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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道明 | 海派作家刘大杰

许道明 未曾读 2024-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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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1 ２．３１  ｜ Ｎｏ．４９４




《海派文学论》是本重版书，作者许道明先生已经去世。这是一本较早研究海派文学的专著（可能是第一部），对海派文学的定义，性质以及内容资料的论述，都具有原创性贡献。海派文学研究现在多有拓展，但这本书是奠基性的。

——陈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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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学论》
许道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在京派作家中多有以大学教授为正业者，海派好像有些不一样，自然也有人曾在大学讲坛上说说话的，但让人深刻地记住他们教授身份的并不多。为聊备一格，这里我们得谈谈刘大杰。
 
林语堂对袁中郎频送秋波，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一则故事，他的著名同好便是刘大杰。和看不得诗哲徐志摩当年大捧印度泰戈尔一样，鲁迅对刘大杰吹捧袁中郎也大不以为然。《骂杀与捧杀》有过铁板钉钉的记载：
 
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他一塌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不诚恳”和“学识不够”算是鲁迅对刘大杰的忠告，在尔后的《关于新文字》等文中，他还一点不健忘，一再施展着他的调侃才能。它们在鲁迅是与生俱来的劲头，而对刘大杰却是终身受用的大事。在“文革”之初，复旦大学的革命师生表现出卓越的记忆力，在号称“南京路”的大字报长廊内，送给刘大杰先生的几顶帽子中便以上述这件事最怕人。等到工人宣传队一进校，刘先生不算惨，然而连声不迭检讨自己“不学无术，该死，该死”，著者当时正“住”在复旦，印象并不模糊。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作家“围剿”鲁迅的时候，鲁迅已知道这个世间有个刘大杰了。常燕生在《长夜》半月刊上的文字，当然不是革命文学家的手笔，倒使鲁迅想起了宿敌陈源教授，有过一阵“气闷的滑稽”的感叹。

刘大杰先生


20岁出头的刘大杰刚从日本回来，竟然也步常燕生后尘，仍在《长夜》上发表《〈呐喊〉与〈徬徨〉与〈野草〉》。他在文章中说，从《呐喊》到《徬徨》，是“由失望而走到绝望之途”，而由《徬徨》至于《野草》，则表示了由“绝望”走进了“坟墓”。从深处看，这般判断并不大错，相反大有深意存焉，反映了鲁迅对现实的决绝态度，并且紧张地热烈地瞩望于超越现实的未来，显示了一种颇具深度的现代性的人文关怀。当时的刘大杰到底没有如此的说明，他虽深谙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却多少粗疏地援引着一般的文学史结论，糊涂地用人的生理变化指陈鲁迅已入晚境，继而伸展其貌似聪明却很不得体的议论：
 
鲁迅的发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创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变换变换生活，以后恐怕再难有较大的作品罢。我诚恳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开书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国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几页空白的地方。不要满足过去，也不要追怀过去。
 
于是鲁迅以惯常的风格捅出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实现了他同刘大杰的第一次交手，虽然这是大师与小把戏的较量。所以，后来刘大杰的自甘于林语堂、施蛰存之流，鲁迅的印象也特别深。
 
认识刘大杰的人，无人不说他的浪漫根性的，他并非是实在的“不学无术”，像那些在上海滩上混饭吃的教授。但他毕竟过于聪明了，对于变换不居的风色有极度的敏感。因此，在鲁迅逝世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他调转花枪，不再计较鲁迅的创作，《鲁迅谈古典文学》《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鲁迅的旧诗》等，除却显示了作者宏富学养外，大半表示了某种风气使然。当我们有些耐心翻检出他一生最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看清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本子到1962年的修订，就会发现一个学步法国朗松的环境决定论者是如何服膺马克思的基础决定论的；如果再能不惮烦地品味1973年问世而完竣于1976年的本子，所谓的“文革修订本”，更会明白“风气”之于刘大杰的意义。

