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张蕊：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实质、特征及应对
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实质、特征及应对
[摘要]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鼓吹“娱乐至上”的泛娱乐主义，已然成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一股泛起势头迅猛、破坏力显著的社会思潮。究其实质，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体现为资本逻辑与消费主义的内在耦合，具有立场上的相对主义，原则上的解构主义以及旨趣上的“傻乐主义”等特征。泛娱乐主义思潮弱化政治意识，冲击理性精神，解构主流价值，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亟待通过解构异化娱乐价值、抵制泛娱乐主义话语渗透；强化主流价值引领力、凝聚全社会价值共识；坚持先进文化导向、有序规范娱乐文化市场等对其进行回应与纠治。精准研判、科学批判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思潮，对增强主流价值引领力、提升主流文化话语权以及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泛娱乐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实质；特征；应对
娱者，乐也。自古以来，“娱乐”都是社会与个体生活中的重要维度，具有愉悦身心、缓解压力、调剂补充、延拓生活体验等功能。“泛娱乐”最初是用来表达一种广泛性、普遍化的娱乐生活方式，并无所谓褒贬。但伴随着国外泛娱乐主义渗透，以及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在我国沉渣泛起，“泛娱乐”逐渐偏离了理性之轨，由此滋长成所谓的泛娱乐主义。泛娱乐主义广泛依托网络信息技术以及新媒体、自媒体等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本逻辑为宰制逻辑，以消费主义为核心内容，并将僭越理性娱乐边界的“泛化娱乐”视为终极追求的一种社会思潮。与这一思潮伴生的是内容粗鄙浅陋、形式轻慢浮夸的泛娱乐化乱象。泛娱乐主义提倡的“为娱乐而娱乐”、以“娱”谋利、“我娱乐故我在”等价值追求，将人们对娱乐的常态化需求异化、病态化。因此，透视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实质与特征，并探寻有效的遏制与纠治对策，是廓清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理论迷误、增强和凝聚我国主流价值共识、推进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蕴。
一、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的实质
伴随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多样化社会思潮逐渐产生新变种，出现新面向，呈现新特征。聚焦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以“泛化”为主题的思潮大致有三：泛道德化思潮、泛政治化思潮以及泛娱乐化思潮。其中，由泛娱乐化思潮所衍生的泛娱乐主义，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一股极具迷惑性与危害性的社会思潮。欲揭示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的实质，重点是对其主导逻辑与核心内容进行深度解蔽。
(一）以资本逻辑为主导逻辑
泛娱乐主义不是单纯娱乐元素的总集成，而是资本与娱乐联结的复合物。若抽离资本的强势进驻，泛娱乐主义便失去“运作轴心”，这种思潮形态也会随之分散瓦解。欲透视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的理论本质，必须首先拷问何为资本逻辑。要言之，资本逻辑是一种将所谓“资本”，作为分析与解决一切现实问题出发点与落脚点的认知-解释范式，它在处理人与资本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了主客倒置，将“资本”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却只是把“人”看作是增殖资本之手段。这一逻辑发端于剩余价值产生和资本私有化，崇尚财富至上、资本中轴和利益优先。说到底，资本逻辑是“传统的所有制关系”[1]即私有制经济基础的存留。资本逻辑存在并具备宰制性作用，正是对应了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物的依赖关系”有所发展但仍处于欠发展阶段的时代节点。物化逻辑宰制下的泛娱乐主义与“过度市场化”“过度商业化”毗连，重官能享乐轻精神陶醉，重金钱利益轻道德理想，重感性浅薄轻理性启发。在利益诉求多样和思想多元的当下，这种快餐性、狂欢式的消费思维，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为更多人所接受，“这些清楚地表明，以礼崩乐坏、理想幻灭、价值颠覆、道德虚无为表征的沉沦性时代症候已然出场。”[2]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娱乐功能异化为增殖资本的工具，在全社会竭力营造充斥着媒介景观的“愚乐”沃土，企图建构“娱乐一切”的娱乐帝国。
