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王倩：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在早期社会主义传播中的地位 ——从接受史角度分析《无政府主义》的生成和影响
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在早期社会主义传播中的地位
——从接受史角度分析《无政府主义》的生成和影响
王倩
摘要：关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是学界近年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已有研究对接受者的主动性关注不足。本文尝试从接受史角度切入，以张继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为个案，追溯该文本的素材源头和传播中介，基于对德文原著、日译本和中译本的文本对比，挖掘在无政府主义从欧洲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作为接受者和传播者的张继，如何根据自身的社会环境、现实诉求和社会认知，在编译过程中对原文本进行取舍增删、重新诠释和改造利用；在此基础上，探讨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译介如何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贡献。
关键词：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张继；接受史
关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是学界近年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然而，已有研究普遍呈现以下特征：理论概括偏多，具体实证研究不足；关注传播的终端文本为多，对于传播的源头、渠道的对照分析不足；从传播角度讨论为多，对于接受者主动性的关注不足。为此，本文尝试从接受史的角度切入，聚焦于自然生（即张继，1882-1947）编译的《无政府主义》（1903），来追溯这里传播的无政府主义如何从思想源地欧洲、经由中转站日本，最后生成这份中译本。在此过程中，不再将编译者视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着重分析编译者如何根据自身环境、诉求和认知来对原素材进行取舍与改造；进而在接受者的语境下，分析这份原本旨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本，在20世纪初的中国对早期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的影响。
以《无政府主义》为个案进行此项研究，具有典型性。首先，它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第一个传播浪潮中的代表作。学界一般将1902-1905年界定为无政府主义正式传入中国的时期，高潮出现在1903年“苏报案”前后。其中，《无政府主义》被视为“1907年以前出版的同类书籍中最富体系性的译著”。其次，该书的影响广泛。1904年，《中国白话报》刊登了一则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告白。1906年，《无政府主义》被收入古今图书局发行的《荡虏丛书》再版。1916年，民声社重印了700册《无政府主义》。最后，该书是我们挖掘接受者主动性的极好素材。该文本由留日学生张继根据日文材料编译而成，分上、下两编，上编“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翻译底本不详；下编“各国无政府党”，译自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后编第三章，日译本相关内容则编译自恩斯特•维克托•岑克尔（Ernst Viktor Zenker,1865-1946）德文版《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考证史》（Der Anarchismus: 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anarchistischen Theorie）第六章和第八章。在从德文原著到日译本再到生成中译本过程中，该文本在主旨和语境上出现了两大显著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才使其为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传播作出贡献成为可能。
一、文本主旨变化：从谨慎还原到大力鼓吹无政府主义，从否定暴力手段到颂扬暴力革命
在中译本生成过程中，编译者张继改变了德文原著的主旨。德文原著旨在谨慎还原无政府主义的真实面貌。岑克尔的创作背景是：在一年前（1894年），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塞里奥刺杀了法国总统，引起国际轰动，各国强烈要求反对无政府主义。时人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存在很多偏见，将无政府主义视为煽动谋杀的学说、极端狂热的幻想或根本无法实施的理论。为了澄清这些误解和歪曲，岑克尔创作了此书，直接回到无政府主义的源头及代表作来还原真实面貌。
德文原著在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暴力宣传层面进行了切割，并将其界定为早期的理论型无政府主义和现代的实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分，前者诞生于西欧，后者则是受俄国影响后的形态。岑克尔强调，早期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是无害的，奠基人蒲鲁东和施蒂纳并未宣扬暴力；而新的现代无政府主义，是与俄国虚无主义相混合的产物，以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为代表，进行了积极煽动和行动宣传。因此，无政府主义宣传层面的暴力因素，“只是通过吸收特属于俄国语境的策略而来的，也只被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派别接受，很少被早期形式认同。”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俄国再次回到欧洲发展的无政府主义，不再是理论型的，主要是实行无政府主义，这一派在1881年伦敦大会后迅速发展，行动宣传纲领被官方采纳，组建社会革命组织，鼓励使用炸药武器。德文原著将早期和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差距归结为西欧和俄国的文明程度差异，对前者相当尊重，视其“体现了19世纪上半叶文明化的西欧社会的普遍心态，是一种高贵的理想主义”；对后者则进行贬低，视其“由半开化的俄国文化培育，除了破坏一切现存秩序外，别无其它目标”。
