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 | 批评认知语言学：语言理解与接受的分析视角——再论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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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辉，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作者邮箱：coglinger2011@126.com

   本文试图提出一种正在浮现的批评认知语言学新的分析视角：语言理解与接受的视角。大多数的批评话语研究，包括批评认知语言学，都是基于语言产出视角的，侧重探讨说写者如何建构话语以及产生的认知和修辞效应，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话语消费者的反应，因此语言理解与接受的分析视角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本文指出我们需要识别在语言理解和接受中的心理表征与复杂认知过程，具体做到“三个识别”：认知定位（cognitive orientation）、认知深度（cognitive depth）和认知构造（cognitive constructiveness）。同时我们阐释被诱出的语料，具体来讲，就是阐释听读者对说写者的可信度，文本的逻辑性以及听读者在话语理解中唤起的情感。这一分析视角可以为今后的批评认知语言学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批评认知语言学；语言理解；语言接受；心理表征；认知过程

  正文内容

  1.引言

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是批评话语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方向之一（Hart，2011，2017；Hart & Lukeš，2007；张辉 江龙，2008；张辉 杨艳琴，2019）。批评认知语言学探究人们在理解话语中所包含的认知—符号过程以及在构建知识与使行为合法化过程中这些认知—符号过程所起到的根本性的作用（Hart，2017）。与其他的批评话语研究（van Dijk的研究除外）不同的是，批评认知语言学强调意义建构的概念本质，关注模拟概念结构和过程，这些由话语所唤起的概念结构和过程构成了所描述事件和情景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解。批评认知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研究的融合,关注与话语相关联的概念结构以及这些概念结构在话语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或合法化的功能（legitimizing functions）。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一方面反映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批评话语研究的“认知转向”。

进入21世纪以来，认知语言学发展成为一个综合而全面的语言学理论(张辉 杨艳琴，2018)。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以使用和人的体验为基础，其主要目标仍然是语言系统本身。该理论关注语言系统中的词汇和语法现象，而不是语言系统在话语与语篇中的实现(Hart，2019)。批评认知语言学的提出拓展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

近十几年来，批评认知语言学者试图把多学科、多种方法和手段引入话语分析中，采用语料库、民族志和心理实验等方法进行语篇和话语的解构和分析，在取得了开创性研究成果的同时，扩宽了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下简称CDS）的研究路径和范围、增加了批评分析的深度，有助于为CDS建立新的研究范式。本文之所以是再论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建构，是因为作者已经在张辉和江龙（2007）、张辉和杨艳琴（2019）与张辉和张艳敏（2020）的三篇论文中论述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基于大多数的批评话语研究（包括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都是从语言产出者的角度探讨说写者是如何构建话语的。本文的目的是，讨论基于话语消费者角度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可行性与研究方法。

Hart (2016，2018)认为，虽然 CDS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中已经与其他学科方法整合，包括历史学、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等，但是还缺少通过实验方法进行“三角测量”研究，同时实验方法主要探讨语言理解与接收中话语对话语消费者产生的影响，目前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很少，处于起步阶段。CDS未采用实验方法探讨话语消费者的反映的一个原因是，对新闻话语开展心理语言学实验是困难重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实验方法也许被误读为将复杂的社会过程去语境化，简化为可以在实验室研究的事物，结果不可避免带有人工造作的意味。他提出，在CDS研究中开展实验研究并非忽视文本解读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维度，而是重视文本解读的认知维度。

Hart从语言理解与接受的角度开展了三项心理实验研究，揭示了不同话语对话语消费者所产生的影响。第一项实验主要考察政治抗议新闻报道中事件框架对责任归咎与攻击性感知的影响(Hart，2016)。实验建立在一系列质性研究基础上(Hart，2013a；2013b；2014a；2014b)：不同媒体对同一件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暴力冲突采用了不同的构式表达，即转移构式(transactive)和交互构式(reciprocal)，二者激活不同的事件框架，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在使用的交互构式中采用的信息序列也不同。基于此，Hart(2016)设计了4则有关抗议的 “接近真实”的新闻报道，分别使用主动转移构式、被动转移构式、警察在先的交互构式和抗议者在先的交互构式，并在每一则报道后面附上三个问题。152名被试无偿参与。研究结果表明，读到转移构式，也就是抗议者是唯一施事的，被试认为，抗议者要为事件负全责或主要责任；而读到交互构式的则把责任归到在信息序列中最先出现的施事头上。在攻击性感知方面，交互构式语篇中的警察被认为更有攻击性；同时，该类语篇中抗议者被认为具有较小的攻击性。由此Hart得出结论：微妙的词汇-语法构式差异导致读者对同一事件的解读产生了显著差异。

