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清人信札的图版公布和影印出版如雨后春笋，应接不暇。作为兼具原始性和私密性的第一手史料，信札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清代相关问题的研究中[1]。而取信札为史料，其前提是尽量精确的系年。

高邮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与其友朋的来往书札，现今可辑存者约有百八十封，涉及乾嘉道时期的鸿儒、文士、达官、乡绅等凡四十馀人，是了解二王交游、补充二王生平、展现清中期学术史细节的一手资料，极具史料价值。笔者在整理这些信札时，曾逐件加以系年，在系年的流程和方法上，产生了一些条理性的认识。鉴于尚未见到专门讨论系年流程方法的论著，故不揣謭陋，稍作梳理，毛举大纲，撰为释例，希望能有助于信札文献研究。

一、前期工作

在进行系年之前，应当首先检查信札是否完整，然后尽量准确地释文，并确定写信人和收信人。由于释文更多地涉及书法识字，本节置而不论，仅就其前后两个环节略作研讨。

（一）正编联

信札的载体单位是信纸，好比竹书的载体单位是竹简。竹书在研究利用之前，要尽可能地缀合各简，并正确编联。信札在系年之前，也要进行类似的工作：首先是对割裂残损的信纸要尽可能地加以缀合复原；其次是要检查是否存在缺页、颠倒等问题，保证正确的编联。缀合和编联是系年的先行工作，但前者很少遇到，所以本小节主要讨论编联问题及其对系年的影响。

正确的编联应当使相邻两页的文本连贯流畅，整封书札的内容统一无牾，这是检验编联正误的核心依据。编联问题多发生在同一来信人的不同书札之间，或二札误合为一札，或附语误缀于别札，亦有因前后页缺失，致使正文误作别札之附语者。由于附语内容多样，位置灵活，所以其编联尤当谨慎。

1. 二札误合为一札例

（例1）《乾嘉名人墨宝》（以下简称《墨宝》）收有陈寿祺致王引之一札[2]，凡四纸，略云：

2. 附语误缀于别札例

《昭代经师手简》（以下简称《手简》）是乾嘉诸儒致高邮二王的书信汇编，影印于民国早期。彼时石印缩版拼版之风盛行，为了节约成本，主事者在影印时采用了拼版。由于去掉了底色，拼接后相邻两页的边缘消失，致使某些写在页边的附语上属下属不易确定，从而造成录文的失误。

（例2）图1是《昭代经师手简初编》（以下简称《初编》）孙星衍致王念孙两札的拼接部分[3]。其间“张同年宗源”云云一段附语，王重民、马振君等均收入图版右侧的一札[4]。但仔细观察图版，附语第二列的“所”“邀其疏”等字都压在左侧一札的笺纸边框纹饰上，其第三列的“也”字更侵入到边框下方，就左右拼接的两札来说，明显应当属于左侧一札。王重民、马振君等将其归属右札，大概是因为附语书于札首的情形十分罕见。但这并非特例，清代中期王杰致某亲家札和陈用光致祁寯藻札便是如此[5]。彼二札因为札末已有一段附语，再无空间书写，所以移置于前。此处左札也是如此，其末尾已有“令郎同候”一段附语，所以将此段书于札首。左、右两札分别作于嘉庆元年和十二年[6]，此段附语提到的张宗源（即章宗源，卒于嘉庆五年）、宋定之（名保）等人，仅在嘉庆初年活动于京师，因此只能与左札系年相合。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附语因为书于另纸，保存混乱，而误系于别札。《手简》中有这么一段极为特殊的附语，因遭剪裁，脱离正文而成另纸，遂被误缀于别札后。这个误缀还导致了后续的系年错误，不可不正。

（例3）《昭代经师手简二编》（以下简称《二编》）阮元致王引之第六札后有两段附语[7]，其第二段云：

尊阡不知在何处，闻在天长界内，然耶？舍下观风巷宅子空着，如上郡城，颇可住得。又启。仍有杭人何臻，乃高垲之弟子，其字可以有其师七分光景，如高不能写，此人亦可。

第六札作于道光十三年八月[9]。其第二段附语既已编联于第二札后，兹据上文分析，第二札当作于第六札之前。第六札开头云“接到两次手书”，末尾云“生到滇，不病为幸”，可知该札乃时任云贵总督的阮元入觐返回昆明后致王引之的首札，则第二札必作于道光十二年十二月既望阮元自昆明启程入觐之前[10]。或将第二札系于道光十三年，将与之相关的第七札系于同年十二月，恐不确[11]。

3. 正文误作为附语例

（例4）《二编》王绍兰第一札正文占七个单面，附语占两个单面[12]。附语中的论《淮南子》二则部分又见于《许郑学庐存稿·与伯申二》[13]，据《与伯申二》“秋间北上”“迩际岁籥更新”云云，知作于某年岁杪；而此札正文末署“四月十七日”，故两者决非一札。这大概是由于保存散乱，致使《与伯申二》一札前后纸缺失，仅存论学内容的两纸，遂误为别札之附语。这一编联错误更因《手简》石印而被抹去痕迹，若非见于王绍兰文集，恐将无从辨别。

（二）定姓名

如果一封信札连其写信人和收信人都不能确定，则基本无法对其进行系年。清人作书，于收信人大率称字号而不直呼其名，以示尊敬。写信人则一般署名而不书姓；有时甚至连名也不署，而以“知名不具”“名心具/肃/印”等代替。所以确定清人书札的写信人和收信人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借助工具书和电子检索[14]。由于高邮二王及其友朋大都是清代中期的鸿儒、名士和中高级官僚，姓名字号为众熟知，因此这方面的问题不多。但仍有少许收信人失考，兹查考如下。

（例5）《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影印收录王引之一短札，系向字雨园之人询问梁玉绳科名官履[15]。刘盼遂辑入《王伯申文集补编》时，未知雨园为何人，遂题作《与□雨园书》[16]。王章涛认为可能是字雨园的山阴陈锡畴[17]，但陈锡畴（1838-1904）生年过晚[18]，决不可能是该札的收信人。据信文，雨园应是与梁玉绳同乡的京官。宋世荦《红杏轩诗钞》卷十有《再赴京偕汪雨原庶子润之游极乐寺时汪将视学十闽即以志别》一诗，诗题中的汪润之字雨原，籍贯浙江钱塘，与梁玉绳为同乡；嘉庆二十二年王引之作此札时[19]，汪氏正任少詹事居京，当即此札之雨园无疑。清人字号不嫌同音假借，如王念孙字石臞，或作石渠，又如张惠言字皋文，或作皋闻。汪润之字雨园，或作雨原，其例正同。

（例6）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有王引之致云伯书札两封，未知姓名[20]。其第二札云：

清人给业师、座师写信时，一般称夫子而不称字号，这给考证收信人增加了难度[22]。高邮二王此类函札存世不多，仅《墨宝》中有一封王引之致“老夫子大人”的书信[23]。据信中“兼绾抚篆”“粤东”“小云大兄”云云，知为时任两广总督阮元，小云即其长子阮常生的号。此札考证不难，附记于此。

