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倩 ｜ 华人左翼文学在美国的境遇——以蒋希曾的创作为例
摘 要
华人作家蒋希曾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文坛，他的作品风格与同时代美国的中国题材作家迥然有别。一方面，在经济危机引发的工人大罢工以及先锋艺术的推波助澜下，蒋希曾成为美国左翼文艺圈备受瞩目的人物；另一方面，蒋希曾的中国叙事最终并未成为主流，赛珍珠等人笔下的中国却固化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随着无产阶级运动退潮，同时受限于少数族裔身份和当时美国的接受语境，蒋希曾不得不弃笔，成为好莱坞职业演员，耐人寻味地化身为大众传媒中被漫画化的“中国佬”形象。蒋希曾在美国的文学活动可视为中国早期左翼文学在海外的延展。这位“不该被遗忘的作家”典型地反映出华人左翼文学在美国的境遇，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异域接受及海外华人文学的丰富性或有启示。
作者简介
陈倩，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目 次
一、流亡者·囚徒·劳工：蒋希曾作品中的“无产者“
二、华人左翼文学在美国：被过滤的现代性
三、跨太平洋叙事单一化：国族身份与接受语境
引 论
作为第一代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蒋希曾（Tsiang, C.T., 1899—1971）在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文坛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痕，却在此后的中美文学史上几乎销声匿迹。他在美国的生活和创作情况现散见于美国艺术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处，鲜被触及。 1983年，赵毅衡在《读书》上发表题为《蒋希曾——一个不应被忘记的华裔作家》的文章，简单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作品，使这位作家在尘封几十年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2001年，蒋希曾故籍通州市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了《蒋希曾文选》，收录小说《中国红》《出番记》节选和诗集《中国革命诗》中之两首。2008年，南通大学钱健（羽离子）收集了蒋希曾部分信件和国内不多的几篇介绍文字，包括亲友回忆录，编成《蒋希曾档案》。该书补充了他在国内的早期活动及后期在好莱坞的经历，使其生平得以更完整地呈现。
近年来，美国也有少数学者在整理档案材料时发现了蒋希曾。2006年，马萨诸塞大学瓦尔斯（Christoper R. Vials）的博士论文《我们就是人民：现实主义、大众文化、流行前沿的普罗主义，1935—1946》（“We’re the People”: Realism, Mass Culture and Popular Front Pluralism, 1935-1946）从普罗文艺的角度论及蒋希曾的诗歌。2007年，佛罗里达大学麦克道郭尔（James McDougall）的博士论文《革新与排斥：现代美国诗歌对中国文学的吸收》（Innovations and Exclusions: The Incorpor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关注到蒋希曾《中国革命诗》与美国现代诗的密切关系。2013年，美籍华裔学者弗洛伊德（Floyd Cheung）再版了蒋希曾初版于1935年的作品《金拜》（Hanging on The Union Square）并为之作序。他是美国最早关注蒋希曾的学者之一，这篇序言可代表美国学界对蒋希曾的基本认识。2016年，徐华（Hua Hsu）出版根据其2008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改编的《一个飘浮的中国佬：跨太平洋的传奇和挫败》（A Floating Chinaman: Fantasy and Failure across The Pacific），考察了蒋希曾在美国的生活和写作经历。
