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胜，1960年1月生，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特聘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会计人才库专家，财政部首批会计名家，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已出版《财务基本理论研究》《现代成本管理》《集团公司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等专著、教材 10 余部，在《会计研究》《财政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发表论文 200 余篇。2008年，被财政部授予改革开放三十年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

熊焰韧，南京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熊筱燕，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

摘要：资本是现代财务管理的主要对象，资本理论是现代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目前局限于经济学范畴的资本理论以及相关的财务研究，已不能满足财务管理发展的现实需要。立足财务现实以及发展需要，亟需在理论上确立并在实践中落实现代财务管理的“资本观”，包括：正确的资本观，需要把握“人拥有、可交易、可抵押、服务生产、确定的具体财产、货币价值”六个核心要点；全面的资本观，在整合“个体、组织、社会、生态”四方面利益基础上，规范财务管理功能作用的深度、广度、精度；合理的资本观，让资本活动在实践中有“边界、限度、底线”方面的约束与保障。

关键词：财务对象；资本习性；资本观；财务管理变革

资本是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概念。可以认为，资本理念孕育了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但是，目前财务学界对资本理论的理解，一直满足于经济学层面，例如资本结构理论、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尚缺乏应用专业方面的特色研究，从而使财务学术研究在对财务管理实践的指导效能上，至今尚差强人意。财务学术研究以及理财人员，能否建立对公司财务具有足够解释力的资本观，不仅制约着财务学术研究的效率，更直接影响着财务管理能力与水平。本文拟在现有资本理论基础上，探索如何建设完善满足财务管理需要的“资本观”，从而深化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建立科学、实用的资本基础概念体系。

关于资本的概念，目前存在着不同的定义。按经典的说法，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由此形成了比较务实的说法：资本是以获利为目的的货币或“本钱”。这里，“本钱”既有货币的意义，也包括人与物的功能与专长或特定竞争力、能力。这样的资本概念，强调了两点：（1）有具体、确定的所有者。所有资本都具有明确的所有者。这样的所有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家族、法人或民族、国家。（2）可以为所有者带来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货币回报，也可以是具体的产品与服务，还可以是精神层面的价值，例如声誉、权力、心理愉悦等。在现代，资本的形成一般都来自于所有者过去的成功努力，这样的资本，必须投入到物质、精神产品与服务的具体生产活动中，才能发挥作用。资本要实现其职能作用，必须借助于各类主体——企业或事业单位。因此，理解资本的现实概念与具体理论，必须而且只能通过现实经济活动的观察与思考，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在学术界，有关资本含义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最初，资本是指牲畜的头数（杰弗里•霍奇森，《资本主义的本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这反映了农业社会对决定人类经济活动能力主导力量的原始认识。后来，1211年开始，意大利语中出现Capitle这一单词，明确表述了资本资产的含义，从而形成了“一个企业原始投入的货币价值，就是资本”的概念。13世纪意大利复式会计的发展，有效解决了以量化货币等价物来描述生产与贸易的问题，从而促进了14世纪资本核算方法的探索，最终使“资本就是企业价值的货币表现”这一概念，获得了固定定义的现实基础。1776年，亚当•斯密把人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用以消费，以维持生活；用以提供以后收入，形成生产与销售。后一部分的财富，用以取得收入的那一部分，叫资本，包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亚当•斯密明确了资本的四种基本功能。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需使用或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第一种用法是农业家、矿业家、渔业家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我以为，这四种用法，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这四种投资方法，有相互密切关系，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为全社会的福利计，亦是缺一不可”（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可以认为，资本范畴从此在理论上被赋予了比较明确的含义与意义。

马克思研究资本写下了不朽的《资本论》，他面对着“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与“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的强烈反对，以极大勇气把资本范畴放到整个社会经济文明基本制度层面予以研究，一针见血指出，“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无止境和无限度以至无底线唯利是图”的真实本质，栩栩如生地描述：资本作为追求价值增值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以谋求价值的无休止的增殖，而精明的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却达到了这一目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马克思认为，资本体现了资本家的意志与意识，而资本家的个人意志与意识，完全依赖于会计而嵌入到资本具体运动中。“资本家的意志和意识只反映他所代表的资本的需要，所以他的个人消费对他来说就像是偷窃积累，至少是向积累的借贷；实际上，私人开支在簿记中记在借方，作为资本家欠他的资本的债务”（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资本范畴确定了最终归宿：“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马克思对资本理论的系统研究，对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也为我们完善财务与会计理论方法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方向与框架指导。

