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艾琳｜唐宋之际南方边地的华夏进程与族群融合
摘 要
唐五代时期是南方地区华夏化的重要阶段。唐代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被纳入华夏网络的程度明显不同，突出体现在以湘水为线划分的东、西两区域中羁縻州县的设置情况。西南土著政治体一面藉由羁縻府州等制度被纳入华夏政治体系，从而实现政治上由异转同，另一方面又能维持其非华夏化的政治实态，而游移于华夏网络的内外，是唐朝南方华夏化多元性的体现。华夏王朝通过羁縻、征税、置县等多种形式，实现了华夏网络在南方边地的多元性，使“蛮夷”与“华夏”得以融为一体，推动了士人对南方认识的发展，不仅从观念和体制上维系了构建华夏边缘的羁縻制度，还是南方族群生存形态在五代及两宋得以延续的基础。
作者简介
裴艾琳，复旦大学历史系
本文刊载于
《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1914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提出：“中国历史从某一方面来看，可以说是汉族文化南进的历史。”如果以中国文化不同时代的地域差异来看，桑原认为魏晋以前的中国文化中心在北方，而到了明清时代则转至南方，这种剧烈的变化是因为自魏晋时期，开启了持续千年的“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过渡期”。近年来，有关三国到六朝时期南方族群的研究，揭示出在此时段的中国南方，存在一个从“蛮夷的‘边缘’”到“中华的‘江南’”的转变。也就是说，这段文化中心南移的进程，不仅改变了华夏中国的南北文化差异，更改变了南方土著族群的生活样态与政治形态。就像罗新所言，“在中古时期南方华夏化的历史浪潮中，‘依阻山险’的土著族群为日益浩瀚的王化海洋所包围，真正变成了越来越边缘、越来越疏隔的一个个孤岛”。
许倬云提出的“网络理论”对理解汉唐时期南方土著族群社会的“华夏化”很有帮助。他认为古代中国是基于道路交通系统、经济交换体系、权力控制与流转的政治体系、儒家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等，“彼此之间，重叠相合，互为影响，构成一个紧密而稳定的多体系文化复合体”。他还提到，这一体系成长的契机蕴存于体系的扩大与充实，其中扩大指体系的向外扩大，即将边陲消融为新的中心；充实则指的是体系的对内充实，将体系中的空隙消解。胡鸿据此指出，南方山地之所以成为秦汉华夏帝国扩张的突破口，其原因就在于“南方的山地被平原和交通线切割”，故而能轻易地被“圈进网络的网眼里”。鲁西奇则认为从中晚唐到两宋，“官府不断‘开山洞’置县，并在置县之后逐步将其控制区域由河谷盆地向周围山区拓展，故此种‘隙地’或‘帝国疆域内的化外之区’越来越少”。
但要注意的是，唐代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被纳入华夏网络的程度存在不同，突出体现在以湘水为线划分的东、西两区域中羁縻州县的设置情况。《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南方的羁縻州设置“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换言之，在唐朝的南方疆域里，因应土著族群管理而设置的羁縻州县集中于剑南道、岭南道和从江南道析出的黔中道三大区域。这意味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东部区域，在行政管理上大多已经与普通州县并无二致，“内部的边缘”越来越少提示我们需要注意华夏网络控制力存在由东向西的强弱差距。
换言之，如果说在秦汉魏晋时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华夏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旧有土著社会的政治形态，那么到了唐代中期，原属于土著族群的南方社会，在政治形态上清晰地呈现出区域化的面貌。一部分是长江以北及湘水以东的江南、岭南东部地区，通过建立完整的政治、经济、交通体系，而日渐成为华夏的南方；另一部分则是本文将讨论的“西南”地区，包括今四川南部、重庆、贵州、云南、湘西与桂西等土著族群聚居的山地，虽唐朝试图透过开洞置县、招抚羁縻等形式，将西南山地的非华夏族群或远或近地纳入唐王朝的统治势力范围，但不少族群仍保有其土著风貌，可视作华夏网络的边缘地区。但是，西南土著政治体一面藉由羁縻府州等制度被纳入华夏政治体系，从而实现政治上由异转同，另一方面又能维持其非华夏化的政治实态，而游移于华夏网络的内外，是唐朝南方华夏化多元性的体现。
在前行研究基础上，本文拟考察以下一些问题，以加深对唐五代时期华夏网络与西南族群的认识。首先，唐代华夏南方的区域性与华夏化的多元性是如何形成的？西南土著社会的生活样态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次，安史之乱以后，相当数量的西南土著政治体维持非华夏化的政治实态，其与唐王朝之间的连年战事在欧阳修笔下甚至成为唐朝衰弱的重要原因。那么在安史之乱以后，西南土著族群地区有何变化与发展？同时，唐朝对南方多元华夏的认识与态度为何？最后，在唐代形成的西南土著族群政治形态，到了列国林立的五代时期，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一、唐代前期西南土著族群地区华夏网络的建构
