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命题的基本思想可以理解为一个理论和实证模型。韦伯将新教伦理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解释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的关键变量，这一模型可能存在严重的变量遗漏与反向因果的内生性等问题。但是，韦伯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历史和现实意义：它提出了新的因果关系解释思路，是现代新制度主义思想的一个古典起点，并具有理论张力与问题张力；韦伯命题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国为什么发展不出近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其现实意义是促使人们思考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应当塑造什么样的市场精神。
作者简介：刘林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美娜、杨阿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影响深远的《共产党宣言》中断言，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塑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宏观社会历史角度来谈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的，他们的论断精辟并富有启发性，但略显笼统。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还认为，资产阶级把“宗教的虔诚”这一类东西“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他们的这一观点对于后来的马克斯•韦伯是否有启发，我们很难判断。57年之后，与宏大叙事的《共产党宣言》不同，马克斯•韦伯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做了细微而具体的讨论。他提出了与“幼稚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反的思路，将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或变量归之于一种从新教伦理发展而来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为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但是，学界关于这一命题本身的研究并不深入。在面临新的历史转折关头的现在，对于一个具有理论张力的经典命题重新进行反思与讨论也许不无意义。在谈论资本主义精神之前，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韦伯首先否定了资本主义就是追求获利的庸俗化看法，他说：“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 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如下特征：其一，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这是一种和平的获利行为；其二，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持续的、理性的，利用企业活动来生产和再生产利润；其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要计算收支，要盈利；其四，资本主义生产要利用商品或人员劳务作为获利手段。将上述论述概括一下，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具有和平、持续、理性的特征，它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出售商品或劳务为手段的盈利行为。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是强盗抢劫或军事掠夺，也不是一时兴起的暴发户，它是企业的市场获利行为，主要依赖理性核算和管理。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是“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它具有两个重要特质：“把事务与家庭分离开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 在界定了资本主义的基本概念之后，韦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提出了他的中心问题——“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两个重要的社会条件：其一，科学技术。资本主义根本上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其二，法律制度与理性的行政体系。近代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但是，仅有“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还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将讨论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这样，通过以上叙述，韦伯进入了他的正题，也就是他在该书中要讨论的核心议题或问题：“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 韦伯首先界定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界限与范围：其一，个体性。“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术语……所适用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其二，近代性。“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就是指……近代资本主义精神。” 其三，地域性。“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只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资本主义精神是个体的、近代的和欧美的。它具体的代表者是工业中产阶级。工业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不是利物浦和汉堡的那些风度翩翩的绅士(其商业财产是世袭而来的)，而是曼彻斯特和西法利亚的那些多在非常普通的环境中靠个人奋斗而发财致富的暴发户。”他们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资本主义精神完全不同于传统主义，传统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对立面。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而各个地方的人们在适应一种有秩序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时，他们所遇到的最顽固的心理障碍之一恰恰正是这种态度”。传统主义的“劳动者缺乏自觉性……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不讲道德”。韦伯着重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内涵：第一，理性地追求利润。“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第二，“天职”观念——职业精神。“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 “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成为现代工人的特征，如同相应的对获利的态度成为商人的特征一样。”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对于企业和社会的变革是基础性的和关键性的。如果企业的组织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但企业家的精神是传统的，那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远远超出资本。“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资本主义精神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新教伦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联系，韦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其一，禁欲主义导致理性。韦伯认为，禁欲主义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西方修行生活试图使人服从一个至高无上的、带有某种目的的意愿，使他的行动得到经常的自我控制，并且让他认真考虑自己行为的伦理后果。