在资本范畴研究领域，欧文•费雪的理论贡献尤为显著。他在《资本和收入的性质》一书中，在简要回顾斯密的资本观——创造收益的财富，与西尼尔的资本观——创造财富这些经典理论基础上，认为“这些定义齐心合力表达了如下重要事实：资本是生产性的，同收入是针锋相对的；资本是对未来的预备或储备。但是他们认为，只有一部分财富符合这些条件。对于前面提到的经济学家而言，把所有财富都划到资本中似乎有点荒谬，因为这就没有可以用来与资本对比或定义资本的财富了。如马歇尔教授所言，若一个人想把属于资本的财富和不属于资本的财富分得一清二楚的话，他就会发现自己因为解释概念时的自由度增加，就像坐在一架‘倾斜的飞机上’，而且，由于他把更多财富定义为资本，这架飞机会不断倾斜，直到资本以外的财富所剩无几。”资本“大部分定义都涉及时间问题，但方式有所不同。赫尔曼考虑到了财富的持续时间；克拉克把资本基金的永久性与其要素（也就是资本品）的暂时性相对比；科尼斯着眼于未来的满足；杰文斯和兰德里则特别说明了资本的‘投资’和回报之间的时间问题”（欧文•费雪，《资本与收入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在有关实务会计的商业手册和论文中，资本被用于说明一个人财富的净值。因此，拉弗伦茨（L.W. Lafrentz）在谈到资产和负债的区别时说道：‘剩余就是所有者（资本所有者）的净值。’对商人的调查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商业用法中，所有的财富都包含在术语‘资本’中。唯一令某些商人犹豫不决的是，是否消费者手头的所有财富项都是资本。而犹豫的原因可能还会在记账的习惯中看到。正如一位商人所言，‘资本就是个簿记术语’。于是，他很自然地将这一术语同他的商店（而不是家）联系在一起。因为前者需要做资产负债表，而后者不要，不过，一旦有了资产负债表，其背后的目的就无关紧要了”（欧文•费雪，《资本与收入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费雪通过对现有资本各种代表性定义的分析，认为事实上理论界还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资本定义。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在财富概念基础上，建立两个层次的资本概念。其一资本财富，即现成财富项的存货、贮存及积累为资本项（资本工具）；其二资本价值，即每项财富均由一种通用的单位计量时，具有社会范围可比性，这一存在于某时点的量必然归属于特定主体（产权），称为资本品。如此，形成了“资本项”与“资本品”两个基本的资本存在形式，这两个基本形式的正确定义与应用，构成了资本定义的基本内涵或要领（欧文•费雪，《资本与收入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资本项目与资本品之间的对立互动与制衡关系，是现实财务与会计制度建设的根基。费雪认为，只有“资本品”或“资本价值”概念，才最为准确地表达了资本范畴要义。因此，他认为，“资本”这个简单术语，只是“资本品”或“资本价值”的缩写词（欧文•费雪，《资本与收入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

这样的资本概念，事实上已普遍存在于会计实务中的“资本账户”中。费雪认为，“资本账户是某人在任一时刻所拥有的产权的价值和数量的报表。它由两栏（列）组成：资产和负债。所有者的负债是指他的债务或者对别人的某种义务，也即是，他对（使用）别人的产权所应承担的责任。一个所有者的资产或资源是他所有的产权，与其负债无关。资产，既包括清偿债务的那部分产权，也包括债务清偿后多出的那部分产权。考虑到所有者一穷二白的情形后，资产还包括他自身”（欧文•费雪，《资本与收入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费雪还认为，“资本账户中的每一项都是所有者全部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资产是正的部分，而负债是负的部分。因而，资本各部分的代数和，或者总资产和总债务的价值之差，就是资本账户中标示的净资本，或者资本盈余或余额（Capital Balance）。”“资本账户中的项目及其价值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在一份资产负债表作出后的六个月的某个时点再做另一份同样的报表时，上面的盈余或净资本可能会有显著变化。不过，簿记员习惯于从账户建立起就使资本项目完整无缺，并将该项目的所有增长均命名为‘盈余’或‘未分配利润’。这么做的原因在于：首先，簿记员登记得越不频繁，簿记工作就越简单；其次，通过单独登记初始资本及其后续的增长，账簿可以直观地显示出一家公司在资本积累方面的历史；最后，对于股份公司而言，股票凭证就代表资本。这里的股票是指不随资本真实价值同步变动的固定‘面值’。所以，簿记员习惯于使‘资本’账目价值等于其股票的面值”（欧文•费雪，《资本与收入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这表明，资本范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为人们认识并运用而发挥作用，而且一般只能通过会计才真正实现。

