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学习月记（2022年1月中旬到2月中旬）：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2年2月23日
离开北京、来到爱丁堡，有一个月了。
一个人生活更简单了，也更能偷懒了。
- 1- 上课：80%的中国人
虽然博士都没有课，但是这学期既然来了，还是旁听个课。导师也一直鼓励我找些课旁听试试，毕竟现在恢复线下了。
之前不是没旁听过。
2020年第1学期在疫情的时候，改到线上，直接成了老师录播课，那体验太不好了。虽然利处也在于，和老师的交流变成了一对一视频，但是没有教室这种物理空间，确实影响挺大。
本来这学期实在没看到这课有什么特别想上的课，直到看到那位自诩（也喜欢别人说他）长得像Max Weber的老师，开了一门Sociology of Freedom的课，是给高年级本科生上的，就想着挺想意思，考虑一下。
本来都和导师说：“这时候你也不开课，我就去旁听这门吧。”结果导师说我有开呀。这时候我才傻眼，才发现自己没注意到他开了一门社会科学哲学的课，给硕士生开的。
那就当然还是来听导师的这门课了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
读博刚开始，导师就分享他在几年前开过的《社会科学哲学》的课程大纲，不过当时是和我开题报告时的一位口试委员合开的，涉及到modelling, narrative等几讲。但这次是导师自己开了，所以就完全顺着自己思路，算是比较标准的postpositivism的梳理，像实在论，建构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诠释论，展演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方面以及更外面的利益分析、更内在的“社会科学知识能增长”之类的问题。
有些文献确实也是之前一直想读但没专门时间处理的，像performativity领域，以及导师推荐好久但我一直没读的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1998）一书。
就英国语境下，读博真是师徒制
刚到爱丁堡的时候，去导师办公室，他说我这都快两年没有人过来了。确实，办公室一般都超小，也不适合多人呆着，自疫情以来，老师自己也不来了。
另一面的意思就是cohort的联系是挺弱。本来就没有博士生要上的课，就少了个共同环境。而且像做理论这种文科研究又没共同做的项目，就更是如此了。一来上课，也全是硕士生，只有我是来旁听的，是博士生。但也直到来上了硕士生的课，才能教室里什么样有些感觉——
原来中国人真的好多。
虽然不知道选课来源，但10个左右学生里只有1个白人女生和1个南亚裔女生，其他/她好像都是中国人。问了在教育学院那边读硕士的朋友，好像也是这样比例。
我记得我刚到教室第一节课，隔壁同学就和我说：“你导师好温柔…”哈哈确实是他的教学风格。也确实从他教学上学到挺多教学知识和态度的。
比如，他上课会有“迭代感”，讲到realism，就让你回到constructionism，不断让你有对比感，然后抽些名人名言或者案例，直观地让你感到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观点中是有这些理论立场的，但要分解清楚其实又很难。在不断迭代的过程中，是帮助学生建立学术对话的感觉：究竟它们能在后续的批评中捍卫住自己的立场吗？
同时，每节课最后几个PPT，还要给一些学术论文写作上的好例子和不好例子，帮助学生思考自己的term essay要怎么写。
不过坦白讲，还是有两点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但也未必到好或不好：
一是老师想讲得多，课时一限，所以虽然有必读文本，但学生课时压力可能就没法专注地多读文本了，转去要理解老师PPT。毕竟，老师的PPT会讲整个脉络，涉及非常多文献，但必读文献肯定只有一两篇而已。这时候逼着学生没法多读文献，直接影响到自己去直观地学习一篇理论论文是什么、可以自己怎么写。从PPT到自己论文，可能比从优秀论文到自己论文和了解的距离更远。
二是教室座位排列还是讲台/老师—多排座位/学生的结构。我觉得这样结构是挺不利于讨论的。学生之间看见彼此，是一种挺重要的沟通方式，否则就所有人面对老师的感觉。因此，我还是觉得我在中山哲学所的那种教室更好，都是围着坐。而且有次调教室到了类似于排列座位的那种教室，洪世谦老师还让大家自己调过来。其实我们这也可以，人少座位空。
一开始，和导师单独见面的时候，他还说到：“我这门是理论课啦，所以一般都很安静….”我说：“不用担心，我这不就来了吗！”
确实上课，在一个沟通的环境里，会激发想法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会让自己多出很多提问的感觉。比如上到performativity vs. realism的时候，在医学领域，如果日常杂症和难解癌症，会不会有不同的理论解释。
