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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静 | 社会心智：描述性预测与规范性预期

何静 哲学研究 2022-06-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社会心智：描述性预测与规范性预期

何静 | 文


作者简介

何静，1981年生，浙江杭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智哲学、认知科学和社会认知。

摘  要：社会心智指的是个体处理和运用他人信息的能力。预测的社会心智观将大脑的预测模型推广到社会认知领域，强调社会交互是两个贝叶斯大脑持续进行双向预测的过程。这种社会心智观基于亚人层次的神经机制，说明了个体如何对他人接下来“会做什么”进行预测，却遗漏了全人层次中，个体基于社会规范对他人“应该做什么”作出预期的规范性维度。只有将规范性预期纳入预测的社会心智观中，社会心智才能得到完整说明。

关键词：社会心智；预测模型；描述性预测；规范性预期


社会心智(social mind)指心智的社会维度，即处理和运用他人信息的能力。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经典的社会心智理论将社会心智看作个体(基于理论或模拟)对他人的心智状态进行预测和解释的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典的社会心智理论忽略了心智间动态交互的特征，导致社会心智所依赖的预测能力并未得到真正说明。(cf. Gallagher；Zahavi)近年来，随着预测心智理论的兴起，一种凸显社会心智动态交互特征的预测社会心智观(predictive social mind, PSM)吸引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
 
PSM是将基于贝叶斯大脑的预测心智模型推广到社会心智领域的成果。它主张，社会心智就是两个贝叶斯大脑之间积极地进行双向预测的过程。PSM很好地刻画了社会心智互惠性的特征，为关于他人接下来“会做什么”的预测(prediction)过程提供了坚实的自然主义说明。本文将论证，尽管PSM很好地展现了社会心智的描述性维度，却忽略了社会心智的规范性维度，即对他人“应该做什么”的预期(anticipation)过程。描述性预测是基于已有的经验和当下知觉输入，对他人接下来的行动概率进行推测的心智过程。规范性预期是基于社会规范，对他人在特定的情境中应该如何行动进行规定的心智过程。只有将规范性维度纳入PSM，社会心智才能得到完整说明；由“为我”的个体聚集起来的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为我们”的行动力，才能够得到真正理解。
 

一、贝叶斯大脑的推测机制

 
预测的心智模型(predictive mind model, PMM)是为了解决知觉的“神秘性问题”而提出的，即仅依靠感官输入，大脑如何感知外部世界。PMM的理论框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物理学家亥姆霍兹(H. von Helmholtz)提出的“无意识推理”概念以及20世纪50年代控制论中的“预测加工”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弗利斯顿(K. Friston)和弗里斯(C. Frith)为代表的神经科学家吸收了亥姆霍兹的思想，并结合贝叶斯推理(Bayesian inference)的统计学方法以及神经科学、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通过大脑层级预测机制来解释知觉和运动过程的PMM框架。近年来，这种研究进路得到了哲学家克拉克(A. Clark)、侯宜(J. Hohwy)和韦策尔(T. Wentzer)等的推广。
 
PMM的基本观点为：大脑是一个基于概率的推理系统，利用已有的知觉结构推断出当下知觉的原因。尽管获得的感官信息是混乱、不清晰的，并且引发这些信息的因素也是不确定的，但是大脑通过不同层级间神经环路的彼此刺激，自上而下地建构起我们的知觉经验，并推测出将已有经验应用到当下情景中去的概率。
 
在神经层面，大脑所要作的就是根据内部的层级生成模型对“自身神经经济系统(neural economy)接下来的状态进行预测”(Clark, 2013,p.183)。每一个大脑层级，首先对知觉信号的远端起因形成一个基于先验概率的贝叶斯预测，而后持续地将已有的预测结果与实际的感官输入进行比较。根据贝叶斯模型，当大脑所作的预测与输入的感官信息基本一致的时候，预测结果就是正确的；当两者出现不一致的时候，预测误差就产生了。这个时候，较低层级的神经环路会将误差提示传入较高层级的神经环路。较高层级的环路通过对接收到的概率性表征进行自动调节(即快速的知觉推理)来调整预测误差并最终形成最佳预测结果。
 