已有为数不多关于蒋希曾的介绍和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将其定位为“第一个美华左翼文学家”。蒋希曾现存的五部作品《中国革命诗》（诗集，Po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30）、《中国红》（书信体小说，China Red, 1931）、《金拜》（小说，The Hanging on Union Square, 1935）、《出番记》（小说，And China Has Hands, 1937）、《死光》（三幕剧本，China Marches On，1938）的确充满了左翼文学的特征，甚至比大多数同时期的左翼文学更为典型、激进，他的创作风格在当时美国的左翼文化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一位充满战斗精神和批判意识，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曾十分活跃的革命者，一个从炼狱般“天使岛”走出的作家，上世纪40年代逐渐辍笔，摇身一变化作好莱坞明星，耐人寻味地成为了美国大众银幕上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和文化等级叙述模式的“中国佬”角色。连多年秘密跟踪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都很难再抓住他的“把柄”。以蒋希曾为代表的华人左翼文学在美国到底遭遇了什么？它与美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如何？原本多元丰富的跨太平洋叙事为什么会变得单一化？学界尚未给出圆满答案的某些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
一、流亡者·囚徒·劳工：
蒋希曾作品中的“无产者”
蒋希曾1899年出生于江苏南通的一个贫苦家庭。1921年，他考取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1924年毕业前后加入国民党，直接效命于孙中山。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蒋希曾南下广州投奔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成为其得力干将。1925年8月，廖仲恺遭暗杀，亲眼目睹现场的蒋希曾受到极大刺激。 1926年，在国内无法立足的蒋希曾筹措到资金出国。可是，一心想去苏联的他竟阴差阳错地到了美国。
和许多早期华人作家相似，蒋希曾的作品中均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中国红》表现得最为典型。在上世纪30年代的欧美，书信体小说早已过时，蒋希曾却采用这种形式，很大可能是为了增加它的“真实感”。开篇时，主人公飘洋过海到美国求学，留在国内的未婚妻告诉“我”，北京当局正在抓捕一个学生领袖，他原是国民党左派，后转向苏俄，流亡海外，最终与“向右转”的未婚妻分道扬镳。这个人物可视为作者自况。
到美国后的蒋希曾并没有结束流亡的命运，他的作品中常见居无定所的无业者或四处散发自己作品的不得志艺术家。这些形象都是流亡者身份的延伸。《出番记》中的黄万利怀揣发财梦飘洋过海，最初在唐人街艰难地经营一家洗衣店，勉强糊口。贫穷使他遇到心仪的女子不敢奢望婚姻，甚至连吃菜都是奢侈： “那烧焦的饭粒乍一尝味道跟苦茶差不多，再品品味道可就像巧克力了，挺脆，嚼起来嘎吱嘎吱响个不住，跟中国炒麦的响声一样……这一次就不必做青菜了。”
然而，即使省吃俭用，黄万利也没能保住这个“饭碗”，在地痞的欺压和唐人街巡检员的无耻盘剥下，黄万利借了高利贷，万般无奈的他希望通过赌博翻身，结果更糟。在他破产之际，遇到了一个同样流亡到美国的无产阶级作家，此人比黄万利更惨，书卖不出去，无以为生。黄万利在接济了他一顿饭后，受到启发，索性加入了美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在一次游行中被杀。这两个角色同样反映了作者的经历，也很有代表性地道出早期美国华裔移民的悲惨遭遇。
蒋希曾笔下还多次出现囚徒的形象，虽然他常常以幽默的笔调来处理，也难掩讽刺、愤怒和无奈。《中国红》里的男主人公描述他刚登上美国大陆的情形： “他们（指中国移民）到了美国以后，有个委员会已经等在那里，要把他们带到天使岛。岛上的‘天使’们在那里招待我们的穷苦兄弟，要招待好多个星期，好多个月……甚至还白送给他们返航的船票。美国资本家真是大公无私的人呢！”
“天使岛”即爱丽斯岛（Ellis Island），位于旧金山湾。1882年，美国制订了“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又于1924年颁布“约翰逊—里德移民法案”（The Johnson-Reed Act），不断强化对赴美亚裔人口的管制。天使岛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关押和遣返中国移民的地方。这里条件艰苦，“犯人”们不得不每天做苦力，随时有丧命和被驱逐出境的危险。种族仇恨加上阶级对立使这里成了滋生反抗和革命情绪的温床。缺少纸和笔，这里的人们大多将诗歌用刀刻在石头上，用血涂写在牢房的角落里。这些“炼狱中的诗”成为早期华裔“离散文学”的特殊样式。因组织、参与了很多左翼活动，发表过不少激进言论，蒋希曾也被美国移民局关进了天使岛。他多次描述那段失去自由的经历： “起床，你必须起床！——不要惹我生气！警卫走来走去，弄出了不安的气息。我揉揉双眼，向四周张望，外面雾蒙蒙，里面潮漉漉……”