二、方法举例

在编联确认无误，文字释读完成，写信人和收信人确定的基础上，方能展开对信札所作时间的考证。系年作为一种考证，应当是客观的，科学的，遵循一定的流程，辅助以若干技巧，合而言之，即为方法。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一）明时月

清人信札署时，年月日全备者颇少，而以月日兼书者居多，仅书日者次之。其仅书日与不署时者之系年，较月日兼书者难度增加不少。此时首先需要挖掘信文内部的时间信息，确定大致的季节和月份，从而为系年搭建阶梯，创造条件。

（例7）《二编》陈寿祺第七札无署时[24]，据信中“大课”“新年首课，且题首甚好”云云，知作于陈、王同在庶常馆的某年正月。二人入馆在嘉庆四年五月，散馆于六年四月[25]，则作此札之正月只能在嘉庆五年或六年。考王寿昌《自订年谱》，其父王引之于嘉庆五年三月回籍省母，明年二月返京[26]，六年正月并不在京，陈寿祺无从与之讨论馆课，则此札必作于嘉庆五年正月。信中又云“雪后恐有数日冱寒”，考嘉庆五年正月降雪频繁，而六年正月无雪[27]，亦可佐证。

（例8）《二编》张敦仁第一札未署时[28]，据信中“节后渐暑”，知作于某年春夏间。复据“已赴天长”“营兆之期须俟秋后”云云，知作于王引之丁内艰乡居时。嘉庆十年春，王引之奉母柩旋里，冬间择定茔地[29]；因此所谓秋后营兆即营葬之事当在十一年，次年春王引之即已服阕返京。此札可以确定作于嘉庆十一年春夏间。

以上所论皆据存世信札。还有很多清人信札原札散失，仅保存在文集或书信集中，收录时其署时多被删去。若能找到带有署时的版本，不仅能降低系年的难度，还可以提高系年的精度。

（例9）《王文简公遗集》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无署时[30]，据内容知为《二编》焦循第二札的复函[31]。焦札作于嘉庆十年六月十三日以后[32]，考虑到当时二人同在扬州，相距匪遥，则此复函大概作于秋间。后检《雕菰楼易学》，其卷首所载《王伯申先生手札》正是此札[33]。王引之子孙辑刻《遗集》时，应当就是从彼处收录。《王伯申先生手札》末有署时“十月初二日”，则此札实际作于冬初。反推焦札的写作时间很可能并非六月十三日稍后，而是深入秋间。

（例10）《王文简公文集》卷四较《遗集》新收《与王畹馨中丞书》三札，皆无署时[34]。其首札云“春闱校士”“敦甫四兄读礼南还”，王章涛据王引之充会试副总裁和汤金钊（字敦甫）守父丧这两个时间节点，系此札于道光三年九月[35]。检《王文简公遗文》所收此札底稿[36]，末署“重阳日酉刻”，不仅可证王说之确，且能为之增补日期。

（二）征行实

明时月只是基础工作，要给信札系年，还需要利用年谱、传状、档案等时间明确的材料，来考证信文所载各方行事的年月，从而推定信札的写作时间。研究者在围绕某个中心人物系年其函札时，应当熟悉其本人及若干亲密师友的生平履历：有年谱评传的，应当勤加翻阅利用；倘若没有，则需要先去搜集其碑志传状，结合诗文集，自制简要年谱备用。

（例11）《里堂札记》嘉庆四年己未下收入《答王伯申》一札[37]，未署月日。其开头云：“前石臞先生运漕过扬，仅驻一宿。”又云：“越十数日，沈君凫村寄来尊札及《广雅疏证》一部。穷日夜之力，先将卷十上下读完。”嘉庆四年，王念孙外差巡视南漕给事中，三月二十三日面圣后僦装出都，四月十日抵达宝应接任，五月十五日督押运船全数进入山东，月底返回京师[38]。其“运漕过扬”，当在四月下旬。则焦循收到《广雅疏证》，当在端午稍后，读完卷十再作复函，当已至五月中旬。故可系此札于嘉庆四年五月。

（例12）前揭《墨宝》所收王引之致时任两广总督阮元书，末署二月廿六日。其中提及“刘吉甫世兄因秋间窀穸之费尚无所出”，吉甫乃刘喜海字。其父刘镮之为王引之中举时的房师，道光元年十二月卒官吏部尚书，则“秋间”下葬当在道光二年或三年。信中又云“陈同门未之任以前，想必兼绾抚篆”，查《清代职官年表》，道光二年十二月，河南布政使陈中孚迁广东巡抚（陈、王同为嘉庆四年进士，阮元为该科会试副总裁，故王对阮称陈氏为同门），则陈要“之任”广州只能在此时间之后。因此该札可确定作于道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三）谙术语

清人信札中有一些涉及时节的成词，也有一些涉及典制的术语，熟悉这些成词术语，十分有助于系年。前者如“客年”“献岁”“小至”“嘉平”等，后者如“棘人”“制”“期”[39]、“按试”“计典”“通家”等。比如例2所揭《初编》孙星衍第二札，其中云“客年因足疾卧床”“闻令郎高捷”。孙氏伤足于王引之中举的乾隆六十年五月，“客年”即去年，则此札作于嘉庆元年。王章涛、马振君皆系于乾隆六十年[40]，大概是未明了“客年”之义。又如例7陈寿祺札的“大课”指庶常馆课，若不明此义，恐难以系年[41]。

（例13）《墨宝》收录姚文田致王引之一札，仅残存末页，署三月十六日[42]。信中云“顷已考毕苏、太二属，即日当移驻云间”，知作于江苏学政任上。查《清代职官年表》，姚文田于嘉庆二十四年九月简放江苏学政，道光二年八月任满，则此札之三月十六日只能系于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元年或二年。信末署名上冠有“期”字，知姚氏的妻儿近来有去世者。据《邃雅堂集》卷三《题红蕉阁主人遗照》及卷四《亡室周夫人圹志铭》[43]，姚妻周瑶卒于嘉庆二十四年十月，而其子培宣（又名晏）、培赏（又名衡）皆卒于姚氏身后，所以此札必作于嘉庆二十五年。

（例14）《王光禄遗文集》卷四《与刘端临书（三）》无署时[44]。刘文兴系于乾隆五十七年，然未言所据[45]。王章涛据信中提及的《广雅疏证》撰写进度，推算当作于是年；又据“自去春至今，一岁之内”云云，确定作于春日[46]，其说可从。然仅据《广雅疏证》撰写进度推算，终嫌未安。再审此札，其中云“计典已过”，由于乾隆末王念孙一直担任京官，则计典必指京察。清代自雍正元年起，每逢子卯午酉，三岁一京察[47]，《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九六亦载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京察[48]，则此札作于该年春可以论定。

（四）察地理

根据信文反映出的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地理位置，通过探查两者何时处于该地，可以反推信札的写作时间。

