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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 | 阿拉上海人

陈思和 未曾读 2022-12-22

2021.11 .19| No.481


上海人、上海文化和上海的知识分子

 
上海曾经是个移民城市。
 
要谈什么是上海文化,就像问谁是上海人一样,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是本地江湾人,每有人问起籍贯来,他总是很骄傲地晃着头,高声说:“阿拉是的的刮刮格上海人。”小孩子没有籍贯尊卑的观念,这份骄傲不用说也知道是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江湾算不算“的的刮刮”的上海,不过小时候听到这个说法确实肃然起敬,接着就心虚起来。尽管我也出生在上海,但在我的履历表上,籍贯总是填上祖籍广东番禺,就仿佛自己来路暧昧似的。
 
在日常社交生活中,上海人明知对方是上海人,也会问对方:你是哪儿人?这样的问题一般不会引起被问者的反感。由此我常常想,当我们今天在马路上、在公共汽车上,看到来自外地的民工便口吐一句带有贬义的“外地人”时,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履历表,不自觉地扮演起那个小江湾的角色。谁也不能否认,过了若干年后,这些外地移民的子女都在上海住下、寄读、成长,然后混迹于街头市井,成了新一代的上海人。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上海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真正地域性的上海人,比如川沙人、南汇人、青浦人,除非加上一些类似“的的刮刮”“真正”“正宗”等定语修饰词,通常倒不 用“上海人”的称谓,而一般人所理解的上海人,也就是指在过去一百多年间陆续迁来的外地人。
 
一个朝气蓬勃地发展着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大都市,不仅给外国的冒险家提供了创造奇迹的机会,也给有眼光有魄力的中国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好机会。我们的父亲、祖父上几辈里,自称是身无分文到上海来创业的人有的是,成功则留,不成功则去。正是这些离乡背井、流动量很大的外来移民,带着他们各自的地域文化和生活习惯来到上海滩,在一个共同的半殖民地文化背景下交流混杂,逐渐形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开放性的文化特征。所谓“上海人”的概念,在1949年以前大约只是指那些居住在上海这块地区的人而已。
 
如果按地区划分,当时上海的外来人口主要是三大系统:广东、浙江和苏北,其次才是江南各地,彼此间不但保持了独立的语言和生活习惯,而且拥有专门的职业和社交圈子。由这些移民群体组合而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我们称之为上海,已经逐渐取代了原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上海人及其文化。这种文化杂糅的状况与同样是移民城市的北京也不一样。在北京被称作“老北京”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而上海人所指的“老上海”,往往是在上海居住时间比较长的外地人。
 
 
有两个“上海文化”的概念。
 
一个是地域性的上海文化,另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上海文化。后者是借用了上海这个地域发展而来,但它自身并不受地域的限制。我们现在常常把1930年代上海文化的繁荣视作骄傲,并为今天的上海不再是全国文化中心而深感失落。在我看来,这种骄傲和失落都是虚幻的,其原因就是没有分清这两种上海文化概念的差别。
 
上海是个很奇特的地方,从开埠以来就长期处在多种文化的冲撞与互渗之中,不仅是中西文化的冲撞,还有源源不断地从内地来的中国人,形成了现代都市文化与内地传统文化的冲撞。这多种文化冲撞的结果,是上海开放风气的形成。按理说,五口通商,上海并非是走在最前面的城市,但其他四城,居民的基本成分与文化的基本构成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广州虽也是得风气之先的城市,但因排外意识强烈,外省籍移民似乎很难与本土居民融为一体,更遑论西方文明;而唯独上海人天性开放,对新奇事物也无反感,外来者往往反客为主。
 
1608年徐光启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天主教祈祷所,西方宗教在上海传教得以成功,并非偶然。沪上租界确立,西方文明渐渐传播,上海进入半殖民的经济文化时代: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刺激了经济发展,在一批批涌入上海的外来人中逐渐形成新型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商品经济迅速瓦解了本来就岌岌可危的传统伦理道德,使中国人在失去了价值取向和精神依凭后第一次遭遇物质文明的挑战。如果我们要考察上海近代文化的起源,大约就是这样开始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上海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繁荣正是这种半殖民地的经济文化环境造成的,1930年代上海与世界经济接轨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造就了新型的中产阶级的文化消费阶层,使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得以可能,由此造就了文化的繁荣。我想这恐怕也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当时相对内地经济的落后状况而言,上海的经济繁荣是引人瞩目的,但这与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繁荣的地方不一定文化繁荣,以前的香港就是一例。
 