再者，需要继续追问，资本逻辑何以主导泛娱乐化思潮不断扩大影响力？一方面，泛娱乐主义是资本强势操纵下娱乐自有功能的异化，是理性娱乐价值的隐却与“退场”。在泛娱乐主义生态版图中，娱乐价值被抬举为最高价值，娱乐话语成为叙事模板，娱乐景观随处落座层叠，一事物娱乐价值的有无多少直接关系到它的社会可接受程度。正如有学者指出，“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资本实现了在电子游戏、网络直播、影视动漫、粉丝经济、娱乐综艺等多元内容产业的全覆盖和强渗透，这在推动形成娱乐热潮的同时生成了社会性的泛娱乐。”[3]另一方面，泛娱乐主义提倡所谓的“娱乐解构说”。它利用消解人们理性精神的过度娱乐化内容，不断刺激人所具有的原始性官能欲望，挤压属人精神世界的意义归属，进而为“众声喧哗”的娱乐王国输送“单向”受众。这种“解构说”扼杀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在看似“意义追寻”的幻象中迷失，使人不自知地陷入无意义黑洞，并最终难以逃避片面化生存的境遇。资本逻辑宰制的泛娱乐主义，将娱乐价值置于文化精神制高点，将对娱乐的狂热追求推向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不具有娱乐属性的事物作娱乐化处理，对本身具有娱乐属性的事物过分夸大，在衡量文化价值时抽离理想、政治、道德、信仰的厚重“内芯”，而代之以脱离文化滋养的利益驱动、金钱崇拜、功利至上、价值虚无的空瘪“躯壳”。
另外，从致思方式上看，资本逻辑操控下的泛娱乐主义倾向于后现代的思维范式。正如伊格尔顿所言，“从哲学上说，后现代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小心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4]。一方面，从内部看，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从“服务”资本的第一需要出发，一贯标榜追“偏”求“异”、猎奇搞怪的错误娱乐思维，崇尚“去中心化”、碎片化、原子化等错误价值追求，这一思潮本身就内在蕴含后现代思潮的诸多余响；另一方面，从外部看，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不仅受到国外泛娱乐主义思潮的渗透，也受到诸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物质主义等思潮的侵扰，这些思潮所秉持的所谓“去政治化”“去崇高化”的后现代思维，也同样会诱导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偏离正确价值方向。因此，结合泛娱乐主义与后现代思潮在思维认知上的亲近性，从更深层的消极影响看，这一思潮不会简单终结于娱乐消遣和过度娱乐。这也意味着，我国的泛娱乐主义思潮更容易被别有用心的西方势力所包装、粉饰和利用，并借此对我国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开展难以觉察的“价值观入侵”，其流毒不可轻视。
（二）以消费主义为核心内容
消费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常态化的消费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活动。然而，过度崇拜消费、异化消费、将消费视为人生终极追求，则陷入消费主义泥沼。在互联网时代，消费主义更是全面笼罩泛娱乐主义思潮，广泛利用各种新兴媒体鼓吹畸形化的娱乐消费，具体表现有两方面：
第一，消费主义造成了主体异化。在泛娱乐主义语境下，娱乐消费主体已由兼具雅与俗、理性与感性、批判性与情绪性、严肃性与娱乐性等的“多向-多面”审美者转变为“去理性”“去批判”“去严肃”，道德边界模糊，审美标准混乱的“单向-片面”消遣者。在消费主义的物欲与“景观”刺激下，在“文化工业”助推下，异化的主体不断地在娱乐泛化、同时也是在娱乐幻化的虚假“景观游乐场”中自我放逐。“主体创作和欣赏的自主性和想象力被扼杀和瓦解，变成不由自主的机械反应。文化工业从外部祛除了艺术的真理性，而在内部重建了商品的真理性，经济理性战胜了真理”[5]。由此，在畸形的娱乐消费文化影响下，主体基于传统文化精神业已形成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不可避免地遭到“冷遇”甚至被强力解构，由此出现一些认知模糊、边界不清的价值“空场”。在此基础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便迅速跟进，不断加大渗透强度，填补“空场”、重构“在场”，由此掌控更多受众，使其日益异化为“重嬉笑，轻肃正”“重享受，轻奋斗”“重官能享受，轻理性思辨”的单面型人，并在日复一日的虚假性消费中实现主体自身的“再生产”。
第二，消费主义加剧了文化低俗化。泛娱乐主义思潮受市场化和商业化驱使，出于对其背后资本链条与经济效益的追逐与维护，各种泛娱乐化现象的供给者都不遗余力地追求点击率、播放量、收视率等量化指标，以期在娱乐文化市场的竞争角逐中有利可图。在此背景下，娱乐市场便不断塑造迎合大众消费品味的文化形态，不断制造文化的庸俗化、低俗化倾向，刺激娱乐产品消费需求。一是泛娱乐主义的消费主义价值观追求刺激性的官能满足和享乐快感 ，二是被娱乐市场诱导的消费主体不断释放自身的消费欲望，这二者相互作用，强化畸形消费观与庸俗消费需求的契合度，不断刺激娱乐市场的“再供给”。在此语境下，各种迎合低级趣味的明星八卦、色情、暴力等内容层出不穷，尤其是在网络空间出现了大量的低俗娱乐文化乱象，例如直播中故意扮丑的“嘟嘟姐”、假扮“大胃王”的网红吃播、甚至还有被跟风模仿的“家暴妆”等等。可以看到，诸如此类无限夸大娱乐元素的低俗文化现象，为获取流量而悬置、摒弃娱乐的应有理性，干扰了正常的文化市场秩序，严重挑战了社会道德底线，背离了先进文化引领方向。