会计实务中往往会面临资本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这两个价值不一致的矛盾。这种“不符之处不仅出现在公司现有资本的市场估价与其账面价值之间，亦发生于公司投入的初始资本本身与其名义的资本总额之间，皆因为股票的售价可能或高或低于其面值。所以，我们发现，个人或公司的‘资本’具有四个相互独立的含义：名义的‘资本总额’，真实的初始‘投入资本’，当前积累的资本或者由簿记员提供的‘资本、盈余及未分配利润’，以及资本的市场估值（比如‘股票的价值’）”（欧文•费雪，《资本与收入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

费雪通过现实生活中汇总资本的两种基本方法，即余额法和配对法，证明了现实中资本本身由于可能存在错误的统计形式，而在实践中产生各种误解。他认为：“应该仔细区分这两种加总资本的方法：一个是余额法，它显示出由不同个体拥有的资本；另一个是配对法，它显示出由不同的具体工具构成的资本。一个和所有者相关，另一个同拥有的物品相关。二者并不冲突，只是观察事实的角度不同”（欧文•费雪，《资本与收入的性质》，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费雪对资本范畴的开创性研究与贡献，对消除人们现实生活中资本种种现实问题的模糊认识，极具启发意义。熊彼特认为费雪做到了“第一个协调了经济学家与会计人员的工作”（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对资本理论作了一个比较简明的总结。他认为，“资本”这个词，在经济学家明确定义之前，一直是法律与商业上术语。“对罗马的法理学家和他们的后继者来说，资本是指贷款的‘本金’，以区别于利息和放债者的其他附加要求。显然与此有关，资本后来便指合伙人投入合伙企业或公司的货币总额或其等价物，也就是一个企业资产的总和，如此等等。因此，这个概念实质上是货币性的，或者指实际的货币，或者指对货币的要求权，或者指用货币估价的某些货物。而且，虽然它的意义并不十分确定，但绝不是含糊不清的。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它的含义是毫无疑问的。假如经济学家有足够的见识，坚持这个词的货币的或会计上的意义，而不试图‘深化’它们，那我们可以免去多少纠缠不清的、毫无疑义的、愚蠢透顶的争论呵！不过，在十八世纪以前，经济学家几乎不使用这词。……十七世纪，像财富、财宝、存货这样的词常常使用在应该使用资本的那些地方，而且，整个十八世纪——甚至十九世纪的头几十年，最初的资本理论往往喜欢用存货这个词。”后来经济学家在有关资本的性质和职能的理论中或表达清晰的分析中才开始使用“资本”这个词（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他进一步认为，在经济学界虽然存在着公认的资本范畴，但却找不到公认的资本定义。其原因有四方面：第一，一些资本概念分析意图已足够清楚，不同意图就存在概念差异；第二，指望有一个单一的、适用于一切目的的资本概念，几乎不可能；第三，把“资本”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方”或“负债一方”大致等同起来，很难赢得学术认同；第四，理论界在学术活动中经常在物质资本概念与货币资本概念之间摇摆不定，使资本概念变得捉摸不定。他认为只要明确自己占支配地位的目的，则资本概念定义就可以非常明确（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在《经济分析史》第三卷中，熊彼特从一般经济学角度对资本概念做了一个讨论性小结。他认为有关资本概念上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各种努力，并没有真正地统一人们对资本概念定义的认识。他比较认同费雪有关资本问题的系统研究，认为其贡献比较突出，费雪把资本定义为任何时刻都存在的财富的存量，从而在经济学家的资本概念与会计师的资本账户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门格尔、杰文斯、庞巴维克与奈特在费雪资本概念之上，分别引入了“生产时期即时间”与“不确定性即风险”概念，从而形成了资本价值概念，资本由此被定义为“预期报酬流量的贴现价值”（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这样的资本定义，奠定了对一个资本实体（企业）价值评估的理论基础。由价值过程提炼资本范畴，再从资本概念延伸至价值层面，最后实现了资本与价值两个范畴的协调，形成资本价值的新理念，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财务、金融乃至财政的理论基础。

对财务理论研究而言，制度经济学大师康芒斯的资本范畴研究也特别具有启发价值。康芒斯认为：“经济学上的价值的概念以及实际上现代‘资本’的概念，和其他科学上的种种概念一样，经过几个历史阶段，最后才达到一种用数字表示的纯粹相对性的学说。它最初从通俗的原始的一种物质上客观的东西的概念开始；然后转变到一种非常主观的东西；然后加上未来时间的一面；然后接受了财产的概念，那是稀少性、未来性以及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的客观的等值物，这些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又是稀少性的集体的结果原因。然后，根据人们已经承认的计量单位，这些各方面的可变因素，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地，由于它们的原因或结果，开始被结合起来，成为用数字表示的计量单位，表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不断变动的经济关系的不断变动的数值。这种程序中使用着三种计量单位系统：使用价值的物质计量单位，稀少性的货币计量单位，以及预期的风险和等待的货币计量单位。通过这些预期，人们做出综合的估值。……估值的因素以及和它们等值的债务可以归结为三项：稀少性，表现于三方面，商品的稀少性，支付手段的稀少性，等待服务的稀少性；数量，表现在使用价值的种类、质量和数额上；未来时间，表现在等待和冒险的折扣上，其中冒险再分为自然的风险、个人的风险和集体行动的风险。……现代资本，这种价值由稀少性、使用和贴现折扣这些方面的可变因素构成，它们的联合的变化性被折合为贷款和账上的借方记录”（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2017年出版）。