这种双向层级结构的优势在于，大脑能够根据当下的最佳模型以及先验信念进行迭代预测。当大脑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是一个复杂的层级因果结构时，就会对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进行反转，将那些复杂的情境性信息传入较高层级的神经网络。因此，从本质上说，PMM的核心不是大脑对感官证据的直接接收，而是大脑对知觉和行动的预测和神经建构。
 
举个例子说，当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个红色苹果的时候，你能够毫不费力地想象出它的样子。你视觉皮质的神经元能够模拟出一个圆形的、红色的模糊苹果形象。假设你现在正在超市，处于激活状态的神经元(根据你在特定情境中的已有经验)预测到你将会在水果售卖区看到一个红色的苹果，而不是一个红色的弹力球或小丑的红鼻子。一旦你看到真实苹果(即实际的视网膜输入和预测结果相符)的时候，该视觉输入无须处理就能按照预测结果激活视觉皮质的神经元，并将知觉对象解释为一个红色的苹果。这种积极而高效的预测过程就是大脑感知并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所感受到的经验是大脑已经完成了的预测。在此意义上，大脑感知的对象不再是世界，而是关于世界的大脑模型。
 
PMM不仅能够对感官信息进行解释，而且还能够启动个体的身体行动，如伸手去拿苹果或逃离一条蛇。个体所采取的行动以降低关于运动意图的预测和当前实际状态之间的差距为目的。正如弗利斯顿所说，行动者通过“在世界中采取行动以改变知觉输入或者通过改变内部状态以调整识别密度”(Friston, p.129)两种方式来减少预测误差。由此，知觉作为调整预测结果的参数，与行动作为改变预测对象(即感官输入)的手段，在PMM这个融贯的框架中实现了统一。我们关于世界的“意识经验就是关于接下来的感官输入或行动的预测”(Clark, 2016, p.168)。
 
不同于以往的预测理论，PMM集成了神经机制与计算模型，强调大脑自上而下的预测和推理过程在知觉生成中的普遍作用。以往的预测模型主要用于对个体行为(如运动控制)的解释，而PMM旨在为个体感知、理解世界的方式提供一个统一的生成性框架。换言之，预测是大脑的主要工作方式。
 
除此之外，PMM还赋予了行动以具身性、情境性的特征。(cf. Teufel & Fletcher, pp.233-235)PMM作为整体生物机制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当下的情境。通过积极推理的方式，PMM将那些与情境相关的信息作为对神经信息处理过程的补充纳入自身，持续地调节和修正已有的模型以产生能够有效控制行动的信息；并且，这种动力协调的过程存在于整个系统之中。
 
我们可以将PMM理解为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因为它有两个不容反驳的“硬核”构成了其理论的基础：(1)错误预测最小化。对于一个系统而言，要尽可能地避免“惊奇”(surprise)的输入，将预测误差降至最低以维护其自身稳定性。(2)积极推理(active inference)。当预测误差产生的时候，系统或者通过调整已有的模型(如知觉推理),或者在世界中采取有效的行动(如积极推理)来减少误差。“错误预测最小化”原则是生物系统所有适应性行为最核心的解释和驱动因素；而积极推理使得PMM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化认知研究纲领，为个体的认知过程提供了机制上的说明。
 

二、描述性的预测

 
作为一个自然化的认知研究纲领，PMM将大脑看作一个预测性的推理机；并且，只有当大脑与身体及其所处环境处于结构性耦合状态的时候，才能更好地进行预测。这种结构性的耦合不仅包含了大脑与物质环境之间的耦合，还包含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耦合。这就需要我们“不仅从神经生物学的层面与认知的层面，更要从社会的层面对大脑进行概念化”(Franks, p.39)。这种大脑的社会性特征不仅令PMM能够解释我们是如何感知世界并在世界中采取行动的，同时也为PMM推广到社会认知领域提供了可能。
 
PSM是将PMM推广到社会认知中的成果。这一推广的必要性在于，我们缺乏直接进入他人心智状态的通道，就如同大脑无法直接接触世界中生动的事物。这一推广的合法性在于，“我理解你的行动的标准应当与理解一般意义上的行动和知觉的标准一致：即，预测错误最小化标准”(Friston & Frith, 2015a, p.130)。换言之，不管是个体对客观世界中物理对象的感知还是对社会情境中他人的感知，都最终服务于最根本、最原始的生物价值的实现——优化大脑对世界状态的预测以维持自身系统的稳定性。即便是像阿米巴虫这样的单细胞生物，尽管不具备反思能力，却同样能够通过对外部环境中的刺激形成不同的趋避反应，以维持系统基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这种生物价值是大脑演化和发育的指南，它“精巧地蕴含于社会情绪和复杂的推理之中。生物价值自然地引导和渲染着发生在我们富有心智和意识的大脑中的一切”(Damasio, p.26)。
 