究其实质，消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泛娱乐主义秉持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矮化人的崇高信仰与精神追求，冲击主流价值和理想信念，旨在动摇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影响力。从意识形态安全角度看，打着“娱乐”幌子肆无忌惮的泛娱乐主义，实则通过软性的“快乐消费”不断拓展消费主义阵地，进而达到增强消费主义话语而弱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目的。质言之，拒斥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泛娱乐主义思潮，不能只局限于批判回应其作为有害性社会思潮的价值负能，更要落脚到更好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稳中求进”总体进程上。
二、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的特征
在泛娱乐化现象背后的商机与利益诱导下，各种摒弃理性精神，过度的娱乐消遣形式层出不穷；各种挤压主流观念，粗鄙化的娱乐呈现内容热度不减。泛娱乐主义用拒斥理性、反对崇高、高扬物欲的异化娱乐价值侵蚀人们的价值信仰高地，使历史上的文化名人，现实中的严肃事件，乃至关系到国家利益、民族情感、人民信仰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可能成为泛娱乐主义随意调侃和戏谑的对象，造成了人们价值认同和精神追求上的混乱。具体而言，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主要有三方面的特征。
（一）立场上的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即理念与实践上的虚无主义。尼采曾明确对“虚无主义”下过定义，“虚无主义：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呢——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6]在相对主义的侵扰下，泛娱乐主义立场趋向虚无化。异化娱乐价值作为一种幻象性的东西，使真正能体现“现实的人”的理性追求、价值信仰，特别是崇高精神等在真假难辨的娱乐景观中被虚无。
泛娱乐主义高扬娱乐价值，不断延拓娱乐价值边界以威胁主流价值阵地，用戏说、搞笑、甚至抹黑的方式“将娱乐进行到底”，排斥与挤压严肃性文化内容，力图用主观性、随意性、模糊性价值来剥蚀和消解理性娱乐精神。以泛娱乐主义渗透历史领域、同历史虚无主义相勾连为例，“‘娱乐化’历史讲求‘去正史’‘去崇高’‘去主流’，反而‘抬野史’‘抬低俗’‘抬非主流’，这‘三去三抬’恰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而行之，容易误导受众产生价值偏颇。”[7]。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泛娱乐主义语境下，大量文化景观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制造出价值立场上的多元困局。文化景观具有特殊性，它区别于一般的文化现象，对人们的思想精神具有无形操控性，使人们在即时更新、热烈缭绕的声音、图案、视频的交互联动中逐渐丢弃自己“批判的武器”，成为对景观着迷与痴狂的单向接受者，在此只有跟随与默从，而没有反思与批判。进言之，泛娱乐主义的主要集结地有短视频、真人秀和网络直播等，诸种“景观型”的娱乐业态普遍存在内容虚幻化、形式商业化、结构同质化、包装过度化等问题，但借助资本的强势操控力、网络的超强互动力、流量的话题炒作力、舆论的广泛传播力，不断营造一种追求现实虚幻化的泛娱乐主义生活态度与价值刻度，从而刺激大量的盲从受众，特别是被泛娱乐文化蒙蔽的狂热粉丝以之作为自己效仿的生活方式，在价值立场上难免陷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消费主义等错误思维的泥沼，出现务实思维弱化、理想信念动摇、价值信仰混乱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泛娱乐主义通过夸大现实事件娱乐属性的手段，在资本虚无的总号令下，扰乱社会意识，解构主流价值，冲击理性精神，不断模糊真假、虚实、有无之分界。概言之，泛娱乐主义在价值立场上倡导避实就虚，“娱乐”先行，最终使人们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价值幻景中自我迷失，以至于在价值认同上产生认知偏差与选择失误。
（二）原则上的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旨在破坏与分解某种既有的价值与实践观念，并企图按照自己的评判原则“重构”一套新的价值系统。当代泛娱乐主义将“娱乐”视作最高的文化价值，用零散性、即时性、片面化的娱乐元素“肢解”整体性、过程性、系统性的文化生态或社会生活，在价值原则上趋向碎片化。
第一，泛娱乐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宏大叙事作为一种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总体性、宏观化的叙事方式，成为了当前中国理想主义话语的主要表达方式。宏大叙事是围绕一个时代的总面貌，集历史背景、社会风情、群众风貌、生产生活、社会心理等诸多副线于一体的“全景式”呈现。而泛娱乐主义标榜“娱乐为王”，其所“陈列”的消遣内容多是经娱乐价值解构之后的零碎材料，即是将“一面多线”的宏大叙事“裁剪”为“多线多点”的故事碎片。质言之，剔除掉宏大叙事和整体关照的零碎化内容，不可避免地成为内涵不全、价值缺失、结构断裂的“无意义”语料。我们说，宏大叙事并不是一味追求“大而全”，它背后所折射的是一种历史性、社会性与系统性的理性关照视野。泛娱乐主义通过碎片化方式解构宏大叙事，使人们脱离整体“大审视”而沉浸于娱乐商品的“小观感”，就像是“被娱乐牵着鼻子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抑制了人的批判性与否定性思维。
