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社会组织如何自救与他救？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CFF2008 Author 岩松
导读：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各行各业是一次极大的挑战。不少中小企业因此陷入生存困境，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和谋求突围方式。疫情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也非同小可，这两个月以来我们既看到过奔走一线的公益人及其经历，也看到过专家学者和实践者对此次事件的观察、反思。担忧焦虑、信心失望并存。
本篇文章来自岩松老师，是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中心理事、联合创始人。在这篇文章里，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苦练内功”依然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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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变化，时刻牵动着国人的心。
日前，国家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连续半个月下降，多地实现零新增，全国新增治愈出院病例连续7天超千人。这表明，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对此，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冷静判断，虽然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
这次疫情，为社会治理和运营提出了新的要求，也让社会组织面临新的挑战。
经济下行压力将直接影响捐赠
巨大灾难往往能够激发人的同理心，推动海内外空前的慈善捐赠高潮。
2008年被誉为中国 “公益元年”。据统计，2008年我国接收国内外各类社会捐赠款物共计1070亿元，是2007年的3.5倍，救灾捐赠占比超过七成，常规捐赠量约为321亿元。
按照以往经验来看，大灾之年的捐款总量上可能会不降反升，这往往会透支社会资源。以汶川地震后的2009年为例，当年社会捐赠总量524亿元，较2008年下降近50%。
* 数据源于中国慈善联合会
《2017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全球副总裁朱民表示，估计新冠肺炎疫情会影响今年1-2月消费减少1.38万亿元人民币。疫情将对旅游、餐饮、电影票房、演出等行业产生较大影响。
除上述行业以外，疫情发生后，各地采取限制人口流动等措施，经济近乎停摆。企业收入无法保证，但是工资、社保、场地租金等均为刚性支出，企业资金缺口扩大。不少企业不得不采取裁员、降薪等手段压缩成本。
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也会影响到企业捐赠。同时，若员工失业或者降薪，则意味着公众捐赠意愿可能会下降，经济不景气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对于依赖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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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原有业务
模式受到挑战
社会组织主要是做人的工作，需要高频地跟人打交道。
疫情期间，除了一些医疗、救灾等与防疫关系密切的社会组织，绝大部分组织的线下项目已经暂停。这意味着原先的项目活动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完成，很多工作计划也无法落地。
另外，疫情出现拐点到正式结束，也有一定周期，目前防疫最重要的预防手段就是限制人员流动、避免直接接触，那么项目调研、会议、出差、评估等等都无法顺利进行。这也让原先的业务模式难以为继。
恩派创始人吕朝认为，这次突发疫情事件跟自然灾害不同。“2008年汶川地震是局部灾难，灾区以外的地方，大家可以不受什么直接影响。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是全国性的，近两年经济下行，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组织，不少已面临困境，再加上这次疫情的冲击，发展挑战势必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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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如何顺势有为
在疫情拐点出现之前，社会组织如何抓住宝贵的时间励精图治？我们建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思考具体行动。
宏观层面：注重政策倡导，让政府相关部门了解社会组织的困难，听到客观真实的声音。
疫情发生之后，西贝莜面村创始人贾国龙公开称，受到疫情影响，西贝400家线下门店停止营业，公司账上的现金撑不过3个月。” 他的呼吁得到了政府和银行的普遍重视，几家银行先后为西贝提供了授信额度，帮助其渡过难关。
与企业积极争取政策纾困相比，社会组织在争取政策支持方面更显得“无感”，也缺乏有组织联动。和众泽益创始人王忠平坦言，“如果在这场疫情下，政府连社会组织领域的支持都没有考虑过，作为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大家不觉得难过吗? ”
为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优势，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增加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数量
我国互联网渗透率已经超过57%，网民数量稳居全球第一。随着中国慈善事业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已经构建了互联网+公益的管理体系、文化氛围、技术平台、运营机制。
据统计，2018年，民政部依据《慈善法》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共为全国1400余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2.1万条，网民点击、参与超过84.6亿人次，募集善款总额超过31.7亿元，比上年增长26.8%。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17日，在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累计上线防疫相关项目329个，筹款总额累计超过14亿元，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优势，为社会公众支持防疫减灾提供了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渠道。
增加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数量，将有助于汇聚更多社会资源，为社会公众参与支持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的路径。丰富社会组织筹款渠道，募集更多善款，服务受益群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组织的资金压力。