因此，同PMM一样，PSM因生物价值而生。为了将预测误差降至最低，个体自发地衍生出社会交往行为。大脑利用已有的知觉结构来预测当下知觉的原因，并以同样的方式对他人的心智状态进行概率性的预测。看到一位父亲因为痛失爱子而黯然落泪的时候，我预测到他内心巨大的悲痛。当我的预测结果与关于他人的信息一致的时候，我就理解了他人的心智状态；反之，我就误解了他人的心智状态。这时候，我需要通过调整已有的模型来优化自己的预测，就像一个科学家通过相反证据来调整他的假设一样。
 
然而，与PMM不同，PSM感知的对象并非客观世界中的物理对象，而是社会情境中的他人——与我有着“高度相似生成性模型”的个体。(cf. Friston & Frith, 2015b, p.401)从神经信息处理的角度说，我与他人之间高度相似但又存在差异的推断图式构成了社会心智能力的根基。我将“自身行动背后的层级预测模型迁移到他人身上以理解他人行动的意图”(Clark, 2016, p.139),反之亦然。由此，PSM主张，社会心智就是我与他人——两个在个体形态上相似但又存在差异的推理图式持续进行双向预测的过程。简而言之，在我预测他人的同时，他人也在预测着我。
 
这意味着，PSM具有典型的“互惠性”特征。循环往复的双向预测过程在大脑间建立起信息交流的通道，从而使个体的预测模型能够根据当下的感官证据及时对基于先验社会交往经验而产生的预测结果进行计算更新，并更好地与他人进行互动。“感官证据可以是我听到的言语，从这些言语中我推断出你试图传达的观点。我不仅能够通过预测你可能还会说什么别的来检验我的推断，而且还可以通过自己说些什么，然后预测你会如何回应。同时，你将会把相同的策略用于我所说的。当我们之间的预测误差变得足够小时，大概就达成了对彼此的理解。”(Frith & Wentzer, p.658)换言之，当两个大脑的预测模型在形式上达到广义的同步(generalized synchronization),即两个预测系统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某种一致性的时候，相互理解就是必然会产生和涌现的结果。
 
不过，不同于挂在墙上的两个同向摇摆的钟摆或者一群以同样频率发光的萤火虫，我和他人之间的“广义同步”并不是一个系统机械地随着另一个系统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而是通过将表征的加工结构与来自他人的统计数据联结起来，持续地对已有的预测结果进行调整使之与他人的状态相耦合的过程。当他人的状态发生改变的时候，必然导致我的信息状态发生共变。例如，当我看到他人脸上的愤怒表情时，被激活的不仅有大脑中的面部识别区和腹侧通道，同时还有与身体的运动系统密切相关的背侧视觉通道。因此，在对他人的情绪进行面部识别时，我不仅对这个面部图像进行感知并在概率上将其识别为“愤怒”的客观特征，而且会积极地(尽管往往是无意识地)对这一情绪作出回应，如感到害怕或者采取逃跑行动等。
 
由此看来，作为一种凸显个体大脑神经生物动力的理论模型，PSM将社会心智视为个体间的大脑持续进行双向预测的过程。在描述性维度上，PSM通过将社会心智的内容和过程“客观化”为外部对象的状态，表征了世界中的他人是什么样的。预测结果的对错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表征了他人的心智状态。
 

三、规范性的预期

 
PSM将社会心智看作两个贝叶斯大脑之间进行持续双向预测的过程，很好地说明了社会心智描述性维度的神经机制。但是，社会心智是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脑的预测机制不仅会对他人接下来“会做什么”(will do)进行描述性预测，而且还会对他人“应该做什么”(ought to do)进行规范性预期。描述性预测是基于当下的感官证据，对将来会发生什么进行概率性推断。与之相对，规范性预期是基于行动者的理由和行动规范，对他人应该做什么进行规定(prescribe)。这些理由和规范规定了在当下情景中，他人应该具有何种信念和欲望，这些信念和欲望应当如何保持一致和融贯，以及他人采取何种行动才是符合特定规范的。
 
