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永：“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概念、特质、架构与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概念、特质、架构与发展

在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有一项极为重要却又遭遇重大挑战的任务，那就是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完成好这一任务的重要前提，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要有足够自信。而我们对一套理论，如果没有全面的把握、深刻的理解、透彻的感悟，看不到它的思想的厚重，看不到它改变现实的力量，就很难形成足够的自信，也很难将其进一步发展和推进。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应该建立在对其理论内涵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就此而言，界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一个关键词进行名词解释，全景图绘它的基本范畴、框架结构、内在逻辑、理论特质，非常有必要。我们需要回答：到底什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包含哪些基本范畴？它是否有一个理论框架？它在何种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它相对于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有何特点？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与发展体现在哪些方面？回答好这些问题，是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奠基工程。

一、概念：“当代”应如何断代？

谈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首先面对的问题往往是：“当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哪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看似早已解决，没有争议，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应有的共识其实并未形成，还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 认为 中国当代史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也应该从这时期开始；也有人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到全新的社会形态，“当代”应该从这个阶段开始；更多的人是认为，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理论上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应该从此开始。

其实， 在学术领域“当代” 还有一种用法，比如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等，这些 用法不是要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哲学或政治经济学，而是指“在当代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政治学”。所以，与政治领域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同，学术领域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其实是宽泛的，就是指“现时代”或“当今阶段”，没有特定所指。这种情况表明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存在着 相分离的问题，同时也 表明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特定名词进行界定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与中国历史阶段划分中的“当代”虽是同一词汇，但所指并不完全一致。“当代”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特定的内涵，不能套用中国历史上的古代、近代、现代或当代之分。不是说中国社会进入到当代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就随即发展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能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等同为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如果硬要套用，就会推出还有“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甚至“古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就此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式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如此断句可以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内容，与此相对应，还存在一部分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但不属于“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当代”，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相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就出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先后经过两次飞跃，形成两大理论成果，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前者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后者则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都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只不过前者的“实际”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后者的“实际”则是改革开放的实践。据此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所指的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历史阶段，这次全会实际上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当代化”就 是从此开始的。

但我们因此 要避免的情况是，把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在二者 的关系上，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毛泽东思想必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把毛泽东思想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出来，会损害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与之相反的看法是，毛泽东思想不仅不能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今天也应该把它搁置一边，因为产生于革命时代的思想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已经没有现实性。实际上，两种看法都割裂了二者 的统一性，都没有认识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自然包括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而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形态，二者是继承 与发展的关系，不是说毛泽东思想不属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会贬低它的地位。二者解决的中国实际、探讨的重点问题不一样，但在哲学基础、基本立场、根本观点、价值理念上是一致的，毛泽东思想的很多方面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体现。毛泽东思想是具有当代意义的，这一点 必须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它们在当代的 新发展。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两部分，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谈后者不能否定前者 ，谈前者也不能否定后者，前者和后者共同构成了整体的马克思主义。

还有一种观点：质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认为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实际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点观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经典作家那里已经完备，中国马克思主义可以不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后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它在中国成为现实。这是 僵化的、因循守旧的思维观念在作怪，它犯的是用理论来主导现实的错误，看不到具体国情的变化，注定不能实现知和行、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特质：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就是立足不同历史实践理论与时俱进继承发展的过程，就是不同理论形态精彩纷呈、呈现出不同特质的历程。不同的理论形态有其不同的品格，不能以某种理论形态来武断否定其他理论形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相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自有其独特的理论品格，我们应从学理上更有说服力地总结它的理论特质。

第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献。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 为执政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也决定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力量必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以哲学家、思想家、学者的身份出现不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其理论主要通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示等载体来呈现。但这并不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贡献，仅仅是某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独立 创造，而是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等一起创造完成的。离开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贡献，离开学术界的研究、宣传、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形成和发展，它本来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共同发展的理论。

当然也得承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存在着政治和学术之间的潜在张力，主要表现在很难说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某某学派，很难指认谁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者。这种情况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有些学者以保持学术独立性自居，与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刻意保持距离，内心里只认同并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最多包括毛泽东的文本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则一概不予理睬，或者最多 只是应付性地研究。有些学者则干脆放弃学术理论研究，放弃对经典文本的深刻把握，放弃对学术问题的深度思考，只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和文章进行注脚和解读，习惯于人云亦云地喊口号，最终沦为 理论的传声筒而不再是学术的创造者。