康芒斯认为，资本与其依附的实体——企业相适应，是一个包括三重复合意义的概念：“首先是以资本为物质性东西的古典概念，即为未来生产和收入而持有的有体物，但是在商品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下，其交换价值不能超过重建成本。第二是更为复杂的资本的经营概念，即对有形、无形和无体的资产的购买力，它具有一个作为持续经营主体的现实市场价值，由期望的净收入的资本化所决定。第三是资本的伦理概念，即劳务人员为了他人未来的使用，有权在未来要求偿付的未偿付报酬劳务的累积。根据第一个概念，资本是有体物的现时市场价格；根据第二个概念，资本是未来收益能力的现值；根据第三个概念，资本是未偿付劳务的现值。……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财产的概念上。根据第一个概念，财产是为了生产和销售而持有的有体物；根据第二个概念，财产是预期的收益能力；根据第三个概念，财产是当时基于对未来收益能力的期望而提供的服务”（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华夏出版社2009年出版）。不难看出，这样的资本理论，对现实经济过程以及人类经营行为，已具有很强的框架引导作用，为充分利用资本范畴改善并提高现代经济与管理实践能力与水平，进而深化会计与财务意义上的资本范畴研究，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在这一方面，需要特别介绍的是，美国第一代会计理论大师哈特菲尔德曾分别于1926年和1934年在《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两篇专门研究“Capital”（资本）概念的文章。他认为，“Capital”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会计学文献中，是在1547年荷兰簿记学家简•英平•克里斯托弗尔（Jan Ympyn Christoffels）的A Notable and Very Excellent Work一文中。由此证明，是经济学家借用了这个会计词汇，而不是会计学家借用经济学家的词汇。以哈特菲尔徳的研究为依据，美国学者Paker 于1994年具体揭示了“Capital”一词是怎样被经济学家从会计师那里借用，并在赋予其新的含义之后，又被会计师“借回”（许家林等，2013）。其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把“资本”直接定义为一种生产要素。也有学者认为，资本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要素，一种本身就是由经济过程产出的耐用的投入品。资本包括一系列大量、专业化的机器、厂房、计算机、软件，等等”（马乔里•凯利，《资本的权利是神圣的吗？》，中信出版社2003年出版）。如此，资本概念应更多着眼于反映、概括现实的解释力。

综上有关资本理论范畴的历史回顾，对于理解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而言，资本概念必须把握以下几个核心要点：

1. 人拥有。必须有确定无误的所有者，这样的所有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甚至是特定的民族、国家。这种所有权利益的维护与权益的保护，对资本实际功能的正常作用至关重要，也成为现代财务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动力与目标。

2. 可交易。具有自由转让的功能，决定了资本必须能够被定价，能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使资本具有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在追求。这也是财务管理赖以发挥功能作用的依据所在。

3. 可抵押。不论有形物资，还是无形的声誉信用，作为资本必须具备可抵押的能力。这是现代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整个经济社会运行链条的顺畅流转，有赖于各经济主体资本具有可靠的可抵押能力。甚至可以说，全社会信用制度建设，是建立在各微观主体资本具有必要的可抵押能力基础之上的。而全社会的信用制度，正是整个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基本前提。这方面能力培养与发展，成为现代财务管理的重要任务。

4. 服务生产。凡是资本，必须具有生产与销售具体产品、服务的能力，这些产品、服务不管有形还是无形，应该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这是现代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原则。离开生产，脱离了产品与服务，资本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财务必须以始终服务生产为基本宗旨。

5. 确定的具体财产。凡是资本，不管以何种有形或无形的形式存在，都必须具有确定的具体财产作为其物质内容。所谓确定的具体财产，是指具有产权保障的实物和知识包括数字、权利等。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创造价值的主要因素及其结构在不断变化，由创造更多使用价值，到赢得更多的消费者，发展到目前为人类社会贡献更多的知识，资本存在的主体内容越来越丰富，同时其计量与管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复杂性。

