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21年第6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感谢解树明老师授权发布！
内容提要 南宋时刘球所见并摹入《隶韵》中的《燕然山铭》拓本并非拓自地处今蒙古国杭爱山的摩崖刻石，而是与刘球同时的何耆仲据《文选》李善注本中的《燕然山铭》翻刻的。至清道光八年（1828），钱泳又据何刻本重刻，收入《学古斋四体书刻》之中。清代光绪初年，又有所谓张曜驻军伊犁时所拓之本，实为据钱泳本重新伪刻者。
关键词 《燕然山铭》 《隶韵》 何耆仲 《文选》 钱泳《燕然山铭》是东汉永元元年（89）班固随窦宪北击匈奴凯旋后所撰，并勒石燕然山以表窦氏之功、宣大汉之威的著名石刻。然而，《燕然山铭》所在具体位置及其存佚情况，一直是个谜。直至2017年中蒙联合考察队发现蒙古国杭爱山余脉一处汉代摩崖刻石，并确认该处摩崖刻石即为班固当年撰写刊刻的《燕然山铭》，从而解开了这个谜团。《燕然山铭》隶字早在南宋时就被金石学家刘球摹入《隶韵》之中，清阮元评价《隶韵》所摹汉碑字形，“以今存者较之，无一笔差谬”[1]。但《隶韵》所据《燕然山铭》拓本是否为蒙古国杭爱山本，二者之间有何差别，以及《隶韵》本与后世各种刻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均有待进一步探索。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发现燕然山铭》一书，对《隶韵》所据拓本是否为杭爱山本存有疑问[2]。张清文先生认为《隶韵》中所收录的《燕然山铭》隶字，虽与杭爱山本一致，但不能确认刘球见过杭爱山本原石或拓片，或为刘球依照后人传摹翻刻的杭爱山本[3]。此外，熊双平、柳园两位先生认为刘球所见《燕然山铭》拓片为赝品或系杜撰自造[4]。笔者认为，《隶韵》所辑《燕然山铭》隶字并非杭爱山本，而是南宋何耆仲据李善注《文选》中的《燕然山铭》翻刻而成的伪刻本，何耆仲当时并未见过杭爱山本《燕然山铭》。后世各种《燕然山铭》刻本多以何耆仲本为祖本，或重刻，或翻刻。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与延安大学高建国两位先生在2017年参与了考察《燕然山铭》摩崖刻石等工作，并合撰《有关〈封燕然山铭〉摩崖的三个问题》，该文对漫漶不清的刻石准确辨识，共释读出二百二十九字[5]。2019年夏，中蒙双方第二次考察时，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对摩崖刻石进行拍照扫描，最终辨识二百四十四字。2019年12月11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在该校民族博物馆举办“中蒙联合考察燕然山铭汇报展”。本次展出汇集中蒙双方两次对《燕然山铭》的考察成果。此展对《燕然山铭》的现状作了详细说明：摩崖离地约4米，高0.94米，宽1.3米；石面经简单平整，凹凸不平；岩石坚硬，镌刻字体大小、刻画深浅稍有差异。石面上、右部分破碎严重，字迹模糊；左、下部分较为平整，部分字体稍大、字迹清晰。仔细辨识，自右往左共二十行，第一行8字，第二、十八行12字，第三行13字，第六行、十一行14字，其余十四行每行15字，总计283字[6]，经辨识得244字，汉隶书写。
下面将齐木德道尔吉与高建国二位先生释读的文字[7]，与《隶韵》中所辑《燕然山铭》五十三个隶字进行对比[8]。表中第一行为刻石行数和释文，第二行的图片为《隶韵》所辑《燕然山铭》隶字。
通过以上文字对比可以发现，《隶韵》本与杭爱山本存在三方面的不同。第一，《隶韵》本有而杭爱山本无此字者。如“维清缉熙”，杭爱山本无“缉熙”二字；又杭爱山本“秋七月”三字处看不到任何刻画痕迹[12]。第二，《隶韵》本与杭爱山本文字完全不同者。以下所举文字均为《燕然山铭》一文中仅出现一次者。如“萧条万里”[13]，杭爱山本“萧条”作“条平”，无“萧”字；“剿凶虐兮海外”，杭爱山本“”字作“钆”[14]，与《隶韵》本“截”字不同。杭爱山本“癹匈虐钆海外”，有关“钆”字的释读，需要予以说明。“钆”与“釚”“䤛”相通，义为弩牙，即弩机上控制弓弦发箭的机具[15]。该义项放在此处不合适。从“癹匈虐”来看，“海外”前一字与“癹”相对。“癹”有铲除的意思，如《说文解字》引《春秋传》“癹夷蕴崇之”[16]，那“海外”前一字与铲除意思相近或相承。南宋金石学家洪适（1117—1184）所撰《隶释》卷七所录《荆州刺史度尚碑》中有“彼海外”之句，洪氏以为“”与“截”同[17]。《后汉书》“”与“截”同，均为整齐的意思，即“”亦有整齐之义。