第二项心理实验探讨在骚乱话语中火的隐喻对警察行为合法化的认知效应(Hart，2018)，其理论基础是：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符号操作，在隐喻表达中，来源域被调动起来，为目标域感知提供模板，达到特殊的框架效应。火的隐喻结构包括愤怒(ANGER)、欲望(DESIRE)和冲突(CONFLICT)。在社会骚乱话语中，火的框架常常被置于“内乱是火灾”(CIVIL DISORDER IS FIRE)的隐喻之中。控制火势最典型的方法是用水，那么，在隐喻架构中用同样的方法来控制抗议是否是可接受的？Hart (2018)实施了一项实验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实验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问题是骚乱话语中火的隐喻是否会影响读者感知警察使用高压水枪镇压暴动的合理性。所使用的材料是模仿在线新闻的样式、尺寸和格式而设计的新闻报道。被试被随机分配任一版本：文本没有图片；图片有火而文本没有；文本有火而图片没有。实验数据表明，图片中出现火对于支持警察使用高压水枪具有框架效应。实验的第二部分目的是考察在骚乱话语中没有与文字呼应的火的图片时，火的隐喻是否有助于支持警察使用高压水枪。数据表明，隐喻对支持警察使用高压水枪产生框架效应。另外，研究发现政治倾向对于是否支持警察使用水枪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概括来说，不论是多模态新闻文本中火的图片还是没有图片但文本中包含火的隐喻，读者均支持警察使用高压水枪，表明媒体通过语言和图片的表征均会影响警务方面的公众舆论。

第三项心理实验考察企业话语中的信任建立策略对读者感知企业形象的影响(Fuoli & Hart, 2018)。实验设计结构为2×2(接触/不接触信任建立策略；不利于公司的证据强/弱),被试共有297位。实验材料是一篇举报人起诉一家跨国药品企业的虚构新闻报道。一半被试在读到新闻之前先读一则该企业网页上“关于我们”的介绍。研究结果表明，证据强度高的条件下被试对被控药企的证据评定明显高于证据强度弱的被试。建立信任的话语策略的确对被试感知到的企业慈善和诚信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企业慈善对企业否决指控的可信度具有积极影响；企业的诚信对企业否认起诉内容的可信度具有特别显著的影响。另外，公司违法证据对被试感知到的企业慈善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该项研究在实证层面表明，话语策略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地建立信任，而且还能够减轻公开指控其不法行为造成的潜在损害；并在理论层面上对建立信任的心理机制和读者反馈提供了参考。

从以上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从话语消费者的角度采取实验的方法进行话语分析可以很好地揭示话语对话语消费者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在第2节讨论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产出与理解(接受)两个视角，强调语言理解与接受分析视角的重要性，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3节探讨批评认知语言学语言理解与接受视角的研究步骤。第4节讨论被诱出语料(elicited data)的批评认知语言学阐释。第5节是结论与今后的研究方向。

2.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两个视角

批评认知语言学通常有两个视角：语言产出的视角与语言理解(接受)的视角。一般情况下，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中一个隐含的聚焦点是关注话语事件产出的方面，即关注话语是如何组合的，或一组话语的构建中所涉及的意识形态过程(ideological processes)。Fairclough(1995:51)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过分地重视和强调话语是如何产出的。Jeffries(2010:11)指出，听读者对话语的反应得到了相对较少的研究。我们认为，语言产生和语言理解的视角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个别的研究采用理解(接受)的视角，大多数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所采用的都是产出的视角。在这些研究中，认知是社会分析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间的媒介，话语参与者的认知模式可以表征社会结构，这些社会模式影响社会交往语境中的语言行为。这些认知模式由社会组群和机构行为者共享(van Dijk, 2009:64)。批评认知语言学者的目的与Fairclough等人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重构社会共享的概念模式，巩固其在话语中编码表征，关注话语产出的认知与意识形态过程。本文强调要重视其理解(接受)视角的研究，把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以便提供更加综合和全面的批评话语研究。

