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第2期
《社会科学》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制定实施了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三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其中，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个兼具历史局限性与客观必然性的全面学习苏联工业化模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是试图把过渡时期“拿来主义”的做法，修改为将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核心和精髓与中国资源优势和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理想状态，其实质是苏联工业化模式的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质是，努力将我国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与一般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进行契合对接，从而确保在与人类共同价值目标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简介：任志江，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赵德馨，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思想的历史由来与经验启示研究”（项目编号：19YJA710032）、四川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四川乡村治理制度创新研究”（项目编号：SC20ZD010）的阶段性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制定实施了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三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见表1)。这三个战略分别以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指导，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内涵和特点，并对当时和其后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小康建设刚刚收官和建党一百周年之际，系统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利弊得失，对即将开始的“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第二阶段——基本现代化与第三阶段——全面现代化建设，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一、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
“战略”一词的本意是指基于对战争全局的分析研究而做出的筹划和部署，后来被引入到各个领域后泛指其发展的长期性、整体性、全局性总体安排。除这一词外，规划和计划也是现实中常被用来表示对未来发展进行筹划和部署的两个名词。在这三者中战略居于最高层次，其立足点是发展的长期性、整体性、全局性，而非中期、短期和片面、局部。规划是根据战略的阶段性要求，对其在中长期内的任务进行初步分解和大致安排，以确保战略部署的有效衔接和顺利实施。计划则是根据战略与规划的阶段性要求，对其在中短期内的任务进行具体分解和详细安排，从而使战略与规划得到有效落实和认真执行。不难看出，战略指导和规定着规划与计划的制定实施，规划与计划是战略的阶段性载体；而规划是计划的基础，是战略转化为计划的桥梁和中介；计划则是战略与规划的具体化与行动化，是战略与规划转化为实践行动的末端桥梁和中介。显然，只有制定出好的战略，才可能编制出好的规划，继而也才可能有好的计划。20世纪50年代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战略一词被引入经济领域，并逐渐从泛指一切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性、整体性、全局性筹划和部署，演变为特指发展中国家从贫困落后走向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总体安排。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一些学者开始引入“经济发展战略”这一名词，并在不断深化对其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广泛使用这一概念。综合学界诸种观点，所谓经济发展战略就是指一个经济系统或经济实体在长时间内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一整套措施。这就不难理解，经济发展战略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和范围，上至一个国家、地区，下至一个部门、企业，都可以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下一层次或较小范围的战略，则是上一层次或较大范围战略的组成部分。显然，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国性经济发展战略。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战略包含以下三点内容：第一，制定战略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这主要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建立在这种世情国情基础上的理论依据与指导思想，其中主要是国际环境、基本国情和客观规律。第二，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具体可分解为：对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目标的确定、对实现发展目标的条件与可行性的分析、对所确定目标的不断调整等。第三，实现上述目标的途径、措施和保障办法等。其中包括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划分的阶段和步骤、不同阶段所确定的战略重点、为实现发展所需要的体制条件、为推进战略所需要的配套政策等。
二、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近代以来的所有革命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之初，中共中央对选择何种工业化道路尚未形成明确一致的看法，但无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规定，还是随后的七届三中全会部署和“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方针，都不仅明确了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的战略目标，还确认了通过“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来实现工业化的设计方案。然而，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进行工业化建设条件的具备，中央根据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对此前的设想进行了修改，转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据此制定实施了我国第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运行机理，使这一战略呈现出如下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二十点内容：(1)在战略时限上，由预计的恢复时期加三个五年计划共约18年，变为实际上的7年时间；(2)在战略思想上，过渡时期总路线发挥着指导作用；(3)在战略目标上，努力使“由农业国变工业国”；(4)在战略载体上，由预计的三个五年计划变为实际仅“一五”计划；(5)在理论依据上，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学说基础上的“综合平衡理论”为依据；(6)在战略重点上，效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比较注重重工业内部的平衡协调；(7)在战略路径上，学习苏联通过中央大中型企业扩张来实现工业化；(8)在体制依托上，为进行“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过渡；(9)在经济成分上，由多种所有制并存向单一公有制过渡；(10)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经济加计划”向“计划经济加市场”过渡；(11)在战略动力上，由“四面八方”变为“三大改造”，否则“工业化的最终目的”就“无法达到”；(12)在对外关系上，开始走上“一边倒”的道路；(13)在资源特色上，得到了苏联的技术资金援助，并由此起到“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14)在推进方式上，总体呈现出外延粗放型特征；(15)在产业结构上，虽然农轻重等比例失衡的问题开始显露，但保持了大体协调；(16)在区域发展上，针对长期以来的问题和现实需要，实行了均衡发展政策；(17)在战略增速上，实现了快速增长的意图；(18)在经济波动上，呈现出“高位平缓”的特征；(19)在生活改善上，提升较快；(20)在实施质量上，效果较好、质量较高。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包含两个阶段：第一，战略准备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过1949－1952年的恢复，我国经济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使自16世纪后我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的变动趋势，由在波动中下降开始变为在波动中上升。这不仅为工业化建设的启动创造了条件，也使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二，战略实施阶段——“一五”计划时期。