我们认为他人应当保持信念和欲望的一致性，是因为我们将他人看作理性的行动者。正如丹尼特(D. Dennett)指出：“只有在全人层次(personal level),我们才能运用需求、欲望、意图、信念这样的术语对环境中的行动者进行解释。”(Dennett, p.164)全人层次的解释就是将他人看作一个能够根据自身的信念和判断作出行动选择的行动者；我们据此形成关于他人行动的预期。例如我归与你“勇敢”的性格特征，那么我不但用“勇敢”来解释你过去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我会内隐地告诉自己，你作为一个勇敢的人应该表现出勇敢的样子，比如做错了事会承认错误、面对歹徒不退缩等。
 
与全人层次不同，亚人层次(sub-personal level)的解释诉诸发生在脑和神经系统中的事件与过程。PSM诉诸PMM，将交互看作大脑对知觉的远端起因进行预测的过程，属于亚人层次的解释。这种解释尽管对描述性预测来说是充分的，但对于规范性预期来说却是不充分的。仅仅基于神经机制工作模式的描述，无法解释我们为何能将他人看作一个能够根据自身的信念和判断作出行动选择的行动者。来自认知科学的证据表明，PMM很可能也参与了规范性预期的过程，作为神经机制而发挥着奠基(grounding)作用。(cf. Zawidzki, pp.56-60)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全人层次，那么我们就在真正意义上忽略了(个人心智状态的)核心内容”(Dennett, p.95)。总之，只有诉诸全人层次的解释，社会心智中的规范性维度才能得到完整说明。
 
除了解释层次上的不同，描述性预测和规范性预期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像安斯康姆(E. Anscombe)所说的思辨知识(speculative knowledge)与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的区别一样。根据安斯康姆的著名区分，思辨知识是“从所知对象得来”的知识，实践知识是“它所理解的对象所产生”的知识。(cf. Anscombe, p.87)当思辨知识判断与实际所是有出入时，错误在判断。当实践知识判断与实际发生有出入时，“错误不在判断，而在执行(performance)”(Anscombe, p.17)。假设两个人初次见面，其中一人伸出手，他会预期另一人也伸出手。他这样的预期不是对对方的身体姿势进行预测的结果，而是社会规范所要求的结果。假如对方不伸出手，那就是失礼。这个时候，错在预期的对象，而不在预期者。在描述性预测的情形中，假如预测者的预测不准确，错不在对预测的对象而在预测者本人。
 
同描述性预测一样，规范性预期也因生物价值而生。个体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的生物价值，需要通过与他人联结的方式来弥补个体自然本能的不足。人类总是在群体中与他人一起养育后代、进行劳作、抵御危险等。而个体要在群体中生活，必须自觉地运用规范约束自身行动、调节自身与他人的交往行为，才能为群体所接受。这种基于社会规范而确立的群体合作模式在进化论上具有积极意义。(cf. Tomasello)
 
社会规范指的是那些为群体共同接受并引导日常社会行动的明确或默会的规则。康德认为，没有规范就没有理性。维特根斯坦强调，我们的行动总是受到规范的严格限定和约束，就像受到了“魔法引导”。(参见维特根斯坦，第94页)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进一步将“以为自己遵循规范”和“事实上遵循规范”区分开来。(同上， 第86-96页)其中的两个要点在于：其一，我们不可能“私下地”独自遵守一种规范，而必须以群体对规范的认同为前提。换言之，规范的有效性取决于它在群体中的有效性。如果一个个体的行动无法受到其他人的判断，那么他就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是否实际上遵守了这个规范。如果这个个体在群体面前成功地为自己遵守该规范的行为进行了辩护，那么这个规范就是适用于群体的有效规范。其二，规范的意义在于个体按照规范而行动。规范和遵守规范的行动之间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规范内在地确定了哪些行动与特定的规范相符，而哪些行动又与特定的规范相背离。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当群体对规范达成一致的认识之后，彼此按照规范作出相应的一致行动应当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因此，从逻辑构成上说，规范中包含着一个“如果”从句，对其运用条件的典型情境作出了明确说明。这种逻辑的强制性蕴含着群体对规范内容的认同，以及个体按照规范而行动，并由此对我们关于他人“应该做什么”或“如何做”的预期提供了担保。不过，规范如何能够作为我们对他人预期的依据，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没有回答。
 
