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周良书 张伊聪：从有到无和从无到有：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北大青年中的发展轨迹
从有到无和从无到有：
摘要：1927年到1937年间，北京大学党组织经历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种变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大革命失败后，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深受打击，党内又盛行反知识分子倾向，高校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版图中不复如前。直到一二九运动和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制定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北大党组织才转入良性的发展轨道。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大的发展历程，它实际上走过了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建的特殊性，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青年学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十分关注党员出身问题，知识分子受到排斥。高校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处和培养地，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版图中经历“从中心到边缘”[1]的剧变。尽管如此，若要检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沉浮，高校和知识分子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以北京市为例，虽然中国共产党有意着重发挥工农在党内的作用，却仍然面临“同志大部分为学生”[]的状况。北京市委1928年2月的登记结果显示，“工人仅占百分之一弱，农民不过二十分之一，其余尽属学生同志”[2]。1931年10月，北平合计74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有35名学生[3]，可见青年学生仍是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重要力量分支。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学界却对这一时期高校党的活动和支部情况关注较少，对一二九运动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运动本身，至于学生运动对高校党建的影响则更无深入探讨。从革命传统、政治空间和支部规模来看，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独具代表地位，本文以北京大学为视角，分析1927年至1937年北大党的力量如何下落、转折又联合外界一致抗日，这对于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高校中的成长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下落：分裂后的外患与内忧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张作霖亦在北京“反赤”，全国各地的中国共产党力量骤减。与大多数党组织不同，北大党组织反而经历短暂的力量上扬。这是因为“当时激于义愤在大钊被害后有一批人加入了共产党”[5]，北大党支部在1927年暑假发展到近百人[6]。不过在此之后，北大党支部就一直处在被破坏、受打击的状态之中，到1935年10月前仅有两个党员，没有党支部[7]。在这段时期，外部力量进行不间断的思想压制和武力打击，严重削弱中国共产党在北大的规模和能量。当时奉系军阀严格限制学生的政治参与，规定“所有各科部学生，无论旧生新生，在报到之时均须亲署不入党籍之书”[8]。不仅如此，政府还认定“近年各校设有学生会学生联合会等名目，开会则虚耗光阴，骛外则荒废学业”，“应即一律取消，嗣后凡未经各学长主任许可之会，均不准自由招集”[9]。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青年学生请求开会声讨，得到的回应却是“外交问题，自有政府负责，学生在校求学，仍不得干预政治，以免旷废学业，别生枝节”，如不遵守校令则开除学籍[10]。奉系军阀不仅压缩高校学生的涉政空间，还对北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进行直接破坏，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也受到严重影响。当时“由于市委连遭破坏，组织陷于瘫痪，校中又密布包探，右派学生进行告密，所以很多人纷纷脱党了”[11]。到1927年底，北大党组织已“减少到30人左右，而且党小组也不能按期活动，呈现出瘫痪状态”[12]。1928年奉系军阀撤出后，北平的大中小学又成为国民党党义教育的试验场。从高校角度来看，了解三民主义是获得入学资格的先决条件。1930年起，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开始设置党义考察[13]，要进入北大求学就必须学习国民党党义。入学后，“国民党党义课是一年级共同必修课，在备有二三百人座位的二院大礼堂上课”[14]。三民主义成为唯一合法的指导思想，并要求“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15]。除此以外，国民党还强化对宣传品的监控。据档案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北京大学有大量刊物被封禁。1930年，北大图书部中有以《青年半月刊》为封面的书籍被携出，北平市公安局认定其内容为《列宁青年》，要求北大严查藏书[16]。1931年，《战旗》和《低潮》被指抨击政府而遭查禁[17]。