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员额制，已经严重制约办案效率？究竟应该如何改？

近日，网上出现的某地法院近日裁判的一则二审判决书最后一页显示，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的理由居然是，“一审法官未到庭参加庭审，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应发回重审”。

有网友震惊，平时见到的都是原告被告未按时到庭，被法官按照缺席给审判了，没想到，居然可以法官也不到庭，案件就给判决了；不过，业内的网友则表示无奈，法官动辄一人领着几个助理、几个书记员的一年审理几百上千个案件，哪有时间每个需要开庭的案件事必躬亲，出现法官助理给把案件开庭审了，也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更有网友表示，据他们的亲身经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只不过二审再审对程序的要求不高，当事人更注重实体结果罢了。

2016年开始推及全国、以法官员额制为核心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今年已经进入了第八个年头。推出的各项改革举措从落实到配套、完善，究竟到什么情况了呢？可以这么说吧，除了法官员额制，其他的改革内容，不是如法官惩戒制度、案例检索制度等再无下文，就是如裁判文书庭审直播公开、立案登记制度、法官独立裁判等，不同程度的再次回归改革前，只有从法官助理中遴选员额法官、硬性的控制法官的编制及数量，还在一直坚持着。

司法改革之前，各级法官的数量是不受控制的，凡是具有政法编制的人员，只要通过了司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根据院长提名经过了当地人大的任命，就可以成为法官。

据说是为了提高法官的人均结案数量，或是为了赋予法官独立案件裁判权的精英化......司法改革设定了法院人员编制39%的法官数量上限，要施行数量恒定、人员动态的法官员额制。

截至2017年4月的第一轮司法改革，经过法院内部组织的筛选遴选，全国法院21万多名法官，仅保留12万余名员额法官。此后，又经过了几轮的遴选，新增了部分员额法官，每年根据空缺情况补充，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大概14万左右的全国法官数量，并且长年保持数量固定。

如此保持法官数量的恒定，是否能够适应法院每年审理执行新收案件数量变化的需要呢？

2021年11月23日，最高法院整治年底不立案相关工作情况的新闻发布会给出的数据是，2021年1月至11月15日，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3051.7万件，同比2020年同期，新收案件数量增长10.8%；与2019年同期相比，新收案件增长3.8%。

可全国法官的数量呢？并未随着法院案件数量的增长而增长。最多也就是官宣的，根据各地法院案件数量，在省级区域内进行法官员额的数量进行倾斜。人案矛盾、案多人少，改革前的现象，再次成了各地各级法院工作报告的当下头等面临问题。

以上是法官员额制面临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则是另一方面景象。

经过了七八年的员额法官队伍恒定、单独的法官待遇及晋升制度的改革红利之后，改革之初有人曾警示过的员额固定化、待遇化、福利化等问题，正在成为现实。员额制，正在失去应有的动态化激励作用，反而成了利益固化的办案制约因素。

举个例子，某地基层员额法官四十几名，其中有包括一把手在内的院长级别领导五名，审委会专委两名，还有庭局室办正职十几名，这就占据了员额比例的一半以上。还有几名退居领导职务下来的法官，也占据了员额待遇，需要给予照顾。剩下的包括副庭长在内的十几名员额法官，需要挑起全院每年一万多起案件的审判执行任务，不喊累才怪。

从改革之初就要求院庭长带头办案，还要办疑难复杂案件，可行政权考核权就掌握在这些领导手里，谁能有权要求和监督他们真正落实到位呢？占据了领导职务的员额法官，大多都是四十出头，距离退休还有十几年，长期占据着领导职务，却利用各种理由不办案或只办理简单案件，更是借助推行的“阅核制”可以冲抵办案任务，基本脱离了办案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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