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西南派往事：从“九一八”事变到两广事变
从巴甫洛夫、加仑将军、季山嘉说起：回望北伐战争时期的苏联军事顾问团
历史的幸福与苦难：杂说傅山的反清复明与《丹枫阁记》行草真迹
长津湖系列参考文集：
《寒战：长津湖战役之序战 · 柳潭里血战【上】》，点击可阅。
你好，张之洞！
1931年2月，胡汉民（右三）与孙科（右一）。
历史，应该是一面镜子。
用作正衣冠，却非作妆扮。
现在史料较为开放、丰富，我们研读史料会发现，1937年的日本胆敢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除却其国力军力占有优势之外，确实另有政治、地缘、外交、历史积怨等诸多原因。
这些问题错综复杂，深度纠缠民国军政官场人情世故与勾心斗角，谁正谁错，难以厘清。
其中，诸如汪、蒋、胡政斗，西南派成事，以及在1936年6月发生的少为后人知晓的，事实上深度催化了日军发起侵华战争的两广事变，这些往事，既是我们研读抗战爆发前因的重要实例，同时也是映射当年中国政坛怪相的一面镜子。
当然，镜子里面反映景象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曾经在一些影视剧上所熟悉的一个常用台词：
一盘散沙。
1935年中国态势图。
这是一个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景象。
以当时世界科技、军事、经济发展水平及日本在远东战略布局，虽然日本对华占据绝对的国力、战力优势，但是，日本国力军力毕竟有限，以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和4.5亿人口，足以稀释日军的进攻。
日本军政高层方面并非对此全然无知。
然而，日本在1937年还是悍然引爆战争，并且持续扩大战争，何故？
中国当时群雄并立、一盘散沙的国情，即是日军误判侵华战争可以重演甲午战争剧情，可以速战击败南京政府，因而决策、发起全面侵华的主要原因。
中国一盘散沙景象由来已久，最早大约出现在辛亥革命至1916年时期。
1916年以后，随着第一轮南北武装对峙结束和袁世凯病逝，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两系，同期，随着东北奉系军阀和两广、西南更多地方军阀相继出现，各路军阀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大小内战连年不息，加剧了中国的散沙态势。
再往后，中国内战从区域性军阀混战向全国内战升级。
1924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建军黄埔，准备北伐。
此后，截止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国家统一，中国经历4年北伐战争和其他区域性内战。
就此，中国内战事实上已经从区域性内战，升级为全国性内战。
1930年5月至10月，北伐战争结束未及二年，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对全国军队编遣改革持强硬态度，深度刺激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与拥兵自重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新军阀势力拉手合作。于是，汪、阎、冯、李等人起兵挑战南京权威，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域与南京军交战，爆发了持续半年的中原大战。
这是一场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极为负面的空前规模的全国性内战。
1924年9月，孙中山（中）在广州召开筹备北伐会议，蒋介石（孙右1着军装者）和胡汉民（孙左穿白长褂者）。
中原大战结束以后，虽然南京政府赢得胜利，但是全国军队编遣改革也随之搁浅。中国各地军阀继续拥兵自重，稍微不满国家政治、行政、经济等问题，即任性开战、大打出手。
中国如此种种景象，无疑给了日本军政觊觎、骚扰中国的极好战略机会。
相比东京内阁，日本军部和关东军更为了解中国军队大佬勾心斗角实情。
中原大战结束不久，正值日本与南京、东北方面紧张交涉东北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时期，日本陆军部、关东军率先动作，开始炮制发起事变鲸吞东北战略。为此，日军为羁绊张学良入关之东北军主力，遂策动张学良从弟张学思协作，以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带队，专程赶往华北，开展针对西北军军阀石友三的“石友三工作”。
所谓“石友三工作”，即日本人以极为优惠的军援、合作、贷款等，诱惑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华北发起武装叛乱，以此羁绊张学良无法及时调动东北军回返东北，以利日军可能对东北实施的军事行动。
果然，在1931年7月，石友三得到日本人支持，又得到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广州政府支持和授予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遂有恃无恐，在华北发起了武装叛乱。
次月，石友三武装叛乱遭到南京军和东北军南北夹击，全军覆灭，石友三本人则逃往山东，投靠韩复榘门下。
看似石友三叛乱很快被剿灭，华北局势波澜不惊。
但是，进驻华北的东北军主力因为中原大战、石友三叛乱牵涉，长期驻防华北，使得东北国防空虚，也就给日本关东军发起“九一八”事变留足了战机。
