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首部诗话对杜甫诗学思想的接受差异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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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宋诗学在朝、日两国的传播与发展，域外文坛风气发生变化，由宗白之风向杜甫倾斜。作为两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话学著作，《破闲集》接受了杜诗尚炼琢与无迹用事的特点，追求“了无斧凿之痕”的精妙诗法观；《济北诗话》则沿袭了杜甫诗思、格律并举的整体美学观，在此基础上探讨“尽美尽善”的标准，同时以“活法”评鉴杜甫诗文。比较而言，两者虽皆从杜诗中汲取了养分，但李仁老兼具史官精神，从后世学诗者的立场总结归纳杜甫诗法，而虎关师炼则以域外批评家的视角创作了一部面向唐宋诗人的他国诗话，这种差别不仅因创作视野有异之故，同时与两者所秉持的作家论及地域、时代有关。
作者简介
李佳蔚，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韩日古代文论研究。
Title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Causes behind Them in Critiquing Du Fu’s Poetics in the First Monograph on Poetry in Korea and Japan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propag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in Song poetry in Korea and Japan, the trend in the literary arena in foreign nations changed from worshipping Bai Juyi to admiring Du Fu. As a milestone monograph on poetics in the history of their respective nation, Po Xian Ji accep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finement and traceless allusions from Du Fu and pursues the concept of exquisite poetics, just “like nature itself without any artificial polish”, whereas Jibei Notes on Poetry follows Du Fu’s overall aesthetic belief in synthesizing poetic inspirations and poetic forms, exploring the criteria for “the acme of perfection” based on that, and evaluating Du Fu’s poems with “flexible law” at the same time. In comparison, even though both authors derived so much nutrients from Du Fu’s poems, Lee In-Lo adopted the attitude of a historian and summarized Du Fu’s poetic styl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poetry scholar of later generation, while Toraseki Ishiren produced a foreign monograph on poetry that addresses the poet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overseas critic. These differences occur due to the authors’ divergent vision in their writing and their creative concept, their region, and their time as well.