- 2-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不过没上几周，就罢工了…. 要少两到三周的课~~~就组织和同学自己讨论，自学小组！
但真是自组织起来，才突然感觉到像工作时候就不喜欢的那种员工——“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群里问大家要不要参加，YES或NO，倒是回一句呀。这种“已读不回”状态很不知道怎么理解了。当然，也没有义务一定要回，只是从我的角度希望有个准话，才方便后续组织。
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在我们的文化里，在团体或呼吁声中说NO是很难的，会不喜欢自己被边缘化。或者“已读不回”成为一种对抗科层制压力的弱者的武器。我自己也经历过。但是正如我在工作的时候带更年轻的员工的时候，首先是要引导他们对我说NO，因为工作的时候最担心的不是谁出错或不出错，而是担心如果错误没有及时发现、延伸到后期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大多工作，早一天晚一天都没什么，但只有在这种日常表达中敢于说“我要晚一天交”、“我过一天再回复你”，才能在时间和要求压力时间下，不用隐瞒。隐瞒导致的信息不畅和决策延误，才是工作中最可怕的。大多工作疏忽甚至错误，都不是造成灾难。然而，尤其对于工作新人或老油条也是，面对压力，可能也会有一种心态：“装作没发生，事情就过去了。”有的事情可以，但有的事情真的不会真的过去。越出错误，越反对，越要早说出来。
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工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团队意见不合，甚至批评别人或下属的时候。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团队工作，都一样。如果我是有权力提出批评的时候，我第一考虑是：如何我既表达批评，又让对方下次工作有误的时候，仍然愿意告诉我。这就像父母教育孩子一样，既要批评，又不能让孩子担心怕出错，反而习成隐瞒或习惯。
不管身为小兵要提前表达，还是身为长官要防止隐瞒，我觉得背后都涉及到如何在权力结构中促进平等的问题。因此回到上面这种“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情况。到了教室，到了无权力结构中，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可能还会习惯地套用到原先有权力结构的文化心态下。
很巧的是，我们在老师罢工期间自组的同学学习小组，参加的同学也是工作过的几年的。
- 3 - 访谈Hans Joas教授
虽然是去年年底就敲定，但由于我1月要来英国，还要隔离，所以也不确定，就延后到2月底了。
这是我第一次英文访谈啦，所以还是会紧张的。
这段时间也好好补补英语的听与说，例如上Youtube看看Hans Joas以前被访谈的视频或讲座，也再补补英音发音课之类的。当然，我会之前把一些访谈问题发给Hans Joas，至少让他知道我会问题什么啦。
Hans Joas确实是现在做实用主义社会理论，少有能在理论有突破的原创感的。这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他不拘一格，同时采借德国历史主义和诠释学知识，又受到天主教影响很深，所以问题意识往往非常不同。
只是很遗憾，确实中文学界不了解他。
和Hans Joas安排的时候，也几经沟通，确认时间、议题等等。他对我的访谈提问也很感兴趣，毕竟除了常规问题，也涉及到他的《社会理论二十讲》。虽然这可能是中文读者最熟悉他的部分，但对于英文读者来说，如果要访谈他，当然更会关注他的value, religion等方面，将重点放在他的原创理论或历史社会理论研究，而非教科书。
既然想做成《国际社会理论名家》系列，今后可能还会邀请不同领域的国家名家，比如就英国来说，特别想邀请Andrew Sayer和John Holmwood。
- 4 - 博论：无法追根的溯源
这学期的任务是写完博士论文的一章，Max Weber的ideal type。主体部分应该就是四章，相当于两年写完，再半年写完其它两到三章。
当时选题研究concept formation时就知道这是个坑。
因为最直接的原因是涉及到韦伯，巨佬，又不懂德文。所以在framing的时候就要多注意，如何涉及到但不成为自己研究取向。因此，也和导师交谈和肯定了这样思路，但要怎么contextualization的话，就两种思路。