这种局面的打破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政治应以更为开放、更加宽容的态度支持学者的自由多元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以使更多学者发挥更重要作用；学者则应该在保持独立研究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理论建设中，积极发声献策，总结中国经验、回应中国问题、思考中国未来，提供有预见性地、有思想深度的理论成果。

第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围绕着如何推进中国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形态，它注定是立足中国国情，立足于现实问题并且力图解决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必然更加注重实践，更加注重现实，更加强调问题导向。甚至可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还是一种实践，或者说它是直接面向中国发展实践而生成的理论。但这可能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就是 不注重理论或没有理论、没有学术框架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认定，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叫理论、才叫学术、才叫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则算不 上理论、学术、思想，只是工作报告和现场讲话，只是意识形态话语，有时是局势所逼，为回应现实问题而生，谈不上是一种理论，更谈不上是一种哲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确实是立足实践而提出来的，不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继承发展 出来的，其理论色彩自然会有所削弱，其代表作很少有像经典作家写出的大篇幅、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有些理论成果也确实是在一定情况下先提出来，再去阐述和论证的。面向现实问题、解决中国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体系性、逻辑性方面不可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头著作相提并论，哲学味道、理论思辨自然也有明显差别。

不过， 这种比较确实也能给我们一种启示，那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更为注重理论逻辑的建构，注重学术框架的梳理。不能没有任何文本基础、胡乱引用经典作家的话来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把任何一句话、一个观点、甚至一个想法当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样做，不会扩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只会损害它的理论的说服力。我们不能仅仅论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它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指导意义，还必须着力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本身，我们应该证明而且可以证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一种学术、一种思想甚至是一种哲学，它具有完整的学术框架、思想深度和现实力量，它是对的，是符合中国现实和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的，值得我们理论自信。

第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肯定、建构、建设为基本逻辑。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独特理论品格，那就是否定、解构、批判、革命，这与马克思恩格斯追求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 新世界是一致的。批判性的理论与革命性的实践实际上是一致的。中国历史进程决定了，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扮演的是革命理论的角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必然随即转变为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开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为一种过渡，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批判、革命逻辑走向建构、建设逻辑，只可惜继续革命的思维以及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追求、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性、建设性维度成功发挥出来。

改革开放的实践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向建设性逻辑的转变取得了初步成功，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凸显出来的特质。但它要实现彻底转变，确实还有一段路要走，任重而道远。如何看待革命，如何看待资本，如何看待阶级，如何看待私有制等这些批判理论的主要范畴，应该如何做出回答？如何根据中国已经变化的现实做出符合实际、让人信服的回答？比如最典型的难题是，该如何回应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与当代中国借助于资本运作来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回答不好，在现实中处理不好，就会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遭到 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质疑。

因此可以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依然面临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资源转化为借鉴性、建设性资源的问题，面临着如何解决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性的实践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打破思想的桎梏，不能受到原有理论的束缚而止步不前，既要有基于国情进一步理论创新的精神气质，又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维度中所内涵的社会理想维度，必须在双重考量中实现建设与批判、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统一。

三、架构：是否有完整的理论框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虽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和现实问题而生成，虽然不是严格地基于文本解读和学理推演而生成，但是在立足实践、应对现实、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历经40年左右的理论积累和发展，它业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这一 理论形态的系统的学术研究还相对不够。现有的学术努力集中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各组成部分的研究中，疏忽了对作为整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分析。要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但作为两种不同称呼的理论 还是存在差异的，前者更侧重于总结中国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后者则更侧重于强调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一个是在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看中国，一个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看中国，两者的侧重点不同。

正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缺乏必要的学术梳理和理论总结，这个本来内涵丰富的范畴在一些人的使用中变得越来越泛。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常被用于定性分析，有些学者喜欢使用某某理论或关于什么的讲话“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样的说法，似乎一旦如此定位，这种新理论、新观点、新提法就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不可批判、不可质疑了。要知道，新发展应该是有理论基础的发展，是在整体框架下的发展，是遵循基本主旨的发展，没有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整体框架、基本主旨的确定，所说的新发展本身就是空的、立不住脚的，到头来只能是只讲政治不讲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还存在一个问题，有些课程根本看不到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也叫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似乎今天所有探讨中国问题的政治理论都可以划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里， 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无所不包，可以容纳一切。这样做，会给马克思主义很高的荣誉，但也同样会带来很大的侮辱。这只会导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域不够明确，只会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宣传和传播起到反作用。