1932年，《西北前哨》被指“赤匪刊物”被查[18]。1933年，又将《先锋》《社会研究》两种刊物，认定“确系赤匪反动宣传品”，予以封禁[19]。在此期间，教育部还发布《整顿学风令》，称“近年以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动辄藉口改良校务，罢课要挟；甚则擅自集会，散发传单，供人利用，妄分派系，驯至放僻邪侈，罔所不为”[20]。尤其是在国民党宪兵三团抵达北平后，“特务常到北大‘听课’，实际是监视师生，常有进步学生被秘密抓捕”[21]，迫害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爱国学生的暴行在北大时有发生。据朱穆之回忆，“学校里、公寓里常常是黎明抓人。我在中学的同学被捕了，在北大经常相处的同学被捕了。古城一片死寂，简直使人憋得透不过气来”[22]。原本北大有很多学生团体，在此之后“北大什么组织都没有了，什么活动都不能搞了，非常沉闷和压抑”[23]。奉系军阀和国民党的交替打击不断削弱北大党组织的力量，但北大党组织从近百人到陷入失去支部的危机，却不能简单归结于这些外部因素。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排斥知识分子、自身政策冒进以及内生分裂的必然结果。大革命失败后，党员成分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京也面临同样的境况，知识分子不再受到党的信任，北京党员被认为“是受过去机会主义的毒最深的”，北京党组织是“学生俱乐部”[24]、“书生党部”[25]。一批北大学生如谢云晖等虽然“接受进步思想比较早，但当时入党是不可能的。那时立三，王明路线，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26]。此外，党的斗争策略也是党组织耗损的一大根源。因外部环境恶劣，北大学生党员的斗争必须融入日常活动中，如读书运动、复校运动等，但这些活动却不能得到上级组织的认可。1932年，北大支部被认为“对工作的消极怠工，对工作不坚决，没有斗争精神自然是明显的错误，然而最基本的错误，乃在北大支部在政治上完全脱离了党的观点和路线而成了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走上了取消派的途径”[27]。白区工作应注重秘密性和隐蔽性，但党组织却恰恰走一条相反的路，把飞行集会作为党员活动的重点。飞行集会是指在上级党组织的授意下，党员走上街头，组织群众集会，散播传单，发表讲演，然后迅速解散。这种活动方式太过冒险，“顺利成功者很少，遭到打击和破坏却一次比一次严重”[28]。飞行集会大多定于重大纪念日，如双十节、十月革命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二七”运动纪念日等，地点一般在前门大街、米市大街、天桥等群众较为聚集的场所。这样的活动很容易遭到破坏。例如1934年双十节，“警察多于行人，外还有许多探狗，在各重要街道上往来巡视着”[29]，所以党员参加活动很难幸免。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就那么几十个党团员，非要干一家伙不可，结果弄得鸡飞狗跳，走死逃亡；过几个月，又组织这么一摊，又这么干，屡次这样，周而复始”[30]。这种活动带来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导致部分学生党员畏惧党的活动，“表示消极和害怕”，“不敢上街散传单”。他们甚至失去对党的信任，“有一部分提出辞退支部负责工作或退党，有一些则认为散传单便是党有意要牺牲他们性命”[31]。1928年12月《顺直省组织状况一览表》中对北大同志的评价，就是“斗争中同志多畏怯，不敢提我们口号”[32]。1929年初春刘少奇视察北大支部时，支部党员也表示“感到力量分散、单薄，有畏难情绪；一些同志甚至还有恐怖情绪”[33]。可见在严峻的外界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确让北大党组织工作陷入严重危机。不仅如此，冒进的活动方式也给党组织造成严重的人员减损。比如在1929年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中，北平党团同志共被捕13人，“以北大支部为最多”[34]。在1930年4月的罢课活动中，“北大党和团的支部共三十九人，活动分子全数被捕，剩下的同志不能在群众中起积极作用，并发生右倾的倾向”，但北平行委仍号召贴标语、出情报、公开发言、召开群众大会[35]，意识不到保存既有力量、做好秘密工作的重要性。上述活动也不注意团结群众，这不仅动摇了北大支部的已有力量，也让可能的新生力量心怀疑惧。比如1929年末或1930年初，北京大学发起成立“援助留日学生委员会”，“同学们都知道是共产党搞的”，但多数同学“保持距离，所以到会的人很少”[36]。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方式经常剑走偏锋，太过危险，学生也不敢表达入党的意愿。部分学生在参与党的活动时被捕监禁，“出狱后心理很害怕，不敢想入党的事”[37]。这样党的既有力量巩固不住，新生力量又吸纳不进来，党的组织力量被削弱是必然的。与冒进的活动方式相比，北大党组织因党内分歧遭受的打击则更为严重。1931年1月，北平市委召开党代表会议，任国桢向党员同志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的有关精神，引起多数党员的强烈反对。持反对意见的赵作霖、肖明、王定南等党员与持拥护态度的党员分割两派，分裂成两个市委。这使得一批北大党员因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而被切断组织关系，北大支部亦被强行解散。自此之后，北大党的活动处于低迷状态，组织时有时无，党的力量也几乎被消耗殆尽。
二、转折：运动中的蓄力与动员
上述状况直到1935年才有所转变。这一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致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面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中国共产党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平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在高校的发展也由此迎来了转机。