一导的思路是如何从against critical realism角度，这样通过对立批评建立自己的位置，二导的思路直接从自己的支持资源的pragmatism入手，从improvement现在资源的角度进入，这样让全文都流淌自己脉络的血液。尤其是二导有个观点特别值得借鉴，就是他说如果你喜欢从批评的角度，你要把批评对象来龙去脉搞清楚，结果你自己的观点写在最后就成了“强弩之末”。这个想法对我启发帮助非常大，所以我之前一直在担心如何处理实证主义下coding and measurement的问题为先，现在终于感觉放松，能先放在一边，不用从它们开头了。
不管是critique还是improvement，都先放一旁，主体章节是变化不大的，只是更多影响每章的开头和结尾。所以可以边写边想，而且会边想边变。就像和导师交流，一开始感觉improvement更好，一导也鼓励说你按二导的来，但我再想想感觉好像critique又更好。
写起来，每章也很套路，回避不了的板块，source—idea—application—comment。像韦伯，从哪来的，观点是啥，怎么用或发展的，我怎么看。所以这个月在处理source部分，就在看idealism, Kant, Rickert, neo-kantism部分。
(李凯尔特）
其实想想一个学科史多么偶然的开始，就像尼采说的谱系学的感觉一样。虽然我们如今把韦伯看成社会学多么伟大的人，但如果从他的来源来看，从新康德主义（当然远远不仅如此）来的话，又具体到西南学派。如果反过来，放到哲学脉络里。如今又有几个人谈新康德主义？就算研究新康德主义，也多是在研究卡西尔一派为主，而西南学派非常没人关注。但是，放到历史语境中，西南学派多么辉煌一时，那也是海德格尔的师承所在！但是，再进到哲学+历史语境来看，德国哲学史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巨峰下，没人关注中间部分。所以才会有《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研究。同样的，像韦伯的哲学来源之一，如今看，也像闪过的瞬间。如果不像韦伯那样死守德国传统的对话，同样回应康德—黑格尔的问题，其实又岂止德国的哲学史脉络。例如实用主义杜威将黑格尔变得社会化，而皮尔士和他的学生辈C. I. Lewis也一直自称康德主义者。
直接点讲，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当年调戏李凯尔特，说你的作品只会因为韦伯引用你才会被人记得。确实如此，没想到如今能算上专门研究李凯尔特，居然是出自社会学家之手，甚至包括他的名著的（摘要）英译。
学习上的语言瓶颈，真是没办法。
其实就算语言瓶颈解决，还有版本瓶颈。这真是合乎孙中兴老师说的理论研究的“四本主义”。毕竟，德国哲学家，至少那时候（好像现在好很多了），太执着了吧。像费希特《知识学》能有N个版本，出版后还一直在修订修订。一样的，韦伯发展自的李凯尔特的名著，也是从19世纪末出版，之后一直改一直再版，六七版都有，结果你要研究就要先搞定版本。更不用提，对于英文学界来，不可能每版都出，只能出个不错的版本，而往往是后期版本，这又和韦伯参考的版本有所出入了。
当时，我也知道这种版本考订或搞清来源，不是我的论文重点，只是次点中的次点，只做个鸟瞰式。
尽管我硕士从社会学转到哲学，但在中山哲学的现象学和当代氛围里，关注的基本上是20世纪的研究，从海德格到德里达。当时洪世谦老师就劝我们要自己抽时间，长期地把古希腊哲学及康德等更早的作品，自己补起来，因为老师只会开自己研究的课程，而自己要研究的时候，迟早都会卡在这里。现在感觉是非常有道理。
所以，虽然作为博士论文，要想着多原创多贡献，但我心底的一个态度，还是觉得博士期间是最后一次能花几年时间，专门来学习的时候，所以要考虑哪些东西还要学习。
还是学习态度为先。
因此，写韦伯这条线索，对我的好处也在于，帮我补一补德国观念论的传统。否则，我做20世纪的研究，还是不容易理解海德格在挑战谁，杜威在发展谁。真要名词解释起来就马上露馅。
也值得一提的是，翻译自德文版的中译本《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确实是李凯尔特思想非常棒的入手读物。他自己也说是导论作品。我也非常同意。但当我找文献的时候，怎么还有一本Science and History 1962年的英译本，一开始没注意这本没有对应的德文本，而且没有电子版，我也没先了解。但直到我去学校图书馆借出来才发现：我靠，这目录和《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呀，再一翻题录和版权信息——没有！估计这个小出版社，当年也是盗版翻译引进了。
本来还想线索，Simmel-Weber connection。
但是一来Simmel太难读了，二是无法独立解释和Weber关联，三是要论证更主要得基于Weber前几年出版的方法论部分全集，尤其是很多日记和信件等，这方面Kemple已经有解释了。所以也就放弃了。放弃后，论证上也能更干脆点，也不影响整体的布局。
