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古本與今本：現存〈水經注〉版本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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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１１ ．１５｜ Ｎｏ．４７９

《古本與今本：現存〈水經注〉版本彙考》

作者：李曉傑 楊長玉 王宇海 屈卡樂

書號：978-7-309-15866-3/G.2280

裝幀：精裝全彩

定價：128元

李曉傑，1965年12月生於河北省唐山市。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爲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政治地理、《水經注》、中國古代史及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東漢政區地理》《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先秦卷、五代十國卷），主編《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汾水涑水流域諸篇、洛水流域諸篇）等。

楊長玉，1984年11月生於湖北省恩施州。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現爲雲南民族大學歷史系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歷史政治地理、隋唐西部邊疆史地、《水經注》等方面的研究。參撰《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

王宇海，1978年2月生於上海市。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碩士。現爲上海中西書局編輯。參撰《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

屈卡樂，1988年7月生於安徽省阜陽市。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現爲國防大學政治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歷史政治地理、軍事地理、《水經注》等方面的研究。參撰《水經注校箋圖釋》（渭水流域諸篇）。

北魏酈道元撰寫的《水經注》，是我國古代以水道爲綱記載區域地理信息最爲著名的典籍。它以西漢王朝的版圖爲基礎（若干地區兼及域外），對許多重要河流及其流域進行綜合性的描述，所涉及的内容包括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兩大部分。全書共有四十卷、三十餘萬字，是酈道元在爲官戎馬之暇，利用他所搜集到的各種地方文獻與他的部分實地考察所得而撰就的一部“宇宙未有之奇書”。其後雖然有明末黄宗羲《今水經》、清齊召南《水道提綱》等類似的著述出現，但其價值都無法與《水經注》相提並論。在我國古代記載河流水道的著述中，《水經注》一直是“不可無一，不容有二”的傑作。

《水經注》成書後的五百多年間，靠寫（鈔）本得以流傳，最早見於官方記載的是《隋書·經籍志》。在隋至北宋的一些類書與地理總志中，可以見到《水經注》被徵引的文字。至北宋景祐年間（一〇三四年至一〇三八年），原本四十卷的《水經注》出現了散佚，僅存三十五卷（後復析分爲四十卷）。

在雕版印刷出現之後，《水經注》也有刊刻本流行。迄今已知最早的刻本，是北宋中期的成都府學宫刊本。而現存最早的刻本，則是人們習稱的“殘宋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大約刊於南宋初期，僅存十一卷半（没有一葉是完整的），字數尚不及全書的三分之一。

降至明代，在《水經注》版本流傳方面逐漸形成了兩大系統：古本系統與今本系統。所謂古本，即刊刻、鈔寫時以保留宋本（或影宋本）原貌爲準則，即使底本有明顯訛誤，亦不作改動，尚不涉及校勘研究的版本。除前述“殘宋本”外，明代官鈔《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及諸明代民間鈔本《水經注》即屬古本系統。所謂今本，即已經對底本進行研究、校改的版本。自明代最早的刊刻本《水經注》黄省曾刊本以降的諸明清刻本，皆屬今本系統。現在我們一般讀到的通行本《水經注》，也都可歸入今本系統中。

據粗略統計，現存的兩大系統的《水經注》版本約有四十餘種。

由於版本研究是從事《水經注》具體探究最根本的基礎，因此花氣力儘量搜集相關版本、比較各版本異同、判斷各版本優劣，就成爲十分重要的酈學研究工作。

對《水經注》版本考訂的研究，早在全祖望、趙一清時已見端倪。清乾隆年間，全祖望在《五校水經注》卒業後，於《五校》稿本前臚列《水經注》二十七種，並對部分刊本、校本作簡要説明或評價；趙一清亦在其大體完成的《水經注釋》卷首《參校諸本》中逐一列出二十九種《水經注》參考版本，並在各本之下加注按語，簡述校者名氏、籍貫及該書特徵。

清乾隆三十八年，戴震主持的武英殿聚珍本《水經注》刊行。在卷首《校上案語》中，戴震着力突出《永樂大典》本《水經注》的校勘價值，推之爲“原本”。但對殿本所用底本及參校諸本的版本信息則大多隱去。其後，由於趙一清《水經注釋》刻本刊行，其中校改内容與殿本多有相似之處，遂引發聚訟紛争，治酈學者多涉其中。由於《大典》本深藏内府，殿本又略去參校版本信息，外加“戴、趙相襲案”的影響，使得《水經注》的版本研究在殿本刊行之後的較長一段時間内並没有實質性的推進。

直到同治年間，楊希閔復始重視不同版本的校勘價值，節録多本校語而成《水經注匯校》。在此基礎之上，王先謙匯集除全祖望之外的治酈名家之説，以殿本爲底本而撰成《合校水經注》。楊守敬、熊會貞撰《水經注疏》時，囿於時代條件，主要以《合校水經注》爲工作本，因此對版本認識與利用則顯得十分有限。