许倬云说其“网络理论”构想始于道路体系，他认为长时段演进中的道路系统“将中国整合为一个整体”，可见道路交通对于华夏网络的建构与巩固有基础性作用。在南方地区，主要的道路体系依靠的是可通航的河流。畅达的水路交通，不仅保障了生活、生产所需的水源，且具有经济运输与军事调度的便利，所以在日益华夏化的唐代南方，不少城邑傍水而建，沿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出现了一系列华夏化的州、县，交通、经济、社会网络彼此重叠、整合。如曾经是山越聚集的赣水流域诸州，在《隋书》中还记载“此数郡，往往畜蛊”，但到唐时，从行政区划的设置来看，唐代的赣水诸州已完全华夏化，虔、吉、抚、袁、洪、江诸州所辖人口与州县数量急剧增加。
道路交通亦可成为华夏网络扩张的阻碍。杜佑在《通典》中曾指出，长江等大的河流虽“地非形势”，但都是可据以防守的要处，说明长江等重要河流在构筑华夏网络的交通体系的同时，亦可成为网络断裂的凭借。此外，中国由东向西不断递增的海拔高度，使得西南地区的不少河流虽然可以通航，但面临溯流行舟的不便，反而成为交通的阻力。因此，从地理上来看，西南土著族群地区的海拔高度和交通体系的不畅，使其具备了逸出华夏网络的基础。
西南河谷地带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同样影响了水路及其沿线城邑构建的华夏网络的延伸。如剑南道岷江上游的松茂地区，多为高山峡谷地带，山顶常年为积雪覆盖而不易生存，河流低谷地区常有水患且容易出现逆温层而难以耕作、生活，故今日考古所见汉唐时期主要的生活遗迹在山麓中部缓坡地带。高山峡谷的地形和海拔高度的差异是西南土著族群生活环境的地理特性，如维州“其州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黎州“其城西临大渡河，河西则生羌蛮界……东南至粟蛮部落二百里，郡之四向周三五里，皆是高山万重”，显然都不适宜华夏人群居住。
因此，西南地区缺乏巩固的华夏据点，也成了华夏网络扩展的阻力。比如，明代学者顾祖禹就说，长期未能华夏化的今贵州地区虽只是“蕞尔之地”，但于西南政治平衡极为重要，因为该地“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据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但可惜的是，唐代虽设黔中道，还在沿边地带屡设都督府等，但始终没有形成成熟的政治经济中心，又缺乏有效的交通线路和军事据点，在行政管理上与东南、岭南东部有较大的不同，故华夏化程度始终不高，未能最终带动西南地区华夏化的进程。
应当说，以政治经济中心的城邑、完善畅通的交通路线、依附于交通线而形成的州县建设地域，将华夏网络的点与线串联而成相应的辐射面，形成了南方华夏化的不同区域。华夏南方的区域性对于理解南方族群生存空间的转化有重要意义，在秦汉魏晋时期掀起华夏化浪潮后，至隋唐时已大致形成以大渡河、长江、湘水、溱水为边缘的华夏网络。
虽然，华夏网络的延伸在地理上受到交通、地形等方面的多重阻力，但唐朝仍然尝试在西南地区扩展华夏化的政治、军事体系。
自武德年间开始，唐朝陆续在“四夷之地”建立起羁縻府州体系，通过招徕土著族群酋长内附，或是“开洞置县”的方式，增设华夏边缘地区的直管、羁縻政治据点。至唐代中期，南方土著族群地区大致形成了剑南道松、茂、雅、黎、嶲、戎、泸七州都督府，岭南道广、桂、容、邕四州都督府和安南都护府，以及黔中道黔州都督府管辖南方羁縻州县的政治格局。
先以昆明蛮为例来看土著族群内附后唐朝在当地设置羁縻州县的情况。武德四年(621)，嶲州治中吉弘伟出使昆明蛮(又称昆弥国)，这次出使促成昆明与牂牁使臣当年同来朝贡。到了龙朔三年(663)，矩州(牂州下辖羁縻州，治今贵州贵阳)刺史谢法成招慰比楼等七千户内附。咸亨三年(672)，“昆明十四姓率二万户内附”，前后共设置四十六处羁縻州，各以其首领为刺史。从各州州名即能看出唐朝对土著族群纳入羁縻的期望，比如盘州下有三县，县名分别为附唐、平夷、盘水，显然希望能将唐朝的政治影响力扩展到土著族群地区。
相较而言，“开洞置县”更能表现出唐朝在西南地区延伸华夷网络的努力。唐朝曾试图利用西南地区密集的河流水系，通过建立行政机构、军事要塞以沟通交通，逐步构建向外延伸的华夏网络。如果以黔中道来看，武德元年，唐朝改旧隋黔安郡为黔州，其州辖县虽前后有多次变动，但大致领有彭水、黔江、洪杜、都濡等县。武德四年，唐以旧隋巴东郡的务川、扶阳置务州，贞观四年改名为思州。同年，又析思州的涪川、扶阳并“开南蛮”置费州。黔州、思州、费州正好是涪陵江的下游至上游，其设置的时间顺序和地理方位显示出，唐王朝沿河流逐步向高海拔的苗岭地区扩展其政治控制力。綦江流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武德二年，唐开南蛮地置南州，该地位处今江津县以南、綦江下游。贞观十六年(642)则开山洞置溱州，其地则位于南州上游，也是由下游逐步向上游推进的结果。溯河流而上的州县设置，说明了军事、政治据点在构建华夏网络中的作用。类似的举措在岭南地区也曾施行，如乾封二年(667)前后设置的容州，地当六万大山与云开大山的容江走廊，是联系南岭南北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容府设置以后，又分别于调露二年(680)析置岩州、永淳元年(682)开“党洞”设党州、二年析党州置平琴州，则是以“鬼门关”为军事据点，分别向廉江、容江流域逐步扩展。
同时，唐朝还在水系的分支河道设置州县，析分西南土著族群的力量，以达到控扼土著地区的目的。以沅水流域诸州为例，武德四年，唐在隋沅陵郡基础上复建辰州，州域囊括了北起酉水，南至巫、渠二水的整个五溪地区。而且，辰州处于沅水流域的下游，是叙溪、沅水、辰水、泸水汇聚后的沅水与酉水的交汇处。贞观八年(634)，唐以辰州龙标县置巫州；垂拱二年(686)，以辰州麻阳县为基础又开诸山洞置锦州；天授二年(691)，以辰州大乡、三亭建溪州；长安四年(704)，以沅州(原巫州，天授二年改名)夜郎、渭溪置舞州，后更名为业州、奖州。此四州的设置，将辰州上游诸水域切割开来，有利于分化五溪地区土著豪族的势力。