清教徒就像所有理性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特别是按照清教教给他的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其二，神意给予了追逐利润行为以正当性和合法性。韦伯认为，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打破了获利冲动的束缚。禁欲主义还给资产阶级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其三，禁欲主义的节俭导致资本积累。“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理性、资本积累和盈利行为的合法性都是从新教伦理中发展出来的，这主要是针对资本家或企业家来说的。韦伯总结道：“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致遭到非议，他们就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 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导致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资本家身上，还塑造了与资本配合的近现代工人。这主要表现为：其四，现世的禁欲主义导致职业精神。韦伯认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职业精神最核心的内容是“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这是传统主义难以提供的。韦伯带有总结性地说：新教禁欲主义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雇主的商业活动也是一种天职。“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成为现代工人的特征，如同相应的对获利的态度成为商人的特征一样。”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总结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伦理特质：“极端专注于上帝愿望的目的；禁欲伦理制约下的没有顾忌的实践理性主义；务实的企业经营方法；憎恶非法的、政治的、殖民的、掠夺的、垄断的资本主义。……肯定日常经营的冷静、严格的合法性与有节制的理性动力；理性地评估技术上的最佳办法，以及实践上的可靠性和目的性。”工人的特质则表现为“劳动意愿”。企业家和职业工人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体系，其目标是塑造出一种理性地追求利润的态度。它的核心是追求财富的合法性和义务感，还包括“时间就是金钱”、诚信、勤劳、节俭、守时、公正等观念或品格。对于工人来说，它表现为一种高度的职业精神。韦伯的论述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解释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的理论模型。他的基本思路是：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与影响因素。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科技、法制和理性的行政体系都很重要，“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精神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韦伯提出了一个关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的理论解释模型。显然，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可以从多个层次来分析：在个人层次上，有资本家和具有职业精神的工人；在组织层次上，有资本主义企业(公司、工厂)；在社会和国家的层次上，有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态体系)、国家与社会(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体系)；在全球层次上，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国际市场和相应机构)。韦伯没有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层次作出细致的分类，这一点受到科尔曼的批评。科尔曼认为，韦伯的命题可以用下图的模型来表示。图1 宏观和微观水平的命题：
宗教教义对经济组织的影响
在科尔曼看来，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是宏观层次的变量，而价值观念和经济行为是微观个体层次的变量。新教教义塑造了个人的价值观念，个人的价值观念影响了其经济行为，“促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众多个人经济行为的结合”。韦伯的模型如果要成立的话，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概念理解。韦伯模型最基本的概念无疑是资本主义。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不同，布罗代尔区分了市场经济的两种形式：一是“集市贸易和地方性的短途贸易”；二是“长途贸易”。布罗代尔指出：“概括说来，有两种不同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交换，带有竞争性，因为是公开的；另一种是高级的交换，带有欺骗性和独占性。两种交换的活动方式和经纪人各不相同。资本主义不属于第一种交换，而属于第二种。” “资本是可以捉摸的实体，是不断运动着的和容易辨认的手段；资本家是把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主持人，而在所有的社会里，资本注定要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资本主义就是通常为着利己目的且把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方式。” 从资本主义的概念到资本家，布罗代尔认为，资本家不是普通的市场(集市贸易和地方性的短途贸易)交易者，而是跨地区、跨国或海外贸易(长途贸易)的交易者。长途交易需要巨额资本，会发展信贷与金融手段。海外贸易还会使得资本国际化，不同民族的资本家会相互交流。所以，资本家是企业家，他们“拥有信息、智慧、文化等优越条件”。在布罗代尔对资本家特质的描述中，他强调了资本家的人力资本。而且，他认为，资本家是企业家，需要承担风险，比如在信贷和大规模海外贸易中就存在巨大风险。而韦伯强调的则是资本家的理性，其中内含着谨慎。在传统的社会结构方面，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或资本家的积累是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它依赖于家族制和等级制。“个人的成就几乎始终应归功于到处钻营、力图逐渐扩大其财产和影响的家族。……孕育着资本主义过程的资产阶级创造了或利用了坚固的等级制，后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支柱。为了巩固财富和实力，资本主义同时或先后依靠了贸易、高利贷、长途贸易、行政官职和土地；土地是尤其可靠的价值，土地拥有者在社会享有的声望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高。如果注意到了名门世家的代代相传以及祖产的缓慢积累，欧洲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就变得不难理解。……资产阶级的上升是长期的和缓慢的，父辈的野心传给儿子，再传给孙子，子子孙孙地往下传，永无穷尽。”布罗代尔关于家族制的说法，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说的，尽管不一定与韦伯的说法相矛盾，但显然，在韦伯那里，家族制、等级制都属于传统主义的东西。不仅仅是布罗代尔，其他学者在关于资本主义及其起源的解释中，也有与韦伯明显不同的理解。贝尔这样说道：“关于资本主义的流行理论……主要是在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下形成的。韦伯强调加尔文教义和清教伦理——具体指严谨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是促使以理性生产与交换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兴起的基本原则。然而资本主义有着双重的起源。假如韦伯突出说明了其中的一面：禁欲苦行主义，它的另一面则是韦尔纳•桑姆巴特长期遭到忽视的著作中阐述的中心命题：贪婪攫取性。” 第二，变量遗漏。就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来说，如前所述，韦伯并不反对经济因素的作用，他也考虑到了科技应用带来的工业革命和法制以及理性的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说，他其实考虑到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上层建筑等因素，也知道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性，只不过，他强调的关键因素与马克思不同，是精神的力量。但是，在马克思和布罗代尔那里特别强调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这一点，韦伯似乎是忽视了。布罗代尔认为，资本家很早就超出了本民族的界限。他们依靠雄厚的资本，才能保住优势，独占当时的国际贸易。