（例15）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五《上王侍御书》系致王念孙札，无署时[49]。信中云：“昨者谋应都下之试，求得姬传先生之书，将以介于从者而谒于左右，见卢南石督学而以达于执事之观览。”卢南石即卢荫溥，督学即学政，考卢荫溥仅一任河南学政，乾隆六十年八月简放，嘉庆三年八月任满[50]，在此期间陈用光曾身处河南。陈为江西人，为何往河南呢？考其父守诒于乾隆六十年六月除河南陈州知府[51]，陈用光前往侍养，因得进谒按试陈州的卢荫溥[52]。嘉庆二年秋，陈用光欲北应顺天乡试，然冬初即因河南不靖而辍止[53]。在冬间得到姚鼐的介绍信和赠予王念孙的《惜抱轩九经说》《春秋三传补注》后[54]，陈用光作此札托卢荫溥寄京，先行通问，待“他日因缘得至都下”，再“进谒阶墀”。因此可以确定此札作于嘉庆二年冬或稍后。

清人信札不署时或者署时仅书日者，多因收信人相距密迩，邮递迅速。若信札相关各方同在一地，即可凭此卡定相应时段，辅助系年。

（例16）例6王引之致陈文述一札未署时。据“昨见中丞师”“谨望吾兄再为一提”，可知王、陈、阮三人同在一地。且王所求之《经籍籑诂补遗》纂成于嘉庆六年四月[55]，其刊就更在其后。考嘉庆六年以后三人得以相聚者，唯八年八月阮元入觐清仁宗于滦京时。阮元入觐，携陈文述随行，往返皆由京师、古北口一线[56]，故三人得暂聚于京师[57]。

（五）据官称

清人信札称呼收信人及其他人，多用其官衔或身份的雅称，如“制府”“宫庶”“广文”“孝廉”等等。根据关涉方具有此官衔或身份的时段，可以反推信札的写作时间。

（例17）《王伯申文集补编》卷上《与焦理堂书（二）》末署八月八日[58]。闵尔昌、王章涛皆系于嘉庆十年[59]。信中两处提及阮元，一作“阁学阮君”，一作“阮阁学”。阁学为内阁学士的简称，据《雷塘庵主弟子记》，阮元于乾隆六十年九月至嘉庆三年八月间官内阁学士。嘉庆十年，阮元已官至浙江巡抚，当称作抚军或中丞，不得再呼作阁学，闵、王说非是。考嘉庆元年正月，时任浙江学政的阮元征刻《淮海英灵集》，收录清代扬州先贤诗作，由焦循等人协助，至三年正月修成。信中所谓“征先祖遗诗”，就是征求王引之祖父王安国的诗集，则此信的“八月八日”只能系于嘉庆元年或二年。嘉庆二年，焦循“授徒村中，无应酬之烦”，而元年在阮元学政幕中，随行阅卷[60]，遂得以代求王引之先祖遗诗，可知此札当作于嘉庆元年。

（例18）《二编》臧庸札仅署“初六日”，系因久病不愈，拟回南治疗，归还所校《小学钩沈》稿本时所作[61]。嘉庆十六年五月，臧庸尚致书王念孙，讨论校勘《小学钩沈》事宜；七月二十七日，遽卒于京师，所以此“初六日”可以系于该年六月或七月。王章涛、陈鸿森皆系于六月[62]，未明缘由，大概是觉得七月间臧庸恐已病入膏肓，难以作札。考信末提到“李公果升天津道，昨已另托人定舟矣”，查《天津府志》，天津兵备道有李銮宣，嘉庆十六年任[63]，复检《嘉庆帝起居注》，该年七月一日载谕旨：“直隶天津道员缺，着李銮宣补授。”则此札之李公可确定为李銮宣，“初六日”必在李氏升任天津道的七月一日之后，故只能系于七月。

但需要注意的是，清人为了表示尊敬，有时会采用更高的称呼。比较常见的是省去副职的“少”“副”等称，也有以长官称呼属员的例子，如嘉庆十七年末，朱士彦时官右赞善，而被称作詹事[64]；王引之未尝任詹事或少詹事，仅担任过詹事府下的左、右庶子，而陈寿祺有《与王伯申詹事论古韵书》[65]，皆其例。

当然也有因为消息的迟滞或记忆的混乱导致官称错误的情况发生。如本文例15陈用光称王念孙为侍御，时为嘉庆二年冬或稍后。王念孙曾任监察御史，但早已于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升任给事中，此时当呼作给谏，而非侍御。

以上都是信文中的官称，还有札题中的官称，情况更为复杂：有时是作札时对方的时官，有时是后来整理时对方的时官或终官，还有的淆乱异常，不知所由。如王绍兰《与家伯申学士书》[66]，根据信中“《汉书杂志》刻成，尚祈赐读”云云，可以确定作于道光年间；而王引之任侍讲、侍读学士，是在嘉庆十三年末至十七年中。十年之后，仍作前称，甚不可解，当系编辑致误。因此利用札题中的官称来辅助系年时，一定要极为谨慎，注意其时效性和准确性。

（六）按著述

高邮二王及其友朋饶有著述，鸿雁往来，颇多谈书论学，可称作学者型信札。结合其著述的版本情况、序跋时间以及关涉诗文，可以有效地辅助系年。

（例19）张澍《养素堂文集》收录有一封《与王伯申侍郎书》[67]，无署时，系某年春末收到王引之寄赠《经义述闻》（以下简称《述闻》）和《广雅疏证》的回信。该札转引《述闻》六则，其“壤驷赤”条始见于《周秦名字解故》，“依”“犬戎树惇”二条始见于初刻不分卷本，“徒人费”条始见于二刻十五卷本，而“棠君尚”“郈昭伯”二条仅见于三刻三十二卷本[68]，所以张澍收到的《述闻》必为刊刻最晚之三十二卷本。该本《左传》《国语》部分刻成于道光八年秋（说详例30），则收到《述闻》之“春杪”至少在道光九年以后。张氏收到后，“数月来读之”，则作复当在夏秋间。札中又云“簿书鞅掌，卒卒无暇”，考张澍于道光十一年春已辞官不仕，则只能作于九、十年间。此二年中，张氏官江西泸溪知县，曾于九年六月移疾告归，并于秋间往南昌等候批准，然未获允，故于明春又回任，直至十一年开春。两相比较，此札系于道光十年夏秋间最为合适。考王绍兰曾于道光九年十二月收到《述闻》二十八卷（唯无《太岁考》二卷、《通论》二卷）[69]，则张澍于道光十年三月收到者大约相同[70]。