不过，虽然唐朝曾试图依循河流逐步构建西南山地的华夏网络，但只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设置据点、析分族群，边徼诸州仍很容易重新恢复其土著原貌。像剑南道西、南、东南三面皆与南方族群接壤，唐人就说“巴蜀西逼于戎，南逼于蛮”，且此三面正好被河流阻隔而成为华夏网络的断裂处，因而常出现诸州在正州与羁縻州之间反复的情况。比如泸州以南地区，虽然唐高宗在仪凤二年(677)发兵讨伐“纳州獠”后，招徕土著、开山置县，共设置纳、薛、晏、巩、奉五州，隶属泸州都督府。但随着管控力度不足，先天二年(713)五州并降为羁縻州。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仁宗时泸州外仍多是羁縻州，“管下溪洞巩州、定州、高州、奉州、淯州、宋州、纳州、晏州、浙州、长宁州十州，皆自唐以来及本朝所赐州额，今乌蛮所居族盛”。
需要注意的是，南方族群地区在被纳入唐代羁縻体系的过程中，保存了相当程度的南方特色。笼统而言，羁縻府州制度如欧阳修所言，“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但这种说法只是模糊地概括了唐代羁縻府州制度的原则，而没有区分不同地区的差异。樊文礼在《唐代羁縻府州的南北差异》中指出南方羁縻州建置规格较低、存续时间较长、土著与正州区别不明显等特点，他认为这是因为“多山、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当地部族的分散零碎、土著农耕，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大规模、大范围的迁徙”，但除此以外，南方族群地区的赋税征收、城邑设置、戍兵安排等特点亦值得重视。
从南方的生存环境来说，溪峒是与唐宋时代南方族群相关的重要名词。此前学者就何谓“溪峒”，作了较为全面的解释。溪峒大致有两层意涵：其一指南方族群生存的自然环境，其二则代指南方族群的地方行政单位。一般来说，学者认为“峒”指的是山间平地或溪河谷地，李荣村曾绘制湖南东南汝城县境内诸峒分布图，证明峒地全在山谷盆地。《旧唐书》中记黔州以南的东谢蛮“散在山洞间”，能畬田耕作五谷且“依树为层巢而居”，显然“洞”非指洞穴，而是有较平整的农耕土地。因此，南方的不少溪峒内可进行农耕生产，王承文更说：“中古时代的‘溪洞’或‘山洞’，一般主要是指南方山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农耕性村落。”
农耕经济的稳定，使不少南方土著族群具备被纳入王朝课税体系的基础。《通典》中认为南方土著族群应输课役可随情况确定，“不必同之华夏”，即说明唐代不少南方土著族群已或多或少地被纳入课税体系。《唐六典》中则记载，“凡岭南诸州税米者，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除此以外，岭南的“俚户”、福建沿海的“泉郎”都要“输半课”。又《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泸州都督府下辖羁縻州中，能、浙二州地近“生蛮”，自唐时便不输税课，而纳、蓝等四州近于泸州则“输纳半税”，至于高、奉等九州“供输紫竹”，可见税赋制度在唐代羁縻州地区的施行与其地理位置有关。地理上接近“中国”的土著族群介于羁縻与编户间的形态一直延续到宋代，尤其是在宋代的广南西路地区，比如“广源州蛮”就是虽名为羁縻但“皆耕作省地”且“岁输税米于官”，这对促成“夷汉”间的转化有重要意义，也使靠近“省地”的南方族群以另一种形式被纳入华夏网络之中。
但是，农耕经济并不一定等于华夏式定居生活，南方土著族群仍然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元和郡县图志》中说，一度成为正州的珍州(治今贵州正安县)下辖夜郎、丽皋、乐源三县，三县“不常厥所”，大概位置在珍州附近十到二十里左右的区域内，这是因为当地土著习惯畬田播种，因此常常随耕转移。此外，不筑城墙的情况在南方多处可见，《资治通鉴》记载王式为安南都护时，在交州外城“树芀木为栅，可支数十年”，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新州(治今广东新兴)素来没有城墙，只是以竹环绕，故称为竹城。这说明直到宋时，岭南的不少土著地区仍以竹为城，而不似华夏地区的城邑形态。而且许多羁縻州甚至没有固定的城邑。像《太平寰宇记》中就记戎州(治今四川宜宾)下旧管羁縻州中，不少州虽有其名，却无城邑，因为当地族群“散在山洞，不常其居”。有趣的是，作为华夏政治体系中的边缘之民，土著族群有意识地在不同场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春秋有军设，则追集赴州，着夏人衣服。却归山洞，椎髻跣足，或被毡，或衣皮，从夷蛮风俗”。
为了管理散居溪峒的南方土著人群，唐代不得不依赖西南在地豪强，这是延续魏晋以来管理南方族群社会的一贯手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南土著豪强的臣服与拥护，对唐朝维系羁縻统治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比如唐末影响很大的西原蛮，本有黄、周、韦、侬四大姓，其中黄氏最强，虽然曾被贬为潮州刺史的兵部侍郎韩愈称“黄贼皆洞獠，无城郭，依山险各治生业，急则屯聚畏死”，认为黄氏蛮与一般土著差别不大，但在李翱看来，黄氏人多势众，招抚黄氏部众对于安定西原蛮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毕竟“周、韦氏之不附之也，率群黄之兵以攻之，而逐诸海。黄氏既至，群盗皆服”。这种“以夷制夷”的措施，便是利用了熟悉当地的土著豪强，实现对一定区域的管控。原本在南方族群地区，唐朝曾试图派驻戍兵以维持其统治秩序，然而因南方气候、戍兵实力等问题，在地军队甚至不得不求助本地土著豪酋。神功元年(697)，张柬之为蜀州刺史，上书请求罢废姚州都督府戍兵。因为唐朝每年募兵五百人赴姚州，路途险阻，死伤不少。而身处蛮诹之域的姚州官兵，只能“取媚蛮夷，拜跪趋伏，无复惭耻”，反而成为边地隐患。