6. 货币价值。所有资本都必须具有可用货币计量其价值的功能。资本价值的最终意义，只有通过货币计量才能证明自身确实存在。而且，这种货币计量具有社会可比性和可验证性的特性。公允、可靠的货币计量，是资本在现代资本范畴最为本质的一个特征，也可以说是其存在的一种内在要求。这样的货币价值，已成为现代财务管理的必要条件，或假设前提。对货币价值的正确定义与衡量并创造尽可能多的货币价值，正是现代财务管理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和具体任务。

现代资本观，不只是简单的货币观。立足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我们倾向于根据资本主体即资本考虑问题的基点，来区别不同的资本观。从主体而言，可以分别表现出个人（财产与人力）、组织、社会（全人类物质与道德精神文明）、生态四个层级的资本观念。

1. 个人或个体资本观

这是最传统也是目前仍最普遍的资本观。这样的资本观，完全来自于个人财产所有权与个人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共识，体现了经济人自利基本假设。这样的资本观，在现实中强调两点：对各具体主体而言，出资人利益最大化是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对各个人而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现代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正是建立在个人资本观基础之上。

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以片面的个体资本观为理论基础，从而导致了资本实体时常陷于困境之中。通常，资本实体包括两个核心要素：物与人。人包括知识所有者与货币资本所有者，均对创造价值发挥关键作用。目前把前者归入成本费用，后者归入利润，从而人为造成了知识所有者与货币资本所有者的对立矛盾，导致资本实体创造价值丧失了内在活力。

有人把现行做法命名为“货币资本中心论”，并对此作出了极其生动的批判。目前“资产负债平衡表揭示了一种‘资本中心论’的偏见。其结构是：资产=负债+权益。资产负债平衡表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必须平衡，也就是左右两边必须完全相等。每种资产或者被公司直接拥有（这可以用权益来代表），或者有债务在支撑着它（用负债方来代表）。负债和权益加起来就等于资产总额。在资产负债平衡表上，股东的形象用‘权益’项来代表，想当然地体现了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拥有的太多了，一整个公司的价值都归他们）。但是雇员们压根没在平衡表上出现。……在会计账上，雇员们没有任何价值。货币有价值，物品有价值，点子和知识有价值，甚至像商誉这样虚幻的东西也有价值。而相比之下，雇员们却只有负的价值：他们在收入流量表上体现为费用——而对待费用只有一种态度：尽量地削减它。如果说资产负债平衡表隐藏了雇员方的话，那么收入流量表就将他们看做是公司的敌人。理由很简单：付给雇员的每一美元都不能再付给股东作为分红。而法律作为公正的准绳，却认为公司需要最大化‘股东’回报。每当雇员要求加班费用、工资上调或者是福利待遇的时候，他就被看作是公司的敌人，他们的存在可能会撼动公司的根基”（马乔里•凯利，《资本的权利是神圣的吗？》，中信出版社2003年出版）。

2. 组织或法人主体资本观

这里所说的主体，是指各类法人。法人组织尤其是现代公司的产生，是社会经济与政治文明进步的产物，标志着人类对合作共赢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追求。因为所有主体都由两个以上甚至众多的个体组成，而且各个个体与法人主体之间存在着自由组织，而不是强制终身固定的关系（契约内除外），所以，个体的利益与主体的利益往往不一致，而且容易形成冲突。如此可见，主体资本观与个体观截然不同。组织或法人主体资本观强调，法人主体利益最大化是现实资本的基本目标。由此决定了法人组织的每个个体以及法人组织经济活动中涉及的所有其他法人组织与个体，在资本实务中均服从并服务于主体法人利益最大化目标。目前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机关财务管理，比较接近主体资本观的基本要求。

3. 社会资本观

通行理论中，把社会制度与公共产品、社会心理、道德伦理与信用等，作为社会资本范畴的具体内容予以概括。立足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我们倾向于从资本主体即资本考虑问题的基点，来区别不同的资本观。具体而言，从自然人、法人、整个民族与国家、自然生态（整个人类社会）这四个层面，如何实现相应的利益最大化，就形成了个人、主体、社会、生态这四种基本的资本观。因此，社会资本观，是从民族与国家整体利益角度，来开展各种资本活动。财务管理所有制度设计与业务活动，均必须以最大限度增进所在民族与国家利益为基本目标，这样的财务管理更接近政治学范畴。

