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2023年第10期|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如何向辖区内企业传导？

地方政府释放财政压力的行为最终会落脚于“增收”和“减支”两个层面。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必然会受到地方政府“增收减支”行为的直接影响。一方面，企业是重要的税收基础，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当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压力时，强化对辖区内企业的税收征管以提高税收收入，将成为地方政府扩大财源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依托于所在地区的资源环境，相应地也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以回馈地方支持。除努力增加财源收入外，削减财政支出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减压途径。然而，财政支出呈现的向下刚性特征，导致地方政府通常难以通过压缩财政支出的方式来缓解财政压力。但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将部分支出责任转嫁到辖区内企业身上，从而成为其释放财政压力的另一可供选择的途径。如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劝募”等公益性摊派方式将扶贫、赈灾等支出责任转嫁给辖区内企业，或通过让企业增加劳动雇佣和扩张投资等方式，来保证经济和社会目标完成的同时减少自身财政支出。

由此可见，为释放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将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和转嫁政策性负担等方式来“扩大财源”和“转嫁支出”，从而会直接作用于辖区内企业。然而，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通常表现为动态博弈的互动过程，即企业并非只是地方政府“增收减支”行为的被动接受者，其也可能采取一定的策略予以应对。

本刊在2023年第10期推出文茜、李万利、申志轩撰写的《地方政府释放财政压力的微观传导机制：企业盈余管理视角》。该文基于企业盈余管理视角，从扩大财源和转嫁支出两个维度系统揭示了长期面临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与辖区内企业之间的互动行为。

之所以选择盈余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以企业盈余为征税基础的税收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盈余管理则衡量了企业操纵盈余的行为，与税收征管力度紧密相关。当地方政府在财政激励下出于增加税收目的而加强税收征管时，企业向下盈余管理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将上升，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将抑制其向下盈余管理的动机；同时，税务征管中的漏洞减少也会使得企业参与非应税项目操纵的难度增大，降低其向上的盈余管理。另一方面，盈余水平反映了企业的综合经济实力，是地方政府寻找转嫁支出责任对象时的重要考量，即盈余较好的企业可能更容易成为转嫁支出责任的选择对象。为此，企业将出于隐藏盈余上涨的“藏富”动机而策略性地减少向上的盈余管理。可见，选择企业盈余管理这一特殊视角，可以在揭示地方政府释放财政压力的微观传导机制的同时，有效地捕捉企业面对地方政府行为时的应对策略，从而综合反映地方财政压力增加背景下地方政府与微观企业之间的互动行为，勾画政府和企业互动关系的全貌。

该文发现，地方财政压力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其下调和上调盈余管理的程度。机制分析表明，财政激励下的税收征管加强会促使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有所收敛；且企业为避免成为政策负担转嫁对象，出于“藏富”动机也会减少向上的盈余管理。上述效应在地方政府干预能力和意愿较强的地区表现更突出，且在国有、大规模及盈利较好等更易成为财政压力转移承载主体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文章还发现，为应对地方财政压力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更有可能对外发布负面盈余警告，即通过哭穷的方式释放自身承担转嫁支出责任困难的信号。

该文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面对财政压力增加的现实情形，部分地方政府可能会将财政压力转移到辖区内企业身上，导致减税降费等政策难以实现为企业减负纾困的预期目标。因此，需要完善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稳定地方财力，从制度上有效防止地方政府向辖区内企业转移财政压力的行为出现。

第二，地方政府应在释放财政压力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既不能过度压缩税收征管空间而一味追求税收增长，也不能使辖区内企业承担过多负担，阻碍企业的良性发展。应重点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加强创新驱动等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以换取经济和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

第三，地方政府应着力实现财政支出提质增效，通过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持续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在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的同时精准保障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同时，加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支出的质量和效益，通过绩效评价削减低效无效支出，确保资金使用达到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