张九龄在《敕安南首领(岿州剌史)爨仁哲(等)书》中，以唐朝天子的口吻对安南、潘州、獠子、和蛮、姚州、昆州、黎州、南宁州等首领写道：“卿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比者时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审察，亦有事由……蕃中事宜，可具言也。”此言可以看作唐朝所期待与南方族群达成的关系，各部落以其旧有风俗，管辖其本地事宜，但在部落之上则“俱属国家”，所以无论是都府处理不当还是部落之间的新仇旧恨，都应当奏闻圣上，这正是“识王化”的意涵。因此，我们似乎能看到华夏网络在西南地区的延伸与“王化”的实现，虽然受制于交通、军事等因素，但是透过羁縻制度，对西南山地地区实施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可以说，不论是随畬田而转移的县治，还是羁縻与赋税体制的结合，都将边远地区纳入了华夏体系，而且保持了土著特色，体现出华夏网络的“多元性”。
二、唐代中后期的变动及影响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西南族群地区出现连年战乱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南诏、西原蛮相继侵扰唐朝西南地区，唐朝为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故自宋朝时便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说法。虽然天宝九年(750)南诏便起兵攻陷云南，并多次与唐军开战，可是相较于安史之乱以后，实则影响有限。那么，安史之乱以后，在连年战乱影响之下，华夏网络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力有何变化？又对西南地区的政治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反之，西南土著族群频频制造的“边害”，又对唐代士人产生了怎样的知识与观念上的影响？理解这些问题，或可以加深对“祸基于桂林”的理解。
至德元年(756)七月，唐玄宗因应战局，下制建立多处都督，形成了多处军事行政合一的地方机构。节度使的设置将原本道一级分割开来，一方面是为了在大郡要冲建立军戎，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拆分幅员较大的道以削弱地方势力，如唐人常衮所说，“今以遐阔难守，遂分督以绥之”。在西南地区，唐朝中央分而治之的思路体现得非常明显，先是置山南东道节度使，领襄阳等九郡；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领南海等二十二郡；五溪经略使为黔中节度，领黔中诸郡。次年又分剑南为东、西两川节度；分荆南节度为荆澧节度，领荆、澧等五州；夔峡节度，领夔、峡等五州。
连年战事下，华夏边缘行政区的拆分，削弱了地方的军事和财政力量，对于直面吐蕃、南诏的西南族群地区来说影响很大。高适曾指出介于唐与南诏、吐蕃之间的西蜀地区，虽然军事力量较强，但是“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粮戍需剑南全道供给，有时“兼山南佐之，而犹不举”，但以梓、遂、果、阆等八州分为东川节度之后，松、维、保外的西山诸州无法获得有力支援，不免悉数落入吐蕃手中，因此请求罢去东川节度使。杜甫在《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也说：东西两川分立节度之后，“颙颙两川，不得相救，百姓骚动，未知所裁”。高、杜所言都指出西川面临巨大军事压力，将剑南道一分为二实则危及全蜀，因此到广德二年(764)正月，剑南东西川又合为一道。然而在大历二年(766)又重新分置剑南东川观察使。
剑南道东西两川的分合往复，以往研究多将其归咎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肃宗试图消解玄宗对剑南道的影响，另一方面视其为唐代后期中央与藩镇角力在南方的翻版。但换一角度来看，剑南道之所以分为东西两川，还在于西川与吐蕃、南诏相连，实际上是唐朝对外的前线，西川节度的设置不仅是析分剑南的军事、财政权力，也是为了使藩镇在可控制的范围内维系外部的边界，所以泸州向上游的沿边诸州皆属西川节度，由此便可以看到唐朝后期试图在西南地区维系华夏网络控制力的一面。
随着南诏势力的再次兴起，西川的军备压力由西转向南，咸通八年(867)又从西川析分定边军节度，以嶲州为川南军事要塞，“全蜀之南，封部遐广，屏限蛮貊，巂为要冲”，辖邛、蜀、嘉、眉、黎、雅、巂七州，治邛州，使“诸蛮皆在定边军巡内”，试图以此备防南诏。虽然定边军节度的设置与李师望的权谋相关，他试图利用唐朝对南方族群地区的警惕而达成自身势力的巩固，《资治通鉴》中就说邛州到成都较之到嶲州的路程更近，“(李师望)欺罔如此”，但是懿宗朝作此行政区划的变动，无疑确有“大度河南，永保金汤之固”的期待。不过，咸通十年南诏攻入西蜀，证明此举无效，定边军终被废弃。
