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杂谈（四）究竟哪天祭灶？
岁末杂谈（四）究竟哪天祭灶？
小时候在老家，祭灶是和过年一样隆重的节日。“官三民四乞丐五”，大人总是这样念叨，意思是说官宦人家在臘月廿三日祭灶，平民百姓就只能祭廿四日，至于乞丐更是等而下之。有时也听见人说“官三民四疍家五”、“官三民四丐五畲六”，在森严的阶层等级秩序之外，又附上些民族歧视。
上大学后认识天南海北的朋友，发现各地祭灶时间大不相同，从臘月廿二到廿五都有听说。当然最常见的，还是廿三祭灶和廿四祭灶两种情况，而且大体遵循“北廿三，南廿四”的规律。至于“官三民四”的说法，不少南方同学也有耳闻。
同样是年底祭灶，为什么会出现“北三南四”、“官三民四”的差异？古代祭灶时间究竟如何演变？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首先需要区分作为国家典礼的祭灶，和作为民间风俗的祭灶。概而言之，一直到清代以前，国家典礼中倘若对灶设有专祀，其祭必在初夏举行；同时，在岁末臘日之际，也可能将灶与门、户、井、中霤一同作为“五祀”与先祖合祭。另一方面，民间祭灶从最初的不拘时日，到臘日或每月吉日祭灶，再到唐宋之际渐渐固定在臘月廿四日。清初厘清祀典，将五祀一并废除，终结了官方于初夏祭灶的传统；同时宫中又受民间风俗影响，开始在臘月廿三日祭灶。宫中廿三祭灶的做法反过来又从北向南、从官兵向民间扩散，逐渐取代民间大部分地区原本廿四祭灶的风俗。
先说作为国家典礼的祭灶。
本系列第一篇（《农历十二月为何俗称「腊月」？》）提到《礼记·月令》说，“臘先祖五祀”。“先祖”好理解，但这个“五祀”究竟是什么，最初并无定论。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家语·五帝》等处提到“五祀”，以为是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这“五行之官”，因为“各以其所能业为官职，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别称五祀”。
《礼记·祭法》则说“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
而《礼记》的其它篇章如《曲礼》、《王制》等，又称“大夫祭五祀”，与《祭法》中“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的说法抵牾。
不过两汉间，认为“五祀”就是《礼记·月令》中提到的春天三个月所祀的“户”、夏天三个月所祀的“灶”、季夏（六月）所祠的“中溜”（房屋的中央）、秋天三个月所祀的“门”、和冬天三个月所祀的“行”（通“井”）这五种事物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比如《白虎通义·五祀》说：“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溜也。所以祭何？人之所处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汉书·郊祀志》亦称“大夫祭门、户、井、灶、中溜五祀”。
与此同时，《礼记·月令》中本来杂糅的五行理论成分，也方便后人将“五行之官”与“门、户、井、灶、中溜”这两种本来冲突的说法融合在一起。以“灶”为例：《月令》中只说夏季三个月的丙、丁日“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其祀灶，祭先肺”，足见炎帝、祝融、灶各不等同；到《淮南子·泛论训》，已经演变出“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的说法；而在《风俗通·祀典·灶神》所引《周礼说》中，又成了“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这样一来，祭祀“五行之官”中的“火正祝融”，便与“祀灶”无异了。
把“五祀”理解为“门、户、井、灶、中溜”，意味着按照《礼记·月令》的规定，这五种事物既在不同的季节各有专门的祭祀（包括初夏祭灶），又需要在臘日与先祖合祭。臘日是肯定要祭的，不同季节的专祀是存是废，则各朝多有变化。
《通典·礼十一·天子七祀》归纳道：“汉立五祀……岁一遍，有司行事，礼颇轻於社稷。后汉建武初，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祀简於社稷矣。……魏武王始定天下，兴复旧祀，而造祭五祀……晋傅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门，正宫亦祭一门，正室祭一户，井、灶及中溜，各择其正者祭之。’以后诸祀无闻，唯司命配享於南郊坛。隋制，其司命、户以春，灶以夏，门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庙日，中溜则以季夏祀黄帝日，各命有司祭於庙西门道南，牲以少牢。大唐初，废七祀，唯季夏祀祭中溜。开元中制礼，祭七祀，各因时享，祭之於庙庭。司命、户以春，灶以夏，门、厉以秋，行以冬，中溜以季夏。”
