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丨《绿窗新话》文本性质新探
李建军
李建军（1974—），四川大竹人，四川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古籍所博士后、宋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台州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儒学文献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著有《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宋代浙东文派研究》等。
《绿窗新话》是南宋非常独特的小说文本汇编，该书选录、改编群书中的风月故事并以类相从，注重市井趣味，呈现情色倾向，应该是为说话艺人提供参考的种本式风月类编，在小说形态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价值。但该书通行本即周愣伽先生整理本“殊失原貌”，而学界多依此本进行研究，导致部分论者对该书性质判断出现偏差。现在确有必要正本清源，笔者特赴南京图书馆查阅了现在通行本的祖本，即原嘉业堂藏明抄本，并通过深入的文本细读，力图还原该书的历史本相。
1.《绿窗新话》的版本源流
《绿窗新话》在宋末罗烨《醉翁谈录》中曾被提及，但未见宋元书目著录。现知较早著录者为明代嘉靖年间晁瑮《宝文堂书目》，该书子杂类著录《绿窗新话》，未言卷数。稍后赵用贤《赵定宇书目》载《稗统续编》目录，其中有“《绿窗新话》一本”。隆庆年间朱睦㮮编《万卷堂书目》，卷三小说家类著录“《绿窗新语》四卷”。清初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卷一五类书类载《广说郛》目录，其中有《绿窗新话》，未言卷数。清中叶范懋柱辑《天一阁书目》，卷一之一“挑取备用进呈书”中有“《绿窗新语》一卷”。另外，《永乐大典》卷七三二八“柳家婢不事牙郎”条引“《绿窗新语》评曰”，内容与今本吻合，可见《绿窗新语》应该是《绿窗新话》的别称。
《绿窗新话》在宋元明清都未见刻本，现知者皆为抄本。据《中国古籍总目》，现存两卷明抄本两种，一藏南京图书馆，一藏宁波天一阁（仅存卷上）；两卷清抄本一种，两册线装，藏国家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下简称“南图本”）分上下卷，两册线装，页长26.6厘米，宽17厘米，半页九行，行二十四字，用工整楷书抄写。卷上和卷下，在目录和正文第一页右下方各钤有“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另外，卷上目录页右上方钤有“御赐抗心希古”朱文双龙长方印。从这两种藏书印可知，该书原为刘氏嘉业堂藏本。卷上正文第一页第一行顶格书“绿窗新话卷上”，第二行空六格书“皇都风月主人”，其中“皇都风月”与“主人”之间空两格，第三行空三格书“刘阮遇天台女仙”，第四行顶格抄写正文。上卷从“刘阮遇天台女仙”到“唐明皇咽助情花”，共72篇。卷下正文第一页第一行顶格书“绿窗新话卷下”，第二行空七格书“皇都风月主人”，其中“皇都风月”与“主人”之间空一格，第三行空三格书“韩妓与诸生淫杂”，第四行空一格抄写正文。下卷从“韩妓与诸生淫杂”到“蒋氏嘲和尚戒酒”，共82篇。两卷合计154篇。
宁波天一阁藏明抄本（下简称“阁本”），一册线装，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无目录，正文第一页第一行顶格书“绿窗新话卷上”，第二行空七格书“皇都风月主人”，字间皆空一格，第三行空三格书“刘阮遇天台仙女”，第四行顶格抄写正文。正文第一页前三行居中处，钤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潢川吴氏收藏图书”两方朱文方印。阁本的内容与南图本基本一致，个别细节略有差异。如第一篇题目，南图本作“刘阮遇天台女仙”，阁本作“刘阮遇天台仙女”，其中叙及刘阮被女仙邀至家中，南图本云“有数仙女将桃至，云来庆女婿，歌舞作乐”，阁本将其中的“乐”误为“矣”。再如第20篇题目，南图本作“韦卿娶华阴神女”，阁本将其中的“阴”误为“兵”。两相比照，南图本与阁本应该是源于同一祖本的不同版式的抄本，而南图本更为准确，阁本在抄写中有少量失误。颇可注意的是，阁本在天头处常有眉批，在文中也有少量夹批。
