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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毅平 | 雪月花时最忆君

邵毅平 未曾读 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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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１１ ．０３ ｜ Ｎｏ．４７５



1968年，川端康成（1899—1972）获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典礼上，川端康成作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著名演说，介绍了代表“日本的美”的各个名人和各种事物，并用一句古诗“雪月花のとき、最も友を思う”（雪月花时最怀友），来概括和表达“日本的美”的精髓和核心。但让人震撼的是，他这句用来概括和表达“日本的美”的古诗，却恰恰来自中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歌——“雪月花时最忆君”（《寄殷协律》）！这其中蕴含了怎样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信息和密码？本文予以了详细的解读。

 

本文节选原载2011年11月1日《文汇报》“笔会”版；全文收入作者《东亚古典学论考》，作为“复旦中文学术丛刊”之一种，2021年9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68年，川端康成（1899—1972）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代表作《雪国》、《千羽鹤》、《古都》。这是日本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也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获得该奖的亚洲作家。
 
在当年末举行的诺奖颁奖典礼上，川端康成作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获奖演说。在这篇著名的演说中，川端康成介绍了在原行平、小野小町、紫式部、清少纳言、和泉式部、赤染卫门、永福门院、西行法师、亲鸾、道元禅师、明惠上人、良宽、一休、池坊专应、千利休、芥川龙之介等代表日本文化的名人，禅宗、庭园、茶道、插花、古伊贺陶瓷、书道、东洋画、和歌、物语等代表日本文化的事物，向西洋人展示了眼花缭乱的日本文化传统，一个琳琅满目的“日本的美”的世界。而其所宣示的“日本的美”的核心，尤在对自然美的敏锐感受，以及与之交织的人情之美。他用一句诗来概括和表达这种“日本的美”：

以研究波提切利而闻名于世、对古今东西美术博学多识的矢代幸雄博士，曾把“日本美术的特色”之一，用“雪月花时最怀友”的诗句简洁地表达出来。当自己看到雪的美，看到月的美，也就是四季时节的美而有所省悟时，当自己由于那种美而获得幸福时，就会热切地想念自己的知心朋友，但愿他们能够共同分享这份快乐。这就是说，由于美的感动，强烈地诱发出对人的怀念之情。这个“朋友”，也可以把它看作广泛的“人”。另外，以“雪、月、花”几个字来表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在日本这是包含着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以至人的感情的美，是有其传统的。日本的茶道也是以“雪月花时最怀友”为它的基本精神的，茶会也就是“欢会”，是在美好的时辰，邀集最要好的朋友的一个良好的聚会。（唐月梅译）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演说，尤其是以上这一段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震动：川端康成这篇以向西洋人介绍“日本的美”为主旨的演说，用来概括和表达“日本的美”的诗句“雪月花时最怀友”（日文原文为“雪月花のとき、最も友を思う”），却恰恰来自中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寄殷协律》）！白居易诗句原作“雪月花时最忆君”，矢代幸雄、川端康成引用时，把特指对方的“君”，改成泛指朋友的“友”，更看作广泛的“人”，使其关涉范围更广，但基本意思不变。白居易此诗作于唐大和二年（828），距川端康成引用它的1968年，整整相隔了一千一百四十年！一句古老的唐诗，经过日本作家之口，在西方世界悠然醒转。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样的引用，第一反应当然是巨大的自豪感：在这样一个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场合，川端康成却用中国的诗句来表达“日本的美”，这说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与此同时，白居易的这句诗，也像打上了耀眼的聚光灯，其中所蕴含的自然美和人情美，不禁让我们刮目相看，更多了一层新的体悟与感受。当然，心里也不免隐隐狐疑：矢代幸雄、川端康成知道它是中国的诗句吗？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作为日本人这么引用合适吗？
 
但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作为中国人，我们知道这一引用的历史文化背景，那就是日本千百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的受容。白居易诗歌从平安时期开始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只不过是这一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而矢代幸雄和川端康成的引用，则不过是这朵浪花的现代之舞。
 
白居易的这句“雪月花时最忆君”，与其上句“琴诗酒伴皆抛我”一起，以“联”的形式（平安文人欣赏汉诗的一种方式），收入大江维时（888—963）编的《千载佳句》（925—929）卷上“人事”部“忆友”类，又收入藤原公任（966—1042）编的《和汉朗咏集》（约1018）卷下“交友”类。这两部和汉佳句选集，是平安文人受容汉文学的指南和津梁，千百年来，汉诗佳句通过它们在日本广泛传播。但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流行选本中，都没有收入过白居易此诗。这也许是因为，此诗虽有佳句佳联，全诗却不过平平而已；也许更是因为，即使其中的佳句佳联，也不过是“吟风弄月”而已。
 