Author
Li Jiawei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Kore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s,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2, China). Her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 is the ancient literary theories of China, Korea, and Japan.
Email: lijiawei1995@126.com
在诗话这种体裁出现前，少有文人对诗歌进行集中性论述，只在序跋和其他著作中流露零散的诗学观点。朝鲜高丽朝诗人、文学评论家李仁老所著《破闲集》（1260）和日本五山时期临济宗禅师虎关师炼所著《济北诗话》（1346）作为朝、日两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诗论特点的、较完备的诗话学著作，①具有极强比较意义。两位作者皆十分推崇杜甫，李仁老基于时代之弊，选择性地吸收杜甫诗法同时以此评析高丽文人创作，具有鲜明本土化特点。而杜甫更是虎关师炼在作品中着墨最多的一位诗家，《济北诗话》全篇共29则，作者连以4则评鉴杜诗，颇见赞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破闲集》和《济北诗话》只有单独的研究，侧重讨论作者诗学思想或中国某位诗人、诗论对该作品的影响；②域外对两部作品的研究则侧重于诗论本身和对本国后世作品的影响研究，③未见横向比较之作，存在一定研究空白。故本文以两位作者对杜甫的接受为切入点，平行对比两部诗话的接受差异及成因，以点窥面，探究作品共性与特性，同时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对杜甫诗学思想在域外的发展进行追溯。
01
接受杜诗之背景
（一）宋诗学的传播扩大了杜诗影响
自宋代后，以杜诗为宗的情况逐步递进，形成了“千家注杜”研究高峰。唐末至北宋初期，文坛对杜甫的认知尚不够深入，《蔡宽夫诗话》有载：“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宋诗话辑佚》398）。可见宋初文坛仍延续五代遗风以宗白风气为主。庆历后，杜甫诗文开始受到重视，此与苏轼及江西诗派的推崇有所关联。苏轼对杜甫评价颇高，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记载了苏轼观点：“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历代诗话》304）。而江西诗派对杜甫也极为推崇，作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对杜甫的学习从黄庭坚始，到陈师道提出“学诗当以子美为诗，有规矩，故可学”（《历代诗话》304）。再至方回在《灜奎律髓》中将老杜奉为“诗祖”，可以说这种推崇一直绵延了一百多年。叶适对此总结道：“庆历、嘉佑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宋诗话全编》7396）。宋人对杜甫的推崇也影响了域外文坛风气的变化。李仁老生活的高丽中后期和虎关师炼生活的五山禅林时期皆处在宋诗学的影响之下。高丽朝自建立伊始便与中原王朝互通有无，又因开设科举重儒崇文的缘故，汉诗文在当时极盛。同时，以苏轼为中心的宋诗学大家颇受推崇。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对当时文风做过描述“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185）。崔滋《补闲集》也转引了李仁老在读苏、黄二集后潜心研究杜诗之事，“李学士眉叟曰：吾杜门读黄苏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锵然，得作诗三味”（《韩国诗话全编校注》111）。可见杜诗的传播与苏黄文集的刊行有着很大联系。
作为“海左七贤”之一，高丽后期诗坛的重要人物，李仁老对宋诗学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如他继承了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诗学理论，在《破闲集》中强调“天趣自然”，又如他继承了黄庭坚的创作论，尚“使事”和“炼琢”。同时在作品中盛赞“琢句”之工，认为黄诗擅雕琢，可以与杜甫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杜甫地位的提高与宋人推崇不无联系，而宋诗学的传播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杜甫在高丽文坛的影响。