我们反对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反对把任何一个新提法、任何一种新出现的观点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都说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属于当代中国的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具体政策、方针、文件、讲话等等，不一定非要都划入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必须慎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说用的越多，谈的越多，它就越有吸引力，越能获得大家的认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我们必须要有理论自觉和学术自觉，要对其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和充分提炼，这是防止其被泛用、滥用的前提。一种理论形态要有基本文献、基本范畴、基本框架、基本内容，要有属于自己的关键词，能够区分与 其他理论形态的问题域。

就基本文献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以及从党的十二大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等著作。就基本范畴而言，它应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治理，命运共同体，从严治党等。其中每个范畴的内容都是丰富的，或者说都有一个概念群。基于基本文献和基本范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了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承袭又完整系统的理论架构，可以如此来定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以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追求，以解决中国问题、回应现实困惑为导向，围绕着当代中国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如何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切实推进国家的改革、发展、治理实践，如何对外开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从严治党打造领导核心等问题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立于国际舞台、富涵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其目标旨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道路选择，也是其最有标志性的显著成果；改革、发展、治理是其为实现奋斗目标而规划的三大战略，三者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为了发展，治理则是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之道；在对外开放基础上确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在世界舞台上提出的标志性概念；从严治党是其锻造领导核心、提供坚强政治保障的主体规划。可以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且还在于它发挥并重构了一些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比较少提及或不太注意的关键词，并在马克思主义词汇库中增添了一些新的关键词，丰富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四、发展：如何开辟21世纪新境界？

放眼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在中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虽然只是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但却是其极其重要、最能转化为实践运作的一部分，因此必将承担起将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的重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既是理论命题又是实践命题，既是理论难题更是现实难题，它不仅面临着理论话语创新和理论体系完善的问题，还面临着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提出合理方案的难题。化危为机，解难求进，问题与难题的化解过程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完善的过程，是其推进中国发展、引领世界历史潮流的历程。为此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努力去做。

其一，提升话语表达吸引力。伟大也要有人懂，厚重也得有人听。再伟大的理论、再厚重的思想，如果表现形式和表达话语陈旧，跟不上时代，也会落得无人问津的下场，不可能达到深入人心的程度。虽然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现有的表现形式、话语体系实际上还是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存在在政治领域过于意识形态化，在学术领域过于抽象思辨化，在大众领域显得空洞、吸引力不足等 问题。

在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上升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层面被呼吁，但一些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仅限于跟着形式喊喊口号，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往往是因为政治学习迫不得已，没有自主专研的积极性，根本领悟不到思想的魅力和价值。在学术领域，一些研究成果沦为政治的注脚，说正确的废话乐此不疲，只讲有多大意义多么重要，说的头头是道却根本不管别人信不信，不去直面中国现实问题，不去推进理论本身的创新。在大众领域，其思想观点被严重误解，它与日常生活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屏障，一些人只认为它是政治话语与自己无关，总觉得过于高大上不接地气，对其不知所云，一知半解，甚至谈“马”色变，谈“马”就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必须借助更具吸引力的话语表达出来，采用更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为此需要分领域、分层次地有针对性地进行突破：政治领域多在思想性上下功夫，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感悟到作为思想、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只有厚重的、有预见性的思想才有穿透力，没有对思想理论本身的真正领悟、真正信服，是难以建立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学术领域多在现实性上下功夫，推崇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更推崇立足实践的学术关怀，应该聚焦直面现实问题的回应、理论体系的拓展，开创性地提出有说服力的、有预见性的中国理论；大众生活领域多在鲜活性上下功夫，注重接地气的语言表达，利用好主流媒体、网络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传播平台，实现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对接。

只有在政治领域体现出思想性、厚重性，在学术领域体现出现实性、实践性，在大众生活领域体现出鲜活性、生动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打破其遭遇的割裂局面，实现其作为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与大众话语的统一，展示出其政治性、思想性与大众性的综合特质。

其二，拓展相关核心范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已经搭建起来，围绕基本范畴已经形成了众多的理论主张，而且其立足实践的特质也保证了足够的说服力和现实影响力，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从严治党等方面的理论。但囿于中国改革开放仅四十年左右的历程，无论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审视，还是从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西方政治哲学来反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基本范畴还不够全面，围绕业已形成共识的价值理念还尚未形成独到的理论。比如关于国家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理论因提出时间晚，仍需进一步系统论述，而对一些更为形而上的政治哲学范畴，比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人权等，相关理论的系统建构并未成形。