在此基础上，德文原著呼吁对无政府主义理论要宽容，而对炸裂弹和暴力犯罪行为，则进行谴责。岑克尔认为，只要没有招致犯罪，无政府主义理论应当享有自由讨论的宽容权利，“这么做不仅是出于学术理由，也是为了共同体的最大利益。”然而，岑克尔否定了无政府主义的暴力主张，呼吁无政府主义者放弃暴力暗杀手段，用其它方式在文明社会传播观点。与此同时，岑克尔呼吁世人不要先入为主地排斥无政府主义，而要给以理解，以期无政府主义者自愿抛弃最坏的主张——炸裂弹。为此，岑克尔反对通过特别立法来严酷镇压，主张以公正和自由来征服暴力。
德文原著的上述立场，到了20世纪初的日本，部分被接受了，部分却出现了不同的转向。作为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的一名历史学者，烟山专太郎编译《近世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在“序言”中表达如下：
近年来，无政府党暴行之惨烈，听到就令人胆战心寒。然而，世人多只知所谓名称，却不知其实。本编意在对此不足稍作回应。
所谓实行的无政府党，有令众人嫉视的无情暴力之处，然而也有愚昧无知且非常令人怜悯之处。……本书以纯粹的历史研究为依据，试图阐明狂热妄想者如何将之作为事实在现实社会中逐步显现，并查明它的渊源和发展。因此，不做过分的批判。
可见，在改变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解，通过纯粹的历史研究来还原无政府主义的真实面貌，并对无政府党的暴力手段进行批判和谴责上，日译者的立场与德文原著基本一致。
然而，日译本在这一点上却显著不同于德文原著：德文原著尊崇西方的早期无政府主义，贬低受俄国影响的实行无政府主义；而烟山专太郎却相当重视俄国影响，将关注重点放在俄国虚无主义。《近世无政府主义》开篇便先讨论俄国虚无主义，以此为该书前编，分七章，篇幅近乎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二；与之相比，作为无政府主义思想诞生地的欧美各国，却被置于后编，分三章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祖师、国际组织以及近期欧美各国无政府主义，篇幅从略，烟山专太郎也表示“后编最为粗糙”。
烟山专太郎的这种取舍，或许跟个人研究兴趣有关，但无疑离不开这一时期日本深受俄国民粹派影响、将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同的整体氛围。俄国民粹派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主张通过武装暴动和秘密暗杀等恐怖活动扩大影响，引起社会革命。民粹派的活动遭到沙皇政府的严酷镇压，许多民粹派活动家纷纷逃往国外，其中不少人逃到日本。早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民粹派的恐怖活动就已介绍到日本，然而，这一时期的有关报道，态度多怀有敌意。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俄两国社会相对平静，民粹主义书籍在日本也比较少见。然而，从1902至1904年，日本出版了许多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无政府主义”一词，开始取代作为激进分子行刺的专门名词“民粹主义”及“恐怖主义”。这些书以各种语言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三个词，对日本和中国的激进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把无政府主义与民粹派的恐怖主义完全看作一回事。日本这一时期出版的无政府主义书籍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
日译本受俄国影响的特征，也被通过日本接触无政府主义的中国人所接受。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一出版后，很快便在中国产生巨大反响，成为寻求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译介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素材来源。然而，从译介情况来看，在1903-1907年间，国人几乎都聚焦于其中有关俄国虚无党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张继却选取其中有关欧美各国无政府主义的内容编译成《无政府主义》，具有视角上的独特性。
尽管如此，张继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仍带有浓厚的暴力宣扬色彩，体现了经过日本渠道受俄国影响的思路。在编译欧美无政府主义时，张继并没有翻译早期的理论型无政府主义（日译本后编第一章），却将重点放在1880年以后的实行无政府主义（日译本后编第三章），后者正是受俄国影响后重返欧洲、大力宣扬暴力的无政府主义形态。与此同时，在介绍欧美各国无政府党时，张继还增加了一些列举暗杀行为的总结性内容，如在介绍法国无政府党时，增加了一段专门列举1892年之后的谋杀行为；在介绍意大利无政府党时，末尾增加了一段列举意大利的暗杀名士，这是德文原著没有，而在日译本中开始出现，张继以颂扬的口吻翻译了这些内容。
中译本对暴力色彩的强调，还体现在编译者撰写的“序”和安排的补白内容上。在“序”中，张继大力鼓吹无政府党的暴力暗杀手段，对其成效给予很高评价，“奇矣鬼矣，暗杀手段也！以不满万人之无政府党，立足于欧美两洲，行其手段，能大寒世人之心魄。”此外，在序文与上编之间、上下编之间、以及下编之后，张继分别选取了三首中国古诗用作补白页，即唐代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首四句、唐代高适《邯郸少年行》首四句、清代黃景仁《少年行》，这些诗句的共性是都在讴歌中国传统的游侠和征战行为，张继用中国传统文化要素来辅助渲染无政府主义的暴力手段，增加中国读者的认同感。