虎关师炼所处的五山时代则正处于“宗唐”风气向“宗宋”之风转移的时期。平安时代日本文坛整体以白居易为宗，杜诗颇受冷遇。到了五山时期，以宋学为主的新儒学的到来使五山风气焕然一新，诗坛风气逐步向宋人靠拢。因此随着五山诗僧与中原王朝日益密切的交流，杜甫在日本文坛的地位不断提升。在《济北诗话》中，虎关师炼一反时人“崇白”主流，将目光放宽到了杜甫、韩愈、苏黄、杨万里等人的身上，可见宋诗学对虎关师炼的影响。这也与他的师承有关。作者先后师从东山湛照、桃溪德悟、一山一宁等人，在他的诸位老师中，桃溪德悟曾远渡中国学习佛法，而一山一宁本为中原僧侣，后东渡日本成为五山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因而，虎关师炼对宋诗学颇为熟稔，这种影响也反映在其诗话创作之中。
（二）杜诗政治教化作用与时代相契合
杜甫诗法在宋后之所以受到推崇，概因杜诗多忠君爱国之篇，故而常被评论家们认为是切合儒家文化的正统之作。如张戒《岁寒堂诗话》云：“杜子美、李太白，才气虽不相上下，而子美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与《三百五篇》无异，此则太白所无也。〔……〕又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子美诗是已”（《历代诗话续编》469）。日本与朝鲜本岛接受儒家文化的时间都较早。潘畅和在《东亚儒家文化圏的价值冲突》一书中将朝鲜半岛接受儒家思想的时间定位到最晚公元1 世纪前后的三国时期（20）。而在高丽朝仿中国开科举后，儒家文化在朝鲜半岛已摆脱了早期词章学的范畴，被广大士人所接受，纳入到制度中。对于高丽文坛来说，杜甫诗法不仅满足了文学性的需要，同时价值观符合统治阶级要求，具有一定政治教化目的。在时代影响下，李仁老对杜甫的儒家士人精神也极为赞同。他评价杜甫为：“自《雅》缺《风》亡，诗人皆推杜子美为独步。岂为立语精硬，刮尽天地精华而己。虽一饭未尝忘君，毅然忠义之节，根于中而发于外，句句无非翟、契口中流出”（《韩国诗话全编校注》17）。在此段中，作者对杜甫给予了很高评价，“一饭未尝忘君”之论，为征引苏轼之语，其后“毅然忠义之节”一句，则征引了《潘子真诗话》中黄庭坚对杜甫的评价。李仁老转引宋人论点，将杜诗看成风、雅之后的独步正统，不仅说明了宋诗学对彼时高丽文坛之影响，也说明了杜诗与儒家文化体系的契合。
日本文坛同样受到了儒学影响。从时间上说杜甫著作约在平安时期就已传入，僧侣圆仁在归国后带回了《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其中存有《杜员外集》2 卷，这也是较早的杜诗传入日本的明确记载。但真正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却要追溯到五山时期。镰仓幕府建立后，为了巩固思想统治，幕府政权开始打压传统贵族佛教，发展新佛教。在诗风方面，五山汉文学偏重中晚唐及宋代诗歌，李白、杜甫及苏黄等人受到重视。这种转变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此时日本风气极重禅宗，模仿南宋建立“五山十刹”，而禅宗文化又在宋代与儒学融合，和理学联系密切。这种时代风气注定了宋学的兴盛；其次，镰仓室町幕府虽是架空天皇后建立的武士阶级政权，但由于天皇制度仍然存在，所以幕府政权需要为“僭越”行为找到一定合理性。而忧国忧民的杜甫也成为了统治者进行政治教化的一个绝佳手段。因此，与平安时期崇尚幽玄空寂，远离政治的风气不同，五山汉文学相比而言多了一些现实主义色彩。作为五山文学的先驱者之一，《济北诗话》中这种态度并不罕见。如虎关师炼所言，“夫诗者，志之所之也”（《日本诗话二十种》9）。在第1则中更详细叙述了“志”的含义，认为“学道忧世、匡君救民之志，皆形于绪言矣”（转引自马歌东 2）方为好诗。事实上，这种儒家士人精神并非虎关师炼一人所独有，而是更类似于在宋诗学和时代背景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迥异于平安时期的新的文化风气。如“五山汉文学双璧”之一的义唐周信曾以《杜甫》为诗歌命名，其诗《乱后遣兴》更是颇有沉郁之感。而在虎关师炼后，其弟子中岩圆月亦颇具儒生气息，所作之诗《送泽云梦》、《拟古三首》等饱含了对战乱下百姓的同情，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
02
两部诗话对杜甫诗学思想的继承
（一）《破闲集》对杜诗的继承：“炼琢”与“用事”