刘大杰先生最有影响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1904—1977），曾用笔名大杰、雪容女士、绿蕉、夏绿蕉、修士、湘君、刘山等，室名“春波楼”。湖南岳阳人。少时家贫，凄苦是留给他最深的经验，生前他对著者亲口说过，人们所言的“世态炎凉”，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他的自传体小说《三儿苦学记》为我们展示了他那凄风苦雨般的童年。刚满一岁父亲即撒手人寰，遗下的孤儿寡母五人少得世间的同情，相反蒙领着日深一日的家族内的家产争夺，可叹的还在那份被叔伯们争来夺去的家产实在已“微末而不足观的”。他的童年几乎被所有农人的活儿充塞着，唯独寄居外婆家的那些日子，虽有寄人篱下的辛酸，但他能在母亲慈爱的呵护下，接受了他最初的文学教育。随母亲识字诵诗，还从外婆和大舅母那里听得“武松杀嫂”“李逵打虎”“白帝城托孤”“黛玉葬花”“红娘传书”等有趣的故事。然而12岁丧母，继之在北京师范学堂读书的哥哥的夭逝，对他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往昔族人的欺凌便越发嚣张。他怀着鞭打不掉的“翻身”信仰当过贫民工厂的学徒，终于全凭自身的苦斗才于14岁那年正式入学读书，从贫困的乡间一直飘泊到繁华的武昌，考入免费的武昌湖南旅鄂中学。
 
1925年对刘大杰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年他在武昌师范大学识得了当时在该校执掌文科教席的郁达夫，于是他潜在的文学天分在这位新文学前驱的指导下神奇般地开了花。他与同学胡云翼等人能够组织“艺林社”，并创办《艺林旬刊》，差不多全仰仗郁达夫的关爱。老师不仅用他的创作小说《小春天气》和《秋柳》为学生编辑的团体小说集《长湖堤畔》增色添彩，并且从处世风格和创作气质上给后起者以巨大的激动。刘大杰的早期小说，比如《黄鹤楼头》，还有名噪一时的《渺茫的西南风》，这两个集子中的多数篇什，都取自叙传式的抒情格调，并不时借重古代诗词的意境和情调，娴熟地点缀着自己的小说叙事，至于以“零余人”自况，倾心于世纪末的颓废，都明显带有郁达夫的气味。《黄鹤楼头》的题词即为：“这是我的生命途中的创伤，/—留在人间的痕迹；/这是我的过去的二十年的生涯，/—苦闷的象征！/我愿纪念我死去的妈妈。/我愿献给我意中的爱人。”幼稚而真挚，除去属于刘大杰特殊的经历标志外，活脱像其师郁达夫！

刘大杰先生的文学领路人——郁达夫

 
大学毕业后，刘大杰一度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西欧文学。从法国和德国的新潮文学中他惊奇地发现了表现主义，主张审美主体的自我表现，强调由内而外的艺术创造倒是与高扬主观精神的五四精神相联系的，这大抵也和他去国之前的文学趣味相凑泊。于是才有了他在1928年出版的《表现主义的文学》。他同时又心折于托尔斯泰和易卜生这两位原本借“五四”在中国发生巨大震荡的洋作家。他的兴趣无疑集中在19世纪末叶的那些作家身上，他思索并记录了自己对他们的全部认识，正是梓行于1928年的《托尔斯泰研究》和《易卜生研究》算开启了某种唯学者才能适应的训练。
 
回国后在正式供奉大学讲坛之前，也许是出诸自己创作能力的自信，他选择了以上海大东书局编辑岗位作过渡。对于与浪漫主义有着亲姻的表现主义借着他过往的经验和心智中的“表现自我”的倾向，依然得到他的尊重和喜好，不过从他回国后的创作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托尔斯泰和易卜生已经成了他的表现主义的深重底色，也即托尔斯泰和易卜生对于社会问题的热衷开始制约他的“表现主义”。他对鲁迅小说和《野草》的议论，曾以莎士比亚作援手，但实际上给他以更大帮助的还是托尔斯泰和易卜生。
 
这些或许提醒我们还得多少注意当时席卷上海文坛的革命文学论争风云，他虽不是革命文学论者，他的不愿甘居人后的风头主义，他那份对于批评才能的确信，颇类似那个时节坐在“无轨列车”里体验流线型感觉的新感觉派作家。他算是向国人显示了自己的成长，用他的敏感，用他的难耐寂寞，连同他的著述和创作，应和了方兴未艾的革命文学。首先亮出了自己的主张，已是他能够实现的任务，甚至继而还呼应批评界对郁达夫《迷羊》的指责，他学着主流批评家的腔调向他的那位文学引路人奉献了自己的“忠告”，“《迷羊》不是新生命的表现，乃是旧情感的遗留”，期望老师“接收时代的思潮，把死了的感情，深深地葬往过去的青春里，再转过方向来写写罢”。
 