批评认知语言学应采用的另一视角，关注语境中的语言形式的分析以及这些语言形式的意识形态和修辞对听读者的影响，为话语提供了语境化和读者视角的解释，把话语结构与观察到的对话语消费者(包括听读者)的心理效果相关联起来，以心理和认知的术语描写话语的修辞和说服效果，关注话语所引起的认知过程所产生的效果。

Geeraerts(2006)指出认知语言学是一个统一的理论，认知语言学只所以区别于其他语言学理论就在于其具有语言的体验认知和经验主义的观点(experiential view)。这一观点认为，认知语言学不把语言看作为一个独立的模块(这点与Chomsky的生成语言学是相悖的),而是把语言看作为人的一般认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使我们把语言能力看作为体验性的、一个开放的系统，包括与我们的其他认知能力整合在一起的世界知识。

语言的体验认知观有以下后果：所有的语言形式来自于且根植于语言的具体使用，语言形式引起概念内容，语言意义就是概念化，概念化可以模拟这一意义。认知语言学的这一基本的观点可以使我们从两种视角探究话语的意识形态的功能——语言产出视角和语言理解(接受)视角，而且这两种视角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批评认知语言学话语研究的综合和全面的分析框架。

语言产出反映了我们的思维。在很多方面，语言使用反映了说写者的概念，以他们对当时的交际情景的理解为媒介。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通达心理表征与认知过程的路径，因为我们可以使用语言学理论，如认知语言学等，探讨相关的语言特征，与认知相关的语言特征可以揭示说写者的心理表征和认知过程。批评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论之一是，使用在有所控制的情景中诱导出听读者反应的自然语言，作为我们分析语料。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这一方法。在第4节中我们将讨论如何阐释这些被诱导出的语料，以便揭示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认知表征和过程。

这一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丰富认知视角的批评话语研究，话语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思维，包括听读者理解公共和政治话语的方式，不同听读者对这种话语的反应和参与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借鉴Ericsson和Simon(1993)在心理学中有创意的工作，批评认知语言学可以使用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s)和内省言语报告(retrospective verbal reports),从认知过程的语言表征研究中获益。然而，批评认知语言学与心理学在使用这些研究方法的不同在于，后者只关注内容，而不关注被试有声思维报告与口语报告(verbalization)的语言特征，前者感兴趣的是语言使用的语用方面，关注与话语相关的方面，研究自然话语中被诱导出的语言。本文通过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控制环境下产出的语言(Tenbrink, 2015),探讨听读者对话语产出者的可信度(ethos)、逻辑性(logos)和情感(pathos)。

语言使用反映了说写者在语言表达中的心理表征与认知过程，具有对语言相关特征的专业知识，为我们通达说写者的认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

我们使用有声思维法和内省言语报告，目的就是获取在有目的控制的情景中诱发的自然语言作为语料来源(data source),并与其他认知过程的模态或表征结合在一起。这种方法可以探究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支持批评认知语言学所揭示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包括认知识解、心理表征和认知过程。就心理表征而言，批评认知语言学探讨人们在公共和政治话语理解时所产生的概念化，例如，人们在阅读公共和政治话语中通过有声思维和内省言语报告可以揭示被试使用何种识解方式来理解和接受话语，这就涉及到第4节中讨论的语言接受的逻辑性，另外，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还可以揭示听读者对可信度和情感的感知和认知表征(Browse, 2018)。

就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而言，识别跨语言间的系统性差异是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关系到语言对思维模式的影响。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认为，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动态的相互作用。说写者受到其语言模式与语言发展模式以及基于体验经验的说写者的概念和语言使用的习得方式的影响。批评认知语言学可以综合借鉴不同学科的洞察、方法和知识来破解语言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说写者的可信度、文本的逻辑性和听读者的情感。

3.理解与接受分析视角的认知过程的识别

Tenbrink(2015;2020)提出了认知话语分析(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CDA)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步骤。虽然认知话语分析与批评认知语言学有不同的研究目的，但两者的研究方法是类似的。