和一部分左翼文学所受的指摘相似，天使岛诗篇也被认为缺乏文学性，但它们是一段真实历史和心情的写照。蒋希曾在一封从天使岛发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收到我的这封写在薄厕纸巾上的来信，希望对你是一件惊喜的事情。……我将许多毯子聚集起来成为一张椅子，将许多毯子放在盥洗台上也可作为书桌。现在，我正在这个桌上写信。”
幸运的是，蒋希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1928年当选为“美国公民自由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主席的杜威（John Dewey），为营救他不懈努力。美国著名左翼艺术家肯特（Rockwell Kent）、罗斯福总统夫人（Anna Eleanor Roosevelt）等人也参与了营救。被关押一年多后，蒋希曾被释放回到纽约。这已是最好的结果，国民党派人在国内外多次暗杀蒋希曾，一旦被引渡回国，生死更加难卜。
天使岛的恐怖为蒋希曾后期作品增添了美国式的黑色幽默。然而，这并不是他笔下囚徒形象的全部。在他看来，在美华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沦为了生活的奴隶、金钱的囚徒。《金拜》的背景和主题完全符合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的样式。此书中大部分人物都是街头流浪者，被誉为“一部失业者的有趣实验小说”。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饿兽，被有钱人嬉戏、侮辱和观看。“金钱会说话，没有金钱连话也不会说。”主人公纳特（Nut）先生身无分文，对金钱的疯狂欲望使他总想象着自己能出人头地。他到劳工聚集的廉价餐馆吃饭，当他用“局外人”的口吻询问服务员生意如何时，对方立即感受到他那居高临下的立场，指责纳特是身处下贱的理想主义者。纳特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感谢他认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和绝大多数穷苦大众一样，纳特并没有“逆袭”成功。他四处碰壁，甚至被迫与他的债主发生同性恋。最终，历尽绝望和耻辱的纳特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把自己吊在象征着金钱、权势和阶级对抗的“联合广场”，以殉道的方式抗议社会不公。
蒋希曾被定义为“左翼”作家，与他笔下频繁出现的“劳工”题材密不可分。他的第一部作品《中国革命诗》包含九首长诗，无一例外地述说着穷苦劳工的故事。瓦尔斯称它典型体现了中国“五四文学”的主题和风格： “ 《中国革命诗》表现了毛泽东时代之前的1920年代晚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图景，它把美国华人移民的悲惨生活境遇、美国资本主义同中国本土的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在那些崇尚中国风的现代美国艺术中，蒋希曾的诗篇是带有中国五四文学特点的唯一实例。”
洗衣工、餐馆服务员、送报工、妓女、帮佣、跑龙套的小演员……这些底层劳工形象几乎占据了蒋希曾的每一部作品。如《中国红》里的主人公“我”在美国打过各种零工； 《金拜》里的纳特做过推销员，顽固（Stubborn）曾是餐厅服务员，迪格（Digger）小姐则是妓女； 《出番记》中的黄万利是洗衣工，有着华裔血统的张珍珠在餐馆打杂。这些职业蒋希曾最为熟悉，反映了当时华人移民在美国的普遍境况。和其他劳工题材作品一样，蒋希曾的创作既有典型的左翼文学特征：反映底层生活、描写阶级对立；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富有批判精神，注重将人性放在历史背景中塑造。同时，作为第一代移民作家，他笔下又多了几分爱国思乡情结及反种族压迫的意识。比如，《中国人，洗衣匠》从标题就看出作者将族裔身份和劳工的阶层属性关联起来。在20世纪上半叶，华裔移民用自己的血泪参与铸造了美国的“黄金时代”。因此，国族身份意识和阶级批判话语共同构成了蒋希曾作品独特的左翼文学形态。
洗啊，洗啊，/为什么我能洗去/别人衣服上的污垢，/却洗不去我心中的仇恨！/我的皮肤色黄，/难道是我的肤黄染上了我洗的衣裳？……/“中国人”，“洗衣匠”！/不要叫我“中国人”，/是的，我是一名“洗衣匠”，/就是工人！/不要称我“中国人”，/我是世界人！