又《度尚碑》与《燕然山铭》“截海外”均据《诗经·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以成文[18]。“钆”与“”虽字形相近，但从字义和拓片来看，此字应释为“”。又“焚老上之龙庭”，“焚”字，杭爱山作“焚”，《隶韵》本作“燌”，二者不同。关于《隶韵》本“燌”字，辛德勇先生认为是“以摅高、文之宿愤”中“愤”的讹字[19]。清道光年间，钱泳据孔继涑玉虹楼藏《燕然山铭》宋拓双钩本重刻，后收入《学古斋四体书刻》，钱刻本作“宿愤”不作“宿燌”，“焚老上之龙庭”作“燌老上之龙庭”。第三，《隶韵》本与杭爱山本偏旁不同者。如“恢拓畺寓”之“拓”字，拓片清晰为“柘”，与《隶韵》本“拓”字不同；又如“暂费而永宁者也”，杭爱山本“宁”字从“丁”，《隶韵》本“宁”下无“丁”。此“宁”字，无论是在宋代还是在清嘉庆十五年（1810）秦恩复刻《隶韵》本以前，均不存在避讳情况。另外，宋拓本《隶韵》和秦恩复刻本《隶韵》，有“丁”和无“丁”的“宁”字均有收录[20]。又“光祖宗之玄灵”中的“灵”字，从拓本来看，杭爱山本“雨”字下有三“口”，与《隶韵》本作两“口”不同。由此可见，《隶韵》收《燕然山铭》五十三字，与杭爱山本《燕然山铭》拓片对比有八处不同，尚且不论字形结构差异，很显然刘球《隶韵》所据《燕然山铭》拓本并非蒙古国杭爱山本，亦非杭爱山翻刻本。洪适指出当时流行的《燕然山铭》拓本乃何耆仲[21]伪刻，并在《隶续》卷二〇“尉府灵壁砖文”跋文中称：“阙如之戒，若何资州重刻《燕然铭》，自窦宪之后，谁曾再登此山？若当时椎拓者，无缘留到今日。兼东都之初，石刻未如此齐整，一见可知其伪。”[22]审读《隶韵》本《燕然山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字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八分书，而杭爱山本并非如此（参见图1），且字形也不像《隶韵》本那么规整。故洪适没有把当时见到的伪刻《燕然山铭》拓本收入《隶释》《隶续》中。如此齐整的《隶韵》本《燕然山铭》，是否就是洪适所说的何耆仲伪刻本呢？首先，《隶韵》成书后，刘球于淳熙二年（1175）五月二十日表进于朝[23]，后由内府御前应奉沈亨刊刻于德寿殿[24]，以广其传。洪适见到该书后，撰《书刘氏子〈隶韵〉》一文，见于《盘洲文集》卷六三[25]。淳熙十一年（1184）二月，洪适去世，《盘洲文集》在其生前就已编订成集[26]，这样初步可以确定《书刘氏子〈隶韵〉》的撰作时间上限要晚于淳熙二年，下限要早于淳熙十一年。统观洪适生前编订的《盘洲文集》八十卷，全书先按文体分类，每类之下大致按文章结撰时间先后排列[27]。《书刘氏子〈隶韵〉》前后分别有淳熙四年（1177）六月《跋岐阳石鼓文》，淳熙七年（1180）《池州隶续跋》和淳熙八年（1181）《淳熙隶释跋》。虽然《书刘氏子〈隶韵〉》无写作时间，但根据此文前后各篇的撰作时间，基本可以判断出此文创作于淳熙四年至七年之间。其次，洪适见到何刻本《燕然山铭》时，已经完成《隶释》，因此未在《隶释》中澄清《燕然山铭》的伪刻情况。淳熙七年，洪适撰《隶续跋》，称是书二十一卷，经四次刊刻，终成完书。其中第三次刊刻卷一五至卷一九，时间在淳熙六年（1179）。第四次刊刻最后两卷，由尤袤刻于淳熙七年，且卷二〇有“《燕然山铭》为何耆仲伪刻”条。《隶续》刊刻时间前后达十二年之久。《隶续》刊刻完成后，洪适于淳熙八年六月撰《淳熙隶释跋》，记述《隶释》《隶续》共计五十卷，乃陆续编纂，陆续刊刻而成[28]。由此可知，洪适见到何耆仲伪刻《燕然山铭》应在淳熙六年至淳熙七年之间。《书刘氏子〈隶韵〉》和“《燕然山铭》为何耆仲伪刻”条二文，在撰写时间上较为接近，洪适或从刘球《隶韵》中见到《燕然山铭》，然后经过考证认为是何耆仲伪刻，并于淳熙六年前后在《隶续》卷二〇中予以澄清。同时，对刘球《隶韵》存在的问题，洪适又另撰文《书刘氏子〈隶韵〉》，称凡是《隶释》中收录的碑刻，刘球《隶韵》中均有，并惊其搜罗之广博，及观其书，才知是借标题虚张声势，又评价《隶韵》一书编次疏略。洪适先是辨别出当时所见到的《燕然山铭》是伪刻本，进而又指出《隶韵》中所摹汉碑字形存在讹误，因此对刘球《隶韵》评价不高。再次，金石学到南宋洪适时达到鼎盛，《隶释》《隶续》在金石刻辞的搜集、整理、研究上远远超过欧、赵二《录》[29]。虽然何耆仲在四川地区刊刻《燕然山铭》[30]，但是远在江南地区的洪适[31]，亦能见到。刘球《隶韵》以求全为准则，较之洪适搜集金石资料有过之而无不及。又《燕然山铭》作为重要的纪功刻石，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并且成为重要的文学典故[32]。基于南宋的金石学背景和《燕然山铭》刻石的性质，刘球是有可能见到何刻本的。