耀男，谐音“要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想，杨家父母在生育了耀婷、耀男两个女儿后，还曾想要一个儿子。而在回乡后与亲戚的对话间，我们又得知了另一个信息——耀婷曾经有个姐姐，只不过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即便是开放二胎之后，杨家的生育也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更遑论是多年以前？联想当初农村地区在执行计划生育方面所发生的种种惨事，我们或许可以猜测，杨家之所以会离开家乡来到深圳打工，并且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回去，是因为他们是逃出来，为的就是躲避计划生育。这样的事情，在进城务工人员中并不鲜见。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子？难道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吗？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却未免有不了解农村生活实际之嫌。笔者有个邻居，也是进城务工人员，几乎每年都要生一个孩子。前三个孩子都是女儿，直到第四个孩子，才生了儿子。儿子出生后，他长出一口气，说再也不生了。他难道真的不喜欢女儿吗？不，他很喜欢女儿。可他为什么非要生个儿子不可？他解释，在农村，如果一户人家没有儿子，是会受欺负的。请吃宴席没份，甚至连宅基地都有可能被侵占。所以，哪怕再苦再难，也要生一个儿子。

导演在影片中没有正面告诉我们农村地区重男轻女思想的严重程度，却通过很多细节侧面予以了展示。比如女主人耀婷通过和妹妹的电话得知父亲跟别人打架，原因是被骂“生不出儿子”，便是一个例证。再比如，杨家回到家乡，发现自家的房屋被人侵占当成了羊圈。其原因，除了他们多年未回家之外，恐怕也不无欺负他们家没有儿子的缘故。而影片中对农村地区重男轻女思想最恶质后果的展示，莫过于男主人公李新民的身世。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不仅让农村地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更让女性沦为可以买卖的货物。拐卖妇女在一些农村地区屡见不鲜，而李新民的父亲在“妻子”跑掉后，竟然还理所当然地带着儿子来城市寻找，足见当地人都对此习以为常、不以为耻。

正所谓见微知著，类似的成规陋习在农村比比皆是。一个自幼生活在城市、接受现代文明与法制熏陶多年的人，是不可能轻易接受农村的种种落后习俗的。

除此之外，“乡贤”的回归，也是“吉普赛人”无法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

影片中，女主人公一家回到家乡，却无地可种。因为本来分给他们家的土地已经落入了一个农场主手中。

留意一下这名农场主的言行，颇耐人寻味。耀婷的父亲向他讨要土地，他的回答可归纳为三点：1.耀婷家的土地原本就是他家祖上的；2.如今他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了耀婷家的土地；3.他不会将土地还给耀婷家，要想种地可以来当雇工。再回想一下他在办公室墙上并列挂放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他本人与手下雇工的合影，另一张则是几十年前地主与佃户的合影，不难看出此人祖上曾是地主，土改中土地被分。而他则以恢复祖上的荣光与地位沾沾自喜。

这位当代的地主“乡贤”虽无欺男霸女之行，最终解雇耀婷父母也事出有据，但难掩“乡贤”大肆占有农村生产资料的本质。资本侵蚀之下的农村早已不再是田园牧歌的乐土，而充斥着血淋淋的剥削与压迫。既然总是要遭受剥削，“吉普赛人”又何必回到更加蛮荒艰苦的农村，而不留在城市呢？

夹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吉普赛人”该如何突围？

影片的女主人公耀婷选择了买房。但高企的房价又怎是收入微薄的她所能承受的？为了筹集首付，她不得不参加危险的药物实验，最终搞垮了自己的身体。买房落户这条路，不是靠打工为生的“吉普赛人”能走得通的。

而她的朋友李倩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她频频整容，期望能凭花容月貌博得有钱人的喜爱，一举改变自身命运。但以她的身份学识、气质打扮，又怎么可能入得了正经人家的眼？李倩在影片中第一次出场，是她在医院做完眼部整容之后。因眼睛蒙着纱布，她只能等人来接，而那人却失约没来，甚至再也没能联系上。那人是谁？不会是她的父亲，因为李倩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也不会是耀婷，否则的话回到宿舍时，两人不会没有一番交代。最合理的猜测，是她在等一个男人。但很显然，这个男人并不想成为她的依靠，即便是一点小忙也不愿意帮。这实际上暗示了李倩身边的男人究竟是怀着怎样的目的在接近她，也预示了她走的是一条死路。而她最终因整容手术事故身死，其父仅仅拿到几万块钱的赔偿即了断此事，则更为她的悲剧命运添上一笔荒诞的色彩。

好在，李睿珺在导演了一出巨大的悲剧之时，并未忘记为我们留下了一抹微茫的希望。

女主人公耀婷打工的电子厂设备升级，没什么文化的“大姐”被辞退，而懂得操作电脑的耀婷留了下来。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这大概是高房价时代，“吉普赛人”唯一的出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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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李睿珺

要来无锡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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