《渺茫的西南风》1932年版书影
 
当然刘大杰也不得不连带说说自己，初版于1926年的算是当时的畅销书了，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年，他却写下了“六版新序”，表示了悔其少作的愧恧，称这部书为自己的“未成形的拙劣的孩子”。不过有意味的是他一面做着痛心疾首的批评，一面却继续放任书商重版，著者手边便有着1932年7月的第九版。
 
1928年后，刘大杰仍然勤勉地操持着那支抒写生活的笔，先后出版小说集《支那女儿》《昨日之花》《她病了》和各体杂集《盲诗人》（收短篇小说6篇，散文1篇，剧本1个），另有戏剧集《白蔷薇》《死的胜利》两部。这些作品虽依然保留着作者原先的风格因子，涉及的内容却远较前期宽泛，反映了刘大杰渐次摆脱郁达夫影响的主动追求。艺术家的刘大杰差不多不甚情愿地摒弃习惯的浪漫主义，唯托尔斯泰和易卜生帮助他找到了发挥潜在理性才具的突破口。这两位西欧大师针砭社会问题的执着热情曾经激动过五四前后的新文学家，让他们从书斋走向十字街头，尽管他们像茅盾指出的那样仍在十字街头徘徊，尚无能力全般地再现社会。
 
托尔斯泰和易卜生的“问题主义”对于30年代的刘大杰，已不囿于暴露性的再现，而增加了突出的干预意义，显示了当时的某一部分青年作家被时代潮流裹挟的精神特征，他们企图用他们愿意接受的方式，正像当时的多数海派青年作家的作为一样，都立志充当“时代作家”。托尔斯泰和易卜生在提出问题中的说教方式，同样为当时中国进步文学界普遍认同，这类倾向几乎使刘大杰处于深巨的亢奋之中。我们所以把他看成是海派中人，不完全着眼于他的趋新的调整，甚至也不主要在于反映在他的小说中的市民情调，而在于他根植在心眼深处的那种虚幻与现实兼容的上海市民理想。
 
托尔斯泰和易卜生被刘大杰视为“作家中的作家”，是“不变的真的纯洁的灵魂，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灵魂”，这类认识显然有别于左翼作家，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的某些可以归属于怅惘的成分大抵来源于他对先验精神力量的膜拜，部分正体现了他对现实的妥协。
 
《支那女儿》集中的篇什多为作者在日本的创作，已经显示了作者新的选择。刘大杰在序文中声称，它们虽然仍旧是自己“失望”情绪的产物，但已“脱离了恋的苦闷的环境，也没有昔日悲伤身世的情怀”，所以里面除了《樱花时节》以外，“其余的眼光似乎又放开了一点”。这些交代大抵是真实的，他以往以个人为本位的抒情，渐次转到较宽泛的人生感触的方向去了。表现的尽管依然多是些青年人的苦闷与纠纷，缠绵凄清，纤细而并不华丽，然而在作者已多了些“野心”，他打算为社会说些话，他也有志于为玉成形象的思想高点而放纵某些说教的因子。一般平民甚至底层民众的命运成为作者关注的重心，灾荒和战乱，以及普遍的贫困，是《姐姐的儿子》《夜》等传达的主要问题，而《支那女儿》虽以东洋为背景，让人感觉更深的还是一些国内的实情。
 
比较特别的是《“妹妹！你瞎了。”》和《残花》，前者是“革命者暴动问题”，后者是一则惨烈的“革命加恋爱”的故事。这些大体可以说明刘大杰当时的思考，和他因着应和国内创作风气的转换而实现了自己与过去的告别。当然，它们毕竟不相同于时行的革命文学作品，同为争取读者的同情，革命文学家认同崇高，而刘大杰力争在营建自己的亲切。上海滩头通俗作家的技巧似乎招引他重新看待自己的表达，于是他不愿意与自己的过去作出完全的告别，多数年轻人惯常的意识和兴味不啻为他尊重，他甚至还学着多半海派作家追赶风头的动人风格，对于虚空和带着诱惑性的字面，那些直逼都市青年荒凉心境的波动，他甘心作出奢侈的向往。名士才情，曾装扮过刘大杰的早期小说，而至此他已有相当的不满足了，不过，凝重的才子情结是颇可建立起我们的观察的。
 