在《破闲集》中，“炼琢”与“用事”是李仁老对杜甫诗法最直接的继承。杜甫极好斟酌词句，《解闷·其七》一诗中有“新诗改罢自长吟”（《杜诗详注》1515）之句；《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中写“更觉良工心独苦”（《杜诗详注》460）；《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一诗更是将自己的作诗方法总结为“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诗详注》810）。宋人诗话多见对这种炼琢之工的赞扬，如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评道：“作诗在于炼字”（173）。而李仁老亦继承了杜诗思想，强调“炼琢”重要性。《破闲集》有云：“琢句之法，唯少陵独擅其妙，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十暑民山葛，三霜楚户砧’之类是已〔……〕行至苏黄，使事益精，逸气横出，琢句之妙，可以与少陵并驾”（《韩国诗话全编校注》12）。此则中作者以《衡州送李大夫七文勉赴广州》、《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的两联为例，认为老杜诗文成就犹在苏黄之上，达到了“独擅奇妙”的境界。在“炼琢”方面，李仁老和杜甫的艺术观点非常一致。不同于稍晚崔滋强调的“夫评诗者，先以气骨意格，次以辞语声律”（《韩国诗话全编校注》121）。李仁老继承了杜甫诗法，对词句格律非常看重，这也正是高丽文坛的两个重要论点，即“文气说”和“格律说”。
除炼琢外，李仁老还强调科学“用事”。“用事”一说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第三十八”中将用事分作“成辞”和“人事”两类详加讨论。善用事正是杜诗的一个明显特点，黄庭坚赞其诗文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宋诗话全编》944）。宋代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也评价道：“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历代诗话续编》452）。对于高丽时期的文学家们来说，他们对用事技巧掌握颇早，在崔致远、郑知常等人的汉诗创作中都能发现“用事”痕迹。但诗论家们开始对用事展开讨论，则至高丽诗话出现后才现端倪。高丽诸诗家中，李仁老在用事方面极有心得。崔滋《补闲集》赞其“眉叟用事，必以辞语淸新”（《韩国诗话全编校注》107）。《破闲集》论述用事的地方共六则九处，分别是卷上第18则、卷上第19则、卷上第20则、卷下第3则、卷下第4则、卷下第8则，其中卷上第18则、卷下第4则、卷下第8则皆两次谈及用事。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宋人诗话的影响，因此许多观点与宋人相吻合。但李仁老在谈论用事时也提出了一些独特观点，体现了作者在吸收中华诗学观时选择性接受和独立思考的特征。
整体看来，李仁老对用事颇为看重，认为用事应做到“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这从《破闲集》卷下中可看出端倪——“诗家作诗多使事，谓之‘点鬼簿’。李商隐用事险僻，号‘西昆体’。此皆文章一病。近者苏黄崛起, 虽追尚其法, 而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 可谓青于蓝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29）。卷下第八则又云：“西河者之倦游, 侨泊星山郡。郡倅饱闻其名, 送一妓荐枕, 及晚逃归。奢之怅然作诗曰：‘登楼未作吹箫伴, 奔月空为窍药仙。不怕长官严号令, 谩慎行客恶因缘。' 其用事益精。此古人所谓蹙金结绣, 而无痕迹”（《韩国诗话全编校注》31）。从这两则中可看出李仁老对用事的观点，即重视精妙用事。他反对直接罗列典故的做法，斥之为“点鬼簿”，但对苏轼、黄庭坚等人“了无斧凿之痕”的用事方法却颇为欣赏，强调用语上的精确精妙。在卷下第八则中，李仁老评林椿诗时也引“蹙金结绣”典故赞颂用事之妙，认为用事应做到如金线绣花般无懈可击。同理，卷上第19 则中作者评道“时康先生日用，时动天下〔……〕其用事精妙，上叹赏不已。曰此古人所谓‘白头花锢满面，不若西施半妆。’慰谕谴之”（《韩国诗话全编校注》11）。“白头花锢满面，不若西施半妆”之句原出自唐代笔记小说《唐樵言》，意思是寻常女子即便满身挂满饰品，亦不如美人半面妆，李仁老以此作比，正说明了用事贵精而不贵多。