认知话语分析是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揭示说话人的思维和概念如何在语言中得以反映。认知话语分析考察与思维相关的情景中所产生口语或书面语(话语),认知话语分析与传统的话语分析方法密切相关，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认知话语分析关注概念与思维过程。

为了达到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目的，我们必须依赖语言与思维的日益增多的研究成果，例如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与心智之间的关系。语言中的词汇语法结构与认知结构和过程之间具有系统的关联，我们思维的方式与说话的方式紧密相关。语言选择反映说话人的概念和策略以及交际语境中的相关性。一些话语策略是意图性的，但大多数的语言选择发生得太快，完全是潜意识的。对于这些有意识和潜意识的语言现象，话语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通达认知各个层面的路径和分析语言特征必要的专业知识。认知话语分析作为概念工具，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对语言的详细分析揭示人类心智的不同方面，是应用语言分析者的直觉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的综合，其目标是阐明语言意识内在的概念和思维过程。这些概念和思维过程在语言中不一定可以直接观察到，因为说话人并不知道潜在的选择网络，只有通过考察受控条件下收集的语料，我们才能搞清楚这一选择网络。为了发现这些选择的意义，认知话语分析利用严格的语料收集程序进行系统的分析测量。有了认知话语分析这一工具，通过仔细和系统地观察，相对于产出语境的语言使用，学者们可以揭示人类思维系统的方方面面。

认知话语分析主要用于研究感知的场合、事件-时间概念、解决问题与认知策略等的复杂认知过程的口语报告(verbalization)(Tenbrink, 2020),而批评认知语言学也使用相关的方法，如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认知心理学中的口语或书面报告分析(Ericsson and Simon, 1993)与心理语言学的实验法(Hart, 2016)等，探讨听读者对公共和政治话语的接受和理解，包括理解这类话语的心理表征、复杂的认知过程、说写者的可信度、文本的逻辑性和听读者的情感(我们将在第4节详述，这里不再赘述)。

说写者能用语言表达出的任何话语都可以使用系统的语言方法进行分析，通过仔细考察语言选择，分析者能够识别的现象可能会超过说写者能用语言表达的意义。系统的语言分析可以比意识本身挖掘得更深，但无法超过语料本身，不能探讨语言中无法反映的认知过程。结果，通过语言探讨的一系列研究问题大多局限于非自动的认知过程，排除了记忆检索、激活和识别等自动的程序、突然的洞察力和领悟等(Ericsson & Simon, 1993),再者，有声思维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关键的心理表征与认知过程，不是由显性的语言表达而是通过微妙的和敏感的韵律特征如犹豫、停顿与语调变化等显现出来的。学者感兴趣的许多问题关注的是认知加工的无意识层面，这些在语言分析上都无法反映，需要通过其他的研究手段进行探讨，如眼动技术等。

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分析要做到“三个识别”。一些关于人类思维的方面可以直接反映在话语的内容中，通过有声思维报告和内省言语报告(Ericsson & Simon, 1993),语言所反映的比说写者直接表达的内容要有更多的内容。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目标是，阐明超越个体说写者有意识的内在概念和思维过程，这些内在概念和思维过程无法在语言表达中被我们直接观察到，这是因为说写者通常无法意识到语言中存在的一系列选择网络。这一选择网络只有在受控的情况下通过考察被诱导的语料才能变得较为清晰。为了发现语言选择的概念意义与认知过程，我们必须识别话语中的认知定位(cognitive orientation)、认知深度(cognitive depth)和认知构造(cognitive constructiveness)(Tenbrink, 2020)。在第4节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认知定位、认知深度与认知构造实际上也是认知识解(Langacker, 2008),这些识解是我们解读文本逻辑性的手段之一。

认知定位包括注意和视角，注意指的是认知聚焦(cognitive focus)。视角则是指我们如何或从哪个角度关注。对某一东西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意味着我们认知聚焦于它。了解我们的注意聚焦于某一地方对于我们了解与参与某一任务中的认知过程是至关重要的。注意同时引导着语言的使用，注意聚焦限制了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以及我们如何表达这一内容。我们所说的内容提示了注意所聚焦的地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注意在语言中具有系统的体现(Langacker, 2008; Talmy, 2000),语法构式以某些方式展现了注意是如何在语言中体现的。Langacker(2008)说明语言如何被用来侧重(profiling),解释了注意在语言表达中不同的体现方式。