（例20）《二编》朱彬第二札无署时[71]。此札云“开岁当诣其几案”“兼迫岁除”，知作于某年十二月；又提及为刘台拱整理遗著，则必在嘉庆十年五月刘台拱去世以后。关于整理进度，信中云：“日来为端临编录《论语注》一卷、《荀子》《汉书》各一卷，礼堂写定，可以慰我良友。”知此三种已经蒇事。考阮常生《刘端临先生遗书书后》云：“（嘉庆）十一年春，工部（即刘台斗，台拱弟，时官工部主事）至扬州，先以先生《论语》《荀子》《汉书》之学三卷并行状来。”[72]刘台斗所持之三卷，即朱彬所整理者，当完成于嘉庆十一年春之前。所以此札可以确定作于嘉庆十年之十二月[73]。

（例21）王念孙次子敬之有诗集《小言集》，其卷首刊载奕绘致王引之一札[74]，无署时。此札系奕绘读过《小言集》五卷后的复函，评价云“清深朴古，当时罕见”，并“谨题二诗，用申私淑”。此二诗无题，后收入奕绘《明善堂文集》卷三，分别题作《寄王宽夫》《题书巢集及三十六湖渔唱》[75]。《明善堂文集》以时间先后编次，此二诗前后皆道光十年春夏所作，故可系此札于道光十年春夏间[76]。

（七）交系联

如果双方的往返书札能够连续地保存下来，形成“去函—回信—再去函”的链条，就可以根据其中任意一札的写作时间，推定其他各札的系年。但越往上下游传播，这种系年方法的误差越大，因此应当尽量限定于相邻两札。

（例22）王绍兰有《与伯申侍郎书》[77]，论《淮南子》若干则，没有任何时间信息。上文例4已言及道光四年四月十七日，王绍兰曾寄呈王引之一函。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王引之复书云：

所谓“承示《淮南》诸条”“田成常之常非字，有《公羊传》‘常之母’可证”，皆见于《与伯申侍郎书》，但所谓“拜赐《经韵楼集》”“承示《管子》诸条”“如‘立优美’‘服牛轺马’”，则《与伯申侍郎书》及四月十七日札中皆无。《与伯申侍郎书》首尾不具，疑其专论《淮南》诸条者，乃附札之文，其正文恐已佚失。四月十七日札又明云“久稽笺答”，则《与伯申侍郎书》必在其后，故可系于道光四年夏秋间。

（例23）夏味堂《遂园遗文》卷三收有两封致王引之的书函[79]，均无署时。在首札《与王伯申书》中，夏氏请王引之指正其所著《三百篇原声》稿本并求序；在次札《再致伯申书》中，夏氏已经“接读复书”。根据首札的时间信息，详考夏味堂行状，可以确定作于嘉庆十年九月[80]；但次札没有任何时间信息。《三百篇原声》卷首载《王伯申庶子书》，即首札之回信，次札之来书。王札有“昨自外归”之语，可以确定作于当年九、十月间[81]；又云“相距数十里”，则通信便易。夏味堂收信和作复，当不至出月，故可系次札于嘉庆十年十月。

如果称前述系年方法为纵向系联的话，那么还可以进行横向的系联。当甲乙之间的信札和甲丙之间的信札内容高度相关时，其所作时间必然相近。根据其中一札的写作时间，可以推定另外一札的系年，或者提高其系年的精确度。

（例24）《初编》朱彬致王念孙第二札无署时[82]。据信中“阔别二年”“先生困而得亨，嗣君亦获膺显擢”“顷闻来南视运河一带”“隆冬”云云，可以确定作于嘉庆八年冬间[83]，但月日阙如。考同年十一月九日（1803年12月22日，是日为冬至前一日）刘台拱来书[84]，王念孙于嘉庆八年冬至稍前抵达清江浦，距宝应百里之遥，曾函招刘台拱和女婿朱联奎前来相见。朱彬此札恰云“本拟与聚五同来”，聚五即其堂弟朱联奎字。朱彬听闻王念孙南来之讯，本拟同去看望，但因染病畏寒，不克前往，遂托其堂弟捎去此信，以通问候。刘札既作于十一月九日，且王念孙在清江“不过一二日之留”，则此札必与之同时，故可系于十一月[85]。

还有一种稍微特殊的纵向系联，即“去函—再去函”的情况。写信人给同一个收信人连续发出两封去函，其内容相关，时间相近，此时需要注意区别其先后次序。

（例25）《二编》阮元第七札讨论刊刻《古韵廿一部》事：

今人在进行信札系年时，通常先选定某中心人物，然后逐个考察他与周围人物的来往书札，建立多条纵向维度上的时间先后关系。根据本节所述“交系联”的方法，还应该建立不同人物的相关书札在横向维度上的联系，即以人为经，以事为纬，构建出纵横交错的网络，从而更有力地保证系年的准确性。

（八）慎排除

信札的系年还可以采用排除法：先罗列出可能的时间范围，再一一排除那些与信文不符的时间，最后确定其写作时间。排除法通常用于时月确定的信札，仅需甄别年份。但“说有易，说无难”，不到万不得已，这种方法不应轻易使用。

（例26）《王文简公遗集》卷四《致宋小城书》无署时[88]。据信中“夏间在南阳试院”及“六月下旬回汴”云云，可知作于王引之任河南学政时的某年六、七月间。考王引之于嘉庆十二年十月抵任，十五年十月离任，则唯有嘉庆十三年至十五年可以当之。嘉庆十三年闰五月八日，王引之于开封府接到升任左庶子的邸报[89]，若之后出发，前往南阳府考试生员，往返时至少须串考汝州、郑州或许州、汝宁府、光州[90]，则六月下旬甚难回汴，可排除此年。信中又云“《谐声补逸》……两日后便觅妥人寄东，请家父细阅”[91]，东在彼时乃山东简称。嘉庆十四年秋，王念孙由山东运河道调直隶永定河道，则十五年夏秋间已不在山东，亦可排除。因此只能系此札于嘉庆十四年六、七月间。

（例27）例4引及王绍兰《许郑学庐存稿·与伯申二》一札，无署时。该札云“秋间北上”，又云“迩际岁籥更新”，则当作于岁暮。信末“左足风痹，一时殊难脱体，暮齿宿疴”云云，知作于王绍兰晚年。《许郑学庐存稿》卷六《答程月川中丞》云：“且年来风痹时发，行动须人，离家亦不甚便。”[92]程月川名含章，道光五年夏至六年冬抚浙，知王绍兰于道光四、五年中始患足疾，故此札必作于道光四年以后。此札开篇云“秋间北上”，据道光四年以后王绍兰与王引之往来各札，可以排除四年、八年及九年[93]；复据《许郑学庐存稿》各篇，又可排除七年、十年及十一年[94]，唯五、六年可以当之。王绍兰患足疾，行动不便，外出须家人侍候；而其妻卒于道光三年七月，诸子须守孝至五年十月，五年秋恐未能成行。故定王氏北游于道光六年，系此札于该年腊月。

以上两例，前者已经得到了新刊档案的验证[95]，而后者针对较长时段进行排除，证据单弱，其系年结果只能视为目前可能性最大的假说。由于王绍兰自嘉庆末罢官后杜门里居，其晚年的生平行实极难考见，所以例27的系年不得已采用排除法，其结果尚有待新材料的检验。

