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界如何研究官僚制？世界体系、平庸之恶和世袭制
国内社会学喜欢关注政府运作，自然离不开讨论韦伯的官僚制或科层制。
官僚制嘛，即使你不知道是什么定义，也知道大概意思：讲规则不讲人情、注重文书制度、证明“你妈是你妈”……
到底国外社会学是怎么研究官僚制呢？
我举三例：
第一，国际视角：很多研究官僚制，是从发展社会学角度，探讨后发国家如何发挥官僚制度、如何水土不服。
第二，道德视角：都说官僚制=平庸之恶，到底它是如何从道德上给民众带来伤害？比如身心障碍人士面对官员会怎么样？
第三，岂止官僚制！韦伯对制度的分类与探讨，实在是太多，不要只局限在官僚制嘛！不妨看下，还有学者从韦伯对“世袭制”的讨论，解释金融社会学里的对冲基金组织网络问题！
（社会学家韦伯）
我之前也写过多篇关于海外的官僚制理论研究，可参考下面：
- 1 - 国际视角：官僚制在后发国家水土不服？
中国社会学主要从政府运作角度探讨官僚制研，而国外社会学并不像这般，这方面工作往往扔给了公共管理等学科。
国外社会学官僚制研究比较关注的领域是发展社会学，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这和现实因素有关：如果落后国家想拿国际援助（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往往被要求进行制度改革——哪怕这些官僚制度不一定和国情很契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但是，如果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官僚制变化，又涉及到（发展）社会学里另一个非常有影响力学派有关：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是由核心与边陲国家构成，核心国家为了与边陲国家进一步拉开差距，尽力让其处于依附式发展状态，其措施就包括向边陲国家输出一些所谓的政府制度改革，最后只不过是与当地的特权精英进行合作等，对当地社会没什么帮助。
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不把韦伯式官僚制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结合起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社会学学报》上一篇论文，聚焦于IMF如何推动这些国家的政府制度改革。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是竞争关系：假定韦伯式官僚制理论是对的，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这些发展中国家改革，很可能在技术上是“好”的。假定世界体系理论是对的，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改革，可能是“坏”的，因为很容易被当地精英用作分赃的新手段。这里构成了有效的“对比性解释”对话。
几位作者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行！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区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改革的两种情况：结构条件改革（如价格管制放松、公务员管理灵活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比较像新自由主义精神）以及稳定条件改革（如设置政府债务上限）。
通过分析近30年间141 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作者指出结构性条件改革的官僚制，反而会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公务员系统人才流失。说白了，你这么搞，公务员待遇没了，体制优势没有了，谁还当公务员呀！留下来的人，也不想好好干了，所以政府绩效质量就下降了。但是，稳定性条件的官僚制改革可能会产生有利影响，因为设置政府债务上限之类的作用，更是关于宏观经济与政治环境，所以不对于公务员具体群体产生直接影响。
来源：
Reinsberg, Bernhard等. 2019. ‘The World System and the Hollowing Out of State Capacity: How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Affect Bureaucratic 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4):1222–57.
我们一想到官僚主义，就会和“平庸之恶”联系起来。阿伦特在这方面有非常精彩的叙述。我在公众号里也介绍过，见下。
从道德伤害角度研究官僚制，其实可以联系到当代最有代表的研究——来自当代著名理论家鲍曼。他提出过“官僚主义暴力”这个概念，包括五个特点：
1. 只有规则是正当合法的。
2. 受害者的隐形或疏远：比如，让你证明“你妈是你妈的”的官员，不会感到良心上过不去，因为没法证明你就得离开，消失在办公大楼里。反过来，受害者越隐形，官员越不会质疑自己，越会强化规则执行。
3. 对目标群体的去个体/人格化，把你当成办事对象而不是具体的人。
4.不允许即兴应景发挥：这和上一条是联系起来，哪怕你是办急事有隐情也不行。
5. 不允许专家规则受到干扰。
（当代社会理论大师鲍曼）
究竟当代研究里会怎么应用这个“官僚主义暴力”的概念呢？
在欧洲研究里，主要用于关于福利国家对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制度安排上。因为欧洲福利国家面临财政问题的时候，会采用紧缩政策，于是强化官僚制度与文书安排，尽量卡掉一部分人拿到社会福利。
最近，Stockholm大学学者在Sociology期刊的今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是研究在瑞典的福利紧缩背景下，政府对身心障碍人士的“官僚暴力”。我简述总结几点吧。
1. 所有受访的身心障碍者都表示，TA们对国家的社会保险局既不信任，也在交流时感到压力。
2. 福利系统用看似客观的规则，但不会考虑残障人士的诸如疼痛之类的主观评估问题。
3. 福利系统的文书变得了一种“侵入性评估”。比如要评估你的受伤情况，需要问到你私人生活的种种细节。
4. 无能为力感是常见，但理由是打发的，更常见，比如拒绝福利申请，往往是“证据不足”。
5. 官僚机会对残障人士评估变成了一种“耻辱再现”的方式，让当事人会觉得自己没有被“当成普通/正常人”看待。
来源：
Norberg, Ida. 2022. ‘Austerity as Bureaucratic Violence: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Neoliberal) Austerity on Disabled People in Sweden’. Sociology 56(4):655–72.