岭南道的析分与定边军设置相类似。咸通三年(862)，唐分岭南为东西两道，其中以邕州为岭南西道治所。邕州的战略价值，韩愈早在元和十五年(820)就曾指出，邕州正当左、右江地区要地，与土著族群地区隔江相对，“一则不敢轻有侵犯，一则易为逐便控制”，对于控制该地区的诸蛮十分便利。不过，到了咸通元年(860)南诏攻陷安南后，邕州的地位日益重要，如方国瑜所说，“邕州与安南互为犄角，唐兵守安南，当加强邕州，南诏占安南，也要进取邕州”。因此，唐朝中央认为“邕州西接南蛮，深据黄洞，控两江之犷俗，居数道之游民。比以委人太轻，军威不振，境连内地，不并海南”，故分岭南为东、西道，以邕州为岭南西道。邕州一直是唐朝控扼左、右江地区诸蛮的要所，随着唐末西南战事的加剧，邕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所以岭南被分为两道“要别改张”以备南诏。
《唐语林》中曾说唐代后期之藩镇，“盖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但是在西南地区，节度使的兴起虽有“方镇御方镇”的意图，但如何因应“继为边害”的西南族群，无疑成为唐朝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通过对华夏边缘地区行政区划的不断拆分、重组，或许有助于维持剧烈震动下华夏网络并不扎实的控制力，但实际上接连不断的“叛乱”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华夏网络，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行政区划往往为宋朝所接受，而成为中原王朝面对西南土著族群的政治、地理惯例。
不过，从历史书写来看，唐代中后期的南方族群叛乱记载还呈现出另外一番面貌。广德二年(764)，道州刺史元结写《贼退示官吏》一诗，生动地表达出西原蛮劫掠道州后，租庸使屡索赋敛的社会实态：
就全国的情势而论，安史之乱后“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地方赋敛日重。而道州前一年刚遭西原蛮劫掠，“掠居人数万去，遗户裁四千，诸使调发符牒二百函”，次年，西原蛮又攻永州，破邵州，尽管“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但是租庸使又索上供十万缗，故元结写有“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以表其愤慨之意。
在唐代中后期的南方族群叛乱记载中，不少描述都反应了边吏施政粗暴以致祸乱频起的社会现实。此类记载颇多，兹举几例。大历十四年(779)冬，邵州武冈豪富王国良“散财聚众，据县以叛，诸道同讨，联岁不能下”，史书记载其兴乱原因在于湖南观察使辛京杲贪暴，并以死罪加于王国良。贞元七年(791)，因安南都护高正平重赋敛，群蛮酋长杜英翰起兵围安南都护府，后来“正平以忧死，群蛮闻之皆降”。贞元十六年(800)，黔中观察使韦士宗政令苛刻，为属下土著牙将驱逐“出奔施州”，次年以裴佶为黔中观察使后，“酋渠自化”。元和六年(811)“在黔中，属大水坏其城郭，复筑其城，征督溪洞诸蛮，程作颇急”，于是张伯靖起兵反抗达三年之久，“据辰、锦等州，连九洞以自固”。大中十二年(858)，安南都护李涿贪暴“强市蛮中马牛，一头止与盐一斗；又杀蛮酋杜存诚”，致使边蛮怨怒，更招致南诏入境攻陷安南都护府事件。
此外，怠惰边事、肇启边衅往往被视作招致蛮人入寇的重要因素。太和三年(829)，杜元颖出镇西川，史书中说他“以文儒自高，不练戎事”，以致南诏大举入侵。事后，南诏嵯巅遣人上表将其入侵的原因尽归咎于杜元颖，“杜元颖不恤三军，令入蛮疆作贼，移文报彼，都不见信，故蜀部军人，继为乡导，盖蜀人怨苦之深，祈我此行，诛虐帅也”。乃至《资治通鉴》中也说，是因为杜元颖对军事理解不足，为了节约经费一味削减士兵衣粮，致使戍边士兵只得进入土著族群地区抢夺以自给，从而引起边境骚乱。
历史记载中对“叛乱”原因的书写，延续了传统社会对“酷吏”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时人对“四境安谧”的期待，亦体现出唐代中晚期对待西南族群地区的基本态度。
韩愈曾说，发兵讨伐，“例皆不谙山川，不伏水土。远乡羁旅，疫杀伤”，更何况“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所以最佳的办法则是择选良吏，抚慰诸蛮。将南方族群“叛乱”归因于边吏的不当作为，未见得全属事实，即如杜元颖一事，嵯巅所说定是片面之词，南诏本身扩大势力的想法被完全忽略了。但是，这种对边患的认识与书写，无疑影响了中原士人对待西南族群的看法，也加深了“四境安谧”的政治正确。到五代时期，南方先后出现的九国政权，大多与西南族群达成和平之共识，一方面受制于政治军事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或与边患肇始于酷吏的观点相关。
唐代中晚期对南方土著族群地区“安谧”的期待和对酷吏的批判，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唐人对于南方的态度。
通常而言，唐人笔下的南方往往充斥着“异质性”描写，不仅体现在人群的“异族化”，也体现在环境的“异域化”，这是魏晋以来的传统。如在律诗《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中，白居易以近乎罗列的方式，将北方士人眼中的南方特质一一加以描述：南方的族群是“蛮”，南方的地理为“瘴”，南方的食物中有槟榔、橄榄，风俗里则有海舶、铜鼓与赛江神，天气常暖而无霜，因此草木、昆虫、鸟兽极多，鬼怪亦常常见到。因商旅或是谪官的南游北人，还需要小心藏在酒杯中害人的“蛊”。随着唐代大量北方士人谪官岭南、黔中，诗歌中的“异域”之感更叠合了悲惨的人生境遇，而展现得淋漓尽致，恰如李德裕所写“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于是，在唐代士人笔下，疾病、异俗、异物、气候不仅是具有南方特色的物象，也是唐代人以中原立场投射“华夷观念”的对象。