4. 自然或生态资本观

这样的资本观，也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资本观。资本实体活动，表现为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提供满足人类各种现实需要的产品与服务，这一过程，对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肯定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直接影响。道理显而易见，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前提保障，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无可争议的约束作用。人类经济活动，根本目的无非是为了过上美好生活，但这样的美好生活，必须置于生态环境的容许之下。不然，人类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各类经济活动，就会成为对生态环境的恣意挑战，最终结局必定为自然无情淘汰。这显然不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状态与结果。为此，人类历经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正迈入信息社会，科技革命进步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市场经济又给人类带来更广泛的物质享受，但生态环境现在似乎已到了不堪人类再任性发展的极限。极端天气变化、地震、海啸、水资源危机、空气与土壤污染等，不仅直接威胁着当今人类，而且可能摧毁人类文明，使我们数代人辛勤努力的结果付诸东流。为此，严格控制所有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已成为需要全人类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一个艰巨任务。所以，自然或生态资本观的确立，有助于对经济活动影响生态环境做出能动、积极的计量与控制、改善，已成为现代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大课题。

合理的资本观，是指怎样基于资本现状把资本导向更健康的方向。正确的资本观，解决资本成长发展的大方向问题；全面的资本观，解决资本成长发展的定位和格局问题；合理的资本观，则解决怎么正视资本现实有效改善、提升资本品质问题。

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不但带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极大便利，也直接改变了人类天性。资本市场在现实中成为人性表现最直观和直接的舞台（平台）。货币事实上成为人类能力的记分牌，甚至成为人类能力的一种体现。只要人拥有足够多的货币，任何需求就可以随时得到满足。由此，货币成了一个人的人生安全感、自豪感、幸福感的全部，人们可以倾其一生，去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拥有更多的货币。最终，很多人都陷于货币拜物教，即马克斯•韦伯所言：人好好活着是为了挣钱，而不是挣钱是为了好好活着。这样处于灵魂迷失状态的人们，恰恰是形成资本实体的主角，从而给日常的资本实务带来了诸多非理性冲击，使资本在运动过程中经常出现偏离理性要求的行为。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过程中，认为资本生活充分呈现了人性。他以一个人类思想批判者与创造者身份，带着极度愤怒的口气，揭示了资本表现的资本家“三无”本性：（1）无止境。逐利无边界，哪里赚钱，资本就流向哪里。西方盛行着一种说法，资本无国界，它在全世界寻找赚钱的机会。在资本家眼里，只有利益，没有道义。（2）无限度。盈利能力越高越好。资本回报率再高永远赶不上资本本身的需求高。在资本市场上，市盈率即公司股价与每股盈余之比多少为合适？尽管理论上有合理市盈率一说，但现实中，贪婪的人们创造了一万乃至两万市盈率的壮举，可想人们对盈利水平的期望已到了极度疯狂的程度。如果说资本回报水平多高为好，数学上只有一个“极大值”概念可能才是比较恰当的答案。（3）无底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引用1860年《评论家季刊》转引登宁的当时判断：只要有300%的资本收益率，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风险也在所不惜（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时至今日，人类已创造了多种前辈们无法想象“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和以“讲不完吸引眼球故事”为核心竞争力的盈利模式，也开发了很多冠以金融创新、自诩增强风险管控、堪比巧夺天工的P2P工具与技术，加上传统的企业拉郎配式并购、梦幻般的资产减值测试、雾里看花的合并报表、“鬼斧神工”的盈余管理……这些创造的利润率，已经是300%的N倍，实际过程中，可以“空手套白狼”，即无资本也能赚大钱，还美其名曰“资本经营”。

显然，合理的资本观，就是为从根本上扭转目前“三无”占主导的西方资本观，变为“三有”资本。

1.资本有边界

任何资本，都依托着一定的人与物。只要人与物一定，则必然在知识能力与功能用途、质量方面，存在着边界。这种人的知识能力与物的功能、用途、质量上匹配而形成的生产、销售产品与服务的能力边界，再辅之以产品与服务市场需求对接后形成的组织生产模式，就形成了资本边界。从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资本都必然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只能是产业资本的后备军。是产业资本决定了金融资本，而不是相反。但现代金融资本主义，恰恰违反了以上原理，所以导致经济泡沫、产业空壳，给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带来了冲击。为此，需要形成对资本实体的获利能力作出规范计量的制度，形成标准指标与计量口径，从而形成企业资本实体即“资产报酬”指标，它在日常会计上就是“息税前利润”即EBIT，把EBIT与资本实体（总资产规模）作比较，就产生了资本实体获利能力指标，通常称之为“资产报酬率”即ROA。依此产生动态、目标，以及行业、地区、时期等众多的ROA，可以大体上分析一个资本实体创造价值的能力与水平以及竞争力、发展前景，也可以对社会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与流向、流量、流速作出分析，同时通过金融行业利息水平合理性评估更好地发挥利率对资本市场的引导与调节作用。从理论而言，金融行业的利率，不应该高于同期资本实体的ROA。