最后，从宋代文献记载来看，除洪、刘二人提到见过《燕然山铭》拓本外，尚未见其他宋代文献记载。纵观何耆仲一生，何氏绍兴中（1145年前后）初做官，担任安岳教授[33]，至庆元（1195—1200）中任夔州知府[34]。从绍兴中到庆元中，前后相距五十余年，其生年应在绍兴初年前后。此外，何氏在担任安岳教授时曾主持刊刻《普州州学进士题名碑》[35]，其刊刻《燕然山铭》亦有可能在其做官之后。《燕然山铭》作为重要刻石，以当时金石学的发达程度，其刊成后便会很快流传开来。因此在淳熙之初，洪适即见到何耆仲刻本《燕然山铭》。结合何耆仲生平与《隶韵》至迟成书于淳熙二年这一时间下限，可以得出何氏刊刻《燕然山铭》时间大致在绍兴中后期至淳熙二年之间。那么何耆仲所刻之《燕然山铭》是否有宋拓本传世？清嘉道间无锡著名碑帖鉴定专家钱泳[36]，其代表作《履园丛话》中有“汉燕然山铭”条，称：吴江翁海村征君惠余双钩《燕然山铭》，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未谷得之玉虹楼所藏宋拓本，真如景星庆云，世未易见。余细审之，谓必是后人重模，如西之作卤，之作氏，之作寇，铄之作烁，夐之作，皆非汉人字体，又脱去“乘燕然”三字[37]。然未谷深于汉隶，必有精鉴，即是重模，亦非近时人所能为之。案此铭，《集古》、《金石》二录及《隶释》、《隶续》、《汉隶字原》俱不载，惟刘球《隶韵》引模数十字。[38]钱氏得江翁广平[39]惠赠双钩本《燕然山铭》，认为双钩本中五个隶字皆非汉人字体。钱氏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在他所举的五个隶字当中，“铄之作烁，夐之作”两字，均与《隶韵》本相同。此后，钱氏于道光八年据翁广平所赠双钩本摹勒上石（参见图2），即《学古斋四体书刻》卷二第一种[40]，铭文之后有钱氏跋语，可知此摹刻本即从孔继涑藏宋拓本而来。经校对钱刻本与《隶韵》所收《燕然山铭》五十三字，钱刻本除将“烁”改为“铄”，“”改为“夐”，“”改为“邈”外，其他文字与《隶韵》本基本一致。由此可知，钱氏所见宋拓双钩本底本《燕然山铭》与《隶韵》本所据底本具有同源性。
另外，笔者经过多方查考，在“雅昌拍卖网”见到一册被称为“旧拓本”的《燕然山铭》[41]。此拓本剪裱装帧古旧，拓本表面布满石花，可惜只能看到第一开（见图3），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此旧拓本要早于道光八年钱泳刻本。
下面将旧拓本、《隶韵》本和钱泳刻本均有的隶字作一对比，详见下表：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三个版本字形均极为相近，但仔细对比便能发现一些细微不同，如旧拓本“翊”字，“羽”旁“习”中非两点而是三撇，与钱刻本不同，却与《隶韵》本相同；又如旧拓本“寅”字，旧拓本相较钱刻本更接近《隶韵》本；又如“缉”字“纟”旁，旧拓本用的是更早的写法，与《隶韵》本更加接近；再如“秋”字，旧拓本与《隶韵》本均有“灬”旁，而钱刻本无。另外还需注意的是，“惟”字竖心旁，旧拓本与钱刻本一致，与《隶韵》本不同。
从以上对比分析可知，《隶韵》本与旧拓本较为接近，但细微之处与钱刻本稍有不同。造成这种细微差别的原因，主要是钱刻本的底本经过辗转摹录，已经离孔继涑藏宋拓本原貌较远。《隶韵》本亦是据拓本或者摹本依样摹写刻板，宋本《隶韵》尚且更加接近何耆仲伪刻本《燕然山铭》原貌，但到了嘉庆年间秦恩复依宋本《隶韵》重新刊刻，秦刻本《隶韵》离宋拓本《燕然山铭》原貌又远了一层，细微的差异就不可避免了，故秦刻本《隶韵》一书有翁方纲《隶韵考证》附于其后。因此，可以得出旧拓本、《隶韵》本、钱刻本具有同源性，其源头极有可能是何耆仲伪刻本《燕然山铭》。传世文献对《燕然山铭》文本的收录，目前所知最早有两大系统：一是范晔《后汉书》系统，二是萧统《文选》系统，但二者文字互有出入。由前文可知，雅昌拍卖网“旧拓本”、《隶韵》本以及钱泳刻本具有同源性，均可以追溯到南宋何耆仲伪刻本《燕然山铭》。要回答何刻本属于哪一系统的问题。首先需校对出《燕然山铭》在《后汉书》系统和《文选》系统中的不同。现以南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宋元递修本《后汉书》为底本[42]，参校《文选》李善注本（尤袤本）[43]、五臣注本（陈八郎本[44]、朝鲜正德本[45]）、六家本（奎章阁本[46]、明州本[47]）、六臣注本（赣州本[48]、建州本[49]）。以上《文选》各种版本，均以完好保存《燕然山铭》一文为准[50]，且以宋刻本或以保留宋刻基本面貌的重刻本为主。经校对，《后汉书》本与《文选》诸本存在十九处异文[51]，分别是：（1）惟（原文为字下点，微信排版改为蓝色表示，下同）永元元年秋七月。