但到唐代中晚期，在“送行诗”中出现不少具有壮行意味的词句，使得南行一事具有了另一番意义。权德舆在《送循州贾使君赴任序》中写道：“及夫书于循吏，为后法程，则古人交趾、九真之绩，与河内、颍川固何以异焉？”文中“交趾、九真之绩”指的是东汉锡光、任延以华夏之风教化岭南之民的事迹，权德舆认为“天慈”降到世间并没有远近之别，那么同样的，成为循吏亦不局限于某一地域。换言之，士人不必因遭贬谪南宦而感到悲哀，因为南方一样是可以实现政治抱负和人生价值的所在。
高适曾写诗说“勿惮九疑险，须令百越澄”，劝说远行官员不必畏惧行路艰难，反而应当努力实现百越的教化。孤独及一方面承认“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另一方面也说“君匡戎幕以义，佐师律以礼，报国士以直，导罢人以德，使安危悬于指掌，胜负决于谈笑，则咨谋之道弘矣。岂椎髻殊俗，覆车畏途，足为志士之怵惕哉？”强调以义、礼、直、德面对异俗之地、民，则“行于忠信者无险易，拘于王程者无近远”。
更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在为赵植所署从事窦平写的诗序中说：
贞元十七年时的韩愈，对窦平赴任百越之地有着移风易俗的期待，甚至在他看来，只要风俗变迁，生活环境的差异同样可以扭转，南北之别的感觉终将淡化。这当然只是韩愈的理想，是寄予窦平的壮行之语，但却可以看到秦汉以来儒家士大夫面对南方的政治态度和循吏的政治传统，在唐代中晚期再次发酵。
同时，这些文学史中的变化，与唐代以来华夏网络在南方地区的延伸和巩固不无关系。就如认为“异服殊音不可亲”的柳宗元，也通过在柳州的种种作为，改变民风以使“皇风不异于遐迩，盛泽无间于华夷”。因此，南方的可怖也随着政治活动逐渐转变，韩愈所谓的“人之之南海者，若东西州焉”，不仅是指风俗、环境的改变，也意味着南方突破了“异域”的意象，日渐成为华夏。
三、五代时期的西南土著族群与南方诸国
《新五代史》中有论，“唐自中世多故矣，其兴衰救难，常倚镇兵扶持，而侵凌乱亡，亦终以此。岂其利害之理然欤？自僖、昭以来，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为十一国，南有吴、浙、荆、湖、闽、汉，西有岐、蜀，北有燕、晋，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为梁”。随着唐朝的衰亡，在其疆土之上，出现了基于藩镇割据而形成的多国并峙。北方先后建立了后世称为“五代”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汉政权，而南方则建立了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南平)等九国政权。
刘复生曾指出，在整个唐末至宋初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后唐、前蜀、后蜀、楚、南汉诸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实力集团先后发生过、有时还较密切的联系”，如果从“联系”的角度，后唐、两蜀、楚、南汉都与西南族群地区毗邻，发生联系并不意外。但在此五十余年间，安南逐渐逸出华夏体系，大渡河的边界意义日益凸显，湘西诸蛮发生了权势转换，反映出西南族群地区在中原动荡之时亦发生了不少变化，那么，唐代南方华夏化的区域性与多元性在此时代又有怎样的发展？
唐代末年的连续叛乱，不仅致使李唐王朝覆灭，还导致“整个京城精英网络本身被肉体消灭”，其中“一部分精英在安史之乱带来的动荡时期，迁居南方”，间接地促进了南方地区华夏化的转型。正如五代时《许璠墓志》中所说，“寻以中原板荡，四鄙纷纭，南北无家，东西有国”，北方战乱频仍，“自黄巢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数十年，然后诸国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南方先后建立的诸多政权成为华夏士族栖身之所，自在情理之中。《资治通鉴》中也多次提到中原士族于唐末五代时期向南迁徙的史实：在蜀地，多有李唐贵族南下避乱，“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南汉则收留赵光逢之弟赵光裔、李德裕之孙李殷衡等人为官，“群雄割据，各收拾衣冠之胄以为用”。
同时，如果以南方诸国的疆域来看，前蜀、后蜀、楚、南汉、吴、吴越、闽等国，皆占据的是大渡河、长江、湘水、溱水以内唐代南方华夏网络较为巩固的地区，即前文中提到的“华夏的南方”。其大致疆域也多与唐代诸“道”相仿：两蜀主要基于剑南道，楚则为江南西道，南汉为岭南道，闽为江南东道。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南方华夏化的持续，这是南方得以在“中原板荡”之际广泛吸纳北方士族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西南族群地区在南方诸国林立之际，仍不免处于“华夏边缘”。