Tamly(2000)也从认知的角度为解释语言结构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每个语法构式的差别都反映在概念表征的差异和注意分配的微小差异之中。Talmy(2007)提供了语言结构突显意义的五十多种方式，每种方式都可导致语言结构的差异，都是说写者调节注意的结果。例如图形与背景的连接、不同方面的词汇选择与句子中成分的顺序等。就话语分析而言，语言具有表达注意焦点的手段，可以引导听读者注意所表达情景的某些方面。

就语言理解(接受)而言，我们可以使用眼动仪记录和观察阅读者注意的分布，注意过程引导阅读。由眼动测量的注意焦点引导语言理解以及听读者如何解释言语。我们在空间和时间中从某一视角观察世界，我们一般采取思维中的不同视角。采取视角(perspective-taking)意味着考虑不同的世界观、信念、概念和物理视角等。这一能力意味着我们在做判断和谈话时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

认知深度包括认知粒度(granularity)和确定性(certainty)。认知粒度指的是思考某事物和事件的精细程度，而确定性指的是我们思维和语言表达的真实性，以及听读者对说写者所表达真实性和把握性的判断(Tenbrink, 2015;2020)。

认知粒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测量重量、距离、体积和力等的不同刻度；二是指描写状态、事件和实体的详细度。听读者在理解和接受话语时都能感受和识别不同的认知粒度。认知粒度在话语中是听读者比较容易识别的。

认知确定性反映了说写者对自己的话语的真实性有多大的把握。认知确定性在语言中的体现主要是情态(epistemic modality),表示的是对知识可信性的主观判断，如事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Marin-Arrese, 2011)。Nuyts(2001:21-22)指出，认识情态关注的是可能世界语境中说话人对现状的真实性和可能性的评估。可能性评估性处于一个刻度上，这一刻度从确定到不太确定再到非常不确定。Chilton (2004)也指出，在话语空间中情态轴(modality axis)可以由指称中心向外延伸，包括指称中心内的“真实的”(断言情态)以及远离指称中心的“不真实的”或“假的”(否定情态),由于我们模拟处于语境中的话语，指称中心的一端与其之外的另一端分别是是言语行为、断言与否定。认识情态携带认识立场(epistemic stance),标示话语产出者与话语命题之间的关系。情态表达的使用(例如must、may、probably...)表示的是话语产出者持有的对真实断言承诺的大小程度。Chilton(2014)给出了一个认识情态动词的清单，把这些情态动词定位在情态轴上从指称中心(自我)到远离指称中心另一端(他者)(Tenbrink, 2015,2020)的范畴之内。

在话语研究中，我们试图系统地从语言理解与接受的角度识别反映说写者认知确定性的语言标记，这些语言标记除了认识情态外，还包括说写者在话语表达中使用的犹豫标志以及语调和声调等。

认知构造包括语言理解(接受)中的推理。在话语理解中，我们经常依据话语提供的信息与个人或集体的背景知识进行推理。Gentner (2010)指出，这种推理能力是我们思维和学习的基本条件，推理能力把以前获得的相关知识以类比的方式应用到新的情景之中，这种从已知到未知的推理能力对语言理解(接受)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推理，我们无法理解完整的符合语境的意义(Sperber & Wilson, 1986/1995)。

人类交际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推理。推理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演绎推理(deductive inference),另一种是非演绎推理(non-deductive inference)。其中后者包括溯因推理，这些非演绎推理也可以统称为非论证性推理(non-demonstrative inference)(Clark, 2013)。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就不在这里详述各种推理的特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Clark (2013)以及Wilson和Sperber(1986/1995)。但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解释人类的言语交际并非全是演绎推理，演绎推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溯因推理是符号和语言推理的主要形式之一，Sperber和Wilson(1986/1995)认为，言语理解和解释可能是“适当限制的猜测”的过程，这种“猜测”是非论证性推理的一种形式。