麦克吉尔(V. McGeer)和安德鲁斯(K. Andrews)等人关于规范“调整性”(regulative)特征的讨论，是回答这个问题很好的切入点。麦克吉尔提出，当我们将一种信念归与他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对他人“应该做什么”作出了预期。她写道：“尽管我们可能会根据经验，形成他人在特定情境中可能会做什么的判断，但同时我们极大地受到由规范引导的关于他人应该做什么之判断的影响，即，在此情境中，他人如何做才合乎常理。”(McGeer, 2007, p.141)麦克吉尔将规范看作一般化了的行动期待，并将社会心智能力落脚在“我与他人”对称性的预期关系之中。
 
例如，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看到红灯亮了，我会自然而然地在斑马线前停下。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在绝大多数情形中是有效的。同时，我也相信大多数人也同我一样遵守这条规则。并且，如果我选择了遵守或违反这条规则，便会得到相应的奖励(安全出行)或惩罚(遭遇车祸)。这种预期并非是要对一个特定的事件或一种状态进行经验性的描述，而是以他人应该会依照规范性的行动准则来采取行动的预设(或要求)为前提，将他人的行动放置在“理由以及对他人所说的话进行辩护的逻辑空间中”(Sellars, p.169)。
 
因此，预期首先是一个在交互情境中赋予(或重构)他人的行动以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规范的结构发挥了康德式的“范导性”作用，对自身和他人的行动提出了某种规范性的要求和义务。他人的行动因为符合社会规范才能够为我们所接受和理解，反之亦然。在特定的情境中，有一些行为是可被接受的，而有一些行为则是不可被接受的。例如，在超市购物的时候，使用购物车或购物篮采购物品是可被接受的，闲逛而不购买商品是可被接受的，但是在超市内喧哗打闹或者毁坏购物架上的商品则是不可被接受的。尽管我无法对他人在超市内的具体行动进行精准预测，如，是使用购物车还是购物篮来购物或者购买哪几样商品(除非他人向我提供更多更具体的信息),然而，我却能够依据特定的规范，对他人有限的行动范畴进行预期。这样，社会规范和他人的行动就在我的预期中建立了与我的内在联系，架起了一座桥梁，超越了我与他人之间的鸿沟。社会规范作为社会心智过程中稳定的结构性证据，降低了自身以及他人行动的不确定性，帮助我们以低耗能、高效的方式进行预期。
 
其次，预期还是一个对自我和他人的行动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下象棋的过程就是一个按照象棋规则来不断训练并塑造自己的思维和行动的过程。类似地，在社会情境中，我们根据规范来调整自身的思维和行动方式。麦克吉尔区分了三类具有不同调整性功能的规范：(1)证据性规范，即基于这些或那些证据(直接经验、他人证词等)应该相信什么；(2)评价性规范，即作为具有一系列需求(并且这些需求可能会不断发生变化)的个体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欲望；(3)执行性规范，即按照一个人的信念和欲望应该如何作出恰当的选择和行动。(cf. McGeer, 2015,p.263)这些规范决定了我们将要得到的东西，决定了我们从他人的生活方式中得到什么样的技能，也决定了我们与他人进行交互的方式。
 
与此同时，我们依据这些不同的规范对他人的思维和行动进行预期。我们预期到在这样的情形中，他人应该会形成这样的信念，以及基于这样的信念，他人应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他人按照规范行动，那么我们的预期就被满足了；如果他人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我们的预期就没有被满足。这个时候，对他人的预期唤醒了我们作为负责任的个体的自发活动意识。这种“未被实现或满足”不是由预测机制的失败导致的结果，而是个体间进一步进行互动协调的理由。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调整自身原有的预期，而是通过指责、申辩、说理或惩戒等“修复”手段促使他人调整自身行动以符合规范性的标准。如果看到朋友开车闯红灯，我可能会问她为什么要闯红灯，或者告诫她遵守交通规则，或者警示她可能产生的糟糕后果等。在此意义上，预期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规范性的。
 