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亦分上下卷，两册线装，半页九行，行二十四字，格式和内容皆与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完全一致，应该是源于明抄本。
1936年，黄孝纾先生曾借抄嘉业堂所藏明抄本《绿窗新话》，排印发表在《艺文》杂志第二至六期，分五期载完。1957年，周楞伽先生根据《艺文》杂志所载，进行校补，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绿窗新话》整理本。1958年，周先生此书被纳入杨家骆主编的《世界文库》，以相同内容在台湾世界书局出版。1991年，周先生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绿窗新话》笺注本，成为今天的通行本。
周先生的整理本、笺注本（下简称周本）有不少缺陷。李剑国先生、齐心苑博士、日本大塚秀高先生曾指出周本存在“殊失原貌，未为善法”、“体例亦难称善”（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页），“擅改抄本”（大塚秀高《从〈绿窗新话〉看宋代小说话本的特征——以“遇”为中心》，《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记录分期错误和文本顺序颠倒”（齐心苑《〈绿窗新话〉勘正》，《图书馆研究》2016年第4期）等问题。其中，文本顺序颠倒之弊尤其值得关注。《艺文》杂志第二期刊载《刘阮天台仙女》到《张俞骊山遇太真》共16篇，第三期刊载《韦生遇后土夫人》到《周簿切脉娶孙氏》共33篇，第四期刊载《薛媛图形寄楚材》到《唐明皇咽助情花》共23篇，此为上卷共72篇；第五期刊载《韩妓与诸生淫杂》到《虢夫人自有美艳》共41篇，第六期刊载《袁宝儿最多憨态》到《蒋氏嘲和尚戒酒》共41篇，此为下卷共82篇。上下卷合计154篇。周先生在抄录《艺文》杂志所载《绿窗新话》篇章时，错将第六期所载篇章置于第五期所载篇章之前，导致下卷顺序颠倒，导致本来前后相连、两两对仗的《袁宝儿最多憨态》与《虢夫人自有美艳》，分处于下卷的首篇与末篇，只能首尾遥望。最为关键的是，周本下卷的顺序颠倒，破坏了《绿窗新话》以类相从的篇目顺序，影响到论者对该书性质的判断。因此，尽管周本对《绿窗新话》的校补和注释多有可采，但因其与原本面貌差异甚大，确实不适合作为研究底本。下面所论《绿窗新话》，即以南图本为主要依据。
2.《绿窗新话》的成书过程
《绿窗新话》选录154篇文言小说，大多系节引汉魏六朝小说、唐宋传奇笔记、诗话词话、史传文集而成，从其引书情况则可大致推断其初编本的成书年代。李剑国先生认为：“本书产生时代，从其引书情况可以大略推知。所采作者可考的宋人书，大抵出自北宋，只有杨湜（一作偍）《古今词话》可能成于南宋绍兴间……参酌《古今词话》的创作年代，大约编于绍兴十八年后至绍兴三十二年间。”（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第293—294页）李先生所论，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
《绿窗新话》初编于南宋前期（绍兴年间），但今本显然经过重编，重编应在宋元之际。我们先来考察《绿窗新话》标目与内容的离合问题。《绿窗新话》154篇，每篇都有七言标目，且相邻两篇的七言标目大都相对，如卷首两篇“刘阮遇天台女仙”与“裴航遇蓝桥云英”，对仗工稳。另外，154篇中有36篇卷末附有评语。仔细阅读此书，发现文不对题（文章标题与内容不符）者、一篇文章被强分为二者、文末评语与文章编选不甚相合者为数不少。
先看文不对题者。如《蚩尤畏黄帝鼓角》杂采《车服仪制》、《隋书·乐志》、《周礼》等典籍有关鼓角的资料，与题目相关者即“蚩尤氏师（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亦命吹角为龙鸣以御之”一句，其余材料皆与题目无涉，而且即使这一句也很难看出“蚩尤畏黄帝鼓角”之意，可见“题”不对“文”。查阅该篇的上篇，题为“虏骑感刘琨胡笳”，可知“蚩尤畏黄帝鼓角”乃是拟标题者为求前后两篇标题对应，不顾篇章内容强加的。
再看一篇文章被强分为二者。如《吴绛仙娥绿画眉》与《寿阳主梅花妆额》可能本为一篇，前篇以较详内容述绛仙长娥之事，后篇仅以一句话述寿阳梅妆之事，然后评曰：“因是二者，而知长娥之效绛仙，梅妆之学寿阳。”评语是综论前篇、后篇二事的，可见两篇原为一体，后被强分为二。