到了清初，“五祀初循旧制，每岁暮合祭太庙西庑下。顺治八年定制，岁孟春宫门外祭司户神，孟夏大庖前祭司灶神，季夏太和殿阶祭中溜神，孟秋午门西祭司门神，孟冬大庖井前祭司井神，中溜、门二祀，太常寺掌之，户、灶、井三祀，内务府掌之，於是始分祭，旋复故。逮圣祖（康熙）厘祀典，再罢之，并停专祀”（《清史稿·卷八十四·吉礼三》）。至此，国家于初夏祭灶的传统正式终结。
至于民间，一开始就未必有固定的日期。《礼记·月令》在五祀与四时五行之间所做的对应，恐怕只是战国以后受五行学说影响的儒生所幻想的礼仪秩序（尽管这套秩序在汉代以后得到了国家权力的认同），并非对先秦各国风俗的真实记录。汉代民间有夏季祭灶的（如《春秋繁露·求雨》：“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有春、秋季祭灶的（如《礼记正义》：“今时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门、户、灶在旁”），也有不拘时日、就特定事情祈福或庆祝而祭灶的（《东观汉记》载黄香迁魏郡太守后，“到官之日，不祭灶求福，闭门绝客”，可见到官后祭灶是时人普遍的做法）。就连在祭灶节的形成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阴子方（见下），《搜神记》说他“积恩，好施，喜祀灶”，可见他祭灶原本也是不拘时日的。
不拘季节、只以吉日祭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代。如初唐时，《艺文类聚》卷八十《火部·灶》仍引《杂五行书》称：“灶君以壬子日死，不用此日治灶，常以五月辰日，猪头祭灶，令人治生万倍。用人故灶，凶败；鸡毛入灶中，致非祸；犬骨入灶，出狂子。正月己丑日，白鸡祠灶，宜蚕。五月己丑、卯，祠灶吉。四月丁巳日，祠灶百倍。”等等。此外，陆龟蒙还因为时人“灶坏，炀者请新之，既成，又请择吉日以祀”的现象而忿忿，作《祀灶解》以批判之。
但真正成为后世民间祭灶风俗之滥觞的，却是阴子方臘日见灶神的传说。据《东观汉记》所载，汉宣帝时南阳人阴子方“以累积恩德，为神所飨，臘日晨炊于灶，神见，再拜受庆。时有黄羊，因以祠之。自是富殖百万，田至七百顷。后世子孙常以臘日奉祠灶神以黄羊。”
《风俗通义·祀典·灶神》所引《东观汉记》文字略有不同：“南阳阴子方，积恩好施，喜祀灶。臘日晨炊，而灶神见。再拜受神。时有黄羊，因以祀之。其孙识，执金吾，封原鹿侯；兴，卫尉，鲖阳侯。家凡二侯，牧守数十。其后子孙常以臘日祀灶以黄羊。”
当然，阴子方曾孙辈阴识、阴兴在政治上的发迹，托的恐怕未必是灶神的福，而是其姊妹阴丽华的美貌——让他们成了光武帝刘秀的大小舅子。但这个故事本身，以及后人不断的添油加醋（比如《搜神记》、《后汉书》又加上了阴子方预言“我子孙必将强大”的情节），使得南北朝时，“臘日祭灶”的传统已经盛行于荆楚一带（见上篇《从新莽到明朝的历代德运与腊日》引宗懔《荆楚岁时记》）。
然而在唐宋间，民间“祭灶”又开始与“臘日”相分离。汉代时，臘日不但是国家大典，也是民间的盛大节日：“臘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独断》）。但到了唐代中后期，臘祭成了皇家的专属：“天子以四孟、臘享太庙，诸臣避之，祭仲而不臘”（《新唐书·礼乐志三》）。同时臘日“宴饮”也被臘享时“致斋、不用乐”的做法取代，以至于宋神宗年间，还因为“臘享前三日，皇帝不游幸、不作乐”，而引发“素以用乐燕犒为恩礼之重”的辽国使者不满，造成外交事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一，元丰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甲戌，1083.1.18）。臘祭的垄断化与禁欲化，使得民间臘日的喜庆气氛渐渐不存，祭灶也只好另择时日。
之前说过，汉代时，民间将臘日第二天称为“初岁”、“小新岁”（《史记·天官书》：“臘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十二月臘日……遂臘先祖、五祀；其明日，是谓‘小新岁’），类似于如今称呼祭灶节为“小年”。到了唐宋，祭灶活动从臘日中独立出来，也一并夺走了原本属于臘日的“小年”（“年夜”、“交年”）这个头衔。
不过在中晚唐的笔记中，还只说民间祭灶是在“年夜”，并没有指明“年夜”具体是哪一天：“（长安）都人至年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抹于灶门之上，谓之‘醉司命’，夜于灶里点灯，谓之‘照虚耗’”（《辇下岁时记》）。
到了宋代，民间就普遍地将臘月二十四日定为祭灶节，同时也保留了《辇下岁时记》中提到的“醉司命”、“照虚耗”等风俗。譬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北宋汴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纸钱，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风俗，臘月“二十四日，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此日市间及街坊叫买五色米食、花果、胶牙饧，萁豆声，叫声鼎沸。其夜家家以灯照于卧床下，谓之‘照虚耗’”。此外如范成大《祭灶词》中“古传臘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等记载，不一而足。