鉴于我国重工业严重落后极大地制约了实现工业化的宿愿；同时近代以来惨痛屈辱的历史教训和建国伊始朝鲜战争的爆发，都证明建立强大国防的必要和紧迫；加之，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和我国尚无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而苏联模式备受世界瞩目和对华友好的背景下，走苏联工业化道路自然成为当时的不二选择。因此，从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实际上就是以苏联工业化道路为蓝本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载体。到1956年底，这一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除前述内容外，对这一经济发展战略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重工业优先发展型苏联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必然引致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和以实现这二者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重工业投资规模大、技术要求高、周转时间长等特征，与我国当时劳动力丰裕、资本技术稀缺的基本国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为此，中央不得不模仿苏联的做法，通过经济体制变革来营造适合这一工业化道路的资源配置制度、宏观政策环境和微观经营机制，于是就使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经由“三大改造”逐步过渡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毛泽东在国民经济恢复前后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转而学习苏联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蕴含的一些内在矛盾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过渡时期的起点存在矛盾。一方面，根据总路线的表述，过渡时期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此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上向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过渡，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过去却长期认为“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所以，如果上述这种直接过渡的新认识能成立的话，那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就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根据1953年年底中央批转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引用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提法和毛泽东此后多次提到“中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均意味着过渡时期的起点是资本主义。然而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建立过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事实证明，这种仅从列宁等经典作家的阶段性、特色型探索成果中寻找经验，而未能从其完整全面的论述中提炼总结其思想精髓和精神实质，并在此基础上放弃自己已有正确理论成果的做法，是造成总路线蕴含着内在矛盾和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存在隐患的深层原因。其次，“主体”与“两翼”之间存在矛盾。毛泽东将总路线中的“一化三改”任务比喻为鸟的主体和两翼，希望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古今中外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再证明，生产力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滞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其发展，超前的生产关系同样会阻碍其发展，经济建设只能在现有基础上循序渐进，否则将欲速不达。我国经济工作中后来长期存在的试图利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萌发的。事实上，这也是提出“总路线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这一论断的根本原因。其结果，不仅出现1953年和1956年两次急躁冒进问题，也导致出现“两翼先飞、主体滞后”的错位局面。再次，市场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矛盾。经济现代化包括多个层次，其中主要是市场化和工业化。这二者间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即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当市场化与工业化同向前进时，经济现代化的成效就好；反之，当市场化与工业化逆向而行时，则经济现代化一定受挫，并最终会回到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工业化轨道上来。不难看出，总路线中“一化三改”总任务恰恰造成市场化与工业化逆向而行的局面。这是造成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效果此后逐渐衰减的重要原因。第三，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学说的错误理解，是造成这一时期“综合平衡”理论勉力维持和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不断增多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将科技不断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等因素纳入研究视野，得出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的结论。这就意味着，在扩大再生产中不仅生产资料的增长要比消费资料的增长更快，而且这种增长也必须与两个部门所需增加的生产资料保持适当的比例。然而，斯大林却曲解了经典的原意，将这一学说概括为“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并进而将其发展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规律”。显然，这就忽视了科技进步的前提条件，致使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看作是“包括发达社会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工业发展的规律”。这样就会造成一种绝对化的认识，即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可以不受科技水平和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制约。事实上，这是导致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和1978年前我国长期以重工业优先发展观为指导的深层理论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一五”计划实施中我国将“综合平衡”理论作为直接理论依据，并在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等四大方面努力做到按比例发展，但由于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学说基础上，也就是说这种综合平衡是在确保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下，使各部门之间的衔接和经济发展链条不至断裂，所以这就注定了这种综合平衡必定是勉强和脆弱的。正因如此，“一五”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农业、轻工业等发展滞后的影响，并在实施中变得日渐严峻。实际上，这是致使中央此后重新探索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原因。第四，由于在资源配置方式过渡中市场作用衰减的渐进性，加之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重视经济关系与产业结构的基本协调，所以这一战略能够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情况下得到较好的实施。过渡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经历了从“市场经济加计划”到“双轨制”、再到“计划经济加市场”的演变过程，因此市场作用的衰减不仅在程度上有一个由强到弱的变化过程，而且在范围上也经历了从证券市场到金融市场、再到土地市场、然后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市场、最后到商品市场的退出过程。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计划管理也是“粗线条的”，不但对不同的经济成分使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法，而且在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的使用范围与松紧搭配上也都各不相同。所以，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前，市场机制的衰微和计划作用的增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此外，这一时期负责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重视经济规律和基本国情，一再强调和矫正失调的经济关系与产业结构。