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段时间算了算，我写了一部分但又没写完的文章，它们的字数加起来可能不止万把字了。昨天读了读孙宇凡学长的读博学习月记，也对我有些启发，让我希望更能多把我学习和思考的过程分享出来。最近一两个月我主要学习、思考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干预研究它在知识生产中的定位，以及它的实操层面，这个部分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并做了一篇文摘，希望本月能在“行动研究所”发出来；另一个部分更多是对自我的探索，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人类学对于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它跟社会实践、助人工作可以有怎么样的关系？这里我不打算给出一个答案。我希望以一个海德格尔的方式去探索它。转引来自《牛津通识读本：海德格尔》的一段话：向死而在把此在从常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确保了其决心的本真性。然而它自身并未告诉此在该做什么，甚至没有为其命运提供一系列可能性。为此，此在必须回到曾在，可能是回到其出生之时，但更可能走得更远。在那儿呈现出无尽的可能性，那里有伟大的哲学家、将领、政治家、艺术家、圣人、情人，他们的行为和作品都是此在遗产的一部分。其中也有卑微的教堂司事比如海德格尔的父亲；主角各种各样。此在必须“重复”或“取回”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必须“选择它的主角”（《存在与时间》，385）。在夏林清老师的文章《家庭田野中的劳动身形与历史讯息》里，大致呈现了一个行动者反身去看家庭承载的社会文化变迁，一方面训练了行动者对于社会文化结构如何落在个体身上的敏感度，另一方面也就是在“取回”一种可能性。稍拓展这样的思路，学科史以及当前不同院系之间的特色，亦对我们“取回”学科的可能性大有助益。这也是我特别认可孙宇凡学长分享课程大纲，自己也扒过一些课纲的原因。这篇推文我就希望非常简要地介绍一下加州整合学院的“人类学与社会变革”（Anthropology and Social Change）项目，分享学科的一种可能性。加州整合学院最为人所知的是它的整合实践，包括对于深度心理学、传统医学、灵性和艺术的整合。它的研究生项目开设有中医、亚洲哲学与文化、应用心理学、社区心理健康、表达性艺术治疗、戏剧疗法、女性灵性、纯艺、整合健康研究和人类性学等专业。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加州整合学院则开展了“人类学与社会变革”项目，它希望能够通过激进民族志打破研究与政治行动主义、局内人与局外人还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立，主旨是探索现存的替代性（方案）与社会变革的可能性（explore existing alternativ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social change）。在硕士阶段，主要聚焦在如何让社会行动和大学产生对话，翻译彼此的经验与知识。其课程由研究课程和行动者技能课程组成。前者的课程包括有“全球社会运动”、“行动者民族志”、“生态、气候与自然危机”和“当代资本主义”等；后者的课程分为组织类课程与媒介/传媒类课程，具体包括活动、司法、政策分析、写作、广播和纪录片等课程。The MA in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ffers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research, theory, and skills that are relevant to careers in educ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work. Our program has been structured to respond to two related aims: the first is to provide a particular experience in training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and the second is to provid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skills required by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nprofit/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Like our sister programs in Leeds, Maynooth, Puebla, and Exeter, the program will offer students extensive knowledge of critical theory and activist anthropology; academic skills needed for continuation of their graduate studies; engagement with the important debates in anthrop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experience in working with networks and community groups; competence in various activist research techniques; organizing and media skills appropriate for employment in a range of progressive and social justice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s.课程结构主要回应两个目标，一个是在学界进行研究的训练，另一个是在社会运动、组织中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而博士的项目更加聚焦在现存的、有形的乌托邦（concrete utopias）上，比如底特律的社区花园、喀拉拉邦的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非裔美国人社区的街区教学法（pedagogy of the block）和南亚的边缘医疗实践等等。基于对另一种可能性的相信，通过人类学研究，去看到那些正在创造切实可行替代性方案的人，去发现能否在他们已经做的事情里寻找更大的意义，接着将这些想法、观念回馈给大众。这不像是给社会开一剂处方，而是作为礼物回馈给社会。We ask our students to do precisely this: to look at those who are creating viable alternatives, to try to figure out what might be the larger implications of what they are already doing, and then to offer those ideas back, not as prescriptions, but as contributions, possibilities-as gifts.博士阶段的课程系统性地对替代性进行了探索，包括替代性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司法体系、亲属关系、性存在和认识论等等。我不打算在本体论、认识论或是方法论的层面对这个项目做进一步的解读，我明白其中有很多值得商榷，或者说至少需要进一步辨明的部分。单纯从感受上来说，这个项目有回归到人类学对于非现代社会如何组织起来的传统。至少说，这个项目对于自己的认同/承诺（commitment）异常清晰，按照夏林清老师的说法，便是一种“对自己处境与特色的认定”。对比社会学史，这个项目的特色显得更加有趣。我们知道实证主义是美国社会学的底色，一种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的号召定位了自己为社会建设服务的重要角色。但这个角色常常受到质疑，一方面是往往疏于对于理论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也存在单纯为社会建制、社会控制或说“福利国家”服务的质疑声。而这个项目的“实用性”并不比社会学声称得要少，但不试图以因果推断给出一个理想的模型，而是通过“回馈礼物”式的研究来打开更多社会的可能性。我并没有想要表示社会学学科存在有怎样内在的问题，也不希望这会被解读为对证据积累的轻蔑。人类学学科究竟在做出怎样的承诺，又该做出怎样的承诺，同样也是模糊的。就好像这个项目对于民族志的强调，似乎就落入了Tim Ingold对于民族志批判的范畴内。但它对民族志的意义挖掘，似乎又一定程度突破了把人类学简化为民族志案例积累的困境。人类学的实践意味着与（with）人一起研究，而不是对他们进行研究——就好像我们在大学里与老师一起学习/研究。这么做是为了使我们更加智慧和成熟，增强我们的观察、推理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期待将来我们能够把这些能力用于任何可能面临的问题上。
借此他将参与式观察视作一种教育，我想这是一种自我教育，也是一种民众教育。这和公益领域常常会有人号召人类学训练的依据。另外，他又将人类学定位成一个思辨性的学科。我明白他对于人类学学科或是人类学者用自己声音说话的期待，人类学家不应躲在民族志背后，借着田野说话。因为这时反倒将研究对象切切实实地客体化为自己发声的工具了。但“参与式观察”到底还是观察，我想我还是更期待自己真正委身其中，共同行动。这也是我会选择金匠的“应用人类学与社区发展”（Applied Anthropolog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项目，现在又会想要介绍这个项目的原因。经过近三年的探索，我越发肯定自身追求与方向选择是高度契合的。解放取向的行动研究能够很好地将人类学训练与来自社工、社区发展和心理咨询的实务训练整合起来，也给创造性的手法留足了空间。虽然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我在这方面的探索做过系统的梳理，但相信过往的推文有把我思考的过程部分呈现给了大家。这还是一个进行中的工作，期待和更多的朋友进行这方面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