到了明代，有关民间祭灶节的记载，仍旧几乎都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比如万历初，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土俗》记宛平县风俗：“祀灶：坊民刻马形，印之为灶马，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农民鬻以焚之灶前，谓为‘送灶君上天’。别具小糖饼，奉灶君。具黑豆寸草宛许，为养马具。群一家少长罗拜，即嘱之曰：‘辛甘臭辣，灶君莫言。’至次年初一日，则又具如前，谓为‘迎新灶’。”万历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述南京风俗，亦称：“留都人家，以臘月二十四日夜祀社，果、酒，自士大夫至庶人家皆然。”此外如嘉靖中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辑录宋代杭州旧俗、万历时《月令广义》与崇祯时《帝京景物略》所记北京风俗，均以廿四日为祭灶节。
不过臘月廿三日祭灶的情况，在明代也已出现，只是远比现在稀少。微博网友“澳洲雪梨子”翻阅明代方志，发现绝大多数方志记载的是廿四日祭灶，只有两个例外：万历年间《福山县志》（今山东烟台）与万历年间《徐沟县志》（今山西太原）记载的是廿三日祭灶。
见其文章：https://weibo.com/p/23041867ccd0340102wxt7。但“澳洲雪梨子”猜测此二例反映的是蒙元入侵的残留影响，则证据不足。其引用的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为火主哈扬哈日娃佛定为太后的祭祀”）是清末的著作，并不能反推出元代的蒙古习俗，有可能反而是后世蒙古受到清皇室的影响。实际上，节日时间的自发演变、分化实属寻常（就像如今也有个别地方在廿二日或廿五日祭灶），未必非要将这两个特例解释为元、明两代的文化战争。
除以上两例外，现存文献中还有一处关于明代臘月二十三日祭灶的记载，来自明亡以后佚名遗民追忆开封风物的《如梦录》。据该书所言，明代分封于开封的周国，其典礼以“（十二月）二十三日，灶神奏天之期，礼宜祭祀。王用猪羊，遣典膳官祭，乡绅士庶用三牲或刀头供献。”不过现存《如梦录》的版本是经过清人常茂徕修改的（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自序》曾抱怨过：“有常茂徕者，开封老儒，同治中犹存，喜收拾乡邦文献而不甚读书，改窜《如梦录》，令人叹恨，即此人也”），也有可能是其用咸丰年间已经变化了的开封风俗反过来“校正”明代的日期。
无论如何，明代廿三祭灶只是特例，廿四祭灶才是当时较为普遍的习俗。但清皇室的影响扭转了这种局面，促成了如今“北廿三南廿四”之大体格局的形成。
前面提到，康熙时厘清祀典，废除了国家对灶的夏祭与五祀岁暮合祭。此后一段时间，皇宫中开始流行在廿三日祭灶。
《清史稿·卷八十四·吉礼三》称：“逮圣祖（康熙）釐祀典，再罢之（五祀），并停专祀。惟十二月二十三日，宫中祀灶以为常。”这意思似乎是说，宫中廿三日祭灶是从康熙开始的。
不过嘉庆时吴振棫却在《养吉斋丛录》中记载道：“（自顺治至康熙）无亲行祀灶之事。雍正间，始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坤宁宫祀神，并面南设天地神位，行九拜礼；东厨灶神，行三叩礼。乾隆后，皆遵行之。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王、贝勒等有内廷差使应直宿者，十二月二十三日皆给假回家祭灶，以散秩大臣代直。”则认为这一传统始于雍正，并在乾隆以后得到强化。
宫中的做法迅速改变了北京的民俗，并向周边扩散。比如乾隆年间，《日下旧闻考》说“（北京）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则用二十四日，如刘侗（明代《帝京景物略》作者）所称也”，既指出了祭灶日期的南北差异，又指出了明清两代北京民间祭灶日期的变化。又如山东人张尔岐的《蒿庵闲话》成书于康熙九年，尚称民俗以“灶神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天言人功罪，设糕、饧、酒、脯之属以送之，名曰‘辞灶’”；而在1936年莒县新成印务局的《重修莒志》中，说的却是“二十三日，行祀灶礼。按是日俗谓灶神朝天之期，陈酒果，供饴糖米饼，焚皂马以送之；民间亦有二十四日祀灶者……盖古俗已然也”，可见民国时廿三日祭灶已成山东民间的主流，廿四日祭灶的沦为少数派。
南方民间因为离政治中心较远，因此更多地保留了廿四日祭灶的传统。与此同时，驻扎各地的旗人则跟随皇室，在廿三日祭灶，军民之别渐显。大约于同治年间，厉惕斋在《真州竹枝词引》说，江苏仪征一带“臘月……二十三、四日送灶，卫籍与民籍分两日，俗所谓‘军三民四’也”。类似地，光绪年间《零陵县志》也说“廿三日，军家于是夜送灶……民家则祀于廿四日夜”。同样地，“官三民四”之说及其种种变体，也滥觞于清室做法通过官僚阶层发挥的影响、及其与民间地方习俗的角力，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