2.资本有限度

资本无限度追求回报，在工业革命成功的初期，即在整个社会总体处于短缺经济条件下，供应严重不足，高盈利能刺激高产出，从而尽可能短时间内满足更多的需要，缓解短缺矛盾。这样背景下，资本追求尽可能高的回报，对微观与宏观均有益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假定，取得高回报的这些企业主，巨额利润满足其正常消费后的剩余，会全部作为生产投资，用以增加企业产能，以满足更多的需要。这也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但事实上，取得巨额利润回报的企业主，往往会在日常消费之外，花大量的钱财用以“奢侈”（桑巴特语）或“炫耀性消费”（凡勃伦语），从而在浪费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现在我们回顾以往的历史，即使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这种超高资本回报，无论对当事者健康幸福而言，还是对整个社会文明进步而言，都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何况，现在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已进入了经济过剩时代，过去高速经济增长下房地产、资本市场轻而易举赚大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立足产业发展要求资本形成合理回报，是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首先要做出研究并探索答案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应具备的盈利观和资本观。

3.资本有底线

18世纪工业革命吹响了人类创造物质财富能力高速增长的进军号，事实上，工业革命确实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明显提高，马克思把这样的功劳记到了资本主义甚至是资产阶级的账上。资本在这个阶段，自然获得了任性野蛮生长的条件。我们现在回顾资本已经过去的200多年历史，不难发现，资本的全球流动，也把其固有的一些本性带到世界各地。这种资本国际流动的潮起潮落，也让饱尝资本洗涤后的国家与人民，好好回味个中的酸甜苦辣。资本盈利拉动经济繁荣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丰富的物质财富，这是每一个人感同身受的事实。但资本无底线盈利，给社会带来不健康心理污染从而从精神层面给人类带来了健康生活的挑战，更是严峻而痛苦。目前国际盛行的会计与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成型而变成了国际认同的标准框架与内在结构。当我们今天冷静地看待以资本为核心的概念及范畴，搭建而成的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时，应该抱以务实而开放的心态，认真地提炼、保留其积极合理盈利的成分，干脆利落地剔除其“三无”尤其“无底线”成分，在财务管理中唤起人们对道德与社会资本的重视与管控，从而真正赋予资本以社会属性和道德情怀。

那么，怎样才能让资本有“底线”？资本的所有者，不仅拥有个人独立利益身份，还有客观不可或缺（推卸）的社会地位，从而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可以成为全体人民谋取利益的积极而有力的力量。其实，资本的这种社会属性或社会力量，在以往实践中已事实存在。生产社会化使生产过程需要越来越多人和机器，当然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资本内在构成要素（资本有机构成）的物质内容之间（资本技术构成）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复杂性和互联性的增加，劳动力个体作为财富来源的相对重要性将会逐渐下降，重要的是多人合作形成的知识和技能的利用（专业化协作效率会显著地高于个体手工制作效率）。因此，生产过程的决定因素，既不是“劳动时间”本身，也不是“劳动强度”，而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运用的复杂的机器作业、工作能力、同事关系网络，这些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这种现代意义上真正创造高附加价值的“生产力”，需要经过强化和重塑的企业资本网络结构，以形成具有强大盈利能力的现代商业模式。以计算机网络和大数据、智能化、云计算以及移动支付、区块链、物联网理念架构为工具，产生的共享共赢的经济社会合作形式，不仅提高了社会分工的效率，同时也提高了社会沟通的效率与质量，在促进知识共享的同时，更充分地体现并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资本由此能够真正成为社会文明进步与公众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资本实体所有成员，可以在不同的工厂间乃至全社会流动、传播新的实践经验和交流工作见解，分享真正的快乐；工程师和经理们与承包商、消费者乃至竞争对手互动磋商，真正地从以前自然走向经济危机的个体利益至上为基础的市场竞争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以整体利益至上为目标的市场竞争性合作共赢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如此，通过机器、运输以及新型的人际交往，创造了一个互联互通共享共赢的社会互动网络，从而唤醒并有效激发本来就隐藏于资本灵魂深处的社会属性。