如1954年6月，陈云即指出“一五”计划的编制遵循了四大比例、三大平衡，并重申：“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正因如此，“一五”时期我国重工业中的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制造业年均分别增长21．5%、23．4%、28．6%，保持了大体的平衡和协调。在此期间，农业、工业总产值年均分别增长4．5%和18%，而轻工业、重工业在1952－1956年间的年均增长分别为12．9%和25．4%。不难看出，农、轻的增长虽慢，但尚可勉力维持。综上所述，由于在主客观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型苏联工业化道路，所以这不仅意味着中央放弃了原本可以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下通过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的一般经济发展道路，也意味着我国必须仿效苏联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这正是中央主动放弃自己创造的、在革命时期和建国之初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转而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通过“三大改造”建立起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的主要原因。不难看出，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个兼具历史局限性与客观必然性的全面学习苏联工业化模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战略
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大改造”完成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国际国内主客观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央探索出苏联模式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总体思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其指导下形成初级阶段的第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思维习惯，使这一战略具有如下二十点内涵独特、彼此关联的具体内容：(1)在战略时限上，涵盖了1957－1978年间的22年；(2)在战略思想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核心要素始终发挥着指导作用；(3)在战略目标上，由开始时的三个现代化逐步升级为四个现代化；(4)在战略载体上，由“大跃进”先后变为备战计划、“洋跃进”；(5)在理论依据上，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学说基础上的“积极平衡理论”为依据；(6)在战略重点上，由“以钢为纲”先后变为国防军工、基础工业；(7)在战略路径上，尝试了“两条腿走路”方针；(8)在体制依托上，提出并两次实践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权模式——毛泽东的“虚君共和”经济体制构想；(9)在经济成分上，除调整时期外，总体坚持了单一公有制；(10)在资源配置上，总体坚持了“计划经济加市场”的方式；(11)在战略动力上，总体延续了拔高生产关系和进行阶级斗争的方法；(12)在对外关系上，总体呈现出“反两霸”的特征；(13)在资源特色上，试图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劳动力替代；(14)在推进方式上，呈现出显著的外延粗放型特征；(15)在产业结构上，总体呈现出严重不协调的特征；(16)在区域发展上，延续了此前均衡发展的方针；(17)在战略增速上，在横向和纵向对比中都属相对慢速增长；(18)在经济波动上，呈现出“低位大起大落”的特征；(19)在生活改善上，提升很慢；(20)在实施质量上，效果较差、质量较低。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第一，初始的极端化阶段——“大跃进”时期。在加速农业改造、发动反右运动、批判“反冒进”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找到利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群众运动运用一系列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来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由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由于历史的局限，在重视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我国把钢铁工业发展摆在尤为突出的位置，试图通过“以钢为纲”的“一马当先”，实现“万马奔腾”的全面跃进，从而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扭曲为优先发展钢铁工业，这就进入这一战略初始的极端化实施阶段——“大跃进”时期。由于对这一战略深层次问题的认识尚不到位，加之这一时期的诸多偏激做法，最终使“大跃进”变为大灾难。第二，被迫暂停与局部纠偏阶段——调整时期。面对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中央不得不按下“大跃进”的暂停键，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虽然在中央一线领导的推动下，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整后，国民经济不仅全面好转，还在反思和探索中形成“三自一包”、“吃穿用”计划和“四化”目标等成果，但上述成果都是在中央高层始终存在对形势的不同认识和“重新跃进”的呼声下艰难取得的，也就是说这种探索和矫正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这个“三面红旗”的灵魂的前提下，对以“大跃进”为载体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相关内涵所做的局部纠偏。也正因如此，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备战问题的突出，上述探索成果只能根据其与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内涵的冲突程度来决定命运，即要么像“三自一包”那样被批判逆转，要么像“吃穿用”计划那样虽未被批判但以其它方式被终结，要么像“四化”目标那样因符合经济发展战略的实际需要而在备战结束后得以重提。第三，特殊实施阶段——备战时期。鉴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从“三五”计划开始大规模进行以国防军工为重点的大小三线建设。后来的“四五”计划延续并强化了以备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1971年后，随着中美、中苏关系的逐步缓和，备战之弦开始有所松动。1975年重提“四化”和《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形成，标志着十余年备战建设的基本结束和战略重点即将再次转移。第四，调试改进阶段——“洋跃进”时期。由于当时主要领导人的特殊经历和特定思维习惯，备战和“文革”结束后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恢复的同时，中央急切地试图以国民经济“新跃进”的方式实现以往的诸多经济规划和目标。为有效推进新阶段的“全面跃进”，这一时期中央试图通过大量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来实现对此前战略实施中资源投入和配比欠缺等问题的改进。虽然这一尝试仅仅开了个头便结束了，但仍对这两年和此后的国民经济造成不少影响。需要指出的是，除上述内容外，对这一战略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虽然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经历了若干阶段和不同载体，但除调整这个特殊阶段外都贯穿和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涵、结构、实质、灵魂、方法等核心要素的主旨特征。从总路线的内涵看，“鼓足干劲”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力争上游”是指要努力走在世界前列；“多快好省”则体现了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从结构看， “鼓足干劲”和“力争上游”是手段；“多快好省”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是目标。从实质看，总路线既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从灵魂看，“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从方法看，工业与农业、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就是试图利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群众运动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来释放我国经济发展潜力，从而加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虽然“大跃进”是总路线最直接、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但其核心要素却贯穿于1978年前除调整这个特殊阶段外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后来的备战还是“洋跃进”，都体现了上述主旨特征。第二，这一总路线内生的逻辑矛盾，深深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在每一阶段的实施效果。