收于《昨日之花》中的文字依然是作者回国之前的作品，大半仍然是关于社会问题的揭发。《新生》来自易卜生的启发，写了一个类似娜拉的角色，一个过渡时代的知识女性的觉悟；《昨日之花》是新旧爱情观点对于女性命运的意义，描写过了婚嫁年龄的约莉所做出的牺牲，以及这类结局的价值；《戒指》的主角遇人不淑，单身将自己全部的爱倾注于她的子和孙，最终还是落入悲惨的深渊；《饿》写出了农村雇工王麻子微末的悲哀，然而这种悲哀同时还是普遍的悲哀；《春草》是小学女教员汪碧如的情爱选择，曲折的故事表达了物质化的生存观念对于真实的男女之爱的重创。作者的文学导师郁达夫对这些小说曾有过及时的反应——
 
我看了刘先生的作品之后，觉得风气在转换了，转向新时代去的作品以后会渐渐产生出来了，而刘先生的尤其是适合于写这一种小说的原因：就是在他的能在小说里把他所想提出的问题不放松而陈述出来的素质上面。我希望刘先生以后能善用其所长，把中国目下的社会问题斗争问题男女问题都一一的在小说里具体描写出来。
 
郁达夫同时又指出刘大杰氏不擅长“描写细腻的心理”，算得是的评；要求作者像陀斯妥也夫斯基那样“造出几个具体的有血肉感情的人出来”，也是合情合理；这些正是刘大杰问题小说的薄弱处。郁达夫依据的前提是20世纪小说中“心理小说与问题小说的分殊”，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成功在于两者的相融，而托尔斯泰和易卜生的主要艺术成就差不多也在“问题小说与心理技术”的对应。《昨日之花》并不或缺心理描写，唯“细腻”不足，作者仍旧沿用初期的办法，也即从郁达夫那儿学来的营建意境，景语与情语的错综，而没有重视并发展郁达夫曲曲弯弯披露人物内心隐秘的耐心。
 
然而《昨日之花》毕竟标志了《支那女儿》开始的转变，在刘大杰创作中出现了某种相对稳定的趋势，对问题小说的钟爱，有新文学传统的提示，更多体现为作者在意识上的趋新，以及方法上写实因素的增强。原因可以从主流文学的影响上找出，自然也可以从一般海派作家的趣味中找出。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刘大杰，正式的大学教席占去了他的主要精力，创作日渐稀少，《她病了》集是他最后的一部小说集。内中的文字表明作者记取了郁达夫的教示，也忘记了郁达夫的教示，他记住了攻坚心理描写，而忘记或正确地说淡化了“问题小说”的热情。
 
《昨日之花》中的《花美子》和《蜘蛛的死》相当特别，前者关于不自量力的寓意，后者以客观的态度烘写了残疾少女的悲哀，郁达夫都有过相当不错的观感。《她病了》集中的《歌鸟》和《五月之夜》，在全书中也算得是特别的，大概唯有文艺学者才有兴会。《歌鸟》差不多也是一则寓言，歌鸟无视世界的恶俗，无视庸众的隔膜，寂寞地歌唱着，她终于寂寞地死了，然而“她的声音，她的美丽的歌，她的有生命有血肉的艺术，永远存在这些众的回忆里”。这是一首文艺的天鹅之歌，诠释了文艺的本质，也表达了文艺家正当的立场。
 
《五月之夜》叙述的是法国世纪儿米塞（今通译缪塞）忧郁不已的故事。看来圣伯甫的传记学派的方法已经对作者有所影响了，我们更愿意相信这则故事叙说的是文艺的起源问题：苦闷的象征。写得是比《花美子》《蜘蛛的死》华美多了，但它们几乎与《花美子》《蜘蛛的死》一样，还不是刘大杰的特色。
 
能够反映这位小说家的自己的声音的是《秋》《她需要一个男人》《女人的好处》和《两朋友》。这些小说多半是作者开始熟稔上海的生活后对上海都市众生相的勾画，较往昔的文字零散得多，一段情绪，一片风景，一则故事，一声叹息，却每每带有鲜明具体的人间性的特征，刘大杰氏在已经难以疏忽社会问题的前提下显示出了对海派风格的倾心。
 
《秋》是哲学家海云几乎抛开主务在上海对初恋情人的追索的故事，刻骨的伤悼之情，充满了驱散不去的凄苦秋意。《她需要一个男人》的主角是极有地位，经济优越的知识女性，渐将老去，终于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几经筹谋，几经奔突，只得逃入“将就”的处所。《女人的好处》是一出市民的戏剧，作者似乎在告诉我们，女人的妒忌自然算不得好处，但女人轻信，女人易骗，毕竟是她们的好处。《两朋友》中的两个中年教授，借朋友之托，乘机共同觊觎朋友之妹，差不多使人想起沈从文的《八骏图》。然而沈从文好像羞涩多了，刘大杰不仅竭尽全力捅出了他俩的心计，还从容不迫声色俱厉地描述了他俩的互为利用互为欺蒙的勾当，甚至最终都享受了事实狠狠地嘲弄。
 