按，李善注本作“惟”，其他诸本作“维”。（2）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按，除李善注本、六臣注本有“曰”字外，其他诸本均无“曰”字。（5）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按，《文选》诸本“东”下均有“胡”字。（8）莅以威神。按，李善注本作“莅”，其他诸本作“涖”。（9）遂陵高阙。按，李善注本、六臣注本作“凌”，其他诸本作“陵”。（10）下鸡鹿。按，李善注本、六臣注本作“鹿”，其他诸本作“漉”。（12）于是域灭区单。按，《文选》诸本皆作“殚”。（13）上以摅高、文之宿愤。按，《文选》诸本“上”字上均有“将”字。（14）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按，李善注本、六臣注本作“兹可”，其他诸本作“咨所”。（15）暂费而永宁者也。按，《文选》诸本“宁”下均无“者”字。（17）剿凶虐兮海外。按，五臣注本作“”，其他诸本作“截”。（19）封神丘兮建隆嵑。按，李善注本、六臣注建州本作“兵”，其他诸本均作“丘”。从以上校语中，可以总结出三点：第一，十九条异文之中，《文选》诸本皆同而与《后汉书》本不同者共十一条。十一条之中，除第十一条“扫”字与钱刻本不同外[52]，其他十条均与钱刻本相同。第二，李善注本与《文选》其他版本存在异文时，钱刻本与李善注本一致，如第一、第八、第九、第十四、第十七条。当然这里的特殊情况是第二条，钱刻本既不从《后汉书》本，也不从李善注本、六臣注本系统，而是与五臣注本和六家本相同。第三，钱刻本与《后汉书》本、《文选》诸本不同者，只有第十条。此条钱刻本与《隶韵》本相同，均作“麓”，可以看出钱刻本与《隶韵》本关系密切。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第十九条，此条李善注本存在刊刻讹误，误“神丘”为“神兵”[53]。《燕然山铭》一文，汉永元元年班固随军创作，封山刊石，到南朝宋范晔收入《后汉书》中，再到南朝梁萧统据《后汉书》加以“剪截”编入《文选》[54]。直至五代时期《文选》始有刊板[55]，前后历经数百年。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写本时代，文本处于流动状态。《后汉书》相较《文选》，在写本时代的传写中，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而《文选》作为文学总集，则加入了后人的增删润色成分[56]。至五代，《燕然山铭》始刻入木板，它的文本形式才算固定下来。通过对比杭爱山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汉书》本、《文选》本的巨大变化，在这期间经众人之手，才创造出一篇与班固《燕然山铭》原文有所不同的文本。因此，才出现以上十九处异文。通过分析《后汉书》本与《文选》诸本十九条异文，我们发现钱刻本与《文选》本基本一致，更确切地说，钱刻本与李善注本基本一致，即钱刻本的底本孔继涑玉虹楼藏宋拓本是以李善注本为底本进行刊刻的。由钱刻本与《隶韵》本的同源性，亦可得出何耆仲刻本即根据李善注本刊刻。何刻本以李善注本为底本，这也正好印证了宋代以后五臣注本受到批评，而李善注本为宋代学人所重视的观点[57]。另外，存世的《燕然山铭》拓本还有国家图书馆藏新疆伊犁本[58]，以及宣统元年（1909）浙江官纸局石印张曜驻军伊犁时所发现的石刻拓本剪裱本[59]。当然，随着燕然山位置的确定，伊犁本为伪刻，已成定论[60]。但伊犁本所据底本如何，则有必要予以理清。将伊犁本与《后汉书》本、《文选》诸本对比，伊犁本同样与李善注本一致，也就是说伊犁本与何刻本、《隶韵》本、钱刻本同属一个系统。那伊犁本是否就是何刻本呢？答案是否定的。经校对伊犁本与钱刻本，可以发现两个版本除“星”“旋”二字稍有差异之外[61]，其余文字在字形上一致。此外，钱泳曾指出孔继涑藏宋拓本《燕然山铭》中有五个字皆非汉人字体，又脱去“乘燕然”三字。故钱泳在重刻《燕然山铭》时将“烁”改为“铄”，“”改为“夐”等，同时补入“乘燕然”三字，而伊犁本正与钱刻本相同，因此可以确定伊犁本不是何刻本，其所据底本也不是孔继涑、桂馥等人递藏的宋拓本。而极有可能是好事者以钱刻本为底本伪造的，并号称发现于新疆伊犁。因为钱刻本在清末广为流传，但毕竟钱刻本毕竟不是所谓的真宋拓本。也就是说钱泳道光八年刻完《燕然山铭》之后，当时的好事者将钱刻本继续翻刻，以此盈利。最终的结果是，钱泳之子钱曰寿不得不于同治九年（1870）在《学古斋四体书刻目录》后撰题记一篇，以“近闻书估家将木版翻刻流行，未免鱼目混珠，是以特加目录”，告知读者须明辨拓本真伪[62]。