首先，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之间存在矛盾。一般来说，一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将八大确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但他却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并为此制定了相关的总路线和具体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不一致的情况，导致此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断受到阶级斗争的干扰并最终从经济建设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其次，主观意愿与客观规律之间存在矛盾。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力争上游”，这一总路线将“鼓足干劲”作为方法，为此试图在拔高生产关系和进行阶级斗争的推动下，通过超常规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群众路线和“两条腿走路”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正如恩格斯所说：虽然“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显然，上述主观意愿不仅违背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为人多和干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力量”，“有了这个力量”，“就能够做到人类所能够做到的一切”。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的力量无敌”等口号，就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认识的体现，其结果自然是众所周知。再次，“多、快”与“好、省”之间存在矛盾。“多快好省”的并列相提，虽然试图体现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但问题在于这几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其实并不相同。对此，当年《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社论特别指出：“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这就是为什么不仅“大跃进”中出现那么多不可思议的高速度、高指标、浮夸风等现象，而且在备战和“洋跃进”中也始终贯穿着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等问题，甚至在调整时期也始终存在着形势好转、重新跃进的呼声。第三，生产函数中资源投入配比的硬约束与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是造成“积极平衡”理论的根本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存在严重问题，以及“大跃进”、备战、“洋跃进”的实施效果无法与“一五”计划相提并论的理论原因。为将上述总路线的原则和要求有效落实到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中，毛泽东用“积极平衡”理论取代了此前的“综合平衡”理论。对此，他指出：“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所以“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人民日报》为此专门解释说：要“向先进的定额看齐”，“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这是积极的平衡”；相反，“总是企图压低先进的指标和定额”，“使它迁就落后的指标”，“这是消极的平衡”。不难看出，这里所批评的“消极的平衡”就是以往“综合平衡”理论所要求的从短缺要素出发进行平衡，而所谓“积极的平衡”就是要从“过剩”要素出发进行平衡，以突破资源限制，实现超越国情国力的跃进发展。为此，毛泽东主张以地方为单位来组织群众，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替代稀缺的资本和技术，以期弥补短缺要素的缺口。如他指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所以“很多工人和农民”要“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但铁的事实证明，任何生产函数中的资源投入量都存在一定的配比关系，这是由当时的科技水平决定的。虽然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在既定的科技水平下，这种替代比例是有限度的，这即是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事实上，“积极平衡”理论只看到劳动力可以对资本技术等进行替代，但没看到这种替代的有限性。这是造成“积极平衡”理论的根本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存在严重问题，以及“大跃进”、备战、“洋跃进”的实施效果无法与“一五”计划相提并论的理论原因。第四，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中始终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互动。囿于主客观多种原因，1978年前我国长期将拔高生产关系和进行阶级斗争当作推动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这也是这一时期“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备战与“抓革命促生产”、“洋跃进”与“抓纲治国”相生相伴、两两相随的根本原因。因此，当1958年提出这一总路线的基本点时，虽然指出要“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但在这五种革命中实际的重点却是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并且还强调要用“四大”的方法来激发人们的干劲。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伴随着“大跃进”、备战和“洋跃进”的进行，同时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要求“抓革命促生产”和提出“抓纲治国”的主要原因。第五，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使调整时期探索出的以“三自一包”、“吃穿用”计划和“四化”目标等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成果，从一开始就因难以动摇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指导的既有经济发展战略，而注定了其不同的命运。从实质看，调整本身就是对前一阶段的总路线和其指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所以当“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和陈云等中央一线领导对“积极平衡”理论的否定，从事实上和理论上证明以这一总路线为指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失败后，不管当时人们是否意识到，我国已经在呼唤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了。因此，第三阶段调整方针的确立，使其一方面担负着继续调整的任务，另一方面也具有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探索经济发展道路的任务。如国家计委在1964年提交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就对先前的设想作了修正，将“三五”计划调整为按照农、轻、重的顺序进行安排，即“吃穿用”计划。这一设想在指导思想、建设重点、实施路径等方面与此前的两个经济发展战略存在重大差别，说明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已经萌生。但应指出，上述成果并未对以“大跃进”为载体的原有经济发展战略产生根本动摇，也就是说，已有的反思和探索还没有对这一总路线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观进行根本否定。事实上，在整个调整过程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对经济形势、问题根源、解决路径等问题的认识上，始终与中央一线领导存在分歧。如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当有人谈及所犯错误时，他的插话不仅多持保留态度，甚至表示了反感：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文革”时刘少奇也曾对调整时期的工作检讨说：毛主席是“根本不赞同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这种认识就是，“大跃进”失败造成的困难并不严重，其原因也只是具体工作中某些做法的失误，而非经济发展战略本身的错误，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纠偏，困难已经解决，错误已经克服，剩下的事情应该是总结经验教训后开始重新跃进。显然，这就是调整工作为什么自始至终阻力重重的主要原因。从后来毛泽东将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的分歧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和备战高潮结束后他对经济政策调整的结果来看，他在全局上始终坚守和捍卫着以这一总路线为指导的既有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认识主体具有特殊地位和党内生活非正常化的情况下，上述探索成果只能根据其与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内涵的冲突程度来决定命运，即要么像“三自一包”那样被批判逆转，要么像“吃穿用”计划那样虽未被批判但以其它方式被终结，要么像“四化”目标那样因符合实际需要而在备战结束后得以重提。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试图把过渡时期“拿来主义”的做法，修改为将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核心和精髓与中国资源优势和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理想状态，其实质是苏联工业化模式的中国化。但这种始终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和精髓的做法，必然因重工业资本密集且在战略布局中具有优先性而造成产业失衡和比例失调，从而最终使各种努力都难遂人愿。
