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些女权主义者一样，Mim Skinner是个熟读女权主义理论、热衷参加各类女性活动、对帮助她们充满热情和自信的人，但当她到监狱工作后，却发现大多想法都是理想主义的。那些教导女性拥有目标和兴趣、不依赖男性、学会争取权利、相互团结的理论并不适用于成长经历悲惨而不得不犯罪的女性，她们之间的冲突也非常复杂。因而对于她们中的很多来说，最理想的状态不过是逃离身边粗鲁的男性，再被另一位和善的、能给她婚纱和房子的男性拯救。 在经历了种种想法颠覆后，她最终意识到，女权主义理论必定要容纳这些深入被遗弃者中间的、非常复杂的冲突，才能真正地帮助他人。我们翻译了她叙述自身经历的文章。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女权主义了。15岁的时候，我用黑色记号笔在日记的第一页写满了“女权主义者”。我从一个相信girl power的小学女生成长为一个在图书馆里阅读杰梅恩·格瑞尔（著有《女太监》）的大学生。我为那些使用巴西蜜蜡为阴部脱毛的女孩感到遗憾，因为她们和我不同，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脱毛是一种父权压迫的工具。我研究女权主义理论，参加女权主义机会，挺女权主义播客。很多个晚上，我盘着腿坐在一个中产阶级女性组织的分享会上，和她们谈论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和弗里达·卡罗。当我走出大学校门时，我已经吸收了一系列正确的观点，学会了该怎么像一个“恰当的女权主义者”一样说话。做一个“恰当的女权主义者”意味着，和我讨论事情的人们，很可能不会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晚餐派对。2015年，毕业两年后，我开始在一个受到高度安保的女子监狱里工作。我阅读了很多数据和政策方面的报告，知道监狱里的女性很需要一些女性赋权。但我很快意识到我的女性主义教育缺失了很重要的一块：我从未深入了解过那些因为性别而受到基础性压迫的女性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在监狱，我遇到过子宫颈里被药头男友强迫塞进四个鸡蛋大小的快客可卡因胶囊的女人，在她们面前，我想象不出我的弗里达T恤该怎么帮助她们。监狱里的女性是一群在任何意义上都遭到错误对待的人：成长于贫民区，幼年遭受性侵和家庭暴力，没有精神状况稳定的家长都十分常见。监狱中的女性有一半人入狱都是为了支持某个人的毒瘾——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个男人的。有些人的罪名是当街或通过皮条客出售性服务，更多的人干的是驾轻就熟的偷东西，不管是菲力牛排还是睫毛膏，任何东西都可以偷来后再转卖。圣诞节前夕，有人会到酒吧里搜集礼物清单，然后设法把受欢迎的商品偷来低价售卖。通常都是女性被派去执行这种任务，因为总体上她们看起来没有男性那么可疑。不用说，我的监狱工作在开始的几个月是相当顺利的，我来往于教育和牧事部门，大部分的事件都花在帮助女性进行自我表达的艺术课程上。 | 作者：Mim Skinner我曾经在一个公益机构帮忙过，主要是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应急避难所和食物，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监狱和那里的情况是类似的。但是当那么多的问题——居无住所，毒瘾和暴力叠加在一个六平方米的牢房里时，我发现自己错的多么离谱。在一节课上，我们让女犯人尝试用过期杂志上的内容在一张A3纸上描述自己的生活，纸上画着一条线，标志着从过去的经历到未来的目标。几乎每条线都从伏特加、注射器和糟糕的人物开始，而几乎每条线的结尾都是对称的房子，白色婚纱和Laura Ashley的沙发。这个项目开始前，我在杂志堆里面偷偷地掺入了一些我平常会看的东西，希望能激发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一份新工作，一个有趣的爱好，对旅行的期待等等，但明显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看到一个叫Cathy的女人在A3纸的末端勾画的家庭生活，我问她：“除了这个你未来想做些什么呢？你一直在写一些关于过去的很美丽的诗，我可以帮助你以一种监狱改革运动的方式出版它们。”Cathy和我的年龄差不多（29），但离开了照料系统后她要么被男人控制，要么被政府看管着。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她是一个偷窃的惯犯，因为偷窃和占有毒品在监狱里进进出出。“我想做的是找到那个能带我离开这团混乱的人，”她说。“他会照顾好我，让那些接近我尝试卖毒品给我的人走得远远的。”Cathy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她被法院禁止看望自己的孩子，因为她老是会回到一个有虐待行为的伴侣身边。那个男人总是离开后又回来，而她总是没办法把门关紧。