1935年10月，《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法国《救国报》公开发表。这篇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北平，“有的同学从北京饭店楼下的法文图书馆发现了‘八一宣言’，如获至宝”[38]，后在学生中传阅。北京大学学生袁宝华说，“许多同学正在我宿舍里谈论时局，忽然有人进来说，校园里贴出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我们都赶快跑去看”[39]。据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回忆，“我们读到宣言犹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40]。民族危机当前，《八一宣言》为北大师生指引了一条救国路。
不仅如此，当时在《大公报》的宣传影响下，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也传到北大。1935年9月起，范长江在《大公报》连载刊发长篇通讯《成兰纪行》，向读者传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的讯息。袁宝华称“他的报道在《大公报》上连载，我是篇篇都看”，“那时确实感到好似乌云隙缝中露出了霞光，中国前途有了希望”[41]。部分青年学生对共产党和红军建立起初步认识，意识到“要抗日救亡，就必须靠拢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2]。
与此同时，北平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自东北沦陷，华北地区被推上应对民族危机的最前线。北大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早有耳闻，现在又亲眼所见——北平四处可见日本人肆意欺侮国人，目睹“有几个日本浪人，跑到红楼前，喊着要接收北大”[43]，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感到忧心忡忡。而国民党的不作为也刺激着青年学生，他们在抗击日本侵华上行动寥寥，只在口头上抗日，“在学校里却派遣和收买了大批暗探，从中活动，侦查学生的行动，向公安局告密，在中大、师大、北大等地更是活动的积极”[44]。这使得学生彻底打破国民党出兵抗日的幻想。在此背景下，“共产党的影响，却反而在暗中逐渐扩大，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屈膝媚外，勇于内战，腐败黑暗，特务横行的情绪越来越普遍”[45]。
这表明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已经蓄积待发。当时在党的领导下，以黄河水灾赈济会为基础的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也于1935年11月18日成立了。“北平地下学联的主要会员，有女一中、清华、燕京、东北大学、朝阳等十多个大中学校。当时的左倾群众团体如新文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新文艺工作者协会、左联、社联，也和地下学联有联系”，北大虽然未以学校名义正式加入，但“由黄敬等人以世界语学会的名义参加地下学联，刘导生和姚依林有联系”[46]。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学生会也已开始筹备，各班级和院系在一二九运动前就选举了学生代表，并按“每系一人选出了十三人的筹备会，各班代表人数也已确定（计一百零六名班代表）”[47]。
这时北京大学党和团的组织也得以恢复。1935年10月前，北大只有薄怀奇、肖敏颂两名党员，在刘导生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北大党支部重新建立起来[48]，刘导生也被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任命为党支部书记。北大共青团支部也得以重建，团支书由刘居英担任[49]。这些都为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以及运动后北大党支部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5年12月9日，北平市大中学生为反抗华北自治发起示威游行。此后，北平学生的力量被迅速凝结，罢课、示威不断，学运热潮蔓延到全国各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指出，“学生团体中，颇不少共党份子”，并把这些请愿游行看作是“大多数纯洁学生，皆受共党份子所欺骗煽动，供其利用驱使”[50]。他试图将政府暴力镇压的行为合法化，后又打击组织学生运动的北平学联，并通过提前放寒假来驱散学生，但学生的爱国热情不仅未被扑灭，反而找到更多有效的出口。
这也离不开党的组织和领导。毛泽东就曾说过：“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51]但在1935年12月27日的活动分子会上，他也同时指出，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冲破卖国贼的罗网（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等的破坏与屠杀），只有同工人农民贫民兵士的斗争会和起来才有可能”[52]。为此，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决定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学生下乡去搞宣传，徒步到南京请愿，“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他对内实现和平，对外进行抗日”，并“向沿途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53]。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分为四个团，北京大学“有将近三十人参加”[54]，是第一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学生韩天石任第一团团长，于1936年1月从北平出发。