该诗集中的另一首《金山丁》（Gum Shan Ding）则嘲讽了在美国被践踏，返乡后却故意显摆的人性扭曲的挖金工：
不要谈论中国！/我是个富商。/没有“祖国”！/我是美国公民。/但也有一些担忧: /脸不那么白，/鼻子没那么高。/当我经过的时候，/所有人都叫我，/“中国佬！”“中国佬！”
二、华人左翼文学在美国：
被过滤的现代性
蒋希曾的作品为西方世界打开了透视中国的另一扇窗。他告诉西方人，除了传统士大夫、老实麻木的农民、嗜血残暴的“拳匪”、接受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中国还有城市无产者、流浪汉、革命家等多种面孔、多个阶层。早在上世纪20年代，蒋希曾就在《工人日报》（Daily Worker）、《新群众》（New Masses）等美国当时最主流的无产阶级文艺阵地上发表作品。他后来挑选了其中一些编成《中国革命诗》。他在序言中称，杜威阅读了诗集手稿并予以指正。诗集的扉页上还印有美国左翼作家、《屠宰场》的作者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推荐语： “整个白色世界、所谓的文明世界，都不得不倾听这个声音……他的诗并不完美，却是发自青年中国完美的声音，对那些看门狗的抗议。”
美国左翼作曲家西格夫人（Ruth Crawford Seeger）读到蒋希曾的诗后深受感动，为《萨柯，梵塞蒂》与《中国人，洗衣匠》两首诗谱了曲。为表达无产者的怨怒，西格夫人用“异音结构”和杂乱无章的钢琴伴奏来表达嘲弄、狂躁的情感，很符合蒋希曾诗歌的情绪。赵毅衡正是在美国听到这两首曲子才发现蒋希曾的。
《中国红》出版后，被苏联文艺界称为“一个伟大运动的可贵缩影，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声音”。美国左翼作家库珀（John Cooper）在给蒋希曾的信中写道： “我对你的《中国红》非常着迷。我认为用书信来往的形式来描写两个相思的恋人非常巧妙，这让我想起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另一位著名左翼作家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评价： “ 《中国红》含有许多生动感人的内容，把争论双方的观点同时表现出来的设想永远是引人入胜的。” 《金拜》曾被美国评论界称为“描写失业者的有趣的实验小说”、“第一部用‘表现主义’手法描写无产阶级的小说”。剧作《死光》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在二战前夕的那个特殊年代成为国际统一战线理念的文学实践。罗斯福总统夫人“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个剧本”，称赞它“真的很有意思”。当时寓居美国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也深受蒋希曾的启发，并将其引为知己。
布莱希特一生迷恋中国文化，却从未到过中国，也少有机会接触中国人。他生前只与两个中国人有过比较密切的来往。一位是他流亡美国期间，经大导演皮斯卡托介绍，结识了旅美华人作家蒋希曾，观看过他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剧。蒋希曾是当年布莱希特朋友圈子里唯一的中国人……他结识的第二位中国人是华裔德国翻译家袁苗子（音译）先生。
与蒋希曾交往最密切的是左翼画家肯特。肯特青年时代就参加了美国社会主义党，后又加入“美国公民自由同盟”“美苏人民友好组织”，1948年差点当选为劳工党全美主席。他为很多文学名著，如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白鲸》做过插图，因而在出版界广结人缘。一方面，蒋希曾被关押于天使岛期间，肯特坚持为他奔走；另一方面，他不断把蒋希曾的作品推荐给出版商。
可见，蒋希曾在美国文坛一度相当活跃，与左翼文化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是30年代美国左翼文学运动当之无愧的成员”。然而，他的作品为何被逐渐淡忘？只有将其命运沉浮置于美国左翼文艺的整体发展背景中，才会较为清晰。
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艺术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1921年2月，戈尔德（Michael Gold）在《解放者》上发表文章《走向无产阶级艺术》，可视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宣言书。不过它实际繁荣于30年代，经历一战及2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后，美国无产者斗争意识增强，马克思学说被大量引入，各地盛行工人罢工。左翼作家队伍迅速扩大，成立了许多左翼文学社团，创办了各种刊物。大机器时代印刷业的进步，也为左翼文艺的发展赢得空间，它可以越过严格的政府审查而自行出版。蒋希曾和当时很多知名左翼艺术家的作品均是这样面世的。