第二，泛娱乐主义催生“原子式的个人”。所谓“原子式的个人”是作为“不受外部制约的孤立主体”而存在的，与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个体化”概念大有殊异。要言之，泛娱乐主义思潮所秉持的解构主义，则为“原子式的个人”提供了一套夸大个体价值诉求，并为之进行辩护的价值原则和解释范式。不仅如此，它还竭力销蚀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共识性价值，并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多地为受众提供“逃避集体”的乌托邦原料，以此不断输出企图跳脱集体关系、并企图重构一种抽象性、独立性认同的“原子”个体。正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脱离他人、集体的孤立个人实际是不存在的。在泛娱乐主义视阈中，这些“原子式的个人”却是凭借泛娱乐的碎片化价值，在幻想中重建自己的“独立王国”。但究根剖底，泛娱乐主义所营造的“娱乐狂欢”假象背后，却是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抽象紧张”，是个体与集体愈发深入的疏离。
（三）旨趣上的“傻乐主义”
“傻乐主义，就是通过景观化的快乐政治遏制传统大众文化悖论性的现实批判冲动，从而让大众文化的‘快乐’，变成人们想象中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9]究其实质，“傻乐主义”价值观侧重于“去政治化”，即脱离严肃政治话题，抛却深刻社会意义，并力求回避重大时代性课题，在旨趣上趋向庸俗化。在“一切为了娱乐”的泛娱乐主义集结号下，以“傻乐主义”为旨趣的娱乐价值，已然成为审阅文化价值的一把“通尺”：娱乐性强的文化信息被捧推高举，相反，具有严肃性、政治性内容的文化信息则多被加以“泛娱乐化”改造。
以经典文化的泛娱乐化为例，经典文化是在悠久绵长的历史进程中传承下来的，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印记、丰厚的精神魅力以及深沉的民族情感，是民族文化尤其是当代文化发展必须依托的精神根基。在泛娱乐主义语境下，通过“戏说”“恶搞”等方式，经典文化实现了从严肃性材料到娱乐性材料的“被迫转型”：把经典文化中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事件、人物形象大肆篡改，用“一娱到底”的审美观“复活”具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经典故事，使具有严肃内容、深沉情感、深刻启示的经典内容变成一出出既熟悉又陌生的俗套剧情。经典文化的泛娱乐化不是新时代的娱乐文化创新，而是主流文化价值与理性娱乐精神的失落。“传统不再被遵循，而被迅速抛弃，在对传统迅速抛弃的进程中引领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日益式微，曾经的权威、偶像均被解构，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10]质言之，与其说泛娱乐主义在旨趣上背离了理性娱乐追求的初衷，毋宁说泛娱乐主义的价值目标，从一开始就没有要简单地“终结”于娱乐范围之内，它不仅不会止步于“娱乐”，而且还要将自己的触角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泛娱乐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性、有害性的社会思潮，它所彰显的与主流价值相左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其“傻乐主义”价值旨趣上。娱乐不是“愚乐”，更不是“傻乐”。“傻乐主义”价值追求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以“快乐政治”为主导的，将异化娱乐旨趣与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政治生活以及主流心理所进行的一场价值博弈。因此，所谓的“傻乐”并不是仅仅停留于“现象层”的嬉闹搞笑，而是不断假借所谓“价值中立”“政治无涉”来削弱主流价值影响力，挤占主流文化话语空间，严重干扰与威胁到主流文化发展进程，其危害不容小觑。
三、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的应对
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解构主流价值，冲击理性精神，淡漠政治意识，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与坚决遏制。应对与纠治我国泛娱乐主义思潮，在认知-解释层面，要解构异化娱乐价值，抵制泛娱乐主义话语渗透；在价值-信仰层面，要强化主流价值引领力，凝聚全社会价值共识；在现实-具象层面，要坚持先进文化导向，有序规范娱乐文化市场，并在“一元引领，综合治理”方针下，使这三方面协调互通，形成应对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思潮的有效合力。
（一）解构异化娱乐价值，抵制泛娱乐主义话语渗透