这次南下虽然没有到达南京，但经过大井村、青云店、礼贤集、固安、高阳、保定等地。在礼贤集的宣传中，当地群众“对日寇侵占华北表示义愤”，群众大会上“一个青年农民登台讲话，表示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日本人来，就和他们干到底”[55]。在固安整编后，北大学生所在的第一团一中队赴农民家庭访问，教北关一带的青年唱救亡歌曲，对执勤的二十九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56]。到任邱后，宣传团对三十二军做抗日宣传，讲述华北危机，“三十二军的官兵听到这些以后，非常愤慨，表明他们是抗日的”[57]。在保定宣传后，北大学生随宣传团第一团顺利返平。
南下宣传促进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也提升了农民、官兵对国家危亡的认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虽以宣传为名，实际上却是一个“流动训练班”[58]，这对青年学生本身也是一种宣传和教育。宣传团成员谢云晖回忆说，“我们宣传了农民，农民也教育了我们。我在北大虽然是读经济系的，那些‘大部头’的理论书只是装了一脑袋概念，对农村的阶级剥削了解的很肤浅，这次上了很好的一课，真是胜读十年书呵”[59]。这是因为北大学生长期在城市学习，脱离大多数劳苦大众的生活环境，不了解中国社会的全貌。而行动正值腊月，行进里程长，储备物资少，学生须应对恶劣的天气环境和食宿条件，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此外，宣传团还要识辨政府派来的便衣，和搞破坏的军警、侦探周旋，学生的斗争能力在这次活动中得到锻炼。返校后，这批学生有很大变化，“过去西装革履或长袍礼帽或旗袍高跟鞋的学生气质，现在变成了心胸开朗、充满信心和富有活力的战士了”[60]，同学之间更加信任，这为学生团结起来并在他们中间发展党组织创造了条件。1936年2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成立，参加南下宣传的大部分学生成为民先队的首批队员，黄敬担任党团书记，刘导生担任秘书，肖敏颂担任组织部长[61]。
一二九运动加深了学生对国共两党的认识，改变了他们此前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北大学生唐尊准说，“在党的培养和教育、进步同学的思想感染下，经过‘一二九’，‘一二一六’和南下扩大宣传的实际锻炼，我不断地提高了爱国热情和思想觉悟，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和青年团后，我时刻记住：我是第一批民先队员，我是共产党的人”[62]。一二九运动也训练出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北大学生韩天石、张毓珣、王骥卿、袁宝华等都是这一时期加入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北大新崛起的一股中坚力量。
三、联合：学生力量的合理运用
一二九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终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6年春，刘少奇赴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局主持工作，对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予以纠正，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也为高校党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于是党的力量不再单独运作，而是和青年学生、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凝聚成一致对外的合力。
这种联合工作首先是依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来完成的。以往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或难以长期维续，或有演化为第二党的风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没有找到更为有效的斗争方式。刘少奇认识到，“用秘密的方式，是不能组织广大群众的，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能坚持，没有方向的”[63]。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转变领导青年学生的思路，利用公开、合法的组织来联系和团结青年学生，“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实际上就是这类性质的组织”[64]。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党领导的北平学联提供群众基础，因为“一个队员至少要团结两个同学。三千多个队员行动起来，就有上万人参加，使学联发动任何行动，都有可靠的群众保证”[65]。
这样一个群众基础扎实的组织在抵制政府和校方干预时效果明显。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多以暴力手段处理学生运动，被捕受伤的学生很多，学校也在政府的压力下处分爱国青年，开除者“几均为救国会或学生会负责人，被处分者全为参加救亡工作之青年”[66]。但如同“三三一”事件一般，学生运动若遭受暴力压制则会反生出更激烈的反抗。原来1936年3月9日十七中学生郭清在狱中受折磨而死，消息传出，群情激愤，爱国学生要求北平学联抗议政府暴行。3月31日，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召开追悼郭清大会，开追悼会时却遭军警包围，更加激起在场学生的愤怒情绪，追悼会发展成抬棺游行。
当时国民党当局除直接镇压外，还试图以间接方式控制青年学生，其中一个主要手段就是操控学生会。他们或直接取缔高校学生会，或采取迂回战术，比如另建国民党学生主导的学生会，但是“北大民先占优势，国民党学生闹不成任何事，没有形成公开对立的两派组织，他们成立不了第二学生会”[67]。因此在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运作下，国民党的计划在北大始终未能实现。