三、原则刍论

（一）无定法

针对高邮二王与其友朋的来往书札，上节总结了八种常用的系年方法。从上举各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并不是独立的，系年时经常要综合运用。具体选取哪些方法，应当视信札提供的信息而定。如果信札提供的信息比较特殊，就应该跳出常法，创造性地解决系年问题，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是也。等到类似的技巧积累已多，即可再行归纳为新的方法。

（例28）《二编》阮元第四札云：

（二）协内外

王引之训释古书语词，要求“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100]。杨树达训释青铜器铭文，“首求字形之无啎，终期文义之大安”[101]。训释古书和出土文献需要兼顾内外，信札系年亦然。对于一封信札，正确的系年不仅应该使信中各项事件的时间犁然顺当，还应该与其他各札的系年不相冲突，与其他文献档案的记载略无抵牾。

（例29）《初编》朱彬第三札云：

（例30）陈奂与高邮二王来往书札存世者凡十五封，集中于四个时期：嘉庆二十五年（1820）在京时两封；守父丧时（1824-1826）三封；居乡侍母及守母丧时（1828-1830）九封；道光十三年（1833）一封[110]。其中第三个时期的九封全部为与王引之的来往函札，主要事项是陈奂应嘱抄校宋本《荀子》《淮南子》《管子》寄京，同时陆续获赠《述闻》和《逸周书杂志》《荀子杂志》，今表列如下。

有学者将第一至四札全部系入道光九年[111]，非是。考第四札云：“闻黄氏尚有校宋《管子》《列子》《淮南子》等书，若思重雕，亦当向伊借录。”第五札云：“九月廿日，接奉手教，知《荀子》六册业已照入。”又云：“其《淮南》全书已钞出三本，据云需明春告蒇也。所钞《管子》实无妥便，迟迟未寄。邵鱼竹兄服阕来京，须十一月中到苏，可以托寄带呈无误。”作于十月的第五札既在作于腊月的第四札后，则两札绝不能系于同年。第五札既系于道光九年[112]，则第四札当系于道光八年。一至四札关系密切，均当系于同年。

系第一至四札于道光八年，则可与其他信札、文献皆密合无间。陈奂于道光八年三月收到《逸周书杂志》，与王绍兰、陈寿祺相近[113]，此其相合者一也。陈奂于道光八年十二月收到《述闻》二十三卷，陈寿祺于道光九年秋收到《述闻》二十六卷[114]，顺序不紊，此其相合者二也。据家谱，陈奂母卒于道光八年九月九日[115]，故之前的第一札不冠“制”字，而之后的第四札则于署名上冠“制”字，此其相合者三也。

清人文集所收书信的篇题下偶尔注有所作时间，如果文集是作者手订，可信度较高；如果出于后人拾掇，则不可轻信，须根据“协内外”的原则，从信文出发，加以检验。

（例31）王欣夫辑陈奂遗文为《三百堂文集》二卷，其中有两封《与王伯申书》，收自《墨宝》者注云己卯，收自《二编》者注云辛卯[116]。第一札云：“除夕，奂奉到大箸《经传释词》十卷。”又云：“新正五日，复蒙赐示。”则当作于某年正月。王欣夫系此札于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大概是根据《经传释词》刻成于该年。但年中刻成[117]，焉能年初收到？此札实当系于次年庚辰。第二札署名上原有“制”字，辑入时删去。考陈奂父卒于道光四年闰七月，母卒于道光八年九月，据其守制时间，无论如何不可能系到道光十一年辛卯。信中提到：“新正奉惠书，并赐寄老伯大人《恭纪与宴诗》六章，具征盛事，儒林共庆。”道光五年秋，王念孙重宴鹿鸣，赋诗六首恭纪恩荣[118]，则此札必作于次年丙戌。

（三）从阙疑

必须承认的是，或是因为信札本身提供的信息过少，或是因为外部支撑系年的文献不足，很多信札只能确定年代范围，甚至连范围也无法划定。对于那些连发信人、收信人都无法考证的书札，其系年更无从谈起。即使是能够系年的信札，有时也难免具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这种偶然性警醒研究者，即使用尽各种方法，有些书信可能仍然无法系年。对于那些无法系年的信札，应当保持平和之心、阙疑之态，毋必毋固。对于信中有可供系年的信息，而外部支撑文献不足的，可以提出想法，等待更多相关材料的刊布。

（例32）《近三百年学人翰墨》中有一封王引之致云翼书的录文：

反思此札之所以能够成功系年，除却思路明晰外，还因为档案材料过于巧合。如果不是嘉庆十三年有万寿恩科，河南岁试不会被如此拆分，王引之就要一次串考多个府州，此札的“初六日”就无法确定其月份。因此这封信札的成功系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没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极为巧合的档案，就应该阙以存疑，等待更为充足的文献资料。系年工作者所应该做的，就是尽量挖掘信文的时间信息，提供若干可供尝试的思路。

四、结 语

针对清人信札的系年，前辈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多数体现在单篇考释中[121]，有的体现在整理的书信集中[122]，还有的体现在所作清人年谱中[123]。其中有大量精彩的系年案例，如同神探破案，抓住蛛丝马迹，娴熟使用各种谱传、诗文、题跋、著述、官书、档案、方志、家谱材料，思维缜密，一击而中，得其年月，令人拍案称奇。与前辈相比，笔者仅仅是在陈鸿森、王章涛、柳向春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约百八十封高邮二王相关信札进行了逐件系年，获得了一些粗浅的经验教训，遂无知无畏，妄作释例，其疏漏不足者必多。同时本文所总结的方法和原则，究竟可以多大程度地迁移到其他清人书札的系年中，此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系年方法和原则可以补充，都有待进一步的检验和提炼。抛砖引玉，深所望于高明大雅。

附记：本文初稿撰成后，曾蒙黄汉先生和董婧宸、董岑仕女士惠赐修改意见，又得到匿名审稿专家的悉心阅正，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备注：本文刊载于《文献》2023年第3期，与此底稿容有不同。若蒙征引，请以刊出版为准。

[1]马忠文：《专刊导言》，《文献》2021年第5期，第4-7页。

[2]孙星衍等：《乾嘉名人墨宝》，中华古籍资源库收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经折本（索书号：14899），第6页右半至第7页左半（该本无页码，此为电子检索页序，下同。其一页包括左右两纸）。

[3]《昭代经师手简初编·孙星衍致王念孙书（一）（二）》，民国七年罗振玉影印本（该书无页码）。

[4]孙星衍撰，王重民辑：《孙渊如外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6页下栏。马振君：《孙星衍年谱新编》，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32页。

[5]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25-126页。本院编，赫俊红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代名人书札》，中华书局，2015年，第260-261页。