在泛娱乐主义视镜中，娱乐不是服务于“人”，而是服务于资本，它本质上是一种异化娱乐价值。在资本逻辑支配下，该思潮所秉持的这种错误价值，使“娱乐”从促进人发展的手段变成满足人物欲享受的目的，为实现娱乐资本的快速增殖提供捷径。遏制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务必超越异化娱乐价值，实现理性娱乐价值的复归，即从片面关注娱乐资本增殖，回到重视娱乐促进人的发展上来。质言之，要解构异化的娱乐价值，必须在娱乐精神理性复归的逻辑起点上，以“人的全面发展”逻辑重建娱乐精神。异化的娱乐价值不是从“人”本身出发，它羁绊、窒碍人的发展。从“人的全面发展”逻辑出发，则克服了泛化的物化逻辑宰制，为“娱乐”拆卸掉覆压于其上的资本逻辑重荷，使其重新回到为了“人”、关注“人”、提升“人”全面发展的轨道上来。在当代中国，欲纠治泛娱乐主义错误思潮，批判与超越资本逻辑，解构异化娱乐价值、重建理性娱乐精神势在必行。但这里可能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简单地将拒斥资本逻辑与拒斥资本划上等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是要拒斥一切资本，而是要有效引领、监督、甚至强制管控非公有资本，更好发挥公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在文娱以及传媒领域的重要作用，必须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一切娱乐文化生产的根本立足点。
泛娱乐主义过分夸大娱乐功能，将一般性娱乐话语改造成泛娱乐主义话语，不断挤压主流价值话语宣传阵地，并借此拓展异化娱乐价值传播空间。基于此，要明确规范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就必须打好话语宣传的“阵地争夺战”，强化理性娱乐话语和主流价值话语，遏制泛娱乐主义话语渗透。具体而言，娱乐话语与泛娱乐主义话语、主流价值话语的关系表现在：首先，娱乐话语不等于泛娱乐主义话语，但若将娱乐话语极端强调、过分夸大则滑向泛娱乐主义话语；其次，娱乐话语也不同于主流价值话语，前者较后者更具有即时性、随意性和层次性，抽象的主流价值话语引导规范具体的娱乐话语，但又使娱乐话语保持其自身的活力与生动性。进言之，需要严肃警惕娱乐话语“变质”而转向泛娱乐主义话语，同时又要发挥主流价值话语对娱乐话语的规范引导，从而更好维护理性娱乐精神的话语存植空间，有效发挥大众文化的正向娱乐功能。由此可见，欲抵制泛娱乐主义的异化娱乐价值渗透，需要捍卫大众文化的理性娱乐边界，同时也要不断提高大众区分良莠娱乐的认知和鉴别力，必须加强主流文化宣传，夯实与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同时也要深入开展舆论斗争，强化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二）强化主流价值引领力，凝聚全社会价值共识
泛娱乐主义的价值原则是解构主义，它最核心的表现就是解构主流价值共识。价值共识，是指价值主体对某种价值（体系）达成一致看法或表示认同的基本观点。主流价值共识关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弱化或解构主流价值共识将撼动社会成员理想信念的认同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凝练表达，必须发挥其对泛娱乐主义思潮的价值引领作用，以捍卫和保障理想信念的价值高地。可以说，要有效遏制泛娱乐主义渗透，必须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硬核”引领，即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的层次性和实效性，丰富主流价值宣传的载体和形式，在此基础上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认同，使其与主流价值的引领方向“同频共振”，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强大信仰合力，充分发挥主流价值有效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功能。另外，还需要注意“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和整合作用，除了需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的‘胆’，同时需要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识’或‘度’，避免走向‘大批判’的过激倾向。”[11]对待泛娱乐主义思潮不能采取“一刀切”态度，必须辩证看到其中除了过度夸大娱乐的“负向”一面，还有重视娱乐的“正向”一面，并不能将其全盘否定，一概抹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对泛娱乐主义思潮进行价值引领的过程中，既要发挥积极性娱乐内容对丰富人民生活、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又要抵制消极性娱乐糟粕扰乱人民思想认识、限制人的全面发展的危害。可以说，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力，深化主流价值共识，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有机结合，是推动理性娱乐、形成健康娱乐文化生态的内在要求与重点所在。