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战略
1978年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央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基本路线，并在此基础上不仅探索出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还先后顺利完成了其第一步目标温饱、第二步目标总体小康、第三步第一阶段目标全面小康的建设任务，从而为今后顺利实现基本现代化、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了良好条件。在新时期时代特征和发展理念等综合作用下，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如下彼此相关的二十点内容：(1)在战略时限上，纵跨了1979－2020年间的42年；(2)在战略思想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发挥着指导作用；(3)在战略目标上，最终明确为现代化；(4)在战略载体上，由温饱先后升级为总体小康、全面小康；(5)在理论依据上，开始顺应和符合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6)在战略重点上，由劳动密集型先后升级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7)在战略路径上，提出并践行“两个大局”的发展思路；(8)在体制依托上，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9)在经济成分上，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10)在资源配置上，确立并保持了“市场经济加计划”的方式；(11)在战略动力上，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12)在对外关系上，由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13)在资源特色上，由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引进吸收走向自主创新；(14)在推进方式上，由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15)在产业结构上，逐步走向比较协调；(16)在区域发展上，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17)在战略增速上，呈现出快速增长的特征；(18)在经济波动上，呈现出“高位平缓”的特征；(19)在生活改善上，提升较快；(20)在实施质量上，效果较好、质量较高。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已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解决温饱时期。这一时期，中央一方面通过实施“新八字方针”，开始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轻工、纺织、食品等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另一方面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大门，“双轨制”运行特征日益显著；同时还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大幕，从而使“两个大局”中第一个大局的思路和非均衡发展的构想开始实践。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解决温饱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和逻辑起点，其本身并非现代化的阶段和范畴，所以这是邓小平在构思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时曾一度略过这一阶段，而直接从小康这一现代化的最低层次算起的主要原因。如1985年4月他就指出：在新时期实现现代化，就要“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不难看出，他把对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设计重心放在了现代化的目标、层次、标准等问题上。第二，“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解决总体小康时期。温饱任务提前完成后，虽然我国遭遇到价格“闯关”失败和治理整顿等的影响，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还是在徘徊中有所前进。在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带动下，20世纪90年代掀起新一轮改革发展大潮。在此期间我国不仅建立起宏观调控体系框架，于1996年前后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软着陆”，还正式结束了长期以来的短缺经济，整体上进入买方市场阶段，“三步走”战略的实施和总体小康问题的解决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此后，中央一方面强调要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则强调通过扩大内需和保持汇率稳定等来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并通过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使国企改革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在上述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到世纪之交时我国不仅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还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第三，“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第一阶段——解决全面小康时期。为有效应对新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复杂艰巨的战略任务，这一时期我国迎来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伴随着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升级，主导产业由前一阶段的建材、电子、新一代家电等逐渐向汽车、房地产、IT产业等过渡；另一方面，随着加入WTO，我国进入全方位的制度性开放阶段，特别是2012年以来的“一带一路”建设将国家间的顶层合作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此外，为有效落实第二个大局的要求，中央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虽然2008年后遭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三期叠加”、中美贸易纠纷、新冠肺炎疫情等的影响，但通过新时代以来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措施，我国努力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从而确保了全面小康任务的圆满完成。除上述内容外，对这一战略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仅规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任务，而且贯穿和指导着“三步走”战略实施的每一阶段。基本路线是执政党根据一国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而提出的总揽全局的行动纲领，其功能和作用相当于此前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具有相对稳定性。1978年以来形成的这一基本路线，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概述了党在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事实上，正是因为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性，才确保了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对此无需赘述。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路线贯穿和指导着“三步走”战略实施的每一阶段，并因此使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具有了科学性。如虽然基本路线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后才被明确，但自从1978年底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并做出改革开放决策，以及随后四项基本原则被提出，就不仅意味着这一路线的核心要义已经形成，而且开始在解决温饱问题中发挥指导作用。此后，随着解决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工作的推进，基本路线在充实完善中继续贯穿和指导着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如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将其写入党章，并强调这一路线要管一百年；2007年党的十七大不仅强调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还将“和谐”增列为现代化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不仅强调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还进一步将“美丽”增列为现代化目标。