“三三一”事件后，北大学生会被解散，刘玉柱和葛佩琦与校方交涉，要求恢复学生会，但条件是“按照国民党教育部规定的组织法，重新选举”，其目的是“想让国民党分子控制学生会”[68]。只是再次选举出来的主席以及大部分委员还是左派学生，仍不以国民党学生为主导。西安事变后，北大学生会被再次解散，重新选举时，民族解放先锋队“动员全体队员进行战斗，要求每个队员团结二至三人”，所以选出的执委大多数仍是民先队员[69]。当时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左派学生还“自动在执行委员中让出三席，给国民党派的学生。但国民党派的重要分子李彬仍没能替补上”[70]。正因为“支持‘民先’和学联的学生占绝对多数”，所以国民党派学生在北京大学始终不占优势[71]。
这一切也同样离不开党的组织和领导。比如，针对“三三一”事件，刘少奇就提出严肃的批评意见，认为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依然严重，这会使“一切民众的爱国组织完全不能公开，会使你们完全脱离广大群众，使许多组织塌台，使许多同志和先进的爱国志士被捕被杀，使汉奸法西斯蒂夺到‘爱国运动’的领导地位来窒杀爱国运动”[72]。他认为要争取公开的活动，谨防把中立人士推到对立的阵营中去。这在1936年北大五四纪念活动中体现出来了。在这次活动中，纪念会通告发布：“一、不罢课，二、不游行，三、自由参加，四，请名人、教授讲演”，于是“平素不爱活动的同学都欣然参加了”[73]。这成为了北大学生运动转型的良好开端。
与此同时，党中央也从宏观上对学校工作予以政策指导。1936年8月，张闻天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强调，“应该注意于学校内力量的巩固与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应估计学生同志懂得除了示威游行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74]。尤其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消息传到学生中去，左派学生持拥护态度，但不能理解后来为何释放蒋介石，并愤懑于右派学生的庆祝行为，直到“参加民先队布置的学习，才认识到放了蒋介石，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75]。经此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学习党的路线政策的重要性。于是在党的领导下，民族解放先锋队有计划地开展对队员的政治教育和军事培训，政治教育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为同学讲授国际形势、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军事训练则包括游击战术、实地演习等，“因为这种活动，既生动又新鲜，大家很有兴趣。每次演习，都有三、四百人参加”[76]。北平学联和民先队还参与组织两次西山春游，发动人数多，这样就“团结了中间状态的同学，还有一部分曾因西安事变而一度离开我们的人，也被我们团结过来了”[77]。
相比示威游行，这些活动以一种更加平和稳健的方式表达共产党的思想，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学生运动终于找到了适合青年学生的方式，促使进步学生的政治参与和学习生活得到平衡，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党员的活动方式与青年学子的理想走向契合。这是当时高校党组织得以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七七事变前后，北京大学中国共产党党员已有“七、八十人左右”，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更是高达二百多人[78]，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
当然，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要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单靠学生的团结是不够的，还必须联合掌握政权军权的北平政府和二十九军。当时北平政府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南京国民政府和爱国学生的多方压力下进退两难。国难当头，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仍相互掣肘，北平政府既被蒋介石要求镇压学生的抗日运动，又担心承担丧权辱国的罪名，军事、政治和社会舆论的压力都很大。对于“三三一”事件，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邓哲熙后来就表示，“在蒋日的压力下不能不大张旗鼓地抓学生及一切抗日分子，但抓了以后我们又悄悄地一小批一小批地放了”[79]。爱国本无罪，北平政府亦不愿愧对国人，只是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和利害关系才对学生采取行动。蒋梦麟、胡适等北大领导虽不支持学生运动，但也不能对抗日持反对态度，同样处在纠结的境况中。
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主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尽量做好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这其中就包括与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对于北平来说，只有争取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力量，才能将矛盾的中心聚焦于日本帝国主义。