Sperber和Wilson (1986/1995)还指出，言语解释与科学理论完全不一样。由于科学理论的建构与评估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在理论和实践上考虑的一系列假设和证据是非常多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常语言理解几乎是瞬间的，虽然需要考虑不少证据和假设，但这些证据和假设是被立即通达的，无需反复的论证和思考。

在话语理解与接受中，批评认知语言学学者应该解释听读者的推理，尤其是非论证推理以及说写者如何操纵推理。如何揭示听读者所进行的非论证性推理以及识别说写者对话语的操纵，我们必须依照最佳关系的推论(presump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和相互平行协调(mutual parallel adjustment)识别语境制约。

关联理论认为，在话语交际中，尤其在话语理解(接受)的认知过程中，语境在听读者从说写者的语言产出中获得意义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语境并不是已经存在的，而是在交际中由听读者在头脑中不断建构的认知语境。认知语境是听读者在加工信息获得意义的过程逐渐在头脑中形成一组相关的假定，而这一认知语境制约着人们对话语的理解和接受(Clark, 2013)。

说写者对语言的操纵从认知的角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操纵引诱听读者在一个强制约的解释语境下加工信息，另一方面是，同时确保阻止听读者不再通达进一步的语境假定。我们必须识别说写者的语境选择才能识别说写者在话语产出中进行的推理和操纵，而要做到这一识别必须做到这一点：通过一组假定的认知语境，我们需要认知计算(cognitive calculation)。认知计算是，理解某一语言表达，听读者所花费的认知努力越少，这一表达就越相关联；某一语言表达产生的认知效应越丰富，就越相关，哪种语言表达会产出认知努力与效果之间满意的平衡就选择哪种，这就是最佳关联的原则(Clark, 2013;Maillat & Oswald, 2011)。

4.被诱出语料的批评认知语言学阐释

在第1节的引言中，我们指出，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为我们解读听读者的理解(接受)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如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 & Turner, 2002)、概念隐喻与转喻理论(Evans & Green, 2006)、话语空间理论(Chilton, 2004)、篇章世界理论(Gavin, 2007)、认知语法(Langacker, 2008)以及认知诗学的“布景”(ambience)和“共鸣”(resonance)等理论和概念(Stockwell, 2020)都可以用于解读听读者在理解与接受话语时的理解规律与他们所产生的影响，探究批评话语研究中所缺乏的“解释多样性”(interpretative diversity)的问题。所谓的批评话语研究中的“解释多样性”指的是，话语消费者主动地把自己的知识和解释程序带到话语情景之中，以便他们利用语言与副语言的提示理解意义。所谓主动的听读者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主要指各个社会阶层采用抗拒性的阅读方式对说写者与文本进行主动的分析与解构。

采用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解接受视角的好处有二：一是批评认知语言学可以使我们以不同的社会语料如年龄、社会阶层、性别、种族和民族等考察和模拟听读者理解与接受的复杂性和规律性；二是我们可以了解和洞察不同话语消费者对不同的话语产出者和话语事件的认知表征，这些认知表征有可能与话语产出者所要表达的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为了系统地考察听读者在语言理解与接受中复杂性以及认知表征的特征，Browse(2018)提出，我们可以从语言理解与接受角度评估被诱出语料的可信度、逻辑性和情感，以揭示公共与政治话语理解背后的感知与认知过程。在下面的三节中，我们简要地介绍Browse(2018)提出的阐释被诱出语料的三个方面。

4.1 听读者对说写者可信度的评估

可信度是听读者眼中关于说写者印象与性格好坏的感知以及由此形成的概念。我们建立说写者的印象通常是至上而下和至下而上两种策略的混和。当我们对说写者的范畴化与我们预先设定的图式不一致时，我们通常使用至上而下的过程，而当至上而下的策略不起作用时，则开始使用至下而上的策略评估说写者的性格类型。语言的不同层面如音位、形态，词汇-语法与话语协同等形成说写者的可信度。音位包括口音特征，形态包括新造字和新创说法，用词包括方言词、专业词汇以及禁忌词等，语法包括方言形式、情态和语气等，话语层面包括礼貌策略和话题的选择等。