不言而喻，这不仅意味着基本路线的充实完善，也意味着在这一路线指导下“三步走”战略的任务和目标也同样在不断地被充实完善，从而确保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科学性。第二，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在内涵上开始契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而且其实施的几个阶段都呈现出历史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与此前的经济发展战略相比，“三步走”战略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仅注重强国，还尤为强调富民。不难看出，温饱、小康、现代化，不仅是以一种生活水平状态来形象地表达发展层次和战略目标，而且强调重点经历了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再到经济、社会、人与生态等的协调发展，从而与国际上经济发展战略的一般演进轨迹趋于一致。事实上，“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都以富民强国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使其在内涵上开始契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不仅如此，这一战略已实施的三个阶段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下形成并推进的，都被打上了如前所述的历史烙印。此外，它们还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性。如温饱的目标在党的十二大时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到“七五”计划时变为“使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1987年又调整为“以1980年为基数”，“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又如，总体小康的目标一开始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影响，随后很快便修正为“人均800美元”；后来鉴于经济发展较快，多用“人均800到1000美元”的说法；根据战略推进情况，1995年又适时调整为“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再如，全面小康的目标在党的十七大时是要“实现人均GDP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十八大时变为“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九大虽然未提具体指标，但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准备通过质量、效率、动力的变革来实现全面小康。需指出的是，上述历史性和发展性还呈现出高度统一的特点。如解决温饱问题时产生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解决总体小康问题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又产生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的问题，解决全面小康问题时则试图解决这一新问题。实际上，“三步走”战略各个阶段的递进承接，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崛起目标，同一般经济发展规律、世界文明发展方向和人类共同价值目标逐渐契合的趋向，体现着历史性和发展性相统一的特征。第三，总体顺应和符合了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的要求，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得以顺利推进的理论原因。经济学上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如果一国劳动力丰裕而资本、技术稀缺，就应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反之亦然。根据我国人多地少、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自然应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因如此，1978年后“三步走”战略的形成和解决温饱问题的提出，显然就在实际上符合了我国劳动力丰裕而资本、技术稀缺的资源禀赋特点。事实上，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几个阶段中，中央不仅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还要求重工业更多地为轻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正是在此基础上，我国不仅提前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在解决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问题的过程中先后两次实现资源禀赋优势的升级，从而在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主导产业更替。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短缺经济结束和人民生活水平向总体小康迈进，一些地区对轻纺、食品和一般加工工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接近饱和，而建材、电子、新一代家电和与其相关的装备制造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迎来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一些地区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我国资本的需求与供给也正发生历史性转变。如1997年国内人民币存款余额为82392．8亿元，而贷款余额为74914．1亿元，并且存贷款利率还在继续走低。在此基础上，新世纪以来随着全面小康建设的推进，我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升级呈现出加速态势。如2000年我国外汇储备为1655．74亿美元，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23804．4亿元，贷款余额为99371．1亿元；到2005年时分别增加为8188．72亿美元、287163．0亿元、194690．4亿元；到2012年时剧增到33116亿美元、91．8万亿元、63．0万亿元；到2018年时进一步变为30727亿美元、177．5万亿元、136．3万亿元。与上述资本供给与需求之间差距不断扩大相伴随的是，这些年来“用工荒”的出现蔓延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升级的加速。新世纪以来以汽车、房地产、IT产业为龙头的大发展，其实就意味着我国主导产业已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过渡。事实上，这种升级过渡对“三步走”战略的顺利实施和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小康主要指标的提前完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以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为核心的相关改革长期不到位，是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中各种矛盾日渐增多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难以有效深入的深层原因。比方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并非新问题，早在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就提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十条方针；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提出要实现“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关键性转变之一，即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更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这一时期的战略重点；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随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优化经济结构已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任务；在2010年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锦涛在郑重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的同时，竟连用五十次“加快”来强调问题的紧迫性。此后，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分别再次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关期”。