在党的领导下，高校学生也积极推动这项工作。他们不再与北平政府针锋相对，并将学生运动的口号从“打倒宋哲元”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以便联合二十九军共同抗日。1936年12月12日，为了支持绥远抗战，北平学联还发动“一二一二”游行。游行途中，遇到宋哲元汽车，“学生拦住了他的汽车给了他传单，口号中有‘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他很高兴”。学生要求宋哲元接见，他也欣然答应。当日，宋哲元派北平市长秦德纯与学生讲话，他代表宋哲元接受学联提出的要求，回程中“学生沿途喊口号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二十九军士兵就给游行队伍打立正”[80]。这表明学生和北平政府关系已大为缓和，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落实、为高校党组织发展与壮大奠定了基础。
四、余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从1927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的确经历一个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种变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左”倾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损失惨重，北京大学党组织也因此多遭挫折。党在北大甚至一度陷入破坏了重建，重建了再被破坏的恶性循环。直到一二九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指导下，北大党组织才逐步转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上述发展状况可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高校面临日渐恶化的形势。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执掌了全国政权。新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一面严令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一面推行党化教育，实行学校的国民党化。这直接导致了当时学界的冷清局面。中国共产党在高校也因此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同时严峻的形势也给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团结构成威胁。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内部小组织活动最为频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党内分化出来的托派组织。在这一时期，“一部学生同志因看了托派的政治刊物，而同时看不到党内有系统的政治教育的书报，在政治上相当的动摇，大大的影响了实际工作”[81]。
二是受到中国共产党所执行政治路线的影响。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决定什么样党的建设。这涉及到对高校党的定位问题。自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路线渐成气候。从瞿秋白、李立三，直到王明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始终摆脱不了“城市中心”论的困扰。一般说来，以城市为工作重心，应当关注高校党的建设。但 “城市中心”论者的注意力却不在学校支部建设，而在职工党员发展。他们主张学生运动从属于工人运动，甚至还一度取消了学生运动。与“城市中心”论相对应的是“乡村中心”论。它主张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强调学生运动从属于农民运动。这在客观上也同样不利于高校党的发展。但“乡村中心”论者很能依据情势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于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高校党被再度委以重任。这给中国共产党在高校的发展带来新的转机。
三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成分问题被重新提起。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于党的组织成分。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曾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知识分子潮流。这给高校党造成的影响无疑是毁灭性的。殊不知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等也皆为知识分子，这种以知识分子反知识分子的现象，的确是特殊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一种残酷事实。只是在一二九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案中，中国共产党指出：“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在发展党员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抛弃了唯成分的做法，认为“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82]。这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高校中得以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
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排版 | 闫欣彤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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