王國維雖在《水經注》的版本研究方面投入時間有限，但他率先引入《永樂大典》本等明鈔本與黄省曾刊本、吴琯刊本等明代早期刊本進行校勘，因而對《水經注》相關版本做出了非常有價值的判斷。

丁山的《酈學考序目》是第一篇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水經注》版本研究之作，然令人不無遺憾的是，其所論諸本，實多未親見，相關信息僅從清以後諸校本序跋中得之，故有關古本《水經注》部分所論頗不足據。

自一九四三年始，胡適傾十數年之力，進行《水經注》版本研究，搜集相關版本四十餘種，撰成相關手稿兩百餘篇，其搜求之富、撰述之多，在酈學史上無出其右。他關於《水經注》諸古本及明清時人校本的研究、判斷，可資參考之處頗多。不過，由於他本人並未在實際的版本校勘上投入太多精力，且常囿于全、趙、戴之校案，故其論述訛錯之處亦時時有之。

此外，鄭德坤《水經注板本考》，著録唐宋以後諸本甚詳，不過其所論多出自清人藏書題跋，或清人校本所列書目。如著録“馮舒校本”曰：“《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稱昭文張氏有此本，盖據柳僉影寫宋本校者，又以朱《箋》及謝兆申所見宋本補校。《愛日精廬藏書志》及《皕宋樓藏書志》並詳其顛末。”又如著録“陳仁錫校刊本”曰：“萬曆中校刊。趙一清及全祖望並見之。”可見作者並未親見陳本，亦不知陳本尚存於《奇賞齋古文彙編》之中（陳本詳[二一五]）。又如在“馮夢禎校本”下曰：“萬曆間馮氏以經、注混淆，間用朱墨分句子。此趙一清聞自古老，未之見也。”

鍾鳳年《評我所見的各本〈水經注〉》，所論雖皆其親見，但僅略舉相關版本十餘種。

鄭德坤、吴天任所纂輯《〈水經注〉研究史料彙編》頗涉版本問題，相關史料可資參考，但其中存有舛錯，須加以分辨。吴天任《酈學研究史》中亦有關於《水經注》版本方面的論述，唯所論與《〈水經注〉研究史料彙編》類同，並部分更正了《〈水經注〉研究史料彙編》中的錯誤。如《〈水經注〉研究史料彙編》中誤將“馮夢禎”與“馮舒（己蒼）”當作同一人，在《酈學研究史》中已得以修正。

陳橋驛《〈水經注〉的珍稀版本》一文，較詳細地論述了《水經注》的八種版本。又撰《〈水經注〉版本和校勘的研究》，在前文基礎上有所增益。之後，在其所著《水經注校證》之《主要參校書目及簡稱表》中，列出三十五種《水經注》版本，唯其中注録的一些版本信息頗存不確之處。

方麗娜《〈水經注〉研究》一書，對唐宋以來《水經注》版本復有較詳列舉，然似多沿襲前説，發明之處無多。

綜上所述，有關《水經注》版本的研究，雖然前人已有較豐富的成果，但疏漏之處亦復不少，尚存可以進一步深入探掘的空間。加之我們在對《渭水篇》進行具體校勘的過程中，對於《水經注》諸版本的優劣復有了新的認識，深感對現今所存《水經注》主要版本有重作系統研究之必要。故本書擇取了二十九種《水經注》的主要版本作爲探究對象，分類逐一加以論述，重點揭示這些版本的校勘價值。

此外，關於本書，尚需作如下説明：

一、由於許多版本全稱較長，故本書在具體論述某一版本時，于首見時括注簡稱，而後則徑用簡稱，以達行文便利之效。

二、本書在探討各本特點時，所舉校勘實例基本上源於我們對四十卷本《水經注》卷十七至卷十九《渭水篇》的校勘，故本書在涉及此三卷時，不在卷數後面再列出水名，以避繁冗。若需以别卷實例進行論證時，則卷數後仍出水名，如“卷二《河水》”“卷七《濟水》”等。

三、本書論述各本，除標題中寫明其最重要的舊藏地和現藏何處外，還在標題下的楷體字部分論述其别本在海内外的主要館藏情况。不過由於清以後同種刊本數量存世頗多，再逐一列出其收藏情况似無必要，故本書相關此部分的説明僅及明代及明以前諸本。另，《中國古籍總目·史部·地理類》著録現存《水經注》版本館藏情况較詳，凡本書相關信息來自該書者，不再單獨出注；遇有該書未收入，或雖收入但信息不確者，再另注出處説明。

四、《水經》一書自《水經注》書出後而逐漸湮没，今所見各本《水經》均是後人從《水經注》中輯出，故不再列入本書討論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