造成这么长时间都未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深层原因则是以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为核心的相关改革长期滞后，使各级党政部门多年来一直充当着经济活动的主角，严重干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不难想见，外延式、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最有利于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GDP的最大化，而通过科技进步等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和提高GDP的方式，则既费力又费时。这样一来，各级党政官员自然就习惯于通过外延式、粗放型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变得难上加难。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高压反腐、从严治党、全面深改、依法治国等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还远未构建起科学完善、卓有成效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其实，这正是2012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转方式、调结构等问题仍未能有效深入的深层原因。综上所述，“三步走”战略不仅强调富民强国，而且在其已完成的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小康每一阶段所强调的重点，经历了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再到经济、社会、人与生态等的协调发展，从而使之与国际上经济发展战略的一般演进轨迹趋于一致。这就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质是，努力将我国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与一般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进行契合对接，从而确保在与人类共同价值目标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结 语
第一，在70余年的历史变迁中，三个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都始终贯穿着一个不变的初心使命和共同的价值追求。虽然在时代背景、内涵特征和实施情况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别，但从前文不难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每一经济发展战略都贯穿着一个不变的初心使命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即都是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难理解，无论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抑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经济水平下对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诉求。可以预见，无论今后“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第二阶段——基本现代化和第三阶段——全面现代化在实施中遇到什么情况，这一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都是不会变的。第二，这三个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呈现出明显的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之”字形变迁轨迹。这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效果上。如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三个时期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6．8%、6．36%、9．5%，呈现出快速增长——相对慢速增长——快速增长的“之”字形变化；在经济波动上，从周期短、幅度小、波位高，到周期短、幅度大、波位低，再到周期长、幅度小、波位高，呈现出高位平缓——低位/大起大落——高位/平缓的“之”字形变化；在人民生活改善上，从快速提高到徘徊停滞，再到快速提高，走了一条快——慢——快的“之”字形路；在实施质量上，从效益较好到效率低下，再到效益较好，经历了一条高——低——高的“之”字形路。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经济结构经历了“之”字形的变迁。如在代表经济成分的所有制结构变化上，就经历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单一公有制——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之”字形变化；在体制结构变化上，也经历了市场经济加计划——计划经济加市场——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之”字形变化；在产业结构变化上，同样经历了比较协调——严重不协调——比较协调的“之”字形变化过程。应该指出，致使经济结构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是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特点和运行逻辑，而这些战略又是党在不同时期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体现。所以，形成上述诸多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之”字形变迁轨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在每一时期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也同样经历了正确——错误——正确的“之”字形变迁过程。第三，能否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发挥我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不仅是上述经济发展战略“之”字形变迁的理论原因，也直接关系到基本现代化、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正确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经济实际的结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即是中国共产党在20多年革命和局部执政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与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中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才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且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集权模式过渡的渐进性，所以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才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原则下得到较好的实施。但如前所述，1978年前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问题实质上是重工业优先发展观与生俱来的问题，因而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一战略载体的运行绩效和变迁结果。与之相反的是，1978年后新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和“三步走”战略的形成实施，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貌焕然一新。事实证明，能否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不仅是上述经济发展战略“之”字形变迁的理论原因，也直接关系到基本现代化、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第四，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这一经济体制变革核心问题的唯一正确选择。1978年以前，我国长期把市场作用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想方设法限制商品经济，削弱市场机制，排斥价值规律，把行政指令性计划当作资源配置的唯一方式和手段，结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后果。从70年来三个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可以看出，哪个战略下的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好，这个战略中的比例关系就会协调、经济发展就会比较快、战略的执行也就比较好，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市场机制的指示调节作用，会使政府获得来自行政计划之外的正确信息和参照，避免由于长官意志和凭空设想而使行政计划不切实际，同时还可以使企业因受到外部的制约机制和信息而有效避免预算“软约束”。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能较好地完成，就与因由“市场经济加计划”体制向“计划经济加市场”体制过渡的渐进性，而使资源配置方式尚有多样性有重要的关系，相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中屡屡出现的结构失衡、投资失控、战线过长、指标过高、强迫命令，以及企业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等问题，都与排斥市场机制密切相关。同理，1978年后“三步走”战略中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等阶段性目标的顺利实现，都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一步步增大，并先后确立了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有直接关系。