再看文末评语与文章编选不甚相合者。文末评语，从体例上讲很不统一，少数篇章（约四分之一强）有评语，个别地方又是一则评语统论两篇文章，有的评语很短仅一两句话，有的评语又很长，甚至长于正文数倍。体例如此参差，很难说编选者与评论者同为一人。另外，从文本编选与文末评语的旨趣上讲也不统一。文本编选侧重于风月艳情，有低俗之风，而文末评语则堂堂正正，有凛凛之风，两者旨趣显然有雅俗之分。
《绿窗新话》中上述问题的大量存在，说明该书的编选者与评论者、拟题者并非一人，该书可能经过前后数人的加工。笔者推测，该书可能由书会才人于南宋前期编选成书，随后又由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对部分篇章进行了点评，然后又被重编，部分篇章被强分为二，所有篇章都被重新配上七言标目，且前后相邻两篇的标目相对。
3.《绿窗新话》的选录倾向
《绿窗新话》共汇集154篇故事梗概，其文本排列有序，都是以类相从。而周本因为颠倒了下卷的82篇文本顺序，已很难看出《绿窗》编者的分类用意。现依据南图本，编排文本顺序，发现可以按序分为8类，具体情况见下表：
《绿窗新话》154篇故事中，除乐器故事中的6篇和嘲谑故事中的1篇（《陈沆嘲道士啗肉》）共7篇不涉女性外，其余147篇故事皆涉女性。而且这147篇中，涉及男女情事（包括仙凡男女情事与人间男女情事）的有100篇左右，包括仙凡情缘类20篇，世间情爱类54篇，另外佳人器乐类中如《赵象慕非烟揠秦》、《文君窥长卿抚琴》等，各色女子类中如《谭意哥教张氏子》、《李娃使郑子登科》等皆涉男女情事。男女情事篇章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二，可见该书的选录倾向。该书题名“绿窗新话”，颇为贴切。因为“绿窗”指女子居室，“话”指故事，“绿窗新话”合起来即指有关女性的新故事，这与该书95%的篇章皆述女性之事，名实相副。同时，该书编者题名“皇都风月主人”，这与该书三分之二篇章皆述男女风月情事，也非常符合。
《绿窗新话》所选风月故事，大都有明显的市井趣味。故事中的女子，不管是仙是鬼，还是人，大都大胆追求情爱，甚至主动投怀送抱。这些故事和形象，乃是编者特意选录、改编而成的，有着鲜明的取悦市民、满足市民情色偏好乃至秽亵心理的倾向。这些风月故事，为说话人吸引市民观众提供了非常感性的素材。《绿窗新话》中除了100篇左右的风月故事，还有50余篇无涉风月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述佳人绝艺，或述丽人妆扮，或述贞女、烈妇、才女、妒妇、智奴等各色女子逸事等，虽然不如男女情事那样撩拨人心，但因大都是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女子奇事、异事、美事、逸事等，可以满足他们“消费女色”的心理，故而也能激起市民的兴趣。总之，《绿窗新话》的篇章选择体现了鲜明的“风月”偏好和“女色”倾向，呈现出一定的情色化趋势。
《绿窗新话》的情色化趋势不仅在体现在篇章选择上，还体现在文本节录上。该书从志怪、传奇、笔记、史书、地志、诗话、词话、别集、总集等群书中广搜博采，引书达70余种。经笔者复核，《绿窗新话》的征引绝大多数是节录。而在节录相关文本时，《绿窗新话》又偏重情色，喜好将风月故事中最撩拨人心的情色部分呈现出来，而删略其它情节。如《秦太后私通嫪毐》，注出《史记·吕不韦列传》，专门截取秦太后先后与吕不韦、嫪毐私通之事，而对传记所叙秦太后的其它事迹以及秦廷内部的政治风云变幻则不甚措意，于此可见编选者的“独到”眼光。
《绿窗新话》的情色化趋势还体现在文字改动上。《绿窗新话》节录文本时，不仅有删枝叶存主干、删常事存情色的大量删略，还有增饰、捏合、改窜等大量的文字改动，这些改动大都有凸显情色、迎合市井的鲜明指向，有些可能源自说话的影响，将艺人的故事改编落实到了文本上。如《钱忠娶吴江仙女》出自《青琐高议》前集卷五《长桥怨》，叙钱忠艳遇吴江仙女之事。《青琐》原文一千余字，《绿窗》删节后仅存二百余字，且有删有增，在原文基础上，特地增加“忠一见女，情不自禁，乃抱入舟中，云雨之。事罢，忽闻船外人声，匆匆而别”的云雨描写。
总之，《绿窗新话》的篇章选择、文本节录和文字改动，都有凸显风月、迎合市井的情色化趋势。该书编者署名“皇都风月主人”，篇末评语中有“嘲风咏月，吾侪常事”，“人之好色，甚于蜂蝶之采花香者”等话语，都折射出该书的风月偏好和情色倾向。
4.《绿窗新话》的文本性质