这当然不是说这些城市没有文化,而是看从什么角度来理解文化。如果以物质文明——洋楼、舞厅、百货大楼、各种现代娱乐设施等——为标志,那上海的半殖民地经济在促进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方面确实起过大作用,但从上海市民的精神生活而言,经济畸形发展带来的阴负面同样不容回避。
 
以上述上海半殖民地经济文化的两个特征而言,前者造就了现代都市市民文化的繁荣,后者带来了现代文明与生俱来的糜烂、恶俗的精神现象。历史现象很复杂,就在本世纪初,上海已经被列为世界十大都市之一,但其精神生活呢?著名的上海小说家包天笑在一篇小说里这样介绍上海市民的黑幕文化:
 
世界上事事物物哪一件没有黑幕。中国的黑幕更多,中国的上海黑幕更加多……上海的黑幕,人家最喜欢看的是赌场里的黑幕,烟窑里的黑幕,堂子里的黑幕,姨太太的黑幕,拆白党的黑幕,台基上的黑幕,还有小姐妹咧,男堂子咧,咸肉庄咧,磨镜咧,说也说不尽。要是就这几样做出来,要比大英的百科全书还多。……你要看报时,就留心报上的本埠 新闻和那种小新闻,这里头就有许多黑幕在内。……那种黑幕,也并不是绝对的不正当的书,只要出版以后,各报馆多 登几天告白,请他介绍介绍,他还赞得你天花乱坠,说什么摘奸发覆,裨益世道人心咧,又说什么振聋发聩,警醒社会不少咧。还托几位大名家、教育家,提倡提倡,或题几个字或写一句成语,作为一种标帜,说得好的,便是济世之宝筏,指迷之南针。……
 
虽说这里谈的是小说,但它所折射的上海市民的精神世界确让人触目惊心。所谓的通俗小说,言情也罢,黑幕也罢,大致都反映了上海商品社会下的市民文化导向和审美趣味。这种市民文化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殖民地文化的基本特征:殖民地文化与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天生是对立的,从本质上说,殖民地的人才教育目标只是技术管理人员和现存经济体制的服务人员,而不是特立独行的思想人才,更不是它的批判者和人文精神的捍卫者,而上海的市民文化正是在下里巴人的层次上迎合了这种殖民文化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暮气沉沉的古城北京会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而生气勃勃的新兴城市上海却是旧文学的大本营。
 
当然不能说这样的教育和训练对上海人的精神发展没有一点好处。殖民地人才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对于后来上海人群体人格的形成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上海人“精明但不高明”,所谓上海人“聪明实惠、开化宽容、遵守规则”,所谓上海人“整体文化素质高、重视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等等,多少都积淀了这种文化教育和精神训练的遗迹。
 
今天有不少学者出于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愿望,把现代经济管理和生活秩序与现代文化建设混为一谈,以为地铁、摩天楼、高级商品以及第一流的文化设施,就是都市文化发达的标志;上海市民的西式教养、精致生活以及遵纪守法,就是文化素养高的表现,因此陶醉于1930年代上海的物质文化,津津乐道,以为这就是上海一度成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理由。
 
这种说法对于鼓励一般市民维护上海的文化形象,自然是不错的,但若真以为这就是上海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目标,或把这样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作上海文化的主要特征,那就未免太简单化了。我刚才说要区分两种上海文化的概念,这一种上海文化特征,充其量只是地域性的上海文化,属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的文化。
 
20世纪以来,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无论其是否在上海居住,对于这个城市在经济的畸形发展下形成的市民文化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即使在今天,有许多上海人都并不以这些所谓的上海文化性格为然,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像上海的知识分子那样强烈地批评自己居住城市的群体 性格形象,甚至连一般的上海人,也常常以自己的个性“不像”上海人为荣。
 
同时,从对上海市民文化的自我批判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上海文化的另一个范畴:一种非常优秀的文化素质,它不是立足于一个城市或某个地域,而是与全国甚至世界文化联结在一起的,通过不断的自我批判来激活自己的生命力,使之生生不息、除陈纳新的文化。
 