值得注意的是，蒋希曾处于一个探索的年代，没有前人可以借鉴。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他都代表着左翼文学的原初样貌。如果以左联成立为标志，中国左翼文学兴起在1930年前后。蒋希曾上世纪20年代尚未出国时就已开始创作，而且他亲历过国内很多重大政治事件，比大多数左翼作家离历史更近。1926年他刚到美国不久，便在美国左翼刊物上发表诗作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蒋希曾的创作可视为中国左翼文学在海外的延展。通常被划为左翼阵营的美国作家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法雷尔（James T. Farrell）等人也都到上世纪30年代才写出他们最优秀的作品。蒋希曾的经历从侧面证明，中国与美国左翼文学的生成几乎是同时的，且两者在早期出现过交叉。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国内矛盾外化为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战后经济逐渐复苏也使阶级斗争有所缓和，因此无产阶级运动及左翼文艺在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慢慢退潮，这与蒋希曾的弃笔时间基本吻合。
美国左翼文艺的繁荣同时受立体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现代艺术的滋养几成学界共识。它们都表现出极强的反叛精神，揭露阶级矛盾和社会弊病，不迎合温情脉脉的“永恒人性”和“普遍价值”，通过反讽、象征、黑色幽默等手法拉开与传统表达方式的距离，揭示普罗大众面临的生存困境。考虑到左翼文化产生的现代性背景，蒋希曾笔下那些偏执狂、神经质、痴呆症式的人物便不难理解。他的作品在风格上具有很多被忽略的“实验性”。
比如，他擅用象征、复义、双关，对隐蔽的词语逻辑非常敏感。《金拜》的主人公纳特（Nut）暗指“坚果”，这种外表板滞的食物隐喻底层失业者们高度相似的人生。餐厅服务员“顽固”（Stubborn）毫无变化的日子被老板的性侵打破，她才接受共产主义。“顽固”暗示资本社会中安于平凡的“螺丝钉”，不知不觉成了阶级压迫的帮凶。她的老板“系统”（System）则是强权和官僚制度的象征，“战争制造者和杀人凶手”。 “智者”（Wiseguy）隐喻高层掌权者，在幕后操控一切，“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就是把失业者都吊死”。 “挖掘机”指代妓女迪格（Digger），讽刺这个职业不劳而获的寄生性，通过向“智者”卖淫交换利益。
又如，蒋希曾常常让“作者”以“人物”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再将另一个人物上升为“叙述者”，又以“叙述者”（人物）的口吻来评价“作者”（人物）。作者对作品的直接“侵入”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鲜见，但欧美文学却很少使用这种手法。 《出番记》中女主人公张珍珠在艺术学校当模特时，遇上一个华人作家正推销自己的书。这位作家向她埋怨： “我写的第一部小说叫《中国红》，它在苏联极受欢迎，可是美国的骗子们却对它大为反感……我又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叫《金拜》，一开始得到了赞扬，后来那些骗子们改变了主意，又骂了起来。”
张珍珠遇上的应是作者本人。作者满腔愤懑无处发泄，忍不住侵入自己设计的故事里。男主人公黄万利也不止一次成为作者生存境况的叙述者： “这个人从大厅里被赶了出来，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讨论，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这个人强调，他的书《中国红》和《金拜》得到《莫斯科新闻》周刊和美国主流左翼批评家的支持，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学。” 《金拜》里的纳特先生也多次碰到了“客串”进来的作者，纳特觉得这位诗人的作品难以理解。这时，作者跳出来为自己的艺术辩护：“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才是诗歌。……如果你想读一些像秋天的空气一样朴素的东西，你应该去联合广场读一些宣传广告。”