民国年间天津著名书法家王襄就对伊犁本提出质疑，他认为伊犁本“神韵未足，间有讹字，意为复刻。后所拓，如‘斩温禺以釁鼓’，‘釁’讹为‘爨’；‘反斾而旋’，‘旋’讹为‘施’，文既不辞，自非原刻”[63]。王襄所举伊犁本“釁”讹为“爨”与钱刻本相同，但是伊犁本在翻刻钱刻本时又将“旋”误刻为字形相近的“施”字。可以确定的是，伊犁本《燕然山铭》伪刻时间大概在道光八年至光绪初年（1875）之间，其伪刻地点，正如辛德勇先生所说，也不可能在伊犁，有可能就在内地。伊犁本伪刻之后先以整纸拓本的形式流传，后以剪裱本石印发行，并且加入殷松年题跋，以说明此本何时发现于新疆，殷氏如何得到此本，并将其视若瑰宝。此一说明生动离奇，作伪迹象却显露无疑。2017年中蒙联合考察队对《燕然山铭》摩崖刻石的发掘，解决了诸多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这无疑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与此同时，杭爱山本《燕然山铭》摩崖刻石的出现，也有助于澄清宋代以来《燕然山铭》的伪刻情况。虽然早在南宋时，刘球就见过《燕然山铭》拓本，并将其中的五十三个隶字摹入《隶韵》中，但刘球所据底本并非杭爱山本，而是与其同时的何耆仲伪刻本。何氏号称重刻《燕然山铭》，但他应该并未见到真正的《燕然山铭》拓本，只是根据《文选》李善注本中《燕然山铭》的内容，模仿汉代隶书字体伪刻而成。此后，何刻本大行其道，至清代曲阜孔继涑玉虹楼收藏此刻拓本，后来又为桂馥收藏，其后翁广平又从桂馥处得到双钩本，并将此本赠给钱泳。钱泳经过考证，发现双钩本的底本虽非近人所为，但并非据东汉石刻所拓。钱氏将其中几处不符合汉人字体的隶书改正，重新缩摹，刻入《学古斋四体书刻》中。而所谓清代光绪初年张曜驻军伊犁时，命部下架云梯新拓之本，其原刻则是根据钱泳刻本重新翻刻的赝品。
[1]刘球编《隶韵》卷前“阮元跋”，《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2]参见辛德勇《发现燕然山铭》，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6页。[3]参见张清文《历代〈燕然山铭〉流传版本源流略论》，《中国书法》2017年第24期。[4]参见熊双平、柳园《〈燕然山铭〉摩崖现状及书法特质》，《中国书法》2020年第6期。[5]参见齐木德道尔吉、高建国《有关〈封燕然山铭〉摩崖的三个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6]《后汉书》所收《燕然山铭》一文，共二百九十五字（参见范晔《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册，第815—817页）。[7]两位先生对释读文字有说明，说：“摩崖与《后汉书》所记存在多处细微差异。为便于比勘，再将考察辨识结果移录如下。异文处理用[/]，斜杠前为《后汉书》所用字，斜杠后为摩崖用字；方框[ ]内的字，表示摩崖无法辨识、据其所处位置与《后汉书》对比后可以确认的字；字下划线者，表示《后汉书》有、摩崖无的文字；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为摩崖行数。”（《有关〈封燕然山铭〉摩崖的三个问题》）。[8]笔者据《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两宋拓《隶韵》残本，以及清嘉庆十五年（1810）秦恩复重刻宋拓本《隶韵》（此本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共辑得《燕然山铭》五十三字，较辛德勇先生所辑多六字。辑国图本二十五字、上图本十二字、秦恩复刻本五十三字，秦刻本已包括国图本、上图本收录之字，为呈现南宋刘球所见《燕然山铭》拓片的面貌，凡宋拓本有者，不用秦刻本。[9]按，“斾”字，从拓片来看应释为“旆”，“斾”与“旆”为异体字。[10]细审拓片，此字左侧有“足”旁，当释为“跨”字。[11]“拓”字，据拓片应释为“柘”；又“彊”字，拓片为“畺”，无左弓旁。[12]参见齐木德道尔吉、高建国《蒙古国〈封燕然山铭〉摩崖调查记》，《文史知识》2017年第12期。按，笔者曾致电高建国老师，高老师称：2019年夏再次去考察《燕然山铭》摩崖刻石时，利用雷达扫描，较之前释读的二百二十九字，又多释读出十余字，而且“秋七月”处完全看不到任何刻画痕迹，更看不出传世拓本如此复杂的“龝”字。