上海开放性的文化生态环境非常有利于它的发展。其一,上海开埠以来的世界性经济结构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和冲撞,20 世纪初的上海是世界信息的汇集之地,它不仅拥有通往世界各地的港口,而且报业、出版等信息传媒工具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二,由于租界的主权受到洋人的控制,中国统治者的权力无法直接施行,使之政治上的专制权力有所削弱,思想言论自由有了一定的可能性。清末以来,革命派、改良派都利用了租界的特殊条件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民国以来,知识分子也利用了这一环境来从事新思想的传播。
 
如果说,1930年代的上海曾经文化繁荣,一度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主要就是指后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上海文化。这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文化主要通过庙堂里的政治活动来传播,所以京城往往又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只有当知识分子完成现代转型,脱离了庙堂,另在文化意义上重新确立自我价值取向,也就是庙堂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相脱离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京城之外确立另外一种意义的文化中心。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在北京发生并能影响全国,就是因为知识分子还借着原有的士大夫余威,不过是把活动场所从庙堂移到了广场。但到了北伐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虽然也企图利用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余威 (如起用蔡元培、吴稚晖等所谓“四皓”),但经过了五四洗礼后的知识分子毕竟成熟了,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对庙堂的幻想,在现代社会重新寻找并确立自己的岗位。这时的上海,凭借了繁华的经济实力和租界的特殊环境,得天独厚地发展起新的文化格局。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上海本身的地域文化,而是汇聚了全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如果失却了这样一个前提,上海在经济上再繁荣、再与世界接轨,也很难创建出一流的文化。
 
很显然,上海出现的两种文化,虽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和生态环境,但它们之间质的区别非常明显。上海市民文化是一种地域性文化,与任何一种地域性文化一样具有相对保守、自私狭小的缺陷,而且上海作为一座新型的大都市,历史短,文化构成杂,远不如北京这样一些古老城市拥有纯粹的文化风味。因此无论从历史的方面还是从审美的方面说,上海的市民文化都是先天不足,后天又受到扭曲,并不是一种很健康的文化型范。而作为纯粹文化意义上的上海文化则是在流动中产生,它是一种开放型、进取型、具有远大眼光和胸襟的现代文化,它不安于现状,对自身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充满批判精神,敢于冒险,善于吸收,勇于试验,富有原创性。
 
这样的文化形态不仅有知识分子的参与,也吸引了大批各行各业勇于探险的外省籍人士参与,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上海人”共同创建了这样一种与现代生活品质相吻合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也不断发生互渗,许多外来者为上海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新文化素质以后,一旦在上海站稳脚,就很快融入上海的市民队伍,成为保守的市民文化的维护者,然而,只要上海的人口流动不停顿,外来人口(无论来自外国还是来自外省)在上海的文化建设中起作用,生机勃勃的大上海文化的命脉就不会中断。
 
 
1949年以后,户籍制度严格健全,人口流动受到控制,地域意义比较确定的“上海人”概念大约就从这时开始形成,其主体成分就是那些移民们的后代。由于政治文化实现了一体化的局面,上海在国家的计划体制里仅仅占据了经济上的重要位置,文化上八面来风的优势却随之丧失。虽然也有过1950年代的上山下乡、1960 年代的支援边疆、1970年代的四个面向和插队落户,但都只出不进,上海人习惯了扮演老大哥支援外地的说法,至于从外地和外国吸收新鲜有生命力的文化营养来发展自身,却考虑得很少很少。
 
而且,血液里流着移民因子的上海人本能地反感着新的移民,市民的保守性、封闭性逐年增长,最终以地域性的上海市民文化基本替代了纯粹文化意义上的上海文化。长期以来经济在计划体制上的优势和文化的弱势,腐蚀了一代人的素质,原来充满着创业冒险精神的上海人不见了,来自五湖四海、放眼东洋西洋、敢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上海人不见了,甚至连龙门敢跳狗洞敢钻的“大丈夫”气度的上海人也不见了。打个不中听的比方,近40年来的上海人,不过是生活在大上海的小媳妇,是失去了上海人精神气质的上海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原来意义上的“上海人”和“上海文化”了。
 