[6]左札系年见下第二（三）节讨论“客年”一段。右札系年参看马振君：《孙星衍年谱新编》，第330-332页。

[7]《昭代经师手简二编·阮元致王引之书（六）》，民国七年罗振玉影印本（该书无页码）。

[8]《昭代经师手简二编·阮元致王引之书（二）》。

[9]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第870-871页。

[10]张鉴等编：《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七，郑晓霞、吴平标点：《扬州学派年谱合刊》，广陵书社，2008年，第491-495页。

[11]陈鸿森：《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9-252、260-261页。考阮元继室孔氏卒于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长子常生卒于次年三月二十七日，故第六札末署“生期阮元顿首”。若第七札作于道光十三年，则信末署名上亦当有“期”字（参见例25）。

[12]《昭代经师手简二编·王绍兰致王引之书（一）》。

[13]王绍兰：《许郑学庐存稿》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3册，第616页下栏至第617页上栏。

[14]工具书中目前较为通行好用的有杨廷福、杨同甫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和周骏富编《清代传记丛刊索引》（明文书局，1985年）。电子检索的思路与方法，可参艾俊川的几篇E考证文字：《对小莽苍苍斋藏札的几则E考证》《被埋没的白曾烜》《谁是金德舆的老师？》，《且居且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3-114页。

[15]陶湘辑：《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卷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宣统三年天宝石印局石印本（索书号：35727），第5b页。

[16]王引之撰，刘盼遂辑：《王伯申文集补编》卷上，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附录第27页上栏。

[17]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广陵书社，2006年，第222页。其说大概是检索杨廷福、杨同甫编《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上册第290页）而得。

[18]江庆柏编：《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1页。

[19]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222页，

[20]本院编，赫俊红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代名人书札》，第186-187页。

[21]钟慧玲：《陈文述年谱初篇》，《东海中文学报》第16期，2004年，第171-224页。史诠：《冯柳东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05-340页。

[22]前引艾俊川《谁是金德舆的老师？》考证金德舆致其业师李集一札颇为精彩，可参看。

[23]孙星衍等：《乾嘉名人墨宝》，第12页右半至第13页右半。

[24]《昭代经师手简二编·陈寿祺致王引之书（七）》。

[25]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第2831页。

[26]王寿昌：《王子仁文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第245页上栏。

[27]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编：《北京250年降水：1724—1973》，内部资料，1975年，第31页。

[28]《昭代经师手简二编·张敦仁致王引之书（一）》。

[29]嘉庆十年十二月，阮元“两接手书”后，复函王引之云“宅兆想已卜定”（《昭代经师手简二编·阮元致王引之书（一）》），可以反推王引之择定其母茔地当在冬间。

[30]王引之：《王文简公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1册，第749页下栏。

[31]《昭代经师手简二编·焦循致王引之书（二）》。

[32]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144—145页。

[33]焦循：《雕菰楼易学》，《续修四库全书》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5页下栏。

[34]王引之撰，罗振玉辑：《王文简公文集》，《高邮王氏遗书》，第205页上栏至第206页下栏。

[35]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268-269页。

[36]王引之：《王文简公遗文》第2册，中华古籍资源库收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索书号：01608），第77页左半至第78页右半（原稿无页码，此为电子检索页序，下同）。《文集》新收致王绍兰三札，应当都是根据《遗文》录入。

[37]焦循：《里堂札记》，刘建臻辑校：《焦循诗文集》，广陵书社，2009年，第626页。

[38]王念孙：《奏报接印日期并江西尾帮行抵扬关事》，嘉庆四年四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5-0190-044；《奏报漕船全入东境遵例由陆路回京恭复恩命事》，嘉庆四年六月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5-0191-009。

[39]“制”和“棘人”都表示写信人在守父母三年之丧。“期”表示写信人有期服之丧（守丧一年）。礼经规定的期丧对象有妻、庶子、亲兄弟、祖父母（对于非承重孙）等，清代实际的期丧对象稍有变化。但可以确定的是，清人丧妻，例于信末署名上冠以“期”字。

[40]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91-92页。马振君：《孙星衍年谱新编》，第187页。

[41]王章涛认为“大课”指王引之任河南学政时考校生童的试题，所以系于嘉庆十五年正月（《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175-176页）。但彼时陈寿祺已经是翰林院编修，不可能再习作此等试题而遥请王引之指正。

[42]孙星衍等：《乾嘉名人墨宝》，第11页左半。

[43]姚文田：《邃雅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8册，第625页上栏至第626页上栏，又第644页上栏至下栏。

[44]王念孙：《王光禄遗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9册，第541页下栏。

[45]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扬州学派年谱合刊》，第219页。刘氏云：“原墨藏陈氏。”陈氏指陈垣，今不知踪迹。原札末或有署时。

[46]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78页。

[47]薛刚：《清代文官考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71、73页。

[48]本社编：《清实录》第26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51页上栏至第752页下栏。

[49]陈用光：《太乙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3册，第347页上栏至下栏。

[50]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2685、2687页。

[51]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2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5页上栏。

[52]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六《南石先生制艺序》云：“及侍先君于陈州，得谒南石先生。”卷三《寄姚先生书》云：“自乙卯之冬，拜辞里第……两载于兹……去岁与卢南石学使往还。”（第380页上栏、第324上栏至下栏）据知陈用光于乾隆六十年冬前往陈州，嘉庆元年得交卢荫溥。

[53]嘉庆二年霜降前后（九月中旬），姚鼐于江宁得陈用光一书，复函云：“石士想今岁杪必行入京，当住令侄编修处邪？以俟秋试可矣。”待十月底回到桐城后，十一月间，又得陈用光一札，复函云：“入都之计辍止亦善……今岁既以军事留行……《经说》及《补注》俱付使者。”（姚鼐：《惜抱先生尺牍》卷五，中华古籍资源库收录天津图书馆藏清咸丰五年海源阁刻本，第19b、20a-b页）

[54]姚鼐：《惜抱先生尺牍》卷二《与王怀祖》，第1a-b页。

[55]张鉴等编：《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二，第393页。

[56]钟慧玲：《陈文述年谱初篇》，第216-218页。张鉴等编：《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二，第399-400页。

[57]王引之于嘉庆八年三月署日讲起居注官（至九年六月派差湖北乡试正考官止）。清仁宗于该年七月下旬自京师前往承德，八月下旬回銮，身为起居注官的王引之可以请旨扈从（参见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日讲起居注官”条，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75页）。但一来王引之诗文中并无此次滦京之行的记录，二来《嘉庆帝起居注》自銮舆离京后就例无起居注官的姓名，因此没有证据表明王引之此次得以扈从滦京，三人更有可能是在京短聚。

[58]王引之撰，刘盼遂辑：《王伯申文集补编》，附录第26页下栏。

[59]闵尔昌：《王伯申先生年谱》，《扬州学派年谱合刊》，第533页。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147-148页；又《焦循焦廷琥年谱》，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454页。闵谱云原札时藏陈垣处。

[60]王章涛：《焦循焦廷琥年谱》，第198-282页。

[61]《昭代经师手简二编·臧庸致王引之书》。

[62]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187-188页。陈鸿森：《臧庸年谱》，《中国经学》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9-310页。