之所以在中国产生这种接受效果，固然离不开传播中介日本的影响，但根源无疑在于中国接受者所处的社会形势和需求。20世纪初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的满清专制统治下，处于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苏报案”，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镇压进步人士的反动面目。与此同时，维新运动失败的严酷现实，让许多仁人志士从和平改良的幻想中醒来，开始运用暴力手段来宣泄对清政府的不满，社会上出现了革命的呼声。革命派成为引进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主力，不同于改良派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有选择地谨慎地评价”，革命派则大力鼓吹无政府主义，尤为推崇无政府党的暴力手段和恐怖行为，以俄国虚无党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斗争为榜样，在中国倡导反专制的破坏精神。
张继便是一位借宣传无政府主义来支持革命的激进分子。张继盛赞20世纪初的革命思潮，期待通过革命来实现六条愿望：“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大义，而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吾愿杀尽亚洲特产之君主，以洗亚人之羞辱，为亚人增光；吾愿杀尽政府官吏，以去一切特权之毒根；吾愿杀尽财产家资本家，使一国之经济，均归平等，无贫富之差；吾愿杀尽结婚者，以自由恋爱，为万事公共之基础；吾愿杀尽孔孟敎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者之迹。”张继对革命党的前途和功业报以很大期望，并为其出谋划策。这里给出的计策便是他从编译《无政府主义》提取出来的要素：采用无政府党的暗杀手段进行大破坏。张继认为，这种暗杀手段在亚洲收效会更显著。在《中国白话报》上，张继明确表达了编译《无政府主义》的目的：“夫欲建设，必先大破坏。无政府党，可谓达于破坏之极点矣。今之中国，正值破坏时代之初，而吾编译是书，想必能受吾同胞之欢迎。藉其手段，以铲除此野蛮奴隶世界，则幸甚矣！”
简言之，基于接受者所处的社会形势、社会需求和个人立场，张继在编译《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改变了原著主旨。德文原著旨在谨慎还原无政府主义，对俄国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暴力因素持否定态度，呼吁无政府主义者放弃爆裂弹和暗杀手段；然而，经由日本渠道获得的对俄国虚无党的重视，以及中国的现实社会环境和革命需求，却使中国接受者将文本主旨改造为大力鼓吹无政府主义，并且尤为推崇无政府党的暴力暗杀手段，甚至将其作为无政府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和价值，从而出现了与德文原著旨意完全不同的接受效果。张继宣扬的暴力因素，具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然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在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失败而向民主革命过渡时期，这种改造有助于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进行革命启蒙。
二、文本语境变化：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从对立变为一致
中国民众在接受无政府主义时发挥主动性的另一个层面在于：德文原著在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建构的对立性关系，到了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语境下，却被淡化、消融，甚至还转化为一致性。
德文原著试图在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建构对立关系。德文版强调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党派的激烈对抗历史，驳斥了那种让社会主义者来为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承担责任的观点，强调二者的此消彼长关系，无政府主义只有在社会民主党派衰弱分裂的地方才能盛行。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以1880年为界，此前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分离过程，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结局并不利于无政府主义；到70年代末，各国（法国除外）普遍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退潮。1881年伦敦大会的召开，成为现代无政府主义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本来要消亡的无政府主义又复燃了，在各国出现了始料未及的迅速发展。
基于这种历史线索，德文原著认为，无政府主义理论最值得强调的社会作用，在于可以作为反对和克服社会主义的工具。岑克尔表示，“无政府主义会成为克服社会主义的一个要素，哪怕不是通过无政府主义，至少是通过自由。”对此，岑克尔进一步解释，“我们并不是认为社会主义会因无政府主义的引入而被推翻；但是这场对抗会在个人自由的旗帜下获胜。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央集权化趋势和集体行动的强制性特征（舍此两条社会主义无法获得一点成果），将会自然而必然地被联盟主义和自由联合所取代。在未来这场针对那试图将一切变为庞大军队的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反击中，我们看到，理论型无政府主义能够实现这两大要素的要求，之所以能够实现，因为它们不是教条，就像绝对自由，而只是方法。”