但是，目前的会计与财务在这方面显得反应迟钝。历史地看，19世纪末期的管理革命，现代企业形成了科层制的组织模式及其福特制生产模式与泰罗制管理模式。按钱德勒分析，支持这三大模式的，是以成本会计为基础的现代管理会计（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1987）。这样的管理会计制度立足于生产过程的任务细分，可以根据产出所消耗的生产时间量（主要是劳动时间以及其他各项成本）计算出每项工作的劳动生产率和附加价值。这种方法适用的前提有二：其一，由于劳动时间在生产成本中占据很大份额，测量劳动时间的生产率可以为生产流程的有效管控提供大量的有用信息；其二，泰勒式的管理组织方式将生产分为若干独立的工作任务，这些任务的生产率需要一些标准的设置来衡量。但是，在典型的现代企业中，随着无形资产对价值创造作用越来越关键，上述前提不复存在。首先，劳动时间在生产成本中仅占很小的份额，在所有的企业日常开支中，机器维护、物流费用、专利费用等各项费用已成主导。其次，生产的创新性与灵活性以及品牌效应，需要各类部门进行沟通交流，跨越原来互相分离的工作任务和职能部门，而画地为牢计量业绩的成本会计制度成了顺利实现这种转型的障碍。最后，创新性、灵活性或者品牌的打造，与生产时间的投入量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这决定了，现行的会计制度所奉行的原则与框架，即以独立单元（或称责任单位）的形式，来测度和比较生产过程中所耗费时间的生产效率，已很不合乎时宜了。由此，让我们不得不去回顾上世纪30年代起，会计行业一些小众企业开始的计量改革探索，即所谓的“精益会计”或者说“价值流分析”。在日本也叫“行动会计”（今坂朔久，《行动会计》，机械工业出版社1987年出版），它通过众多的指标来获得每个业务或作业效率的信息。这一观念侧重于立足整个生产流程的效率，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单一的环节。较早出现的全面质量控制（TQC）原则依据众多的量化指标来测评质量并为之提供测度基准。这样的会计制度，突出了个体对整体的作用、贡献以及具体方式，从而有效地培养了资本实体全体成员的组织归属感、全局观以及贡献精神，为资本社会属性的回归奠定了心理认同与需求基础。

强调合作与整合社会资源能力，是赋予资本社会属性的有效手段。为此，要加强对资本社会属性的管理，核心工作是以组织活动与行为为主体，建立每个组织成员的“个人口碑”。所谓个人口碑，就是精确地核算个人对组织价值创造的具体贡献以及贡献的质量。个人口碑账越好，个人为组织赢得社会资本做出的贡献就越大，个人与组织将得到更多的信任；每个人都对组织贡献，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组织公约，从而每个人都愿为组织创造更多的价值；每个人以自己能力为组织创造的独特价值，则激发每个组织成员不断提升自我，以提高自己在公司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使组织拥有越来越强的盈利活力。把这样的理念，应用于社会视角的组织盈利观中，那么，资本的社会属性就在财务管理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资本就不再是无底线，而是富有良知。财务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确实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功能作用空间，但若不做出脱胎换骨的改变，不但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更可能会成为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阻力。

现代财务理论对资本范畴的研究，由于简单地以经济学与金融学层面有关理论为背景，从而导致了财务理论指导财务实践的捉襟见肘。无疑，经济学与金融学对资本范畴的研究，可以给财务学术深化对资本范畴的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但财务意义上的资本范畴，绝对不是对经济学与金融学资本理论的简单验证，比较合理的概括应该是:财务意义上的资本范畴，是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诸学科有关人类社会现实资本范畴理论的综合运用，主要是有关以法人组织为主体资本形成、积累以及扩张发展（萎缩调整）的理论概括。

这种财务意义上的资本，既是以上各门学科资本范围赖以存在的基础，又是上述各学科资本范畴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基本领域，在理论上具有独立存在价值。财务意义上的资本，正成为各组织经济活动基本动力，也成为各经济组织有效整合各种外部与内部资源的催化剂与粘合剂。这样的资本范畴，更多体现了各经济组织主体的资本观，这样的资本观不仅直接决定着经济组织的利益结构以及发展模式，而且综合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所有经济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期盼。这样的资本观，是财务理论与实践的灵魂，需要财务学界作出严格与明确的定义。很多财务学者可能并不认同我们的这种认识，但现行财务理论面对现实挑战往往陷于无力解释的困境，可能这是我们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确认资本范畴是整个财务理论与实践的基石，并且确立财务上的资本范畴具有独立的学理意义，本文对此予以专门研究，从而揭示财务意义上资本观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这对于完善财务理论与方法，夯实现代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基础，从而提高财务理论有效指导财务实践发展的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正确”“全面”“合理”三个方面探讨资本观，试图从定义、主体、品质上，对财务意义上资本理念的基本内容作出概括。这样的概括，为我们理解现代财务理论结构与方法体系以及具体实践运行机制，提供了基本依据。

当我们听到社会上时不时警告大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我们应该清醒，目前财务理论与实践中呈现的资本，似乎并不正面，这表明重塑财务意义上的资本观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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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务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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