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上海新式市民的人格写真，在我们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趣味。刘大杰生前曾对著者声言，他的小说“都是从跳舞场里跳出来的”。他为自己的人物编制的情事几乎是在上海滩头日日出演着的，然而他同时又将这些大半设计成大学教授、文艺作家，总之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表面看来，他打算多少用人物的身份之“雅”来删削些故事的“俗气”，到头来却活显这类人物的俗。海派小说多有用参差的方法来表现人物的，刘大杰的处理人物就有如许的况味。他的世俗的倾向，同时还让人估计到他的夸张。早岁的浪漫风格、表现主义的激情，以及潜隐于他人格深处并不时显示出来的风头主义作风，终究没有经由“问题小说”的淘洗而有所减色。他始终保有海派才有的那种乐此不疲的劲头，像大部海派小说家一样，将平淡之极的东西添加得无比绚烂，加之他一贯善于表现古典情结与现代氛围之间的冲突，直逼凄美而令人揪心。
 
《她病了》中的《疼》写的是有关人力车夫，这类题材早在五四时期已经非常热闹了，在30年代能够弄出新意来的是老舍，不过在《骆驼祥子》问世之前，刘大杰的《疼》还是值得一提的。他反映了刘大杰道德勇气最终有相当部分是属于社会底层的，他的小说人物坐在一个年仅15岁的小孩拉着的黄包车里，“在仲衡这时候的心里，感到一种坐他的车是不人道的残酷，不坐他的车也是不人道也是残酷的矛盾的苦痛了”，这类感受虽没有前卫作家那样的意识，难免肤浅，甚至还兼有隔膜之感，但终究是真实的，也是诚恳的。所以他在1935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了唯一的长篇小说《三儿苦学记》。
 

唯一的长篇小说《三儿苦学记》


《三儿苦学记》取自传体式，犹如郁达夫的多数作品，然而郁达夫惯常的颓废味毕竟已稀薄多了。新中国成立后是书还经修改易名《童年》成为新中国少年儿童的读物，可见其中含蕴的内质和那年代“忆苦思甜”的教育运作大有通连的意味。大规模地追寻过往的生活篇叶，刻意抒写怀旧的内容，通常被视为人在晚年的所为。而刘大杰写作这部小说那年刚过30岁，正值创作的盛期，多半缘于职业所驱，或许可资诉诸笔端的创作内容随生活的单调已不很多，也未可知。纵然如此，对自己童年生活的记忆在他是无法淡忘的，这里满贮着太多人间性的感叹，它们所提供的丰富的并且同当时主流创作界迎合的特征，催发了他对时代风尚的自觉追索。

刘大杰、张梦麟合译的《野性的呼唤》


他是由郁达夫培育鼓励而成长起来的文学新手，他一生最后的一部小说还包含有他对自己的这位文学导师的敬意，但他写出的是一部迥异于导师风格的自叙传，自然也很难从庞大的左翼作家阵线中找得切实的响应者。它标志了刘大杰的创作已由囿于为个人性支配的浪漫时代进入扩展人间性范围的问题小说时代，其间晃动的身影是色彩斑驳的，从市民社会中寻求着可能的安慰，寻求青春热情的港湾。

然而，也正是这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包括同年出版的由他和张梦麟合译的美国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提前实现了他向创作生活的告别。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当他以教授的身份转辗于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临时大学，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复旦大学期间，他优异的禀赋，包括他那的机灵的心性和敏锐的调适才具得到了相当杰出的发展。以生活与文学的对应关系这一最具支配性的观念，终于驱使刘大杰氏选择了法国朗松，并作为参照潜心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赢得了卓尔的成就，并自许“侧重思潮和变迁大势，与一般的点鬼簿不同”。

《中国文学发展史》作为个人单独的著述，直到今天大概还是最优秀的，给数代学人带去深刻的印象。但究刘大杰整个不算短的学者生涯，得失参半是不争的结论，他那习惯性地随风飘荡，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时代的需要，甚至不惜侮慢传统，这些，同样很容易令人依然记起“海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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