[13]田振宇先生将此四字释读为“萧条乎万里”（参见田振宇《〈燕然山铭文本新订定〉之新订——与辛德勇先生商榷》，《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年2月8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796182）。[14]辛德勇教授亦释读为“钆”，并认为与“轧”字相通。参见辛德勇《燕然山铭文本新订定》，《金铭与石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00页。[15]张玉书等撰《康熙字典》戌集上《金部》，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8页。[16]许慎《宋本说文解字》，《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册，第66页。按，通行本作“芟夷蕴崇之”（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四《隐公六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册，第3760页）。[17]洪适《隶释》卷七《荆州刺史度尚碑》，《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9册，第6833页。[18]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二十《商颂·长发》，《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1351页。[20]刘球《隶韵》卷四《下平声下》，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2页；《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拓本《隶韵》，第3册。[21]何耆仲，字子固，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南）人，南宋绍兴中至庆元间在世。绍兴间为安岳教授，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左宣教郎，乾道六年（1170）知眉州，并为苏轼请谥。淳熙初，知资州，故有何资州之称（参见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四，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册，第3814页；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五《苏轼立朝大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08册，第632页；冯任修，张世雍等纂《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一一《名宦列传》，《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册，第173页；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五九四“何耆仲”条，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册，第199-202页）。[22]洪适《隶续》卷二〇“尉府灵壁砖文”条，《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0册，第7199页。[24]阮元《揅经室外集》卷四《隶韵十卷提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21册，第48页。[25]洪适《盘洲文集》卷六三《书刘氏子〈隶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58册，第666页。[26]参见冯会明、刘佩芝《〈盘洲文集〉版本源流——兼论宋代士大夫的闲逸生活》，《历史文献研究》2016年第1期。[27]如洪适“诗”作：《盘洲文集》卷五所收诗篇撰于乾道元年（1165）不同月份，并按时间先后排列。又如“章奏”之文：《盘洲文集》卷四三及《盘洲文集》卷四四第一篇，撰于隆兴二年（1164）；《盘洲文集》卷四四撰于乾道元年，《盘洲文集》卷四五撰于乾道二年（1166）。