这种按照不同规范与他人进行相互调节、彼此规范的过程从我们出生之时就存在。维特根斯坦强调，一种社会规范无法先天地被我们知道。就好像一个人不可能生来就是一个象棋高手，对社会规范的理解和应用同样需要一个反复举例、示范和训练的习得过程。新生婴儿把头埋进母亲的胸口，母亲将婴儿揽入怀中开始哺乳。这种包括眼神、表情和言语交互在内的母婴动力学是社会心智能力发展的起点和重要基石。(cf. Andrews, p.54)在正常情形中，婴儿能够预期到母亲将会如何对她的哭泣和喃喃声进行回应。慢慢地，婴儿形成了关于母亲“应该会如何回应”的稳定预期，并由此驱动了更深层次的母婴交互。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旦这种预期被破坏或阻断——母亲没有作出应该作出的回应，不但会导致婴儿因为预期未被满足而产生失望或生气的情绪，还会唤起婴儿的存在危机感或导致非正常的社会认知能力的发育。(cf. Tronick, Adamson & Brazelton)
 
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儿童与周围更多的人建立了联系。一方面，儿童形成了对某个特定的人以及(在此类情形中)她应当如何行动的一般化预期。即使在遇到陌生人的时候，儿童也能够运用这种一般化的行动预期来理解他人的个性特征、典型行为、信念、欲望、选择以及社会角色等。安德鲁斯认为，这种对他人行动的预期“并不是明述的，也不是基于对规则或者“应该”概念的命题性理解，而是对某类人应该以某种方式来做某事的一种知觉”(Andrews, p.55)。另一方面，儿童通过模仿和训练，学习如何做才是符合规范的。这种依据规范的社会化过程，引导了个体神经网络的结构化，令有意识的规范习得过程逐渐转化为无意识的规范性行动，一旦掌握了它们，便会如此这般地行动。
 
现在，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描述性预测不同于规范性预期。前者指向基于神经系统内脑和事件过程的亚人层次，后者指向基于社会规范对他人的行动进行规定的全人层次。更具体地说，两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重要区别：首先，预测过程关注他人接下来可能会做什么，而预期过程关注他人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其次，预测过程根据关于他人的知觉输入形成推断，而预期过程主要依据个体所理解的他人进行推理；再者，当误差发生的时候，预测过程通过调整已有的知觉模型对预测结果进行更新，而预期过程则通过调整性的策略对他人施加规范性的压力，促使他人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行动；最后，预测过程将关于他人的知识客观化为外部对象的状态(其核心在于表征),而预期过程则首先将他人看作具有理性能力的行动者(其核心在于赋予他人的行动以规范性意义)。
 

四、双重维度的PSM以及“我们-模式”

 
PSM关注他人接下来“会做什么”的预测过程，并由此强调了社会心智的描述性维度，却未能对社会心智的规范性维度作出充分说明。就好像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通过相互作用构成了水分子，当我们从系统角度去观察的时候，看到的是无色、无味、透明的水的属性；当我们从内部结构去解析的时候，看到的则是氢原子和氧原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捕捉不到水分子所具有的整体属性。同样地，仅从描述性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心智，容易导致唯我论并弱化个体间的协调与合作过程以及群体的规范性功能，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个体为什么总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来理解他人并与之互动，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由“为我”的个体聚集起来的群体，能够表现出“为我们”的规范性和行动力。因此，我们需要将上述规范性维度纳入PSM中，使之更加丰满、更具解释力。当我们不仅从描述性维度，而且从规范性维度来建构PSM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双重维度的理论框架产生了好的理论后果——它能够很好地对联合行动及其复数形式的“我们-模式”(we-mode)进行阐释。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是重要的行动主体以及社会责任的承担者。但是，在社会认知研究中“我们”却是一个很麻烦的术语。麻烦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作为一个群体的“我们”所具有的主体性和行动力?或者说“我们”到底是实在的行动主体，还是出于言说需要而虚构出来的称谓?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两种颇有影响的说明：个体主义的还原论和群体主义的本体论。个体主义的还原论主张，作为群体的“我们”不能存在于个体的信念和行动之外，并没有实在性；群体主义的本体论则争辩说，“我们”拥有因果力和行动力，无法被还原到个体，应当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这两种进路都是有缺陷的。因为个体主义的进路无法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极大地影响个体的行动意图；而群体主义的进路则无法说明离开了个体的意图和行动力，“我们”还剩下什么。这些研究的困境，导致了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我们”沦为社会认知研究中的神秘之物。
 