显然，中原大战和石友三叛乱无疑是诱发“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导火索，参与期间的策划者、参与者、领导者们，多少都应该在历史上为“九一八”事变承责。
中原大战和石友三叛乱发生在中原、华北，然而其背后推波助澜出力最大，当属以汪精卫、胡汉民及西南派与两广政阀、军阀等等。
——以前，我有数篇文章介绍汪精卫在这一阶段的作为，有空朋友可以参考阅读。
1927年，南京政府时期，蒋介石与胡汉民、蔡元培。
本文侧重讲述西南派从九一八事变到两广事变往事，尝试厘清少为人知的抗战前夜爆发的两广事变。
要说这段往事，当然要从西南派及两广政阀、军阀灵魂人物胡汉民说起。
胡汉民，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孙中山去世，胡汉民与张静江、汪精卫、廖仲恺等人齐名，为国民党四大佬之一。1927年，蒋介石得到张静江支持组建南京政府以后，本来相互对立的胡汉民与汪精卫趋向合作，开始联手反蒋。
1931年3月，汪精卫与蒋介石矛盾持续加剧。
同时，本来与蒋介石处于合作状态的立法院长胡汉民也与蒋介石发生了“约法之争”。
“约法之争”，即蒋介石为尝试收拢分散各地的军政，遂接受胡适等人权派主张，准备废除孙中山“党治”遗产，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刷新民国政治生态。
约法由政学系头脑张群草拟，连署人有吴铁城、张继、陈布雷、王伯群、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等，最后又经戴季陶主持的形成修正案。
然而，在新约法的民权、党权之争的背面，实为国民党粤系山头与江浙山头的利益之争。更兼新约法对遗老、高层利益冲突，胡汉民因而率先翻脸，认为蒋介石制定约法所为，是违背孙中山“遗教”，是“破坏党国，阻碍革命”，强硬否决约法。
为此，胡汉民登高一呼，不仅粤系军政大佬即刻支持，更得到了各地实力派方军阀政阀的附和响应。就此，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人为阻止约法，争夺党权和抵制军队编遣改革，与蒋介石形成公开对立之势。
1930年10月，蒋介石（前排左1）与胡汉民（前排右2）。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借请晚餐，在其住所由同盟会元老邵元冲和南京警察厅长吴思豫联合软禁胡汉民，并迫使胡汉民具书“辞职”。而后将胡汉民移送汤山软禁。后来，胡汉民又被送回南京，处于长期软禁状态。
蒋介石在“约法之争”中以武力控制、软禁了胡汉民，激起舆论哗然。无论事出有因、谁对谁错，蒋介石这番莽撞作为，也给予汪精卫、古应芬、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唐绍仪、林森、许崇智、张发奎等人反蒋活动之口实。
1931年5月25日，唐绍仪、汪精卫、林森、古应芬、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张发奎等联名通电，细数蒋罪，限期48小时引咎下野。
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唐绍仪、陈济棠、许崇智、张发奎等人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就联合反蒋站队，联合形成了国党最大的地方实力派西南派。
而后，他们正式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
次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南京、广州两个政府同时出现，针锋相对，华北、西北、两广及云贵川等各地方军阀政阀选位站队，使得中国局势更显散乱。
组建广州“国民政府”的军阀、政阀们并没有意识到兄弟内阋，外敌觊觎的道理。
当时，两广军政大佬多数人早年常驻日本，与日本军政要人私谊颇深，联系密切。因而，他们既知实力不如南京，遂转向求援日本，欲图借助日援“倒蒋”。
于是，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当月，汪精卫、孙科及广州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相继与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密谈，表达广州“国民政府”及两广政阀、军阀们希望得到日援以开展倒蒋运动的意图。
广州“国民政府”头脑汪精卫、孙科、陈友仁等人，或为孙中山之助手、长子、秘书，与日本政界能量极大的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多有数十年私谊。
广州外长陈友仁与妻子张荔英。张荔英为国党大佬张静江女儿，张静江比陈友仁小二岁，张荔英比陈友仁小三十一岁，两人经宋庆龄穿线做媒结婚，直接气晕张静江。
是以，经过犬养毅、头山满等人斡旋，广州方面得以由外长陈友仁组团，派出使团秘密访问日本。
不过，日本方面能够允许广州政府派员访日，正如前文介绍，实有日本与南京、东北方面紧张交涉东北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中日关系进入敏感阶段的原因。
当时，因为当时英美等主流国家当时并不认可广州政府，日本方面要求陈友仁等广州使团成员在访日船票、酒店登记上，都为日本商团面貌出现。
其中，以陈友仁化名为“外山友三郎”，其余团员一概以日文名字登记。
就此，陈友仁代表团对日本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秘密访问。
期间，陈友仁与老朋友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关门密谈最多。