其实这种语言问题容易导致德文与英文界研究的共同隐瞒问题。英文界会觉得研究这一些问题遇到语言、翻译、版本和手稿问题，问题太大了，就干脆不研究了，于是就直接理解韦伯，后来胡扯就多了。但德文界对于有些问题可能太小，对于专著写作习惯不方便集中处理。结果，双方结果无意间“共谋”不处理了一些具体问题。
从阅读准备上讲，都是两步走，先做好文献清单再开始阅读：
第一，筛选和罗列一手文献，例如Rickertand Simmel。尤其依靠这方面的专家整成好的（英译）文献清单，像Kemple写过Simmel的英译清单。否则这些人的书，都50-70年代翻译，不仅是不好找的问题，容易直接不知道有这一些书和一些章节。
第二，筛选和罗列二手文献，更强调相关性，尤其是有一些到底要不要在这个阶段读，比如韦伯全集的方法论卷主编前几年写的一篇英文文章，还是准备之后再读。
- 4 - 直接讲自己读的几本书吧
第一，观念论部分，主要依靠Tom Rockermore。
《康德与观念论》《康德与20世纪哲学》等他的几本书也有中译本。不过他的英文写作还是挺清楚了。除了有点重复了点。还是挺需要从他的有些重复的东西挑出来一些深入的东西。
第二，新康德主义，有几本近年不错的文集
像2015年New Approaches to Neo-Kantianism和2010年Neo-Kantianism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正好中译本里刚引进了Charles Bambach从现象学传统理解这段哲学问题，有不错的批评，只是历史脉络部分写得有点乱。另外，由于这部分处理的是“历史科学”，所以也把当时的德国的历史主义补一补了，像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有中译本。
第三，李凯尔特，两个英译，也只有两个。
The Limit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Natural Science（1986）。英译者还是韦伯、齐美尔的译者。忘记问导师认不认识他，也是新西兰的好像？不过这版本只是节译本~~以及Science and History（1962）。前一书有部分中译，后一本有中文全译本。翻译还不错。只是如果前一本如果不译全，会错失一些脉络或者在其它未译章节中的概念。像前一本书，一开始在反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孔德的社会学——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韦伯一直不愿说自己社会学家，可能是我们现在以为的“社会学”和当时人理解的“社会学”不是一回事。如果让韦伯承认自己是孔德遗风，当然不愿意了。
他的一些二手作品就会遇到专家上问题。翻译过来太少，极少数专家才能掌握全部，但让普通读者如我，没法去评估这种全面性中的新观点或观点到底站不站得住，像Anton Zijderveld的Rickert’s Relevance，以及SEP词条。遗憾的是，今年刚再版一本书，也是韦伯—李凯尔特主题，来自Peter-Ulrich Merz-Benz，但我也看不了。也令人遗憾的是，作为韦伯和李凯尔特译者，Guy Oakes的研究虽然清晰，但不如期待。
顺带一提，Zijiderveld的书里，还去访谈了Rickert的女儿和孙女。
另外有意思的是，是阅读Katherina Kinzel关于当时德国哲学的“反心理学主义”的议题。虽然康德的先验方法确实影响很大，但现在要怎么那因此而付出的“反心理学主义”虽然当时的心理学和现在也不一样——现在哲学这么搞估计更算和认知神经科学结合了，但当时还和内省和刚兴起的实验有关。因此，也看到Martin Kusch这位从爱丁堡学派出来的老将，居然在1995年写过Psychologism: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太值得今后一读了。
第四，齐美尔
梳理了清单，读了《历史哲学随笔》和《货币哲学》一部分以及《哲学的主要问题》（英译只有第一章），没有再认真和延伸读了。不过看到现在一些动态，就是好像有些社会学家开始关注他的晚期的生命哲学问题，这也和英译本刚出来有关。
最后，写了5000+字的essay，整体感觉还是条路清楚。
不过罢工嘛，Meeting也延后了，要等3月了。正好也趁这段时间，把很多积债清一清，像想看的几个SEP词条，还有看Nicholas Rescher的作品做做笔记，以及准备上面说到的Hans Joas的访谈。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628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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