不可否认，西方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民主、正义、人权的理论自启蒙运动以来历经三四百年的发展，在不同思想家的争论、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比较 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并逐渐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民众的广泛认同。面对西方学术、理论、思想以普世价值名义所进行的强势入侵，我们的回应往往是指责其存在缺陷，充满程度不同的欺骗，在现实中遭遇困境和危机，与中国国情不适应等。但批判别人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提出自己的令人信服的理论。这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确实指出了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有问题、行不通，但我们的理论是什么，为什么行得通，并没有建构出来、讲清楚。

可以说，形成中国特色的自由理论、民主理论、正义理论、人权理论更为根本，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熟与完善的标志，也理应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重点攻关的课题。我们应该立足于改革开放四十年左右的实践积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分别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正义、人权理论，从而最终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

其三，回应现实问题。理论的说服力与可信度不是依靠本身的内在逻辑完善来实现的，归根结底在于它能改变实践。检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好坏优劣的标准，必然是实践，是能否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理论说得很“炫”，现实却极其苍白，就算拼尽全力高喊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也难以有人附和。如有附和者，也多为自欺欺人之辈。

坚持问题导向，必须明确定位当前中国应该抓住的重要工作。实际上，马克思所提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以及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人的生活分析方法，已经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我们要审慎思考主要任务从生产力发展向生产关系理顺、解决社会矛盾，向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法治的转变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同时，提高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水平。用实践说话，我们应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比如生态环境治理、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等问题。没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再好的理论宣传，再强调理论自信都是不可能的。理论自信源于实践自信，仅仅强调理论自信是不够的，关键还得看实践方面的进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还必须致力于解决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困境的根本性、长远性问题。这个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就是资本逻辑扩张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对手是资本逻辑，其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历史阶段我们该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已经解决了，反倒是更为严峻地呈现在中国社会的面前。在享受资本带来的丰裕生活时，我们也不得不品尝资本运作带来的恶果，贪污腐败、生态问题、贫富分化无不 与之有关。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面临着如何规制资本逻辑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难题，现代社会离不开资本运作，不可能杜绝资本，如何能发挥资本运作的积极作用，又能遏制资本逻辑的扩张带来的负面效应呢？我们应该明确，当代中国绝不是资本力量可以操控政治、掌控一切的国家，资本运作不能以资本扩张为本、以财富创造为本，而应该以人的真实需要的满足、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提升为本，资本扩张不能是不受规制、可以不顾一切后果的扩张，这些底线或原则必须要坚持。

其四，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是中国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终将体现在影响世界、改变世界上，它因此不仅要立足于中国实践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要放眼全球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三个词不是并列关系，而是衔接和递进关系，表征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双向推进。这种推进的必然结果是走出一条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道路，为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道路能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什么样的方案？中国方案是什么样的，如何来描绘？现在已经可以去设想，这个方案应该是理顺权力、资本与劳动关系之后所形成的方案，其前提是，国家、政治、权力不被资本所绑架，权力不沦落为“资权力”，必须保证是“公权力”。不像西方国家已经完全给资本进入政治以合法性而导致权力变成“资权力”，当今中国则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杜绝资本操控政治领域的大国。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和规制政府权力，保证权力的公性，借以遏制资本的盲目扩张，让资本运作限制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并激发劳动一方的主体性，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形成权力—资本—劳动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和相互制衡，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将要对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

应该看到，当今世界正面对着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资本逻辑正借助于新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在全球蔓延。全球范围内的现实问题依然是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如何应对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吹嘘只有各个国家打开大门，接受解除管制、完全开放、自由贸易、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等建议，就能最终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发展。这种理论确实迷惑了一些国家也包括我国的一些人，使其沉浸在美好想象中。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必然是资本力量主宰一切的秩序，新自由主义必然是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代言者，其目标根本不是全球共同繁荣、共同进步，而是牺牲大多数国家成全少数国家的大资本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对后发 国家“暴力性掠夺”成全国际垄断资本，实现国际大资本对后发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对手都是新自由主义，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不能重犯新自由主义曾经犯过的错误，把本国利益的实现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资本正在更大规模地走出国门，在新自由主义使某些发达国家名誉扫地的时候，正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建立自己威信的时候。我们应坚持合作共赢，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道路，为此需要明确，人类社会的未来必然是通过通力合作规制资本逻辑的扩张，走向全世界范围内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我们相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会不断把中国方案完善起来，会把中国方案奉献给世界各国。基本的框架已经形成，剩下来的工作就是不断丰富它、践行它，我们应该有这种理论自信，应该有这种实践自信。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精神动力。

（原文发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探讨与争鸣”栏目，节选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的前言与结语部分，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