德文原著之所以持这种立场，针对的是西方社会发展中自由和秩序的平衡问题。西方在经过近乎一个世纪的自由经济发展之后，旧的等级制度已被彻底粉碎，到19世纪末，出现了强化社会纪律的趋势，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运动随之出现。然而，在岑克尔看来，当时的社会过多倒向社会主义了，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增加国家政府力量，以组建军队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岑克尔将社会主义误解为宗教精神的复兴，一种关于绝对、不灭、全能、永恒的国家的宗教。岑克尔担心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会越来越减少，而权威和宗教的趋势会越来越强化。在这种判断下，岑克尔呼吁出现一种对抗性力量，并在无政府主义那里看到了希望，将无政府主义视为对抗社会主义的动力和武器。
然而，日译者在接受此文本时，就模糊了这种对抗性特征，还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视为同一范畴。烟山专太郎将无政府主义和俄国虚无主义界定为，“二者是作为近时革命主义（吾认为亦可称其为社会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发展而来的。”在20世纪初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刚刚传入，各种思想混杂不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被视为社会主义派别加以宣传。日本的一些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后来转向无政府主义者，即使在发生分裂以后，仍然翻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著作。不同于欧洲无政府主义者，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采取完全对立的态度。
通过日本来了解西方无政府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会受此影响。在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的最初几年里，人们并没有直接接触到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他们所了解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来自日本的译介和论述。当时的留日青年对日本社会主义资料中一切适合于他们反满愿望、具有革命倾向的材料发生了强烈兴趣，并把它们当成最时髦、最有效的社会主义主张，迅速而大量地介绍到中国。“一时间，来自日本部分留日学生的关于‘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介绍频频出现于上海报端，以致人们很容易把它们统统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客观上，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出现公开的分裂之前，中国的留日学生多半还只是把无政府主义或虚无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激烈的形式。……他们这时实际上并不特别看中这些主义究竟叫什么名字，也不十分重视这些主义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区别。”
更重要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不存在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的土壤。中国并没有经历西方那样长达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也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威之间的矛盾。当时的中国人接受无政府主义，要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权威，而是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事实上，这个时候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者，更没有出现两个阵营的对立。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还很少为国人所知，而最初译介无政府主义的人士，很大程度是出于对无政府主义革命精神的敬佩，并不等于就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信仰者。有学者指出，在1905年以前，“无政府主义虽然喧嚣一时，但其矛头既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为了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而主要是指向了反动的清朝专制政府。”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国人的普遍认知是：将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一种潮流来引入。1902年马君武翻译了《俄罗斯大风潮》，译者在序中将无政府主义视为在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即公产主义）和达尔文、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两种学说基础上萌发的一种新主义。该书正文提出，“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m实发源于公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Socialism。”还提到，“巴枯宁之社会主义，最直截爽快之主义也，是为革命社会主义。”1902年的译著《广长舌》强调了无政府主义的盛行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一致性。1903年的《近世社会主义》也强调了二者的一致性，对无政府主义做出这样界定，“然其思想之根底，实自社会主义而胚胎之。其议论之程度，亦与社会主义相近。其所作为，亦多与社会主义之计划为一致。”