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市场也有其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不足，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及时弥补和纠偏。特别是在经历了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和有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各项部署的今天，我国既存在“缺位市场化”问题，也存在不少“过度市场化”问题，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权力等领域的市场化已导致众多社会问题。不难看出，盲目推进市场化与全面否定市场化，同样不可取，都会对改革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这一经济体制变革核心问题的唯一正确选择，也是有效实现新时代我国的各项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第五，前三十年两个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后四十余年及以后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也提供了难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虽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复杂原因，在1978年前两个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出现不少失误和挫折，但仍为我国在诸多方面取得了斐然成就。如“一五”计划通过鞍钢、一汽、沈飞等重点项目，建立起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大跃进”在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也在钢铁、尖端科学、农田水利等方面取得一些成就；备战计划通过二汽、攀钢、成昆铁路等重点建设，不仅为我国抵御战争威胁打下坚实基础，也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内地工业薄弱、交通落后的状况；“洋跃进”不仅取得了一些建设成果，而且迈出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为随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建立起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为1978年后“三步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1978年前两个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也为此后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仅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权模式——毛泽东的“虚君共和”构想体制为例。一方面，虽然这一体制的两次实践带来不少问题，但却解构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初步形成中央与地方分权管理的模式和地方大力发展工业的局面，从而为1978年以来的体制外市场化增量改革创造了条件，避免了“休克疗法”的灾难式改革路径。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两次实践失败的教训说明，在不动摇单一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试图只通过权力收放来解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是不可能的，从而为新时期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反面经验。如为打破以往权力下放后的困局，邓小平曾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说：“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在此基础上，次年他进一步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难理解，中央领导人在这里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显然是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经验后自然延伸的结果。事实上，这也是2013年1月习近平提出“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论断的重要原因。第六，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变革效果，最终应以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更为具体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与检验。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与发展。这其中，一方面虽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为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促进作用，1978年前我国一方面仓促地通过“三大改造”和轻率地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向单一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排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方式过渡；另一方面，又先后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和“抓纲治国”等口号，试图通过阶级斗争和人的思想革命化，推进战略实施和经济发展。然而，这种超越我国基本国情和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结果只能事与愿违、欲速不达。与之相反，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则根据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诸多环节，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文化理念、相关制度和各类组织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基础与生产力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外经济史的事实都一再证明，一方面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方面，的确可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主观能动性，人们只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去做在规律允许范围内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事情，而不能随意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来推动经济发展。正因如此，邓小平才于新时期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提出生产力标准，并进而将其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事实证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比意识形态、阶级关系、制度属性等更为根本的判断准则，是科学认识一切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根本视角，不仅应成为衡量与检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变革效果的标准，也应成为衡量检验经济发展战略实施效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第七，通过“顶层设计”，切实推进以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为核心的相关政体改革，是化解当前经济社会中诸多难题和顺利实现基本现代化、全面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层枢纽。如前所述，新世纪以来处于“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阶段性特点，使因相关政体改革长期滞后而本已困难重重的诸多改革和发展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切实推进相关改革来破解这一难题，已成为化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难题和实现基本现代化、全面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层枢纽。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由于未来改革的高度关联性和配套性，中央需要高屋建瓴地制定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更为重要和现实的是，这一改革涉及更大利益和更深层次的调整，如果不能“顶层设计”，则必然会因缺少推进改革的勇气与决心和冲破相关利益集团抵制阻挠的权威与力量，而使这一改革陷于缓滞状态。希望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在今后进一步推进这一改革，为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创造最重要的条件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