再如，蒋希曾尝试几条线索之间的蒙太奇转换。剧本《死光》是蒋希曾的用心之作，其价值一直被低估。故事讲述日本侵华期间，一对夫妻给女儿取名“木兰”，希望她长大后也能成为民族英雄。妻子为掩护丈夫和孩子逃生，承受了日本兵的野蛮性侵。战乱中，父亲将女儿送给一位美国传教士。木兰成年后了解到自己的身世，并且情人被汪伪政府杀害，毅然肩负起国恨家仇。木兰的父亲因偶然机会移民到美国，和他的白人养子乔尼经营一家洗衣店。白人家庭收养了中国女孩木兰，中国爸爸又收养了白人儿子。在此，蒋希曾有意打破种族的界限。更有意思的是，木兰的母亲幸运地苟活下来，并阴差阳错到了日本。她收养了一个日本儿子尼可奇。尼可奇感念中国母亲的恩德，不赞同日本侵华。他加入日本军队，实则为中方间谍。与此同时，乔尼也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最后，这三条平行又互有渊源的线索交织起来，他们在中国会合，齐心协力抗战。该作出版于1938年，虽然情节看起来过于“巧合”，但无论思想立意，还是形式手法，在那个年代都算比较“超前”。“赛珍珠（Pearl S. Buck）、霍巴特（Alice Tisdale Hobar）和林语堂的作品中庸而令人舒适，而蒋希曾作品则是实验性的。”
不过，蒋希曾颇具实验性的努力终究被过滤掉了，这很大程度上与战后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关。如果说左翼文学和先锋艺术都表达了明确的“信仰”，新的潮流在文艺上则体现为失去规范、搁置意义、大量复制、消除深度的“精神分裂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断裂）特征。在此背景下，蒋希曾遁入好莱坞似乎成了左翼文艺被消费时代湮没的典型案例。
综上所述，蒋希曾在美国逐渐遇冷，与上世纪美国对左翼文艺的选择这一大环境相关。左翼文学逐渐失去它赖以生存的条件而被边缘化甚至遭到抵制才是蒋希曾“不得志”的重要原因。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代美国的中国形象单一化、固定化，蒋希曾为美国人打开的左翼中国的那扇窗被关闭了。“他对赛珍珠的成功感到困惑：她对中国的理解完全陌生，但作品却供不应求。蒋一直在写自己的故事，描述自己的跨太平洋体验，歌颂年轻中国的现代精神。”
三、跨太平洋叙事单一化：
国族身份与接受语境
如上所述，上世纪初叶美国的中国书写原本十分多元，左翼文学也曾是个重要维度。华人左翼文学被迅速淹没，除了政治形势的变化，还深受种族和跨文化因素的影响。美国知名记者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称： “没有人比赛珍珠更能主导现代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了。就像狄更斯创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一样，赛珍珠也创造出了两次大战之间的中国。”
讨论蒋希曾，赛珍珠是个难以回避的参照系。1931年，就在蒋希曾声嘶力竭地在曼哈顿街头兜售他自费出版的《中国红》时，赛珍珠的《大地》却在出版过大量中国题材作品的庄台（John Day）公司风光面世。两者天壤之别的际遇，实际上代表了呈现中国的不同方式在美国的接受过程。
赛珍珠崭露头角时，尚未被文学史经典化，即使在她获诺贝尔奖后，美国严肃的批评家仍然不怎么看好她的作品，他们指责瑞典皇家学院不该忽略掉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艾略特（T. S. Eliot）或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而选择赛珍珠。最有力的批评来自江亢虎。他在1911年率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引入中国，创立了“中国社会党”。旅居北美期间，江亢虎读过赛珍珠的《大地》，在《纽约时报》等发表书评攻击作者将中国农民的生活浪漫化，细节失实。比如夸大中国人对牛肉的喜好，虚构出农村老百姓精致泡茶的情景。江亢虎痛惜，赛珍珠这样的白人而不是华人掌握了西方与中国对话的话语权。
左翼文学阵营和赛珍珠之间也就如何理解和叙述中国展开了拉锯战。斯诺（Helen Foster Snow）就曾抱怨： “没有人认为中国或中国的任何东西对美国来说是有趣的，你不能贩卖它。”蒋希曾也多次对赛珍珠口诛笔伐。在《出番记》里，作者自嘲： “黄万利没有赚来万利，他失败了；可是他的哥们儿王龙却赚了一百万，成了《大地》中的主角。” 《金拜》中，作者借妓女迪格小姐之口讽刺赛珍珠： “你知道那个从东方小说中赚钱的女人！她经常伪善地反复谈论大地和家园……她对中国的理解对中国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另一个偶然事件很可能加剧了蒋希曾对赛珍珠的反感。肯特曾将蒋希曾的作品推荐给庄台出版公司，虽然肯特和公司老板沃尔西（Richard John Walsh）是老朋友，但还是被拒稿了。沃尔西正是赛珍珠的第二任丈夫，蒋希曾认定是赛珍珠从中作梗。不过，沃尔西回复肯特时特意解释： “我不认为拒绝他是因为我们缺乏热情，而是我们发现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其他出版商不愿出版的东西。”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赛珍珠左右了出版。事实上，沃尔西对蒋希曾的遭遇一直抱有同情，他是“取缔排华法案公民委员会”的领头人，该委员会直至1943年12月《排华法案》终止后才解散。