每篇诗文撰作先后，详见陈本兴《洪适年谱新编》，广西民族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9-71页。[28]《盘洲文集》卷六三《淳熙隶释跋》，第1158册，第667页。[29]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古刻丛钞一卷》，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738页。[30]施蛰存《金石丛话》，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9页。[32]参见李炳海《班固〈封燕然山铭〉所涉故实及写作年代考辨》，《文学遗产》2013第2期。[33]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1册，第116页。[34]崔邑俊、杨崇等纂修《夔州府志》卷五《秩官》，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第4a页。[35]《全宋文》卷七三二三《普州州学进士题名碑记》，第319册，第190页。[36]钱泳（1759-1844），初名鹤，字立群，号梅溪。江苏金匮（今无锡）人。能诗，工书，尤长隶书，所摹唐碑及秦汉金石断简不下数百种。著作有《说文识小录》《守望新书》《履园金石目》《履园丛话》《梅溪诗钞》等。钱泳一生，遍及大江南北。在北京时，曾结识当时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瑆，《诒晋斋法帖》的摹刻，即出自钱泳之手（参见清钱泳撰，张伟校点《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1页）。[37]钱泳所说宋拓本脱去“乘燕然”三字，乃是与通行本《后汉书》《文选》校对所得。天津李鹤年先生对钱泳所认为的宋拓本脱去“乘燕然”三字提出质疑。李氏认为钱泳未见宋拓本，仅根据《燕然山铭》双钩本判断不足为信，抑或是双钩者疏陋之过（参见李鹤年《李鹤年先生书学论集初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笔者认为李氏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但是《隶韵》本中有“乘燕然”的“乘”字和“燕”，且《燕然山铭》原文“燕”字只出现过一次，可知宋代《燕然山铭》刻本不缺“乘燕然”三字，钱泳所见双钩本辗转钩摹，又或翁广平所据拓本经后人重新剪裱装册，导致此三字脱落。[38]《履园丛话》卷九《碑帖》，第233—234页。[39]翁广平（1760-1842），字海村。江苏吴江人。清代著名书画家、藏书家。工山水画，分隶宗汉碑。师事姚鼐、张士元，受古文法。著有《续松陵文献》《听莺居文钞》等（参见张舜徽《张舜徽集·清人文集别录》卷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40]钱泳《学古斋四体书刻》卷二《燕然山铭》，道光八年（1828）钱泳刻帖本。此本拓纸高21。6厘米、宽55厘米，每页30行，行12字，总字数341字，扬州市图书馆藏。[41]雅昌拍卖网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069530671/，2019年11月30日。[42]范晔等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三《列传卷第十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2册，第43-46页。此本刻印精良，被誉为除北宋残本之外，最古最善之本。[4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六《封燕然山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4册，第7-10页。淳熙八年（1181）尤袤刊刻，此本被称为现存单刻李善注《文选》唯一完整的本子。另有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天圣道刻李善注本，今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尚存二十一卷，且多为残卷，卷五六《燕然山铭》已不存。[44]南宋绍兴三十一年陈八郎刻本为现存唯一宋刊五臣注全本（萧统编，吕延济等注《文选》卷二八《班孟坚封燕然山铭》，刘跃进主编《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15册，第221-223页）。