白居易诗歌传入日本以后，风靡了整个平安文坛，而同时传入日本的其他唐代诗人的诗歌，包括李白、杜甫的诗歌，则对平安文学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杜甫的文集甚至失载于反映9世纪末以前传入日本的汉籍之大成的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大小李杜的诗句均不见于反映平安文人趣味的中日汉诗文佳句及和歌佳句选集《和汉朗咏集》，而白诗佳句则占了其中唐诗佳句全体的三分之二以上篇幅）；在白居易的诗歌中，最受欢迎的不是“为民请命”的讽喻诗，而是“吟风弄月”的感伤诗（也不是说讽喻诗就完全没有市场，比如当时也有辅仁亲王的《见卖炭妇》、藤原忠通的《卖炭翁》等，后来江户时期也有田能村竹田的《卖瓮妇》、坂井虎山的《卖花翁》等，但这些毕竟都不成气候。此外，日语文学也有受到《卖炭翁》影响的，参见近藤春雄《白氏文集と国文学：新乐府·秦中吟の研究》）。虽然后来日本的汉学家一再提醒国人：别沉溺于白居易的感伤诗，诗人自己最重视的其实是讽喻诗；也别一窝蜂地“粉”白居易，李白、杜甫在中国的地位更高……但日本的非汉学家们好像并不买账，矢代幸雄、川端康成便是现成的例子。
 
日本美术史学家矢代幸雄
 
白居易的文学观原本是重讽喻、轻风月的，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批评梁陈诗“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批评李杜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亦不过三四十首”，自认为最得意之作是《新乐府》、《秦中吟》。但事与愿违，在唐代，他最受欢迎的却并不是讽喻诗，而是感伤诗和杂律诗，《长恨歌》、《琵琶行》尤其脍炙人口：“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当时喜欢他讽喻诗的只有三个人，不幸两个还刚喜欢上就死了，剩下一个元稹也因此“十年来困踬若此”，于是他不得不寄希望于千百年后（以上均见《与元九书》）。就此而言，平安时期的文学风尚与唐代殊无不同。
 
但宋代的文学风尚变了，诚如明人李梦阳所云：“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缶音序》）这一看法是否符合宋诗的实际是可以讨论的，但批评宋诗“薄风云月露”还是一针见血的。其时祝允明也曾断言“诗死于宋”，具体言之，“诗忌议论，而宋诗以议论为高”（《祝子罪知录》）。祝允明所谓“议论”，其实也就是李梦阳“理语”之意。文学风尚的这一变化，本来符合白居易的“理想”，可以说他对未来的希望，在宋代终于变成了现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人又不满意白居易没有将讽喻进行到底，连篇累牍的都是迎合一般读者的通俗之作：“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他对李杜的批评绕了一个圈子，又被宋人送还给了他。所以，《新唐书》的白居易传比《旧唐书》的大幅缩水，评价也明显绵里藏针，暗存讥讽。
 
宋以后对于白居易诗歌的评价，总体上是宋式看法占了上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对白居易诗歌的评价上，还基本上唯宋人马首是瞻。1949年以后，曾把白居易誉为“人民诗人”加以褒扬；而矫枉者又以为，白居易留下的约三千余首诗中，只有百来首是“为民请命”的，其余都不过是“吟风弄月”之作，所以他称不上是“人民诗人”。其实两派意见的评价标准都是一样的：“为民请命”的才是好诗，“吟风弄月”的则无甚价值。
 
是的，在中国，“雪月花”，或加上“风”的“风花雪月”，或去掉“雪”，加上“风”、“鸟”的“花鸟风月”，或者其简称“风月”（如旧时茶馆里张贴的“莫谈国事，只谈风月”），或者加上动词的“吟风弄月”……历来都是含有贬义的词语；而在日本，就像川端康成所阐发的，“雪月花”代表了四季与自然的美，是非常正面、优美、抒情的意象（日本的百年老铺多有以“风月”命名者，此刻我手头就有一把店名“风月”的广告扇）。
 
祝允明书法
 
从川端康成的演说也可以看出，我们认为无甚价值的“吟风弄月”，在日本却结出了累累硕果，构成了“日本的美”的核心，使插花、茶道等等名扬世界，也让川端康成站上了诺奖领奖台。
 
其实，即使在中国的文艺（如诗词书画）中，“吟风弄月”也一向不缺少杰作佳构；即使宋人“主理”、“作理语”，“吟风弄月”也不过是换了个场所，在词里继续大行其道，为文人和世俗所钟爱；即使在今日的中国，人们最喜爱的白居易诗歌，一如唐朝，还是《长恨歌》、《琵琶行》等，而不是“为民请命”的讽喻诗（“人民”好像一向不领情于诗人的为他们“请命”）。但古今主流的评价标准，却好像故意要闹别扭，每喜作矫情违心之论。就像白居易对自己的作品，“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九书》），自己硬要跟自己过不去——何必呢！
 
也许是时候了，让我们在主流的“为民请命”的价值之外，正视非主流的“吟风弄月”的价值，让中国文学更为丰富多彩，让中国文化更为博大精深。
 
顺便说一句，就白居易个人而言，两相比对，不得不得出结论说，他的真正知音，与其说是在中国，不如说是在日本。但想象一下，如果他穿越千年万里的时空，来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聆听川端康成的获奖演说，听说自己的诗代表了“日本的美”，又会作何感想呢？是洋洋得意，沾沾自喜，说“知我诗者，其在扶桑”？还是一脸尴尬，哭笑不得，说“倭之所重，仆之所轻”？


相关图书

《东亚古典学论考》
邵毅平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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