《西清诗话》载老杜用事观点：“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宋诗话全编》2493）。杜甫强调用事应如水中藏盐，不露痕迹，而李仁老不仅继承了这种无迹的用事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衍生，强调新意，注重科学用事。《破闲集》中言：“昔山谷论诗，以谓‘不易古人之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规模古人之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此虽与夫活剥生吞者相去如天渊，然未免剽掠潜窃以为之工，岂所谓出新意于古人所不到者之为妙哉！”（《韩国诗话全编校注》36）在此则中，李仁老通过对黄庭坚“夺胎换骨”说加以评论，表达了对“新意”的赞赏之情，提倡要在前人诗意的基础上翻新再创造。这种新意论也与当时高丽文坛的风气有关，彼时文人崇尚拟古主义之风，难免陷入人云亦云的窠臼，在此基础上李仁老强调“新意论”，认为应取古人精华以用之，实际上也是对杜甫“水中着盐”作诗方法的继承与发展，重用事的同时强调了无痕迹，使事益精。
（二）《济北诗话》对杜诗的继承：“活法”与“美善”论
虎关师炼同样继承并发展了杜甫诗学思想，这种接受主要有二，其一为“活法”解读老杜诗文，其二为“尽美尽善”之论。
虎关师炼认为杜甫作诗时常以“活法”而作，诗人造语颇有新奇之处，《济北诗话》第9 则中有所记载。“杜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注者云：‘洞庭在天地之内，其水日夜浮也。’予谓此笺非也。盖言洞庭之阔，好浮乾坤也。如注意，此句不活。客曰：‘万境皆天地内物也，洞庭若浮天地，湖在何处？’曰：‘不然。诗人造语，此类不鲜。王维《汉江》诗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如子言，汉江流天地外，流何所耶？’客不对”（《日本诗话二十种》4）。“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句历来受到名家征引，但中国文人的解读多是将此句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之句作比，体现在对老杜胸襟的赞赏上。而虎关师炼则认为老杜创作此诗时采用了“活法”。“活法”一词最早为吕本中所提出“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幻莫测而又不背规矩也”（《历代诗话续编》485）。由此可以看出，活法的核心在于“变”，强调法度之下尽可能的变化，杜甫此句正是如此。在虎关师炼看来，杜甫此句为“活句”，乃“诗人造语”。因此不能简单地囿于表面所写事物，而要在意象的基础上进行领悟，同时不能因断章取义破坏诗文整体意境。事实上，吕本中的活法理论，正是对老杜“诗清立意新”的继承与发展，从“新”的基础上上升到“活”。《童蒙诗训》对此有所论述：“老杜诗云: ‘诗清立意新’，最是作诗用力处，盖不可循习陈言，只规摹旧作也〔……〕近诗人学老杜多矣，左规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终成屋下架屋，无所取长”（《宋诗话辑佚》586）。吕本中认为若困于规矩而无新意便会无所成。而活法则正是在“新”的基础上强调“变”的重要性，认为不能因袭旧言，将作诗法度上升到“活”的境界。
虎关师炼对“活法”同样持接受态度，其以王维诗为例证明自己观点，认为若以“客”的逻辑进行解读，那么“江流天地外”同样不通。这也佐证了他之前对杜诗的品评，侧面体现了活法“变幻莫测、不背规矩”的特征。这种解读方法亦与虎关师炼的创作理念不无关联。虎关师炼崇尚“精、警、意”，在《济北诗话》中更以王梵志一诗为例表达了他对“精、警、意”皆备之诗的推崇。在作者看来，好的诗文要在精警基础上达到句到意到的境界，而老杜诗文同样强调“意”的重要性，因此虎关师炼对老杜诗文颇有共鸣，在品读前人诗歌时能跳出思维框架，灵动地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意境。
除以“活法”解读诗歌外，虎关师炼在《济北诗话》中还提出“尽美尽善”之论，这也是他继承杜甫诗学思想的又一个重要表现。“美善”论在中国诗学史上地位颇重，首次出现在《论语》中：“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论语译注》36）。此处“美”指声音，而“善”则指代内容。《济北诗话》第21 则，虎关师炼以欧阳修与黄庭坚评林逋诗为例，具体探讨了“尽美尽善”的标准。