[63]《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一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天津府县志辑》第1册，上海书店，2004年，第246页上栏。

[64]《昭代经师手简初编·汪喜孙致王念孙书（二）》。此札称呼阮元为“漕督阮公”，阮元任漕运总督，在嘉庆十七年八月至十九年三月间。该札署十二月九日，故只能系于嘉庆十七、十八年。朱士彦任右赞善，在嘉庆十七年九月至十八年八月间，后升任侍讲，即由詹事府转至翰林院，不得再有詹事之称，故当系此札于嘉庆十七年。

[65]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四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第164页上栏。陈、王同年且交谊匪浅，不大可能是错称，更有可能是尊称。

[66]王绍兰：《许郑学庐存稿》卷六，第615页上栏。

[67]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一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06册，第600页下栏至第601页下栏。

[68]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卷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乾隆间刻本（索书号：07303），第35a页；又《经义述闻二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79-780、743-744、1494-1495页；又《经义述闻》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75册，第42页上栏至下栏、第47页上栏至下栏。

[69]《昭代经师手简二编·王绍兰致王引之书（二）》。

[70]札题称王引之为侍郎，而王氏已于道光七年五月由吏部左侍郎晋工部尚书，张澍作为同年进士，消息迟滞若此，或因官于赣边僻县，消息不畅之故。

[71]《昭代经师手简二编·朱彬致王引之书（二）》。

[72]刘台拱：《刘端临先生遗书》，中华古籍资源库收录天津图书馆藏清道光十四年阮恩海刻本，跋第1a页。

[73]王章涛系于嘉庆十一年十二月（《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155-156页），是因为误将刘台拱遗著三种的写定时间系于阮跋所谓的嘉庆十一年春，遂不得不将此札系年推后至当年末。若如其说，则作此札时，已距刘台拱遗著三种的写定至少大半年，实与札文“日来”（意即近来）抵牾。

[74]王敬之：《小言集》，中华古籍资源库收录天津图书馆藏清道光、咸丰间刻本，卷前第1a-b页。

[75]奕绘：《明善堂文集》，张璋编校：《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85页。

[76]此札第一诗“使还有约相寄来”句，《明善堂文集》“使还”作“今春”，则知奕绘收到王敬之诗词集在道光十年春。札云“前月得读”，则当作复于春夏间。第一诗又有“令兄司空古君子”“东山有客狂且痴”两句，王引之彼时正官工部尚书，故可称作司空。据陈月雯《奕绘诗词研究》第五章《奕绘年谱》，道光九年五月，奕绘钦派东陵守护大臣，秋，遍览东陵附近诸山名胜，始构东山草堂，以东山为号（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74页），时间亦合。又此札所谓“诗词五卷”，当即《小言集》二十一卷中的《爱日堂诗》《虚室诗》《小书巢诗》各一卷，以及《三十六湖渔唱删存词》二卷。

[77]王绍兰：《许郑学庐存稿》卷六，第632页上栏至第634页上栏。

[78]王引之：《与王畹馨中丞书（三）》，《王文简公遗文》第2册，第79页左半至第81页右半。

[79]夏味堂：《遂园遗文》，《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1册，第517页下栏至第518页下栏。

[80]信中云“孝履”，又云“霜寒”，知作于王引之丁母忧的某年秋末。考王引之于嘉庆十年春持丧返乡，十二年春服阕入都，则唯嘉庆十年、十一年为可能。信中又提及夏味堂因渡湖中湿热而得足疾，且村居几半载。考夏齐林等《府君澹人公行略》，嘉庆九年三月，夏味堂母王氏卒；明年五月，扶柩奉安祠堂，遂营葬事，十一月下葬（夏氏祖茔在高邮湖西天长境内）；葬后味堂独留祠堂，岁暮闻邑中公请其祖之蓉入祠乡贤，乃扶疾归（刘家平、苏晓君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37册，线装书局，2003年，第334页上栏至下栏）。则知渡湖者，即由高邮州城扶柩，向西渡高邮湖至祠堂；村居几半载者，即居乡下祠堂，由五月至九月凡六阅月（是年闰六月）；足疾者，即岁暮扶疾归之疾。因此可以确定此札作于嘉庆十年九月。

[81]据上文例9，当年秋间，焦循来书，王引之于十月二日作复。大概焦、夏二札到时，王引之在天长卜择茔地未归；待秋末归家，见有来信，遂一一作复。此复夏氏一函与复焦氏函必约略同时，故系于九、十月间。

[82]《昭代经师手简初编·朱彬致王念孙书（二）》。

[83]“先生困而得亨”，指嘉庆六年夏永定河溢，时任永定河道的王念孙遭革职逮问，后于次年秋官复原职之事。“嗣君亦获膺显擢”，指嘉庆八年三月大考翰詹，王引之中一等第三名，由正七品编修擢任从五品侍讲之事。“顷闻来南视运河一带”，指嘉庆八年冬王念孙奉旨随兵部尚书费淳查勘山东运道，“旋命筹办江境台庄至杨庄一带运、中河事宜”（费淳：《奏为据呈代奏主事衔王念孙奉旨署理山东运河道谢恩事》，嘉庆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5-0092-011）。

[84]《昭代经师手简初编·刘台拱致王念孙书（二）》。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131-132页。

[85]王章涛以“隆冬”为腊月的代称，故系于十二月（《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132-133页）。据此系年，知其说非是。

[86]《昭代经师手简二编·阮元致王引之书（七）》。

[87]陈鸿森：《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第260-261页。

[88]王引之：《王文简公遗集》，第750页下栏。

[89]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二，第185页上栏。

[90]王引之按试河南的路线参见例32。接替王引之出任河南学政的是姚文田，其按试串考路线亦可参证。据姚氏《邃雅堂集》卷九各诗（第741页下栏至第748页下栏）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朝旧档（档案号：04-01-38-0120-033、04-01-38-0121-012、04-01-38-122-005、04-01-12-0301-043），可以系联其按试河南的路线：（岁试）彰德府→卫辉府→怀庆府→河南府→陕州→（返回开封）→南阳府→汝州→郑州→开封府→陈州府→归德府→光州→汝宁府→许州→（返回开封）；（科试）彰德府→卫辉府→怀庆府→河南府→陕州→汝州→南阳府→（返回开封）→郑州→许州→汝宁府→光州→陈州府→归德府→开封府（科试汝宁府以下四府一州未考毕，姚文田即补授国子祭酒，奉旨回京，由葛方晋接替考完；其路线则据地理推定）。

[91]此句“东”原作“柬”。然细绎其辞，王引之欲寄的是宋保《谐声补逸》稿本，而非专指给其父的书信，“柬”字必讹。此信又见于《谐声补逸》卷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间志学堂刻本（索书号：A03802），卷前书第3b页。《王文简公遗集》当即自宋保书辑入，而误“东”为“柬”。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亦引作“两日后便觅妥人寄柬请家父细阅”，并系于嘉庆十五年（第178页）。