2、社会组织与企业享有同等国民待遇
据了解，全国已有二十九个省区市的省政府或下辖市区，相继发布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发展政策，从劳动用工、复工、金融、税务等方面打出组合拳，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各地政策主要包括：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为经营困难企业办理延期纳税，进一步增加信贷投放、降低融资成本，缓交社保、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上年缴纳部分失业保险费，加大政府采购和中小微企业购买产品服务等等。
建议社会组织发挥倡导能力，积极与各级政府对话，争取与中小企业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主要包括：减免社会组织2月、3月房租或提供补贴；对于维持用工规模不变的社会组织，减免或延迟社会组织2月、3月的社保、公积金；为经营困难社会组织办理延期纳税；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等。（推荐阅读《新冠疫情下对社会组织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3、为企业与个人捐赠提供更多税收优惠
2020年2月6日财政部、国税总局发布了《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
公告明确提出，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企业和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相对于原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条款，新的政策提供了更大的支持力度。
为了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建议将此项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范围，扩大到全部公益慈善领域，持续时间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
微观层面：进行新规划与工作部署；挖掘新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与产品；苦练内功，夯实发展基础
这次与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社会组织一段时期内运营会受重大影响，建议借助这个窗口期，从规划、业务和能力建设三个角度着手，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
1、结合疫情发展和组织的实际情况，调整年度计划、组织分工和预算。
满天星公益的联合创始人梁海光认为，“社会组织可以做出两套方案，一套是比较乐观的情况，如疫情在 3 月底基本结束，社会恢复正常运转，业务可以正常开展，一套是疫情在 6 月底甚至更久才结束。”
负责人需要基于不同假设，明确组织的应对策略以及相应的计划、预算和人员安排。无论是哪套方案，均需要与理事会和员工进行深入坦诚地沟通，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群策群力共渡难关。一旦确定了业务调整计划，就需要和受益方、捐赠方、合作方等利益相者进行协调沟通，并且形成文字记录，需要调整协议的，双方应对新的内容签字、盖章。
2、挖掘新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与产品
受疫情影响，很多社会组织原先开展的项目都只能暂停，同时，也催生出很多新的需求。例如，原先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困难群众可能更加艰难。慈善组织此刻应发挥自己的特长，组织人力物力，发现和及时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
日前有媒体报道，在武汉，平均1个社工要服务450个市民。可以想见，武汉基层社区面临的工作强度和压力之大。面对相对庞大的服务人口，社区工作的人手肯定捉襟见肘。
平台、枢纽型组织，能否与疫情严重地区的社会组织共同研发特定人群调研模板，需求分析工具，志愿者培训课程与手册，通过培养、发动更多社区志愿者开展行动，从社会服务供给侧回应问题？这些都是社会组织管理者可以去思考和行动的方向。
需要明确的是，社会组织需要对各种需求进行客观评估，依据自身的资源和能力，进行回应。在研发新项目时，社会组织应找到与自身宗旨和使命的结合点，同时注意不要超业务范围开展工作。
3、苦练内功，夯实发展基础
在疫情拐点到来之前，也是提升自身能力的窗口期。一个组织的能力不是管理的个人能力有多高，而是这个团队的成效集合。换句话来说，管理者不应是组织能力的天花板。
例如：在筹款时，很多负责人以每年项目支出、房租办公费用和人员工资作为制定目标的依据，然后就开始四处筹措。
我们不妨将问题导向转化为结果导向，借鉴彼得德鲁克的经典五问，发动全员来考虑一些关键问题，即：我们的组织为什么存在（使命），我们的客户是谁（市场细分），我们的客户重视什么（需求），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定位），我们的成果是什么（工作价值）。
在以上问题达成一致后再考虑筹款计划，很多问题就会豁然开朗，也会有更多新的渠道和手段可以连接资源。
疫情可能对社会组织筹款带来的影响已经毋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组织可以从社区网络、社群等方面夯实基础、励精图治。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要对公共卫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可以推断，疫情之后，公共卫生、应急救灾、动物保护等相关项目可能在政府采购中占有更大比例。植根社区的社会组织更了解不同群体的诉求，从而迭代出新的项目和充分的筹款理由，因此获得更多连接资源的机会。
近年来社会慈善捐赠规模不断扩大，个人捐赠比例不断提升。汶川地震之后的2009年，在总体捐赠规模腰斩的情况，个人捐赠比例达到26.5%，比2018年的个人捐赠占比还要高。因此，有社群基础，能够培养出筹款引领者的组织，可能更具优势。
数据源于中国慈善联合会
《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洛克菲勒曾经说过，“所有借口都是制造失败的病源。”这场疫情是试金石，映射出社会组织的价值与问题都异常鲜明和立体。疫情还在持续，一家社会组织若此时无所作为就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如何在挑战之下顺势有为，需要每个公益慈善从业者客观冷静地思考，积极地开展行动，时不我待。
我们欢迎业界同仁就相关话题共同探讨、发声，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作者：岩松
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中心
理事、联合创始人
公益筹款人训练营运营主任
国际注册促动师（ICF）
专业领域涉及公益筹款与品牌营建，
国内多个大型运动筹款项目组委会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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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岩 松
排版 | 胡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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