没有历史的上海人,其真精神就在于没有历史只有构成,一旦失去了携带着时代精气的大构成,“上海人”只能成为文明的消费者和享受者而不是文明的原创者。在改革开放政策实践了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市场经济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杠杆,政治文化一体化的格局也随之向经济文化综合化格局过渡,这种小媳妇式的上海人素质显然无法与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趋势相匹敌。
 
有些人总是好心地以为上海过去有殖民地租界,有过一些中西文化的积累,现在要建设一种国际大都市文化比较容易些。这种看法太乐观了。且不说殖民地文化本身还有很大的消极面,不值得上海人沾沾自喜,更大的问题是现在我们首先面对的是这40年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文化局限,一种墨守成规、甘心平庸、敷衍萎缩、患得患失而缺乏大构思大手笔大气度的精神遗产,已经成了上海人创造新文化的沉重包袱。
 
目前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惶恐,就是一个证明。前些日子有朋友与我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上海能否恢复1930年代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我说,如果真要恢复上海在1930年代的文化地位,只有一个办法,忘掉上海的地域概念,那口号就是“在上海搞一个全国文化中心”,而不是“把上海搞成全国文化中心”。
 
1930年代上海的文化地位并不是上海人搞起来的,就当时相对闭塞的全国文化环境而言,上海只是提供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它有比较好的经济环境和文化设施,有相对开阔的文化视野,就是有了这点优势,吸引了全国的知识分子。
 
现在来说,这种文化优势不再是上海的专利,任何一个沿海城市,只要在文化上实行真正的开放政策,让全国,甚至国外的知识分子到那儿去工作,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从事各种文化活动,只要不违反宪法,就给以政策上的保护:如果在一个城市里云集了一大批全国第一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制片人、文化经纪人,让他们有缘则来,无缘则去,自由发展;如果一个城市拥有上百家出版社、杂志社、制片中心以及各类文化产品的发行渠道,让它们各显神通,自由竞争,优胜劣败,那么,当文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成为独立、多元、丰富的社会形态时,这个城市在全国文化发展格局中的中心地位是不言自明的。
 
1994年5月12日写于黑水斋
初刊《上海文化》1994年第4期
 

*本文节选自陈思和《海派与当代上海文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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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作者论述当代上海文学的论文,并分为三辑,第一辑为理论性论文如《海派文学的传统》《海派文学的特点:复杂的叛逆性》《工人题材是海派文化的一个传统》等;第二辑、第三辑为文学批评,其中第二辑专门评论当代上海文学的代表作家王安忆,对王安忆与海派文学的关系作了梳理;第三辑评论其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当代上海作家或作品。是当代海派文化建设中关于海派文学建设必不可少的论著。


目  录


总序

 “海派”文艺
上海人、上海文化和上海的知识分子
论海派文学的传统
复杂的叛逆性——现代海派文学的特点
读刘建辉《魔都上海》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
文学的上海与经验的上海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上海文学〉五十年经典文选》总序
走通两仪,独立文舍——主编《上海文学》的一点追求
城市文化与文学功能——兼谈上海城市文学品牌
关于“都市文学”的议论兼谈几篇作品
都市文学中人性探索的两个维度
告别橙色的梦——读王安忆的三部小说
双重叠影·深层象征——从《小鲍庄》谈王安忆小说的叙事技巧
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19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
试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意义
《富萍》:漂到大上海的浮萍
从细节出发——世纪之交的王安忆短篇小说艺术初探
读王安忆《启蒙时代》
《天香》与上海书写
王安忆笔下变化中的上海

徐兴业:《金瓯缺》对时间帷幕的穿透
赵长天的两个侧面:人事与自然
笑声中的追求——沙叶新话剧艺术随想
在两个文本之间——致沈善增谈《正常人》
由故事到反故事——谈李晓的小说
走你自己的路——谈程乃珊《望尽天涯路》
竹林的小说——文学书简之一
现代都市社会的“欲望”文本
读彭小莲《美丽上海》
杨浦三作家简论
工人题材是海派文化的一个传统
 ——从长篇小说《工人》创作说开去

【附录】 我“痛”什么——陆星儿访谈
代后记:谈谈上海文化、海派文化和上海文学、海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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