[92]王绍兰：《许郑学庐存稿》，第618页下栏。

[93]道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王引之致书王绍兰云：“两承芳讯下颁……备稔兴居安吉。”（即例22所引王引之《与王畹馨中丞书（三）》）道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王绍兰致函王引之云：“前岁奉到手书……当即肃函复谢……客腊又奉教言。”（《昭代经师手简二编·王绍兰致王引之书（二）》）可推知道光四年、八年、九年秋，王绍兰皆无在京“小住两月有馀，晨夕过从”之可能。

[94]卷七《西堰园记》作于道光七年九月，为县中来氏作；卷五《香山六赞偈东坡十八阿罗汉赞二十四番叶册书后》作于道光十年九月，书于小补陀岩；《书万廉山仿古山水册后》作于道光十一年八月，时在萧山里居（《许郑学庐存稿》，第638上栏至第639页上栏、第612页上栏、第608页上栏）。可以推知道光七年、十年、十一年秋，王绍兰皆未前往京城。

[9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王引之任河南学政时奏折数封，皆作于科试时。嘉庆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开封府试毕，科试完竣（档案号：04-01-38-0118-041），则王引之“回汴”必早于“六月下旬”，可排除该年。近来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检索系统开放，又恰好收录了王引之按临岁试时的奏折数封（编号：096843、098637、100425）。据知嘉庆十三年有清仁宗万寿恩科，所以自闰五月十日考毕开封府后，王引之即留汴准备秋闱，至十月三日始离汴接续岁试，此年亦可排除。而嘉庆十四年六月十六日，王引之试毕陈州府，岁试完竣；自陈州返回，计路程正当六月下旬抵汴。此札所述与之洽和，可以确定作于嘉庆十四年，与排除法的系年结果完全一致。

[96]《昭代经师手简二编·阮元致王引之书（四）》。

[97]罗振玉辑：《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卷五《伯申府君行状》，《高邮王氏遗书》，第35页下栏。

[98]张鉴等编：《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一，第370页。

[99]王章涛据“此刻心乱如蓬”之语，已经推定此札作于乾隆五十七年，但系于十二月（《阮元年谱》，第44-45页；《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79-80页），大概未考虑到妻卒服期丧之事。陈鸿森认为“此札年月，无事实可考，莫能详也”，推测撰于嘉庆元年前后（《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第254-255页）。陈文虽发表于2005年，但写定于2002年，未及见出版于2003年的《阮元年谱》。

[100]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三《经传释词序》，第198页下栏。

[101]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首自序第1页。

[102]《昭代经师手简初编·朱彬致王念孙书（三）》。

[103]王念孙撰，刘盼遂辑：《王石臞文集补编·与朱郁甫书》，《高邮王氏遗书》，附录第12页上栏。刘氏注云：“原稿藏北平庄氏尚岩。”今不知踪迹。

[104]道光二年，朱彬寄上《经传考证》初稿，请王念孙审正赐序。六月，王念孙蒇事后寄回。十二月，朱彬收到，复函致谢。参《王石臞文集补编》之《经传考证序》《复朱郁甫书》（附录第8页上栏至下栏、第12页下栏）和《昭代经师手简初编·朱彬致王念孙书（四）》。

[105]道光六年十月朔，王引之致函陈寿祺云：“《汉书杂志》付梓人者几及一载，剞劂甫竟。”本院编，赫俊红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代名人书札》，第173-177页。

[106]朱彬：《游道堂集》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7册，第616页上栏至下栏。

[107]图版见中国嘉德2016春季拍卖会2004号。

[108]《民国怀宁县志》卷一三，《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3页下栏至第254页上栏。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498册，第686页上栏。

[109]《光绪霍山县志》卷六，《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3册，第113页上栏、第121页上栏至下栏。

[110]王念孙致陈奂书一封，即《王光禄遗文集》卷四《致陈硕甫书》（第545页下栏至第547页下栏）。王引之致陈奂书九封，即《王文简公遗集》卷四《与陈硕甫书》（第751页上栏至第754页下栏）。陈奂致王引之书五封，皆为原札，其四封见《昭代经师手简二编》，剩下一封见《乾嘉名人墨宝》（第14页左半至第16页左半）。

[111]柳向春：《陈奂交游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4-171页。

[112]同上，第165-169页。

[113]道光十年正月，王绍兰致书王引之云“前岁奉到手书，承赐《逸周书杂志》一帙”（《昭代经师手简二编·王绍兰致王引之书（二）》），则收到于道光八年。道光七年十月，王引之寄《逸周书杂志》给陈寿祺，寄达当在该年末或次年初（本院编，赫俊红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清代名人书札》，第180-183页）。

[114]《昭代经师手简二编·陈寿祺致王引之书（一）》。系此札于秋间，是根据《二编》陈寿祺第三札所云“蒙赐大箸《经义述闻》，业于秋间裁答申谢”。

[115]陈焘等纂修：《颍川支谱》卷四，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六年木活字本（索书号：JP2855），第3a页。上引柳书虽已引及此谱（第78页），然又据陈奂门人管庆祺所作《征君陈先生年谱》，定陈母卒于道光七年九月九日（第44、220、384页）。陈母若卒于道光七年九月，则第一札无论系于八年抑或九年，陈奂都在丧期中，不应署名上不冠以“制”字，可知应当依据家谱，定陈母卒于道光八年九月。另外在第三札中，王引之尚祝愿陈母无恙。若陈母卒于道光七年，无论第三札作于道光八年还是旧说的九年，王引之都不应该仍未闻讣而尚致祝福，亦可旁证家谱称陈母卒于道光八年九月之说。并可推知第三札作于该年的秋冬间，彼时陈母在苏州去世不久，王引之远在京城，未能及时闻讯，所以仍致祝福。

[116]陈奂撰，王欣夫辑：《三百堂文集》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53册，第251-255页。孙星衍等：《乾嘉名人墨宝》，第14页左半至第16页左半。《昭代经师手简二编·陈奂致王引之书（四）》。

[117]《经传释词》前有嘉庆二十四年小寒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左右）阮元序，焦循《撰孟子正义日课记》卷中同年十二月十三日载“阮宫保寄伯申《经传释词》来”（王章涛：《焦循焦廷琥年谱》，第812页），可证刻成于该年中。

[118]王章涛：《王念孙·王引之年谱》，第279-280页。

[119]许宏泉：《近三百年学人翰墨·清中卷①》，中华书局，2013年，第230页。

[120]王引之：《奏为彰德府录科接考卫辉府等属情形事》，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118-013；又《奏为接考许州南阳府等属及科考完竣所过各府州县得雨事》，嘉庆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38-0118-041。

[121]如许隽超《黄易往来书札考》（广陵书社，2021年）所收各篇。

[122]如吴格整理《流翰仰瞻——陈硕甫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薛龙春《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三联书店，2021年）。

[123]这方面以陈鸿森先生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