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论文说文科生太多，所以国家不行？美国总统也信过，但被证明是错的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1年4月16日
“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刊登的《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引发热议。但是，如果仔细看这篇论文，其实对于这个结论，缺乏足够的研究论证。
究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与发展，是不是就靠理工科呢？文科生太多，究竟会带来怎样影响呢？
1 强调理工科教育？美国早就更着急了
美国国家科学院等机构在2007年就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政策建议：美国不仅必须鼓励自己的学生参加到科学、数学和工程专业——至少要达到我们竞争对手国家的水平，而且要努力招聘和留住来自其它国家的顶尖留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
美国近几届总统，动作频频，都指向如何提升理工科教育的议题。
2009年，奥巴马总统就任不久，就颁布了 “竞争卓越”计划，强调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简称STEM）的重要性，并拨款大力资助理工科教育。
2012年，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在大学教育的前两年，要特别改善STEM教育。”
2017年，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关注 “技能危机”、提升理工科育的重要性。
那时候，奥巴马可是下了豪言壮志：“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拥有地球上的国家中最高的大学毕业率，尤其在数学和科学领域！”
2 但是经验研究证明：创新城市=人文+理工
2020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地理学教授Andrés Rodríguez-Pose在期刊Cities合著发表了篇文章指出：一个城市越有创新力，既需要“极客”（理工科生），也需要“嬉皮士”（文科生）。
Andrés Rodríguez-Pose教授指出，在创新城市与国家研究中，直到近些年才开始重视创意工作（而非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因为传统上都只看理工科（如科技园区建设）。恰巧，这位教授正是以2005 年至 2015 年间美国 290个城市数据的分析。
通过将创新定义为一个城市的专利数量，按职业类别划定“嬉皮士”和“极客”人群。比如，
嬉皮士：广告经理、公共关系经理、建筑师、作家、策展人、摄影师、裁缝……
极客：运营分析师、数学家、码农、物理学家，但也包括心理学家、经济学学者，所以这个测量不是绝对划分成文科生、理工科。
在控制了人口平均年龄等变量后，他们发现如果乍一看，好像是极客多的城市、创新发展更有力，但实际不然。只有那些同时有较多“嬉皮士”的城市，这种正效应才更能发挥出来。因此，嬉皮士需要极客，但极客也需要嬉皮士，每个群体本身对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的贡献要低得多。
如此来看，确实能理解作为中国创新城市——深圳，为什么在引进大学的时候，既有纯理工科的“极客”考虑，也有“嬉皮士”的考虑：
极客/科技取向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
嬉皮士/创意取向：湖南大学罗切斯特设计学院、深圳大学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合作创办深圳大学列宾班
3 为什么会迷信“理工科强国”？话语网络的神话
即使本文开头指出，奥巴马以来就更加关注和发展理工科教育，才能实现一个强大的美国，因为劳动力市场已经严重短缺，需要更多的理工科人才，但实际上呢？
这究竟是一种话语迷思，还是发展实际呢？
如果看奥巴马就职前后的理工科人员的平均薪酬变化就可以看出，尽管政府投入这么多、想培养这么多人想往理工科发展，但实际上市场反应平平，理工科人员的工资基本上没涨没跌。如果市场真的缺人的话，还会这样吗？
美国北爱荷华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Scott Ellison也撰文指出，已有调查显示，在 STEM 领域获得学位的毕业生里，有60%会在毕业十年后将职业转到不同的领域。为什么呢？由于就业市场并没有真正短缺，同时得到国际人才流动的补充，加上投资总体不足、竞争激烈，尽管高技能理工科人才的总供应量有所增加，但对他们/她们的需求正在减少。甚至在未来十年中，就业增长最多、空缺最多的职业不在 STEM 领域，而是像护理等职业领域。同样，大力扩展理工科教育，反而使得技术水平较低的毕业无法从事与其教育水平相关的工作，过剩的理工科劳动力不得不转向非研发领域就业。
既然市场与实际，可能并非如奥巴马们的意愿一样，那为什么会产生“理工科强国”的神话呢？
Scott Ellison分析了硅谷、美国政府、教育界等各方的演讲与政策文本，指出美国的教育政策创新已经呈现了话语霸权网络
从危机不平等到社会正义
= 从创业精神到全球知识经济
= 从数字革命到科技乌托邦
政府方面和企业从知识经济角度理解一个国家要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必须是知识竞争、科技竞争，那么苦苦挣扎的国家则未能创新，仍然依赖相对低技能的生产。这样的“全球知识经济”忽视了全球关系、国家发展的其它维度（如再分配、社群），专注在经济的新形式、新发展。
同时，美国的教育界与社会人士批评公立教育已经变成了“教育工厂”，没法充分照顾到不同族群、阶层背景的人学生需求，更缺乏创新精神。要释放学生的创新力，时机成熟，因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手段与自主的平台。实现“美国梦”没必要靠落后的教育，而可以靠自己。
面对这种的局势，STEM 教育被理解为工具性学习、开箱即用的个性化学习（而非程序化的实验操作），能让学生为计算机科学和编程等技术行业竞争工作做好准备，因而没必要重视人文学科的价值，无需理解文科促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伦理发展的潜在贡献。同时，商学院与科技行业的联合，使得人家相信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是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实际自主学习与创新，发展科技就是发展经济。
由此，表面上以“美国梦”式的社会正义为目标、以商业化为手段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话语，将苹果电脑、亚马逊和 Netflix 等创新公司不仅定义的技术创新，而是定义为重塑我们的工作、沟通和生活方式的平台与形式。硅谷，才代表了社会变革的前进方向。
参考文献：
1. Ellison, Scott and Ben Allen. 2018. “Disruptive innovation,labor markets, and Big Valley STEM School: network analysis in STEM education.”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 Education 13: 267–298.
2. Rodríguez-Pose, Andrés and Neil Lee. 2020. “Hipstersvs. geeks? Creative workers, STEM and innovation in US cities.” Cities 100.
3.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et al. 2007.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Energizing and Employing America for aB righter Economic Futur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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