（三）坚持先进文化导向，有序规范娱乐文化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一些文艺创作把低俗当通俗、把欲望当希望、把单纯的感官娱乐当精神快乐，以此制造噱头、赚人眼球，刻意迎合某些低俗消费趣味，暴露出的是创作者不正确、不健康的价值观、历史观、道德观。”[12]由此可见，要遏制泛娱乐主义泛滥，在理论层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坚持守正创新，以先进文化为导向，不断形成当代中国文艺意识形态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从实践层面看，首先，必须要实现文化生产者、传播者与消费者的良性联动。一方面，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要重视文化产品供给侧的“精品输出”。广大文艺工作者既要努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因子，创新传统文化内容的现代性表达，还要加大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介力度，可结合“四史”宣传教育内容，讲好峥嵘历史、民族复兴、革命英雄、时代楷模的中国故事，作品既要体现历史性和知识性，还要兼顾娱乐性和观赏性。比如《觉醒年代》《理想照耀中国》《悬崖之上》《光荣与梦想》《革命者》《叛逆者》等优秀影视作品一经上映，就深受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喜爱，更是掀起了“追剧学党史”的热潮。另一方面，文化消费者要重视文化产品需求侧的“理性输入”，自觉提升自身认知评判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理性鉴别内含低级趣味的文化产品。遵循集体主义原则和主流价值共识，主动拒斥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错误价值诱导。由此，在“精品输出”与“理性输入”良性互动中，不断强化正向娱乐价值，重建文化市场主体的理性娱乐精神。
其次，我国娱乐文化市场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遏制泛娱乐主义的市场化、商业化倾向，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并将社会效益优先作为二者统一的前提。与此同时，需要进一步提升大众文化市场中的主流文化占比，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健全公益性文化事业。
最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提升技术规范能力。拒斥泛娱乐主义，除了文化、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引导外，还须完善针对娱乐市场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将不良文化产品排斥于法律的“红线”之外。此外，还要不断强化对先进网络信息技术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创新主流媒体传播渠道，为遏制泛娱乐主义铸造坚固技术强盾，努力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进而拓展主流文化宣介阵地，增强舆论引导主动性，提升舆论斗争硬实力。
结语
当代泛娱乐主义作为一股强破坏力、强渗透性、强隐蔽性的有害性思潮，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资本逻辑与消费主义的相契耦合为泛娱乐主义“生产链”提供内生动力，不断制造出与主流价值相左的异化娱乐价值，通过立场上的相对主义、原则上的解构主义、旨趣上的“傻乐主义”等形塑了一个具有强大迷惑性的话语场，以诱导人们摒弃理性娱乐精神，削弱主流价值及其影响力，从而达到使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之目的，必须对其进行严正批判与坚定纠治。进言之，我们需要正视当代泛娱乐主义思潮的复杂性，“当前，泛娱乐主义国内国外相互勾连，虚拟现实跨界影响，泛娱乐主义传播对象多元化、传播内容生活化、传播方式隐形化特征明显”[13]。除此之外，盛行于网络与现实空间的泛娱乐主义，不是一种“单质性”思潮形态，它与历史虚无主义、物质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毗连纠缠，由此伴生的复杂性问题更是加剧了该思潮的有效治理难度。因此，应对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必须坚持“一元引领，综合治理”的方针，即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多样化社会思潮引领的前提下，增强对有害性、错误性社会思潮纠治的综合性与系统性。总之，面对当前泛娱乐主义思潮的复杂治理环境，我们必须坚持文化自信，保持战略定力，既要坚持以文培元、以文育人的“软治理”，又要增强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的“硬保障”，“软”“硬”兼施，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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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蕊（1994- ），女，山西长治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10期。
排版 | 瞿杨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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