咸平间，林和靖卧孤山，有梅花八咏。欧阳文忠公称赏其“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山谷云：“‘雪后园林绕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缘弃此而赏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系于人。”予谓二联美则美矣，不能无疵。客云:“何也？”曰：“横斜之疏影，实清水之所写也。浮动之暗宁昏月之所关乎？又雪后半树者，形似也。水边横枝者，实事也。二联上下二句皆不纯矣。”客云:“诸家诗多如此，何责之者深耶？”曰：“诸家皆放过一著者也。二公采林诗为绝唱，我只以其尽美矣，未尽善矣言之耳。”《古今诗话》曰：“梅圣俞爱严维诗。有云：‘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善矣。夕阳迟则系花，而春水慢不系柳也。如杜甫诗云：‘深山催短景，乔木易高风。’此了无瑕类。如是，诗评为尽美尽善也。”客曰：“雪后半树，亦可为实事。”曰:“尔。形似句好，实事句卑。读者详之。”（《日本诗话二十种》 7）
在此则中，作者借欧、黄二人对“疏影”、“雪后”二句看法相异之事，引出自己观点，认为两句都不能算“尽美尽善”之诗。他认为疏影二句，前句单纯写实，但后句暗香浮动与昏月无关，只得形似，为虚拟。雪后二句亦是同理，雪后半树，实为描状白雪掩映树枝的形态，其中含有作者主观想象在内，而水边横枝则为实写。作者评价的“上下两句皆不纯”，实际上是指二句都有虚实失衡的情况出现，因此无法达到“善”的境界。继而，作者又以《古今诗话》为例，认为只有杜甫“深山”二句才能算得上“尽美尽善”。此二句出自杜诗《向夕》，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中对此评道：“黄生曰：此诗伤客居寥落，情寓景中。三、四衰疾之悲”（1739）。仇兆鳌认为乔木悲风、冬季日短的景色恰与作者心境符合，寓情于景，实写自身际遇之悲，因而有衰疾之感。由此看来，虎关师炼所说的“善”应是指诗歌所要表述的内在意境，而“美”则是指格律形式，他认为只有做到意境和形式的统一，才能算作“尽美尽善”之诗。这种对“美善”的追求与杜甫诗观颇有相似之处，杜甫对诗的内在美和外在美同样重视，故而在《戏为六绝句》中提出“凌云健笔意纵横”（《杜诗详注》898），在《敬赠郑谏议十韵》中更是对整体美学观有所表述：“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杜诗详注》110）。杜甫同时强调“思”和“律”的重要，认为好的诗文应做到形式格律与诗思之美皆具。虎关师炼的“尽美尽善”论实际上正是对这种格律、诗思并举之说的沿袭与发展，以求诗歌获得更高地意境。
03
两部诗话接受差异成因
通过比较两部诗话可知：李仁老和虎关师炼都吸收了杜甫的诗学思想，但两者接受方向却有明显不同。李仁老更侧重于对杜甫诗法的接受，强调通过精心锤炼得到佳句佳作。无论是“炼琢”亦或“用事”，他实际崇尚的都是一种“无意为文”的境界，强调通过炼琢，使作品呈现出如风吹水、自然成文的余韵，做到无斧凿之痕，这也正如黄庭坚所言，“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宋诗话全编》 943）。虎关师炼则侧重于对杜诗的评鉴，无论“活法”亦或“尽美尽善”之论，虽也从杜甫诗学思想中汲取了养分，但整体而言，如果说《破闲集》更类似于以后世学诗者的立场来探讨杜甫诗法，那么《济北诗话》对杜甫的接受则是以评论家的视角进行诗文品鉴。这种接受差异是由两个具体原因造成的，以下将逐一探讨。
（一）创作视角有异：“史官精神”与“域外批评家”
首先，李仁老与虎关师炼的创作视角有较大差异。两者虽同是以域外汉学家的身份对杜诗进行选择性吸收，但与《六一诗话》的创作目的类似，李仁老创作《破闲集》时同样强调“补史”之效，此在《破闲集·跋》中可见端倪：“如吾辈者，苟不传录于后世，则堙没不传诀无疑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43）。“补史”目的决定了李仁老在创作诗话时采取一定“史官”视角，这也与时代背景有关。彼时高丽刚经历郑仲夫叛乱，在叛乱前，王朝重文轻武，科诗拟古之风充斥文坛，却少有作家真正地从文学角度进行思考，而在郑仲夫之乱后，大批文人被清洗，文学屈从于当政者的屠刀之下，发展近乎停滞。基于这种情况，李仁老创作《破闲集》时难免会对文学功用论产生思考，如他在卷上第22 则中写道：“天下之事，不以贵贱贫富为之高下者，唯文章耳”（《韩国诗话全编校注》37）。在他看来，文学的力量能够超越整个时代，也正是由于“以传后世”思想的支撑，才使得李仁老不单纯为品评诗文而作诗话，更是为“补史”和探讨为文技法，以期给后人留下无价的文学遗产。而虎关师炼创作《济北诗话》却非为“补史”，只是以一位域外批评家的眼光来审视中国诗人诗作。因此与《破闲集》主要记录本国诗人作品的特点不同，《济北诗话》所载多为中国唐宋诗人，虽然同样传达了作者的诗学观念，如“醇全”、“适理”等，但整体而言，虎关师炼在写作《济北诗话》时并不带有强烈的、以为后世学诗者正视听的鲜明目的性，因此他对杜甫的接受多以评鉴形式表现出来，而非带有扬弃性地对作诗方法进行总结。