语言各个层面的标记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具有不同意义潜式，这些标记在语言使用者的心中与某一具体的说写者和话语事件关联在一起。从这一视角看，在语言理解和接受中各个层面的语言标记可以提供认知通达点(cognitive access points),通达与之相关的认知域(Evans, 2009)。例如，方言形式与更大的概念结构存在着一种转喻关系，从说写者方言的使用可以通达与之相关的认知域，如关于说写者的刻板印象(Browse, 2018)。

Browse(2018)使用表演模式(performance models)描写说写者的形象表征，表演模式是听读者对说写者所表现文体的一种反应，创建由下至上和语篇驱动的概念结构，包括说写者的发音、用词和语法结构等。听读者感知这些不同的语言标记，把这些语言标记整合成一个连贯的表演模式。听读者所建立的表演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凝固，形成了说写者固定的表征，形成“人物图式”。

4.2 听读者对说写者逻辑性的阐释

说写者通过话语唤起听读者的逻辑性，从而唤起听读者的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为了探究话语是如何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起作用的，我们必须采用能够描写语言使用者的知识与话语之间关系的理论，Browse(2018)利用篇章世界理论描写话语与话语参与者所拥有的知识之间关系，表示话语参与者共享的认知语境(Gavins, 2007)。

篇章世界理论认为，话语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话语参与者在头脑中会形成一些命题。一旦所有的话语参与者都接受了命题，命题就会融入到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之中。共同基础是话语理解中的背景信息，话语参与者使用这一信息构建说写者描写的事件或情景的心理模式，这些由篇章驱动所构建的心理模式称为篇章世界。篇章世界是指称空间(deictic spaces),时间(time)、方位(location)、价值、人物和实体等可以分布其中(Chilton, 2004;2014)。随着话语展开，更多的命题会融入共同基础之中，话语参与者会进一步更新篇章世界，篇章世界中的成分有可能会改变，即话语事件的时间、空间、人物、情态和视角在篇章世界中会改变。篇章世界间不断的改变称为世界转换(world-switch)。篇章世界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跟踪篇章世界转换以及理解知识与话语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通过共同基础，篇章世界描写了知识和话语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于讨论文本的逻辑性(Gavins, 2007)。

首先我们先谈论一下批评话语分析中的抗拒性阅读(resistant reading)。所谓抗拒性阅读是听读者在阅读文本时要以抗拒的方式祛除说写者所倡导和推销的观点，也就是说，抗拒性话语参与者通常在其思维中同时保持两个篇章世界：一个是他们自己在其思维中所形成的篇章世界，另一个是说写者要表达的篇章世界。后者所表达的知识是说写者向听读者灌输的知识，希望听读者接受这一知识，然而以抗拒方式阅读的听读者并不一定接受，有可能拒绝这一知识，因此形成对话语的抗拒性阅读(Browse, 2018)。

抗拒性阅读是批评认知语言学探讨被诱发的语料的基础，解释抗拒性阅读的心理表征和认知过程是批评认知语言学关键的一步。认知语法可以为解释抗拒性阅读提供一个视角，抗拒性阅读是基于认知识解的(Browse, 2018)。Langacker(2008)指出，一个表达的意义不仅是它唤起的概念内容，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内容是如何被识解的。Langacker(2008)指出四种主要的识解：具体化(specificity)、聚焦(focusing)、突显(prominence)和视角(perspecitve)。具体化指的是概念内容被识解的详细程度或抽象程度，关系到我们关注描写的细节。这就涉及到第3节研究步骤中的认知粒度，聚焦指的是语言表达时我们对概念内容的选择，通常会从大量的知识或话语的共同基础中选择一小部分知识用于语言的表达，同时把大部分的信息置于背景知识，基于这些背景知识话语参与者创建篇章世界。这涉及到第3节中讨论的认知定位中的注意。突显指的是，在概念内容最近范围内，其一部分是我们注意力所关注的，在认知语法中，突显的内容受到了“侧重”,侧重是认知语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表现在词汇、小句和语篇的层面(Langacker, 2008)。视角指的是，概念内容是如何被“扫描的”。在认知语法中，Langacker (2008)提出两个扫描方式：一种是“总括”扫描(summary scanning),另一种是“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总括扫描从静态的视角识解概念内容，顺序扫描从动态的视角识解概念内容。识解对于批评认知语言学非常重要，一方面识解可以帮助我们构建具有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Hart, 2014a),同时从语言理解(接受)的角度，识解还可以帮助话语消费者识别出话语产出者所使用的识解，从而帮助解构话语的逻辑性。换句话说，话语消费者对话语的抗拒性阅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基于读者反应的重新识解过程(re-construal processes)(Browse, 2018)。