张继也处于这种认知状态，将无政府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这种认知状态在1905年之后仍然可见。1907年6月，张继同刘师培等人在日本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讲习会，8月31日，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刘师培宣布了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张继在会上报告，“此次开会，在于诠明无政府主义。”同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一样，张继也将无政府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甚至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精髓和更高目的。事实上，在1905年11月到1906年6月，张继担任《民报》发行人和主编期间，《民报》发行了很多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把无政府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加以介绍和评论，这段时期被美国学者伯纳尔视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社会主义最感兴趣的年代”。
考虑到接受者的社会语境和认知状况，张继编译的《无政府主义》在向中国民众传播无政府主义时，自然会产生不同于德文原著的接受效果。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们不但不会将无政府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对抗性要素，还将二者混同在一起，甚至将其视为社会主义潮流中的一个激进派别。1905年之后的历史发展线索也告诉我们，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长期存在合作关系，甚至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十月革命的最初反应是热情欢迎的。据统计，“在早期（1918年以前）发表过同情社会主义观点的文章的50余人中，同情无政府主义的分子竟达30人左右，约占同情社会主义总人数的60%。”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一种比较时髦的思潮，它较早地引入了一套激进话语，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搭建了桥梁。
三、《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
通过还原接受者的历史语境、现实诉求和认知状况，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份文本会向20世纪初的中国民众传递哪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要素，进而判断其在中国早期社会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
第一，《无政府主义》向中国读者传播了马克思的名字及其社会主义学说。文中两次直接提到“马克思”，分别译为“马尔古士”和“马古士”，马克思的立场被界定为“社会民主义派”和“国家社会主义”。一处在介绍意大利无政府党时，“至八十年代，无政府党又有所运动，其先与马尔古士之社会民主义派相合，至此乃分。”另一处在介绍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塔克（译作“枳葛伐”）时，“唱道个人之绝对主权者日多，而其最铮铮者，则推枳葛伐为第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之后，枳氏刊《自由新闻》，大肆鼓吹，颇与哈巴德之随意主意相近，而与马古士之国家社会主义作敌，言国家社会主义，即压抑主义，压抑个人之意思者也。如欲废国家，当由个人随意，以组织团体，而反对一切特权，攻击金钱、土地、保护税、专卖特许等制度，是枳氏学大旨也。”这里是为了对比说明塔克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而提及马克思的思想，并将其视为国家社会主义来进行抨击，反映的是塔克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可见，《无政府主义》只是在介绍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运动时，顺便附带提及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学说，本意并不是为了宣传或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也比较零散，甚至存在误读、歪曲和贬低；然而，还是会在客观上增进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的了解，为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传播做出贡献。
第二，《无政府主义》向中国民众传播了“共产主义”这一术语，尽管这里的含义是共产无政府主义，但是也具有一些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相一致的基本主张。该书将共产无政府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将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视为“近世共产主义之始祖”。《无政府主义》摘录了1881年日内瓦无政府党大会宣言，其中有一条明确自我界定为共产主义者，“吾侪乃互相依助而得生活者也，故离社会则无个人。社会之富，皆人类全体所合力生产者，故吾侪乃共产主义者也。”
第三，《无政府主义》向中国民众传递了一套新型“革命”话语，这里的“革命”绝不仅限于暴力反专制的破坏性层面，还具有建设性的社会含义，引入了一系列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术语和理念。传统观点认为，在1907年以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与个人暗杀相关联；只有在1907年以后，无政府主义革命理想的社会文化含义才逐渐走向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前沿，并对中国社会革命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事实上，张继1903年编译的《无政府主义》，虽然带有鲜明的暴力色彩，也有对无政府主义革命理想、理论内涵和社会含义的关注与传播。