（二）作家论有异：“旬锻季炼”与“上下才”论
两部诗话作品之所以呈现出接受差异，除创作视角有所不同外，与两位作者的作家论也有关联。杜甫虽在宋后赢得了崇高赞誉，与李白并举，但与李白行云流水以诗思取胜的作诗方法不同，杜诗尚“工”，有法度可依。比较两位作者的作家论可知：虎关师炼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唯天赋论拥护者。在诗话中他将诗人分为“上才”和“下才”，认为诗家天赋如同打造器具的材料，若是“多金之家”，即诗才上佳，那么无论什么形式的诗歌都可以完美呈现，若反之，便如寡金之家，即便所用模具再精致，呈现出的实物依然是“不美”的（《日本诗话二十种》10）。杜甫正是被虎关师炼列入到了“上才”之中，在论述“和韵诗”一则中，虎关师炼举元白和李杜的例子加以论证，认为杜甫与李白皆为上才，因此作和韵诗同样可成佳作，而若换成元白，和韵诗在他们手中就成了冗陋之篇，这也证明了他对天赋论的拥护，即有天赋的诗人可以不拘诗歌形式创作出优秀诗篇。而李仁老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天赋对作家的重要性，认为文章“得于天性”，但同时强调“且人之才如器皿，方圆不可以该备。而天下奇观异赏可以悦心目者甚夥，苟能才不逮意，则譬如驽蹄临燕越千里之途，鞭策虽勤，不可以致远。是以古之人虽有逸才，不敢妄下手。必加炼琢之工，然后足以垂光虹霓辉映千古”（《韩国诗话全编校注》12）。他认为人的才华犹如器皿，容量并非无限。因此只有做到朝吟夜讽、吟成大瘦，在反复锻炼后才能做出好的诗篇。此与江西诗派“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宋诗话全编》2429—2430）的观点类似。故而李仁老将文人分成“逸才”与“驽马”两种类型，综合来看，他较为崇尚“旬锻季炼”式的文人，强调后天之工，此与虎关师炼截然相反。体现在对杜甫的接受上，由于李仁老推崇杜诗之“工”，强调苦吟与炼琢，因此他才对杜诗法度详加总结和归纳，以期将这种法度留与后世学诗者。虎关师炼则因推崇天赋论之故，认为优秀的诗家能够打破藩篱自由地创作出佳篇名作，杜甫于他而言更类似于天赋铸造的伟大诗家，而非可沿袭之人，因此他对杜诗的接受形式也更倾向于鉴赏品评而非归纳作诗细则。
04
结语
与江户时代的日本诗话或多或少收录本土诗家作品的特点不同，《济北诗话》对时人评述寥寥，这也是它与《破闲集》一个鲜明差异所在。《济北诗话》虽与《破闲集》问世时间较为接近，但不同于高丽中后期文坛已与宋人同步、颇崇杜甫的特点，五山时期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宗白之风，使杜甫进入时人视野，但日本汉文学对杜诗全面的接受，却是进入江户时代后才开始的。从时间上说也更符合于江村北海在《日本诗史》中提出的二百年论，即日本文学晚于中国文学二百年左右。作为朝、日两国现存最早的诗话著作，《破闲集》与《济北诗话》对杜甫诗学思想的推崇也体现了一定的东亚文学普遍共性，即儒家文化的隐性影响。朝、日两国与中国长期互通有无，儒学的导向性作用根植于两国土壤，而杜甫作为儒家视角下“忠君爱国”的正统诗家，其思想对东亚文人来说更易接受，也更符合当时社会的政治导向与文人精神需要。但两部诗话仍存在着明显差异性。如果说《破闲集》在创作时已经具备了鲜明本土化特点，那么《济北诗话》仍以分析中国诗人诗作为主，属于一种面向中国的域外诗话。这种接受差异一则是因地域之故，朝鲜半岛与中国接壤，在当时条件下联系远比需要远渡重洋的日本便捷，因此中国文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更短，涌现了一批优秀汉文学家。相较于《济北诗话》创作时的日本，朝鲜半岛的汉文底蕴更显深厚；二则是因五山时期战乱频繁，因此不似平安朝贵族皆以风雅作文为乐事，当时远离战火的仅有部分僧侣。而僧侣中又只有精通中华文化者方有机会创作汉文作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创作要求，限制了潜在创作者数量。因此与《破闲集》问世后高丽诗话呈逐步发展的态势不同，《济北诗话》后五山时期再无新的诗话形成，直至三百年后《史馆茗话》问世，日本诗话才呈现出新的活力。
责任编辑：杨 建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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