就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来说，韦伯强调的只是宗教的影响，很显然，他忽视了其他精神或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地方文化的影响。或者换句话来说，他应该在控制了其他文化因素(比如家族传统、地方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来说明新教伦理的关键作用。显然，地方文化等因素既与宗教信仰相关，也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有一定影响。第三，内生性问题。所谓内生性问题，是指“在一些情况下出现反向因果问题：解释变量受到被解释变量影响，而不是我们假设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对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来说，内生性是一个普遍且严重的问题”。就资本主义精神影响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来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马克思显然不能同意韦伯的见解。“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恩格斯发现了新教与资产阶级的联系，“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但是，恩格斯认为，“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不是宗教精神推动了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宗教(新教)是资产阶级的伴生物或外衣。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布罗代尔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由精神力量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条件是物质生活的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与外界联系的扩展。物质生活是一切的基础：一切进步取决于物质生活的膨胀，市场经济本身也依赖物质生活而迅速膨胀，并扩展与外界的联系。在这一扩展中，得益的始终是资本主义。……任何资本主义首先是以其经济基础为尺度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布罗代尔看来，“代表传统势力的宗教一般反对市场、金钱、投机、高利贷等新兴力量。但这里也有妥协。宗教虽然不断反对，但它终将接受时代的迫切要求。总之，它将同意实行某种现代化”。布罗代尔认为，韦伯颠倒了宗教精神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是基督教甚至清教的产物。”布罗代尔实际上认为，宗教是同市场相对立的力量，它不可能推动资本主义市场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会适应市场的发展而改变自身。不仅仅是布罗代尔，戴维•莱廷也认为韦伯的命题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韦伯试图证明作为特定经济行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新教教义和教旨的意外产物。但作者和他的追随者都无法回答如下质疑：也许正是那些突破前资本主义藩篱的欧洲人才希望摆脱天主教会的束缚。也就是说，特定群体的经济利益也许是导致新教伦理发展的原因。” 其实，韦伯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资本家、企业家和高级工人中新教徒较多的事实，可以部分地归之于历史因素：“这些历史因素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在那里，宗教派别并非是经济状况的原因，它在某种程度上倒似乎是经济状况的后果。”当然，在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上，韦伯是坚持精神力量的决定性影响的。第四，实证结果。布罗代尔认为，韦伯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开始就夸大了资本主义对现代世界的催化作用。根据他的理论逻辑推断，新教徒集中的地区应该资本主义发达。但是，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所有的历史学家全都反对这个精巧的论断，虽然他们无法彻底抛弃它：它不断改头换面地重现在他们的面前。然而，这个论断毕竟是错误的。北欧国家只是取代了长期由地中海占有的资本主义中心的地位。无论在技术方面或在商业方面，它们没有任何创新。……世界经济中心的每次转移都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并不触及资本主义内在的或隐秘的本质。” 根据韦伯的逻辑，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也意味着促进了经济发展。两位德国学者利用19世纪普鲁士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这一假设的确可以成立：某地区新教徒密度较高，就会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人均所得税收入)。甚至在现在的德国依然如此。但是，如果控制地区平均识字率差别，新教徒密度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就消失了。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往往会推动于教育事业发展。因为进入教会，为了阅读圣经，就得认字。这样，新教徒较多的地区人均教育水平普遍更高。所以，并不是“新教伦理”这一变量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而是教育(人力资本)这一变量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后续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D．Cantoni使用1300－1900年间罗马帝国境内272座城市的人口数据发现，在奥格斯堡和约签订之后，新教城市并不比天主教城市发展得更好。因为到19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人力资本的作用才能显现出来。这可能说明“新教伦理”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从统计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模型遗漏了重要的变量，存在着自变量与因变量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而且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中介变量的作用而导致对数据的误读，那这个模型就会产生严重的偏误。当然，完全用现在的统计模型的思维方式来责备韦伯是不公平的，将一个理论模型转化为实证的统计模型并借助数据分析来证伪理论，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统计模型的设置正确无误，并且所使用的数据质量非常好。显然，就像韦伯的模型并非绝对正确一样，对这个模型的实证检验也并不完美无缺。因为，就数据基础来说，通过历史资料收集的数据往往有较大的局限性。从理论和实证结合的角度来说，韦伯的模型提供了一种思路，具有理论张力，对它的批评、质疑和证伪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毫无疑问，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命题已经成为了经典。“自1905年问世以来，《新教伦理》竟成为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争论不止的一个中心问题。”几乎所有的社会学教科书都会提到韦伯的这一命题。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一，韦伯提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因果解释。这一因果解释找到的关键因素或解释变量是“新教伦理”及其塑造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不是物质条件、经济状况或生产方式。“这里的因果关系正好与按唯物主义观点得出的因果关系相反。”尽管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单一因素的产物，但他的确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作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如果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缺一不可，那么韦伯命题就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从精神的角度来研究、说明、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避免了对资本主义机械和庸俗化的解释，也避免了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夸大和以此为基础的预期。