南方政权的华夏化既体现在广泛吸纳华夏士族，建立具有华夏特征的统治制度，也突出地体现在“华夏认同”上。虽然南汉、闽、吴、蜀皆曾称帝，但并非与中原及周边政权断绝往来，只是利用皇帝、国家与敌国的身份，建立与不同政权的不同程度的关系。如南汉的刘陟“呼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又称自己实为北人，“耻为蛮夷之主”。荆南(南平)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介居湖南、岭南、福建之间”，不得不向各国称臣，故节度使高氏被南方诸国称为“高无赖”。山崎觉士就认为，五代时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国”与“十国”共同组成了“天下”，这时的“天下”不同于唐时的天下，既有“统一性”又有“分离性”，但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平衡关系与密切的联系，正是宋代重新统一的基础。
虽然南方诸国与南方土著族群俱处南方，但华夏化的南方诸政权也如前代一样将“蛮夷”视为边缘。南唐人就认为其疆域最南端的虔州(今江西赣州)乃是“西楚之地，南际殊邻，本之蛮蜑之风”，原因是该地处于“五岭之际”，当地居民“内据溪洞，外接蛮夷”，故沾染不少土著族群的风俗。又如曾进入华夏网络但在唐代中后期已频起战乱的安南地区，被南汉人认为“交趾民好乱，但可羁縻而已”，南汉与楚交接的道州，也有盘容洞蛮盘崇“聚众自称盘容州都统，屡寇郴、道州”。因此，唐代在西南地区所采用的羁縻政策，在这一时期也往往被采用。
《舆地纪胜》中录有“五代伪蜀敕牒”，包括前蜀武成三年(910)牒淯井镇羁縻十州五团土都虞侯罗元审、牒淯井镇羁縻淯州土刺史罗元楚，及永平元年(911)牒土兵马使罗元审三封敕牒。以“土”加诸都虞侯、刺史之上，显然是欲继承“羁縻府州”制度继续松散地管理蜀南的土著族群地区。在南楚地区，天福八年(943)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士愁立铜柱以后，一时间引起附近土著部众内附的热潮，包括南宁州酋长莫彦殊、昆明蛮酋长尹怀昌、牂柯蛮酋长张万浚等皆率部附于马希范。如唐代管理黔南羁縻州一般，马希范对南宁州的管辖采用的是，“其州无官府，惟立牌于冈阜，略以恩威羁縻而已”。又如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广源州蛮酋坦绰侬民富以伪汉时所置十州首领诏敕来献，欲比七源州内附输赋税”。时距南汉刘鋹降宋(970)不过六年，这说明南汉应当在左右江地区延续着唐代管理华夏边缘的方式，同时，南方土著族群中的一些部落为了获取自身的政治资源，往往“在其原来所附的旧王朝灭亡以后，即率所属诸州峒归附新的中央王朝”。
不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多国对峙，也给南方土著族群提供了新的机遇。朱梁时“专有其地”的交州土豪曲承美，正是其中显例。贞明三年(917)，广州知留后刘岩建立南汉，交州节度曲颢遣其子曲承美为“欢好使”，前往广州打探虚实。贞明五年(919)，曲承美便向朱梁求节钺，梁朝授其为交州节度使。曲氏这番“远交近攻”的策略，虽然随着南汉将领李克正攻入交州而失败，但实际上正是利用了多国对峙下的空隙，开启了“交趾割据”的新局面。
虽然越南史臣吴士连论及南汉时曾说，刘氏“取交州，雄据一方，与北朝诸僭国相颉颃”，但自南汉开始，交趾逐渐脱离华夏网络，这与南汉始终不能有效控制交州息息相关。李克正擒曲承美之后，先后有杨廷艺、皎公羡、吴权等占据交州，至吴权时南汉欲借吴权与皎公羡之争重取交州，但天福三年(938)冬的白藤江之战，南汉军队“苍黄崩溃，士卒溺死太半”。随后吴权称王，并且“置百官，制朝仪，定服色”，施行统治。华夏体系在五代时期失去了政治、军事、经济据点交州，因此也逐步失去对安南地区的控制。与之同时，交州内部政治体系不断发展，到丁部领时期，开始建立实质的政治体，并逐步将政治中心向南迁移，日渐脱离华夏网络。
应当说唐宋两王朝之间的五十余年，在南方形成的并峙诸国，从整体上来说仍然建立于唐朝的政治区划之上。各国应对南方族群，仍然延续着“华夏边缘”的眼光，延用旧有的政策。这既受限于华夏网络，同时体现出华夏网络的巩固。
在唐王朝和华夏网络衰退的总体趋势下，南方诸国地区与各族群之间又存在怎样新的形态？接下来，将以沅水流域族群与马楚政权的关系为例，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
唐代末年，马殷逐渐掌控今湖南地区，朱梁时受封楚王，后唐天成二年(927)受封楚国王，建立楚政权。从地域上来说，马殷所管控西、南两面邻近土著族群。其中，西面是西南族群聚居区域，由澧水、沅水、资水与武陵山脉、雪峰山脉组成，正因为湘西山地的高海拔阻碍了华夏网络的延伸，故得以在唐代长期游移于华夏网络边缘、维持土著形态。不过，马楚所控澧州(治今湖南澧县)和朗州(治今湖南常德)，分属澧水与沅水流域，是控扼上游的辰州、溪州等土著族群进入洞庭湖平原的重要城邑。
随着局势发展，马楚逐渐形成了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和朗州两个权力中心。其中潭州是以天策府为中心，以文官、宗室、蔡州旧将共同形成的统治集团。朗州则是以朗州军将为主体形成的军事集团，虽然前期一直由马氏宗室掌控，后逐渐为朗州军将掌控。朗州军将组成的军事集团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在南唐灭楚(951)以后，以朗州为中心的军事集团延续政权，直到北宋建立。
朗州集团的形成可追溯至雷满。《旧五代史》中记雷满为唐末武陵洞蛮，唐僖宗王仙芝之乱时，领蛮军随荆南节度使高骈作战，后授以澧朗节度，从此盘踞朗州及洞庭湖区。由此来看，朗州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一方面从军事角度来说，该地“左包洞庭之险，右控五溪之要……北屏荆渚，南临长沙，实为要会”，是保障潭州，控扼荆州、岳阳、沅水诸州的军事要地。另一方面，朗州西靠武陵山区，与生存在沅水流域的五溪蛮唇齿相依，也成为吸纳西南族群的重要窗口。