我想和她说，她不需要一个男人来帮她理清生活的头绪，她“需要的每件事早已埋藏在自己的内心”。这是那种在ins上常常出现的人生鸡汤，通常配着一张漂亮的白人女孩走向夕阳的照片。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意识到她是正确的。虽然雄心壮志和独立是比获得安全更向上一层的需求，但现实的是，避开一个充满强迫欲、经常辱骂你的男性的最快方法，正是找到另一个更和善强壮的。 | Mim Skinner的著作 监狱也改变了我对性工作的态度。监狱刚任命了它的首位女性行政长官，她渴望在今年的国际妇女日将女权主义提上议程。在她到来之前，我计划的项目很可能会受到白眼，现在则热情地提上了日程，其中包括放映电影《达格纳姆制造（Made in Dagenham）》，然后进行有关性别薪酬差距的讨论。同时学习和技能部门正在当地博物馆进行访问，展出一些能表现选举权运动的特色文物。此前我发起过有关性工作的意识形态辩论，我当然要这么做。我知道，去质疑性工作是否和其他工作一样会使你成为可怕的“Swerf”(排斥性工作的女权主义者简称)，并且像父权制一样，是一种试图控制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掌控的行为。理论上，人们并不需要营救，需要的是权利和联合。菲比是在我介绍完同工同酬和工作场合性别歧视后第一个发言的人。正如许多监狱中的女性一样，她“正在游戏中”。她曾经是一位应召女郎，议价等工作都在线上进行，所以可以自己掌控价格，不用依赖皮条客。她刚从一个大城市的监狱转移过来，是这里的新人，她的美甲和人造钻石拖鞋在人群里显得相当异样。“我一点不认为女性的处境更糟，”她说。“有人给我们开门，买礼物，我们什么都有，想要什么都能要到。”她用手抚摸了一下自己身体的曲线，眨了眨眼。“男人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她的评论针对的其实是坐在她旁边的莱斯利（Lesley），相比之下，莱斯利才是我们常在监狱里见到的性工作者，我们称之为“生存型性工作者”，指的是选择这条路是因为别无选择的人。莱斯利在街角出售性服务，要价非常低。只是为了满足她和她伴侣的海洛因依赖，凹陷的脸颊和泛黄的牙齿表明着她的困境。在我到监狱工作之前，我以为性工作者都按小时收费，要价很高，即使是有皮条客的那种也能享受6：4的收入分配，这过于乐观了。尽管有很多像菲比一样的女性，但她们不太可能入狱并遇到我。我遇到的大多数女性只能从皮条那里拿到10%的报酬，或者报酬是毒品而非现金。几乎所有男性皮条客都会雇佣一群女性，按提成高低为她们提供保护。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地头蛇式的勒索。生存性性工作的性别收入差距比其他行业更为严峻。“有人不同意菲比吗？”我问。然后是一阵沉默，接着莱斯利说话了：“我没看到过谁的男朋友不得不出去接客。”菲比翻了个白眼说：“宝贝，没有人强迫你，也没有人把你的价格弄得这么低。“我开始意识到这里正发生着某种我不了解的争论，这种争吵伪装成围绕着价格战的讨论渗入到我们的谈话中。“是你在街上要价那么低，导致所有人的价格都跟着变低了，你这个荡妇。”至此，她们俩都站起来了。“我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莱斯利喊叫道。“你不要以为比我强。”。此时我已经失去了对现场的控制，安保来了。而我计划好关于工会和女性团结的话题被更紧迫的担忧所淹没。那不是我计划中的国际妇女日。但正如在监狱中发生的那样，我的理论与信念和现实之间有着令人不快的细微差别。我在监狱中遇到的身上布满淤青和伤痕的大部分性工作者，她们更愿意做其他事情。她们当然需要自己的权利被保护，但她们也想要一条出路。现实并不简单，也很少有那么简单。我意识到我的理想主义使我把女性主义视作了一个俱乐部，而不是一场征程。我自我鼓励式的、盘着腿的女性播客式女权主义没有灵活到能容纳监狱中的女性们充满冲突的经历、想法和感受。事实是，有一些女性想要创业，但其他人更想通过将事业的控制权交给受信赖的男性来获得安全和保障，至少现在是这样。一些性工作者想要工会，但其他人想要的是彻底离开。女权主义如果要有用，它必须让人不舒服。它必须包括那些容易被遗弃的人：说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女性，需要男性来拯救自己的人，或声称喜欢皮尔斯·摩根的人（Piers Morgan，英国知名主持人，性别观念陈旧，曾因评价男性抱着孩子不够有男子气概而引起争议）。在监狱的工作搞乱了我的女性主义理念。它并没有使我学到的，并且为之奋斗的想法失效，只是打乱了我清晰的思路，留给我一种无法解决的紧张感。进入监狱时，我以为我能用女权主义为女性赋权，甚至带来一场系统性的变革。取而代之的是，我遇到的女性拓宽了我对女权主义的认识。 本文作者：Mim Skinner，著有《Jail Birds：Lessons From A Women's Prion》文章翻译自卫报，原文标题：I thought I knew about feminism – then I started work in a women’s pr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