关于《绿窗新话》文本性质，学界主要有“说话所用资料汇编”（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0页；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志怪传奇杂事小说集”（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第290页）、“类书”（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说的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9—280页）等观点。
日本学者大塚秀高将“小说人将‘话本’的梗概、与原话的差异简单地用文言记下的”本子称为“种本”，并说《绿窗新话》“上下二卷收有154则短文，其多数可看作是‘小说’的‘种本’”，并称《绿窗新话》为“汇集‘种本’的书籍”。（《从〈绿窗新话〉看宋代小说话本的特征——以“遇”为中心》）细味大塚秀高之意，其“种本”约略相当于说话人的“梁子”，即简本式底本。大塚秀高将《绿窗新话》视为“汇集‘种本’的书籍”，实际上也是将该书视为说话所用资料汇编。大塚秀高拎出的“种本”一词，值得借鉴。
笔者认为，视《绿窗新话》为类书的观点值得商榷。类书是从各类文献中采辑资料分门别类编次而成，在编辑过程中基本尊重原始文献面貌，以抄录原文或做适当删略为主，极少会直接对原文进行增加、改换等文本变易工作。而《绿窗新话》中的文本，除了对原文的删略之外，对原文的增加、改换等变易之处比比皆是，其对原始文献的再加工痕迹非常明显，已与传统的类书大相径庭。
同时，视《绿窗新话》为主观上的文言小说集、客观上“被说话人采为参考书”的观点也值得斟酌。因为《绿窗新话》在编辑过程中，不仅对原文的摘录有明确的风月指向，而且对原文的大量改易，也有清晰的情趣偏好，即让故事好听有趣，投市井细民之所好。《绿窗新话》编者这样直露的倾向，很难说他们主观上不是为说话人提供参考书的。当然，从文本形态上看，如李剑国先生等将此书视为“志怪传奇杂事小说集”，也并无不妥。
笔者认为，《绿窗新话》并非主观上是要编成类书或者普通的文言小说集，而客观上“被说话人采为参考书”，应该从一开始，编者就是要编辑一种特殊的“说话人的参考书”。实际上，“说话人的参考书”多种多样，可以是《太平广记》、《夷坚志》和历代史书等原始文献，也可以是各种类书等二次文献，还可以是故事梗概式的资料汇编。这些资料汇编中的一个个故事梗概，亦即说书人的一个个“梁子”，或者借用大塚秀高之语即一个个“种本”，最核心的是故事的大纲节目而非生动细节，说书人只要掌握了这些故事纲目，自会“凭三寸舌”，敷演生发出相应细节。故而这些“梁子”往往重在主干而较少枝叶，《绿窗新话》摘录原文时去枝存干，应该就是为说话人打造一个个“梁子”。同时，《绿窗新话》编者统一用七言为每个“梁子”标目，应该也是为了提示“梁子”的主要内容。
有鉴于此，笔者赞同胡士莹、程毅中等学者视《绿窗新话》为“说话所用资料汇编”的观点。同时，笔者认为，“说话所用资料汇编”说，还可做进一步的阐发和更精细的界说。从文本类型而言，《绿窗新话》是节录故事梗概的“梁子”式文本，可用“种本”加以概括；从内容倾向而言，《绿窗新话》篇章选择、文本节录和文字改动，都有迎合市井的情色化趋势，可用“风月”加以概括；从编纂体例而言，《绿窗新话》并非类书，而是排列有序、以类相从的故事汇编，可用“类编”加以概括。合起来，《绿窗新话》的文本性质可定位为“种本式风月类编”。
《绿窗新话》作为“种本式风月类编”，既选择、节录、改编现成的书面文本，为说话艺人“各运匠心，随机生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提供“梁子”，又吮吸着说话艺术的乳汁，将说书场对故事的口头改编落实为书面文本，再反哺给说话艺人。《绿窗新话》实际上成了“文本”与“话本”、书写叙事与口传叙事相互转化的桥梁纽带。这种类型的文本，之前并没有，之后亦寥寥，因此在小说形态发展史、话本小说史、话本与文言小说互动关系史上皆有独特价值，值得学界关注。
注释：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话本与文言小说共生关系研究”（17BZW098）阶段性成果。
注：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19年第6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建军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