其二，韦伯命题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不同，它强调观念、意识、伦理和精神的作用。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因素的作用一样，关于精神作用的理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历史和社会本来就是多层面、多维度的立体结构，所以，对它的观察与研究就不能是单一的视角或理论。从观念的角度出发，将精神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开辟了新的思路。在一定意义上，韦伯命题是现代新制度主义的一个古典起点。韦伯的理论给后来者以启发，成了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思想存在。“默顿认为，苦行的新教教义(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念、准则和价值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出了适当的文化上的先决条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文化的原因论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意义”。因而，韦伯的理论有“持久性意义”。其三，韦伯命题重要的不仅仅在于它是否正确，而在于它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观察视角可以发现“新颖的事实”并提出新的问题。韦伯的模型讲述了古老而新颖的故事，甚至给出了“隐喻”。他的命题具有理论张力，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一个“问题家族”。以韦伯的命题对中国历史而言，可以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儒教、道教与清教有什么重大的差异？为什么儒教和道教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再扩展一点，还可以提出的类似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发展不出近代的科学技术？” “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工业革命？”等等。韦伯的命题与理论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在中文世界就出版了21个汉语译本。韦伯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和社会科学言必称之的人物。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具体讨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阶层和儒教与道教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并将儒教、道教与清教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在儒教和道教的精神传统下，“具有现代西方特色的理性的经济与技术是不可能产生的”；“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总体上，中国产生不了资本主义精神，但这并不排斥在局部地区产生或出现资本主义精神。韦伯也认为，中国的“实利主义”并没有发展出“理性的经营观念，而这些观念，至少在经济领域里，曾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这样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只有广东人是个例外，在他们那儿，由于过去外来的影响，加之现在有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进逼，才学会了这些观念”。据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地方文化比之传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与道教)更有可能产生、催生或塑造出商人精神或资本主义精神，比如明代徽商的诚信与节俭，清初山西的地方风气“向往经商”和山西商人的勤俭、不欺，明清福建商帮的开放(面向海洋)、流动和进取，清末民初广东商人的“商业至上”观念，等等。当然，地方文化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完整，不能形成完整、普遍的价值与伦理体系。韦伯对中国宗教的批评并不完全正确，但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进而言之，在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缺失？在近代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问题转换一下，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年，锻造出了真正的市场精神吗？为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具体问题：制造假冒伪劣、山寨、做假账是否符合真正的市场精神？不遵守契约、缺乏契约精神是否符合真正的市场精神？垄断是不是资本主义、是否符合真正的市场精神？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作用于资本家和工人：对于前者形成企业家精神，对于后者塑造了职业精神。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否塑造了企业家精神？它有哪些主要表现？中国的工人(其主体为农民工)是否具有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如果缺乏，是什么原因？改革开放之初，深圳蛇口挂起了巨大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四十年来，中国的农民工表现出了世所罕见的勤劳、刻苦和节俭的精神，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其职业精神仍有待提升。四十年来，最初的一批个体户和倒爷大多倒下了，后来，一批又一批企业家出现了，现在风头最劲的是房地产大亨和电商巨头，他们究竟具有何种精神和伦理品格？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们对中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做了很多总结，比如，在《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学者们讨论了人口、劳动力市场、教育、环境、科技、民营经济、法律、财政、农业、金融、工业、全球化以及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收入不平等等诸多方面，但是，却没有论及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塑造了什么样的精神理念和伦理品格。科斯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也详细回顾了中国的改革历程，论及了中国改革的性质、特点、步骤、动力、方式、成就、阻碍和缺陷，等等，但也没有从精神层面很好地进行总结。不过，科斯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论断：“当中国市场化转型催生了蓬勃发展的商品与服务市场，并让中国成为全球生产领域的领头羊时，却没有为思想创造一个活跃市场。”倪志伟等人对长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家进行了访谈、问卷调查，以这些数据为基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是，他们的问卷几乎没有收集企业家的价值和伦理观念等精神层面的数据。显而易见，垄断、官商勾结、唯利是图、山寨、假冒伪劣、不诚信、不遵守规则等等现象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并不鲜见。对于这些现象要尽可能地深入探讨，而韦伯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从韦伯的理论出发，可以认为，精神要素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也是资本主义体系价值的精神凝聚和表现。那么，总而言之，我们最终的问题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应该塑造何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都在摸索建设社会主义，并进行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是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韦伯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是：如果我们只是从物质条件、生产、市场交换等角度认识资本主义，这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就像一个人，如果我们只知道他的躯体存在，而不能深入其灵魂，我们实际上对他并不了解。韦伯命题在今天中国的重要意义就是，我们要从精神层面去认识资本主义，从而认识市场经济的灵魂，进而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