在南楚频繁的宗室内斗之中，西部山区族群常常参与其间，最为典型的是在马希萼与马希广之争时期。乾佑二年(949)，马希萼以朗州乡兵为“静江军”，制造战舰七百艘，以攻潭州。当年八月大败，损失战舰达三百艘，足见朗州军治财力。次年，马希萼又“以书诱辰、溆州及梅山蛮”，当时“蛮素闻长沙帑藏之富，大喜，争出兵赴之”。朗州兵借助蛮兵的势力，一路大捷直至攻下长沙，扭转了希萼与希广之争的局势。不过，马希萼“率群蛮破长沙”以后，潭州为朗、蛮洗劫一空，同时南唐也乘此马楚内乱之际，攻入楚国。洗劫长沙中获益最多的苻彦通，掠走“府库累世之积”，退守朗州，造成了“湖南地区政治中心的西移”，为朗州军事集团的延续存蓄了力量。
不得不说，从唐末开始，随着朗州军事势力的不断崛起，原本游移于华夏边缘的沅水流域越来越受到华夏势力的影响，这也是北宋开梅山、用兵溪州的远因。但是，从整体而论，马楚政权一再借引蛮兵，虽然增进了华夏力量在这一地区的渗透，却似乎始终未能扩展华夏网络，将湖南西部丘陵地区纳入直接的统治范围。
天福四年(939)，溪州刺史彭士愁(一作彭士然)率锦、奖州蛮攻澧州。楚王马希范命左静江指挥使刘勍率衡山兵抗击，从历史记载来看，刘勍善于山地行军，熟悉西南土著的作战方式，“仕然走保山砦，危岩斗绝，不可猝登。勍造作梯栈，围之三匝……因风投火，继以火矢，燔其营寨”。最终，溪州彭氏不得不遣其子彭师暠率诸酋长纳溪、锦、奖三州印请降。马希范仍以彭士愁为溪州刺史，但“徙溪州于便地”，又命刘勍为锦州刺史以制衡，“自是群蛮服于楚”。马希范于溪州城外设立铜柱，以说明其羁縻之意，在李宏皋撰写的铜柱铭文中说：
这是一套完全符合“天子之于夷狄，其义羁縻，勿绝而已”的论述，强调的是在道义上对华夏边缘族群的统辖，而不追求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治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希范以铜柱为誓，史书中大多说是因为“希范自谓伏波之后”，故利用马援铜柱的典故来彰显自己的德政。实际上，在唐朝马摠亦曾以马援典故来宣传自己的政绩，史书中记载他曾在“汉所立铜柱之处”用一千五百斤铜铸二铜柱“以继伏波之迹”。除了马摠，曾任安南都护的张舟，也重树马援铜柱，柳宗元在其墓志铭中就说，“乃复铜柱，为正古制”。马援铜柱不仅在岭南被作为处理与南方族群关系的纪念碑性物体而见诸各地，也逐渐成为唐人笔下的重要意象。只是，当铜柱开始表现出德政功绩时，铜柱便不再只是边鄙、边界的象征，如沈佺期所说的“自昔闻铜柱，行来向一年。不知林邑地，犹隔道明天”，铜柱中暗含的华夷共生之意也渐渐凸显。到了宋代，两知邕州的陶弼写下的“玺书行绝域，铜柱入中原”一句，便不再强调铜柱是华夷的边界，而突出土著地区华夏化的一面，形成华夷之间不远不近的张力。
马希范以铜柱作为纪念碑性建筑，强化了与湘西地区的关系。这种关系无疑有缓解与西南族群紧张关系的意味，因为朗州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兴起，对山地族群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同时，溪州铜柱的设置又借助“铜柱”的边界与德化的象征，强调了对“羁縻”制度的坚守。虽然溪州铜柱是以马彭誓盟的形式出现，却体现了唐以来在南方网络的不断巩固与扩张下，华夏化与蛮夷化之间的角力。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唐王朝和华夏网络衰退的总体趋势下，土著族群地区形式上华夏化而实质上蛮夷化的政治形态日益得到双方的接受。甚至，这种对待“蛮夷”的政策倾向一直影响到宋初，正如《宋史》中所说，“唐末，诸酋分据其地，自为刺史。宋兴，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间有桀黠贪利或疆吏失于抚御，往往聚而为寇，抄掠边户。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
结 语
北宋前期的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南蛮总序》中对南方少数族群地区，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区分。他将概括性的“南蛮”分为“徼外诸国”和“徼内夷”，前者包括了大秦、天竺、南海诸国，后者则有牂柯、夜郎、黔中、武陵等地。两者的区别在于“(徼内夷)今为郡暨县，杂居中夏”。在《徼内南蛮叙》中，乐史又说“三代以后，中国之化，极于五岭，自是而西，故南蛮之居中国者众”，显然乐史已经很清楚地将笼统的“南蛮”分作了域内与域外两部分。域内蛮夷虽然常为寇患，但在不断的征伐中，已逐渐被纳入“中国”的统治秩序之中。这是在经过唐代南方华夏化之后逐渐形成的“境土”认识。这种认识与唐代南方华夏网络的巩固、不断延伸的尝试和努力维系息息相关。
在通过交通行政而建立起的华夏网络上，身处西南的南方族群随着华夏网络的延伸而成为粘附其中的游移者，无论是牂牁、夜郎，还是黔中、武陵，都曾以不同的形态被纳入华夏的体系。纳入赋税体系的土著族群、带有土著色彩的州县设置，乃至单纯政治上的联系，都展现出华夏网络在西南族群地区的多元性，也使得“蛮夷”与“华夏”得以融为一体。唐代中晚期维系华夏网络的努力，与士人对南方认识的发展，不仅从观念、体制上维系了构建华夏边缘的羁縻制度，也是西南族群生存形态在五代及两宋时期得以延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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