我们系有个老师，特别喜欢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也把胡子修得韦伯似的，想让自己长得像韦伯一点，也喜欢别人这么夸他。不过就学术原因来说，还是在于他觉得韦伯是个“概念库”——提出了太多太多概念，所以你可以用到各个现象上去。
我们来看看，哥本哈根商学院助理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社会学博士Tobias Neely Megan，也是斯坦福大学女性领导力研究实验室的成员。最近，她就发了一篇金融社会学文献，用韦伯的制度概念做研究，吐糟对冲基金领域的“老白男”圈子文化。
（图为 Megan Tobias Neely）
这位学者认为，对冲基金圈子和韦伯说的“世袭制”很像。
首先，她总结了世袭制的三个特点：信任、忠诚和传统。
信任是在面对风险或不确定性时，基于相似感或共同利益，具有对互惠义务的认可。忠诚是忠于特定的人、组织或理想，意味着在工作场合里与雇主的联系取代了其他职业承诺，类似于学徒式感觉。忠诚也在于它能防止学徒离开组织，另一方面让学徒得到回报。传统是使领导者的个人权威和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合法化，导致参与者将其视为自然的。
其次，她认为韦伯的世袭制可以拓展应用。
一方面，韦伯确实主要是用于研究家庭和国家，但也偶尔有谈到企业。另一方面，当代学者Julia Adams已经在历史社会学研究探讨了世袭制是一种父权制，以确定象征性的父亲—领导者关系，体现家长作风特征和男性气质。
接着，一些学者也指出可以尝试将世袭制联系到当代资本主义。最有代表的当然是近年很火的皮凯蒂的研究。他认为私有资本集中度的增长表明了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还是有世袭制的。
最后，她以对冲基金行业招聘员工的过程为例，对 45 名对冲基金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并补充了在工作场所和行业活动的实地观察，应用了韦伯的理论，发表在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刊物 Socio-Economic Review。
——性别很重要。女性即使有投资经验，但仍然容易被分到客户关系部门，而同样的男性更会被纳入直接做投资的部门。
——金融圈的男权化，是以人际信任的名义建立的。拥有超过 25年经验的白人受访时就指出，与同事的关系比作他的配偶，暗示了一种家庭的亲密感——甚至比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候还长，所以要“相处”得自然才行。
——对个人信任网络在于共同文化契合的信任感。在这一行，很看重你来自哪个高中或大学，不是因为学历多重要，而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故事，具有文化同质性。
——这种男权化的人际信任也会和忠诚交叉在一起。有受访时说，女性有家庭责任会“分散掉”她对对冲基金工作的忠诚度。
——对冲基金形成了一种“拟国王”的传统。比如，对冲基金经理的个人投资决策原则对公司影响很重要，而这一行的规模很少，公司不多，很容易集中化。
在工作时，研究者也发现员工们经常称对冲基金经理为“酋长”或“国王”，而对冲基金也努力让同事感觉“像家人一样”，比如赞助晚宴、运动队在内的社交活动来鼓励建立联系。
——说到世袭制，当然就得有传承换代的感觉。对冲基金会有“播种”计划，就是培养自己的同事去创业做自己的基金。他们大多从他们自己的前老板之类的“兄弟会”获得投资。
最典型的是Tiger Management的基金管理公司，年均净回报率为 25%。该公司后来发展出所谓的“小虎队”，就是通过由创办人提出种子基金，形成互惠网络，开枝散叶成120多家的关联公司。他们也秉持共同的投资传统，比如对一些富豪家族的财富管理。
文献来源：
Tobias Neely, Megan. 2018. ‘Fit to Be King: How Patrimonialism on Wall Street Leads to Inequality’. Socio-Economic Review 16(2):3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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