又有宋杭州开笺纸马铺锺家刻本，仅存二九、三〇两卷，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按，开笺纸马铺锺家刻本所存二卷不包括《燕然山铭》一文。另外，笔者在校对《文选》诸本中，发现陈八郎本存在明显刊刻错误，如“震大汉之天声”误刻为“故不汉之天声”，为避免行文枝蔓，此刊刻讹误不放在校勘记中。[45]此朝鲜正德四年（1509）刻五臣注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正德本偶有刊刻之误，如“鹰扬之校”，误刻为“鹰扬之俊”，此条异文亦不放在校勘记中。[46]朝鲜世宗十年（1428）刻《文选》六家注本，韩国奎章阁藏，此本以秀州本为底本，很好地保存了秀州本的原貌（参见傅刚《文选版本研究》，世界图书西安出版公司2014版，第415-429页）。[47]萧统编，吕延济等注《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五六《封燕然山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44-845页。[48]赣州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影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刻宋元递修本，此本较国家图书馆、日本静嘉堂藏本为善（参见萧统编，李善、吕延济等注《文选》卷五六《封燕然山铭》，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编委会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册，第189-195页）。[49]建州本有商务印书馆1919年影印涵芬楼藏宋刻本，收入《四部丛刊初编》。[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燕然山铭》已不存。[51]前为《后汉书》文本，异文以着重符号标识，后为《文选》诸本校语。[52]“埽”与“扫”相同，前为正字，后为隶变俗字。汉碑之中，二者均有用例，如《王元宾碑》“奸轨埽迹”，《修华岳庙碑》“彗扫顽凶”。因此顾蔼吉认为“《说文》埽从土从帚，帚从又持巾，又即手也，碑复变土从手”（顾蔼吉《隶辨》卷三《上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页）。[53]“神丘”与“隆嵑”相对，唐张铣有注曰“神丘，燕然山也”（萧统编，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五六《封燕然山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32页）。[54]参见胡大雷著《文选编纂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100页。[56]参见侯文学《从班固作品异文看写本时代的文献传写——以〈文选〉、两汉书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58]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册，第29页。国图藏本有题记曰：“东汉永元元年（89）七月摩崖刻，在新疆伊犁。拓片高220厘米，宽123厘米。班固撰。隶书。有谓翻刻者。”[59]班固《燕然山铭》，宣统元年（1909）浙江官纸局石印新疆伊犁拓本，第10页。此本共十页，每页四行，行八字，最后一页仅一行七字，故全本295字，第十页附有殷松年题跋一篇。[61]钱刻本与《隶韵》本“星”字上有三“日”，伊犁本“星”字上仅有一“日”。[62]容庚《容庚学术著作全集·丛帖目》，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册，第1751-1753页。[63]王襄著，唐石文、王巨儒整理《王襄著作选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9页。
解树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发表过论文《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及其学术价值》等。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