这套“革命”话语，吸收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话语和价值理念，传播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话语的新型革命理念。《无政府主义》上编着重强调了无政府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的关联，从法国大革命寻找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来源和实践榜样，把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自由等价值理念追溯到法国大革命那里，认为雅各宾派中已经出现了无政府主义者，将平等派领导人巴贝夫视为无政府主义奠基人蒲鲁东的理论前辈，并将巴贝夫的思想来源追溯到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利、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和卢梭那里。在传播现代西方话语之际，《无政府主义》还批判了中国传统话语，要求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惧圣书之禁制乎？然则圣书者何也？皆搜集东洋半开化国之口碑诗文而成者也。有何高贵之价值乎？何不速弃此道德为不道德之行为，以尽人之义务乎？”从序言来看，张继认可了书中主张，也对传统儒家理念持否定态度，表示“吾愿杀尽孔孟敎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者之迹”，并希望通过革命来“破坏其四千年来之若学若政若一切野蛮设置者矣”。尽管这套现代西方话语并非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先介绍到中国的，但在此之前毕竟未形成主导性论证资源。
《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启蒙运动式知识类型，与孕育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类型相一致。恩格斯也认可了现代社会主义与启蒙思想的关联，“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因此，这套话语的引入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铺垫语境基础。
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虽然宣扬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话语，但却以一种批判性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一种超越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新型革命类型，正是这种超越性，在诸多层面上与社会主义拥有共享的理念要素。
其一，不再信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要求废除一切特权，实现人的平等。《无政府主义》指出，在十八、十九世纪，君主被视为人类公敌，人们要共和，不要君主；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无政府主义者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问题，“君主政治，固为罪恶。而共和政府，亦不得谓为永久之善种矣。君主去，而大统领又来。贵族灭，而资本家乃生。君主之国，曾多种种罪恶反逆之事。而共和之邦，亦未绝暴戾背道之行。有志之士，遂怀不平，誓除尽世上之有特权者，使归于平等。人贵自治，而不肯被治于人，于是乎无政府主义生矣。”无政府主义对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这种怀疑态度，张继在序言中表示了认可，“革命党其毋羡美国之独立，与法国之共和耶。”
其二，《无政府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共和制，背后乃是对政治革命本身的怀疑，并引入了一种新的革命思维：社会革命。无政府主义将权力视为不平等的根源，要求消灭一切权力，“天地间最可恶者为权力，以其不能与平等两立也。权力之所司者，一言以蔽之，我为命令之主，而令人服从，不平等之至也。既服从于他权力之下，而欲得自由，岂不谬乎？”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原则是，“无政府党中无主人，无王者，无代议士。”在否定了政治权力之后，无政府主义主张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无政府党以万事之责，归于社会，盖社会之成立，为一切人，一切人之所欲者，社会有使其充足之责。”这种理念提供了一个批判改良和革命思想的新视角，对人与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与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旨趣上的相似性。
其三，这种视角的提出，是基于另一个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范畴——唯物主义。在《无政府主义》中，唯物主义被视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来源中最突出的因素，强调“唯物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近接之关系，敎人以欲情，劝人以改革”。需要指出，无政府主义主张的唯物主义的含义，主要用于扫除宗教迷信，不再将世间的幸福与罪恶归结为神和天，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无政府主义》指出，“夫人之怯懦，多因于崇敎，妄以万事为神之所使。天之所命，归身于神，致命于天。而不知神与天乃空想迷信。人之幸福罪恶，由人自造，而无关神之与天。故无政府党，绝反对宗敎之迷想，万事归责于社会，人之苦痛，社会使之然也。故其敌视社会，欲改造社会之心，勇往无前。”
其四，《无政府主义》对私有财产和资本家进行了批判，要求消灭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制。“无政府党最恶私有财产，遇有资本者，悉欲夺之。有持证券者，悉欲取而焚之。凡保护财产权之法律，皆欲一洗而空之，以达其社会平等之真意。卑视所有权之心，不异待奴隶。扫尽社会上阶级等差之道，以废灭私有财产为最上策。社会之富，由富人之手夺回，还诸社会，无政府党之大主目也。”《无政府主义》还传播了日内瓦无政府党大会宣言中的“公共财产”概念，并视其为共产主义的要素，“社会之富，皆人类全体所合力生产者，故吾侪乃共产主义者也。……以公共财产为我物，而竭力保护之。”