双重维度的PSM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考察“我们-模式”的全新视角。图梅勒(R. Tuomela)强调，“我们”行动以“我们-模式”的意向结构为基础。他将“我们-模式”定义为：多个(两个及以上)个体以共同的目标为导向，通过承担相应的角色来实现某种联合行动或达至某种共享的心智状态。(cf. Tuomela, p.332)这种共享的特征并不意味着不同的个体具有同样或相似的心智内容，也不意味着存在某种特殊的以“我们”为实体的心理表征，而是表明了个体的心智状态拥有一种附加特征——个体所预期的行动同时也是其他个体所预期的，或者说个体与其他个体共同追求着同一个目标，并且个体具有将自身作为“我们”身份的一部分而与他人进行合作的意愿。
 
例如，说“我们看到了北极光”,除了表明我和你对同一个对象进行了感知，还表明我因为你的在场而获得了不同于我独自一人作为观察者的经验，以及对我和你一起(“我们”)作为一个联合的行动自治体的认同。从描述性角度说，“我们-模式”在结构上依附于个体的心智属性而存在。它以“我”的大脑预测机制为神经生物学基础，利用已有的知觉结构推断出当下知觉的原因并据此在我与他人之间建立起信息交流的通道，以达至某种形式上的一致性。从规范性角度说，“我们-模式”并非个体心智状态或经验的简单加合或共同呈现，而是我与他人基于对行动目标及交互情境的基本理解，通过相互规范、彼此调整而涌现出来的结果。
 
当特定群体中的个体用“我们”来定义自身身份的时候，就将特定的群体观念分配给了个体，对群体中的“我”具有由外向内的约束力和自上而下的权威性。尽管我无法像控制自身行动那样来控制联合行动，但是作为这个自治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能够对系统的动力学进行感知，并且在影响他人行动的同时把他人的变化带回自身。在某些特定情形中，“我”甚至能够舍弃或背离自身的利益而以有利于“我们”的方式来思维或采取行动。这意味着，当复数的“我”共同参与一个行动并遵循其中的规范、承担其中相应义务的时候，就在社会功能上形成了一个不可还原的社会行动者——“我们”群体。
 
这种由PSM导向的研究策略上的转变，促成了对“我们-模式”的非还原论个体主义处理方式。以“我们-模式”为基础的联合行动表现出了超越个体形态的、更高层次的自治性。作为一个开放的自治系统，它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积极地形成并维系自我身份；与此同时，它还遵循着自身内部相对稳定的规则。这种自治性令“我们-模式”具有可识别的内部结构，并且在个体理解他人和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由此，我们看到，只有当我们将规范性预期纳入PSM以后，社会生活中的“我们-模式”才能得到真正理解。这种理解保留了“我们”作为社会属性而非本体论属性的不可还原性特征，解决了个体主义还原论和群体主义本体论所不能解决的理论难题。
 

五、结语

 
传统的知觉理论认为，知觉过程由外部刺激推动，大脑通过自下而上的表征处理将简单的感官输入信号转变为复杂的知觉。PMM颠覆了这种观点，认为知觉过程是由贝叶斯大脑进行自上而下推测的结果。该模型的核心不是大脑对感官证据的被动接收，而是大脑对知觉和行动的主动预测和神经建构。PMM不但在处理大脑与知觉的关系上导向了“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还是一个能够将知觉、行动与环境统一在一起的融贯理论。在此基础上，PSM进一步提出，社会心智同样是贝叶斯大脑进行积极推断的结果。只不过，当对象是一个拥有与我高度相似生成性模型的个体时，预测过程会呈现“互惠性”的特征——当我预测他人的时候，他人也在预测着我。
 
作为一种凸显大脑神经动力机制的理论模型，PSM主要从亚人层次刻画了个体如何基于经验对他人的行动进行概率性的预测，却遗漏了社会心智在全人层次中的特征。在全人层次中，社会心智不以对他人心智状态和行动的预测为目标，而关注在特定的情境中，他人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才是可被理解的。这是因为社会中的个体不是一个绝对理性的推理机，而是基于特定限制的理性行动者。因此，只有将亚人层次的描述性预测和全人层次的规范性预期同时纳入PSM，社会心智才能够得到完整的说明。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2016年:《哲学研究》，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

[2]Andrews,K.,2015，“The Folk Psychological Spiral:Explanation,Regulation,and Language”,in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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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边策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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