蒋希曾和赛珍珠除了政治立场和创作风格存在差异，其实有许多交集。他们都在南京生活过，赛珍珠是国立东南大学的英文教师，蒋希曾作为该校学生听过她授课。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圈，都是杜威、胡适等人牵头创立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的常客。他们均擅长写中国及反战题材……然而，种种共同点并不能化解个中恩怨。和江亢虎一样，蒋希曾试图把中国描绘为年轻、现代、充满变革和反抗精神的民族，这并非后来美国大众熟悉的版本。赛珍珠笔下传统古旧的宗法制中国限制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想象。有学者甚至强调，正因为美国人对蒋希曾为代表的中国题材作品不接受、不重视，客观上加速“失去”中国。
两人境遇不同很可能源于他们各自的族裔身份。同为华人作家，林语堂看似风光，其作品似乎更符合西方的东方想象。事实上，他在美国同样遇到过出版危机。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表面中立，实则不断向日本输入战备物资。林语堂多次发表文章表达对美国政府的失望。他于上世纪40年代初写了《啼笑皆非》等作批评英美的暧昧态度，也历尽波折才得以问世。尽管那时林语堂已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华人作家，但作为他的出版商，沃尔西同样因其不符合政府和读者的期待而要求他“重写”。沃尔西的担心不无道理，此书出版后果然被美国评论界围攻。
他（林语堂）曾以儒雅、宽容以及幽默的手法来书写他的国家和人民，但是，这样一位祥和的人儿最近却失去了他的风度和价值观。……此书会摧毁他所建立的一切。
林语堂只是国难当头时“仗义直言”，尚且受到这么多抵制。可以想见，蒋希曾笔下那个不稳定、充满变数和血腥斗争的底层中国形象离美国人的期待就更远了。蒋希曾应该没有料到，上世纪50年代，林语堂因赛珍珠、沃尔西夫妇克扣他的巨额版税而与之决裂。说到底，在一个利润至上的资本市场，出版商的取舍很大程度上由读者的接受预期决定，少数族裔文学在美国的处境难免尴尬。
相比蒋希曾，赛珍珠似乎更了解美国人的接受心态。虽然前者描述的中国更“原汁原味”，但异域形象的建构主要取决于接受方的时代语境，是文化选择的过程。1969年，法国学者利科（Paul Ricoeur）出版了《解释的冲突：阐释学论文集》（Le Conflit des Interpretation）。他受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之启发，强调对异域的社会集体想象和历史现实之间存在差异和“位移”。不同时代，随着文化传播方与接受方各自实力及国际环境的变化，认知体的社会集体想象也会随之改变。如果认真检视蒋希曾创作时代美国人的接受语境，他的命运或许不难理解。从英美“新诗运动”到布莱希特的戏剧改革，西方现代文学一直在不断反思中向中国古典传统汲取资源。1930年初梅兰芳访美的盛况印证了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热情。紧接着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比如日本侵华、“新生活运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等，让美国看到了与中国结盟并在中国建立西式民主制的希望。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进入“蜜月期”。此时美国对中国的总体判断是正面的，它期待看到一个既有传统儒家美德，又受开明西学教化的中国。赛珍珠恰好迎合了美国人的期待，她笔下的中国离事实多远不是关键，毕竟“文学总是有意地误读文化”。