其五，《无政府主义》反对资本家，传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意识。这里已经出现“阶级”这个术语，还将消灭私有财产作为废除阶级差异的最好办法，“扫尽社会上阶级等差之道，以废灭私有财产为最上策。”该书实际上是将资本家、财产家或雇主视为一个阶级群体，呼吁劳动者起来反抗，“无政府党人之著书也，多以攻击现社会为事。煽动劳力者，令其对佣主，起反动激烈之行。”这种阶级斗争意识更激烈地表达在杀尽资本家的激进主张上，“夫人之希望绝对平等久矣，其希望之热度日高，而憎恶财产家思杀尽之之心益炽。”在此，无政府党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斗争矛头从封建贵族和僧侣转向资本家，“嘉哥宾既杀贵族，又杀鸡龙，更杀僧侣。……今也无政府党，以灭资本家为人类求幸福之本。”张继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这种理念，在“序”中表示，“吾愿杀尽财产家资本家，使一国之经济，均归平等，无贫富之差。”
《无政府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和阶级斗争理念，跟马克思主义学说存在诸多重合点，无疑会为后者的传播做出贡献。二者都追求社会平等，号召人们消灭阶级压迫；无政府主义也考虑到了阶级压迫的经济基础，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现经济平等的主张，并且鼓励进行阶级反抗，消灭资本家。根据顾昕的研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阶级意识的成长，同他们所受的无政府主义影响有着直接的智识联系。然而，必须指出，《无政府主义》宣扬的阶级观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等同，还存在一些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实际上反映了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的局限性，美国学者德里克强调了二者在阶级压迫的起源和解决方式上的观点不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以唯物主义为原则来从生产过程理解这个问题，无政府主义则从阶级的道德层面来看待。尽管无政府主义的分析常常会提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对于阶级的描述，更多的是将富人与穷人、不劳动者与劳动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对峙。这符合无政府主义的这种观点：视权力、权威及其带来的‘自私’为经济不平等的根源，而非后果。”此外，无政府主义虽然承认了阶级斗争，但并没有将阶级斗争视为解决阶级压迫、进行社会革命的手段，反而过于依赖投爆裂弹的暗杀恐怖行为，想以此为捷径。
综上所述，《无政府主义》向20世纪初的中国民众传播了一套新的激进话语，这套话语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存在诸多一致性，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接受做了铺垫。不容否认，这些介绍还是散见而零乱的，没有进行系统完整的译述，也不是张继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旨意；但是，对于当时仍醉心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那里寻求救国之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来说，无疑很早就提供了一种观察和反思资本主义的新视角。尽管无政府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尚有不正确不深刻之处，但也形成了一个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目标选择，在此与对社会主义的追求联系在一起，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了铺垫，事实上，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的很多思想要素也正是伴随无政府主义而传入的。
结 语
简言之，要理解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在早期社会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必须重视接受者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只有通过追溯和对比思想源头和中介形式才可以彰显。在接受《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编译者改变了原文本素材的主旨，将立场从谨慎还原无政府主义、否定暴力手段，转变为大力鼓吹无政府主义、热情颂扬暴力革命；与此同时，德文原著在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建构的对立关系，却被淡化、消融、瓦解，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接受效果，人们将无政府主义混同于社会主义，视其为社会主义潮流中的激进派。这种改造重塑，跟日本这个中转站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基于中国接受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现实诉求。经过这种改造，《无政府主义》不仅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进行了革命启蒙，更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贡献。
作者简介：王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文章来源：《<马藏>研究》第一辑，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