日本黑龙会以黑龙江之黑龙得名，根本主张即是以日本占领、经营满蒙，以大陆政策抵抗西力东渐之势。因而，从逻辑上可知，陈友仁如要争取黑龙会的倾力支持，势必要牺牲中国在满蒙的相应利益。
1931年8月，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夜，陈友仁得到头山满等人的帮忙牵线，得以与时任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关门密谈。
黑龙会老大头山满（左2）与汪精卫。
两个外长会晤，陈友仁这个外长毕竟有“伪”职之嫌，再加上陈友仁在国内一力发明、推动极为霸道的革命外交，极为缺乏国际事务常识。因而两人会谈，陈友仁无论心态、学识和自信等方面皆不如人，处处被动可想而知。
币原在反复试探陈友仁访问意图以后，模棱两可提出，待广州政府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以后，日本将与中国缔约，结成同盟，共同致力东亚振兴。但是，中日如是缔约，将包括互不侵犯等内容。同时，条约将厘清中日历史纷争，以及中国确认包括朝鲜人在内的日本国民在满洲居住及从事农、工、商事务的事实。
对此，陈友仁喜形于色，承诺连声。
币原为人冰雪聪明，察言观色间就心知肚明了陈友仁访问日本真意和底线，即为广州“国民政府”对日本承诺出让满洲权益为代价，以换取日本承认广州“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
显然，这是一次标本款的“卖国行为”。
币原外相为日本近代史最优秀的外相之一，虽然他为当时日本内阁重要"鸽派"人物，但是，币原同样对满洲充满企图。会晤结束，他即将会晤情况通报了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
显然，陈友仁访日和暴露国内广州、南京两个政府对峙、矛盾状况，可谓诱发“九一八”事变的关键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远比中国军阀、政阀们更有能力和眼界看清事变经过的欧美记者们分析事件因果，在诸多报媒上认为，影响事变的关键人物，既非张学良，也非南次郎、本庄繁，而是币原喜重郎。
当时，也就在陈友仁秘密访日同期，广州“国民政府”还派出资格老、威望高的国民党元老邹鲁为特使，北上华北，联络石友三叛乱，秘密接触华北日军及土肥原贤二洽谈合作，联络阎、冯等中原大战失败的残部，预备中外合力、南北联合，再次发起倒蒋战争。
期间，日本内阁和关东军高层也有以邹鲁替换张学良主政东北的意图。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汪精卫（左2）与胡汉民（右2）等。
不过，日本人看得清中国一盘散沙的国情，却读不懂军阀门派、山头的行情。最终，邹鲁既无缘主政东三省，随后，也就在陈友仁秘密访日，邹鲁出行华北和石友山武装叛乱以后，“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战而溃，东北三省沦丧，极大刺激、唤醒了中国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因而国内团结御侮呼声高涨。
9月21日，“九一八”事变过去两天，蒋介石、何应钦、陈铭枢、熊式辉等人会商时局，研讨相关“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等议题。
最后，会议议出三种合作方法，致电广州：
一、为南京为主方案。即粤方放弃广州，加入南京政府。
二、为广州为主方案。即南京方面退让，粤方来南京改组政府。
三、为联合方案，实现胡、汪、蒋三方合作。
在这三种方案里，蒋介石都表达了让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主政南京，自己作为国防军总司令统帅部队北上平津的意愿。
这是广州方面就坡下驴的好机会。
然而，在两广的军阀、政阀们看来，东北毕竟太远，而“九一八”事变以南京和张学良为主要责任人就在眼前，正好顺势起哄，攻讦政敌，逼使蒋介石下野。
于是，就在南京通电同日，汪精卫、唐绍仪、孙科、萧佛成、陈济棠、李宗仁、古应芬等人也在广州联名通电，敦蒋释胡、下野，并声称“执事下野，此间政府随以取消，另行组织统一政府”。
与此同时，广州报媒也开始全面为陈友仁秘密访日洗地，南北报纸也为“九一八”事变追责而舆论汹汹。
于是，蒋介石决意退步，按照广州通电要求先行释放胡汉民，而后设想由蒋、胡牵头，组织南北和谈，改组国民政府，全力解决“九一八”事变善后问题。
然而，南北谈判在广州和上海连续两次，洽谈合作事宜却无进展。
其中，胡汉民本来自负，性情火爆，又自诩在国民党的资格、地位，因被蒋介石软禁数月，心里怒火极盛，更是无比厌恶蒋介石。
因而，胡汉民在上海会谈结束，即不辞而别，匆匆登船，远走香港。
此后，胡汉民长居留港、穗，以坚决反蒋姿态，长期遥控西南派及粤系军阀、政阀对抗南京，敦蒋下野。
1929年，粤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右1）、省主席陈铭枢（右2）、参谋长李扬敬（右3）。
12月15日，日军发起锦州事变。
本文主要谈及从中原大战至抗战爆发前夜，民国时期最具实力的政阀胡汉民、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与蒋介石、汪精卫等，借口抗日，关门相互政斗的诸多往事。
这些往事既是研读抗战爆发前因的重要实例，同时也是映射民国政坛怪相的一面镜子。这段往事资料繁多，众所纷纭，本文仅为一家分析，敬请读者详阅参考。全文近1.6万余字，阅读需要40分钟。本文设置6元阅读。主要为心血之作，拒绝剽窃。
橡树体制外写作，文字养家，偶尔收费，还望体谅。 开设赠阅朋友。感谢支持。
点阅后文更加精彩。
可试读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