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另一个逻辑性识别是概念映现(conceptual mappings)或框架化(framing),使用一个认知域来理解或概念化另一认知域。征集前先存在的概念结构作为认知资源创建所谈论的新的心理表征，把过去的经验类比地映现到新的和不熟悉的经验之中。张辉(2003)详细地研究了成语理解中寓言故事和成语之间关系。当我们使用成语时，成语背后的寓言故事中人物、实体和关系会映现到现实中的人物、实体和关系之中，形成了寓言映现，用寓言故事理解现实。这种概念映现类似于政治话语中使用以前的例子来理解现实的例子，连接着当前现实和先前事例所提供的历史参照框架(the historical frame of reference)。即现实的篇章世界与先前篇章世界之间的连接(Browse, 2018)。

4.3 语言理解(接受)情感阐释

情感也是公共和政治话语中重要的说服性策略，说写者通过利用听读者的情感以达到说服的目的。从语言理解和接受的角度，听读者需要识别情感。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参与同一社会实践的组群和社团共享类似的兴趣，产生情感是必然结果。Van Dijk(2014)指出，话语理解中所涉及的认知模式具有情感层面，不仅表征我们关于事件的知识，同时也表现出我们对事件评估的个人意见或情感。识别公共和政治话语中听读者的情感对批评认知语言学是非常重要的。

听读者对说写者创建的篇章世界做出反应，一个是说写者创建的篇章世界；另一个听读者对说写者本人的评估。前者包含了听读者对说写者创建的篇章世界的情感反应，后者则是对说写者本人的情感反应。

Browse(2018)引用Stockwell(2020)认知诗学中的概念“布景”(ambience),Stockwell(2020)指出，布景是一系列隐含的意义和感受，话语在听读者思维中唤起的关联光环(the halo of association)。从公共和政治话语的角度，气氛atmosphere被界定为读写者所创建的篇章世界被听讲者感知的质量，而色调被界定为说写者语写者的态被感知的质量，是演说者语态的特征。Browse(2018)把色调界定为说表现模式中的情感组成部分。人们很容易感知说读写者的色调，不同的人感知的色调是不同的，这种被人们感知的不同色调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

唤起听读者的政治共鸣(political resonance)也属于情感的话语策略之一。听读者在话语理解与接受中并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地把自己的知识融入到话语理解中，积极地评价和批判说写者所创建的篇章世界，推测说写者为何构建篇章世界，为何提出依据说服听读者。如果说写者想要有效地说服听读者，前者必须使后者达成长久的同意，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倡导者，刺激后者采取行动(Browse, 2018)。

政治共鸣就是文本本身必须与听读者产生“共鸣效应”,从而唤起听读者的情感反应。共鸣效应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种长久的感觉，一旦接触到就会不时地产生精神振奋(Stockwell, 2009)。描写公共和政治话语听读者的共鸣效应是批评认知语言学主要任务之一。

5.结论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提出并讨论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中语言理解与接受的分析视角。文章首先在简要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开展语言理解与接受分析视角的必要性，然后详细地论述这一分析视角中如何识别话语消费者参与话语的心理表征和复杂的认知过程，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借鉴Browse(2018)提出的听读者反应的分析框架，探讨听读者对说写者的可信度，听读者对文本逻辑性的阐释过程以及听读者在话语理解中所唤起的情感。本文认为，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语言理解与接受的分析视角可以补充语言产出视角的不足，为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综合和全面的分析框架。

本文只是提出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一种语言理解和接受的分析视角，没有展开细致的个案研究，今后的研究可以使用文中提到的有声思想法、内省言语报告、眼动以及心理学实验方法开展对公共和政治话语的研究，提高批评话语研究“三角论证”的水平，进一步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略）

中国知网全文链接：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WYWJ202103004&dbname=CJFDAUTO&uid=WEEvREcwSlJHSldSdmVqM1BLVW9SOEw5enA2Zk1YVk83eGlzcEc4aFF2Z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