我们不妨用实例来丰富这种微妙的接受史。赛珍珠备受左翼群体诟病的作品《同胞》是她唯一一部专以在美华人为题材的小说。与蒋希曾笔下人物生活在唐人街底层不同，《同胞》的主人公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华人知识分子——梁博士。他吃饭只用小碗，并声称只有农民才用大碗。当客人指出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时，梁博士用“优雅的左手”否决了这一说法。赛珍珠塑造的美国华人形象比蒋希曾笔下的洗衣工、服务员、小商贩更精英化、更理想。在上世纪的美国，外来有色移民大多从事肮脏、辛劳的职业，他们处于高速现代化的金字塔底端，又是形成社区犯罪的主要因素。对于那时的美国大众而言，从精通黑巫术的傅满洲到说话口音浓重的陈查理，华人形象往往被夸张地定格下来。在这种背景下，蒋希曾笔下诸多日常而真实的普通中国人被忽略，反而赛珍珠塑造的梁博士这样颇具“中国风”的文化符码，似乎更容易被美国社会记住和接纳。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冷战时期，随着中美关系剧变，美国对中国的文化选择和集体想象发生了很大改变。赛珍珠展现的朴实、典雅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变得遥远而难以理解。如果蒋希曾和赛珍珠的创作高峰期都在这个阶段而不是更早，他们的命运可能会有所不同。上世纪40年代中期，迫于生计，蒋希曾“流落”到百老汇和好莱坞，最初改编过几个剧本，后来彻底放弃了创作。从晚餐剧场到电影银幕，直至1967年退休，他参演过40多部影视剧。他的角色遍布小伙计、黑社会、警察、厨师、间谍……他甚至在根据赛珍珠小说改编的电影中跑龙套。尽管这些角色大多带有调侃和讽刺色彩，被塑造成标签化的“中国佬”形象，但他毕竟占有了一席之地。更多美国人只认识好莱坞的亚裔小明星蒋希曾，却从未读过他创作的故事，令人不禁感叹跨太平洋文化传播和接受过程的复杂和偶然。
结 语
蒋希曾的创作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书写：既呈现出早期华裔文学的形态，又是中国左翼文学在海外的延展。上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中国叙述原本有多元的维度和丰富的样式，蒋希曾的左翼书写也曾受到美国文艺界的关注，他试图向西方世界展现一个现实的、革命的、底层化的、充满活力的现代中国。然而，当我们试图回顾和重塑美国华裔文学史时，往往更多关注林语堂、严歌苓、谭恩美、汤亭亭；讨论美国的中国题材作家时，也常常局限于赛珍珠、霍巴特（Alice Tisdale Hobart）、卡柔（Carl Crow）……他们笔下的中国更多是传统的、精英化甚至是想象出来的。遗憾的是，蒋希曾的作品几乎被湮没。
他的坎坷经历与两个事实相关：一是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上文中谈到，美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与上世纪20年代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相关。与此对应，蒋希曾创作的高潮也在上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二战结束后，美国痛悔“失去了中国”，极右势力抬头，演变成两大阵营的冷战。尤其在麦卡锡主义实施前后，美国学术界和文艺界遭受了不小的冲击。美国优秀的中国边疆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因在华任外交官期间与中共有过接触，便被封杀、隔离，客死他乡；美国左翼作家白劳德（Earl Russell Browder）、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人的作品均被列为禁书。正是在那个时期，蒋希曾连自费出版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了，失去了自由的写作环境而不得不逐渐放弃创作。二是美国消费型、快餐式的大众文化逐渐占据绝对优势，使得极具批判精神的左翼文艺难以立足，与左翼文学密切相关的“先锋派”艺术也慢慢退潮。从严肃、激进的左翼作家到好莱坞职业演员，蒋希曾这种无路可走的“妥协”便是明证。消费社会像个巨大的筛子，它将原本复杂多元的现代性因素加以筛选，留下被同质化和标准化的样式。和美国左翼文学的退潮同步，蒋希曾发出的“不同声音”很不幸地被过滤掉了。这是种“得不偿失的胜利”，时代审美趣味以及对异域的文化想象变得高度单一。
《出番记》中的黄万利做过一个梦。在梦中，幽灵显现，哀悼他的逝去。“现在你被放逐在一个野蛮的地方，生活在未开化的恶魔中间。……你注定要遭受许多迫害。”在国内政治理想破灭而被通缉的蒋希曾流亡到美国，他将自己的困厄归因于身处一个未开化的国度而产生的理解错位。事实上，他的浮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华人左翼文学在美国的境遇，不过是诸多文化传递过程中一次微不足道的选择性遗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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